二
先生：
给您描写过斗牛以后，按照木偶戏“越演越精彩”那种令人赞赏的规律，我只能给您讲一个行刑的故事。我刚看过一次行刑。如果您有勇气看我写的东西，我就向您汇报一下。
首先，我必须给您解释为什么我去看行刑。在外国，你不得不什么都看，因为你总怕一时的懒惰或厌烦会使你失去观看一种奇风异俗的机会。再说，被绞死的那个可怜人的故事曾经使我产生过兴趣：我想看看他的面庞，总之，我很乐意拿我的神经作一次实验。
下面就是那个绞刑犯的故事。(我忘记打听他的名字了。)这个人是瓦伦西亚郊区的一个农民，性格坚定而果敢，颇得人们的敬畏。他是村里最受人注目的人物。谁也没他跳舞跳得好，甩棒
甩得远，知道古老的抒情歌曲多。他不爱吵架，但人们知道，一点点事便会使他暴跳如雷。如果他扛起他那支喇叭口火枪作旅游者的陪同，就没有一个强人敢拦截他们，即使他们箱子里装满了金币。所以，看见这个年轻人天鹅绒外衣搭在肩上，神气活现地在路上走，趾高气扬地大摇大摆，的确是一种乐事。总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太岁。花花太岁既是下层阶级的纨绔子弟，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名誉的人。
卡斯蒂利亚人有一句针对瓦伦西亚人的谚语。我认为完全是错的。谚语这样说：“在瓦伦西亚，肉就是草，草就是水。男人是女人，而女人则什么都不是。”我向您保证，瓦伦西亚的饭菜好极了，那里的女人非常漂亮，而且比西班牙其他任何一个王国的女人肤色更白。至于男人如何，您马上便可以知道。
要举行一场斗牛了，花花太岁想去看，但腰间不名一文。他算计好，有一位保王志愿军的朋友那天当值，会让他进去。可是不。那名志愿军对命令一丝不苟。花花太岁非进去不可，志愿军坚持不让。双方骂了起来。总之，志愿军狠狠地给了他肚子上一枪托。花花太岁撤退了。但有人发现他脸色煞白、双拳紧握、鼻翅翕张、眼神不对，这些人心里想，很快便会出事了。
半个月以后，那个粗暴的志愿军被派遣跟着一个小分队去追捕走私犯。在一个偏僻的小客栈里歇息。夜里，突然一个声音喊那个志愿军：“开门，是你老婆派我来的。”志愿军只穿了一半衣服便走下楼来。刚一开门，喇叭口短铳火光一闪，烧着了他的衬衣，把一打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凶手跑了。谁打的枪？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当然，杀他的不是那个花花太岁，因为有十几个虔诚正直的保皇派妇女各以圣徒的名义，吻着她们的大拇指起誓说，就在罪案发生的时候，都在各自的村子里看到了那个花花太岁，而且几点几分，丝毫不差。
而那个花花太岁则公开露面，脸色开朗，态度坦然，仿佛刚摆脱一宗恼人的心事。就像在巴黎，有人在一次决斗中勇敢地击断了一个狂妄者的胳臂，晚上居然在托尔托尼露面一样。趁此机会，您可以看到，暗杀在这里是穷苦人的决斗，比咱们的决斗严重得多，因为一般来说，要死掉两个人，上流人则更经常地是彼此划破皮肤，而不是相互杀戮。
一切都平安无事，直到有一个警官出于过分的热心(有人说因为他刚上任，也有人说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女人不爱他而爱花花太岁)，竟打算逮捕这个可爱的人。但仅限于威胁。他的情敌一笑置之。可是，到了后来，他真要揪住他的脖领时，花花太岁却让他“吞了一条牛舌”。这是当地的说法，意思是给了他一刀。合理防卫难道能够就这样使一个警官的职位出现空缺？
在西班牙，人们非常尊敬警官，几乎就像在英国一样。粗暴对待一位警官等于犯了弥天大罪。因此，花花太岁被抓进警察局，关入牢房，审讯、判刑，时间拖得很长，因为这里的司法程序比咱们国家还慢。
您只要心肠好一点，也会像我一样，认为这个人不应该有如此下场，他的倒霉实在是命中注定，而且法官们完全可以把他放回社会，成为社会的点缀(律师的说法)，而不必在良心上感到太过不去。但法官们并没有这种诗意般的崇高想法：他们一致同意判处他死刑。
一天晚上，我偶然经过菜市广场，看见几个工人忙着将一个搭得很奇怪的架子竖在路灯上，样子有点像个方拱。工人周围有一圈士兵驱赶好奇的人。理由是：竖绞刑架(其实那的确是绞刑架)是一种劳役。被征调的工人不能不干，否则就是造反。作为补偿，当局精心安排他们几乎是秘密地去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公众舆论认为那是不光彩的工作。所以他们干活时有兵士团团围住，把群众隔开，而且是夜里干，这样别人便不能认出他们，而他们第二天也就不致于被人喊做绞架工了。
瓦伦西亚的监狱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塔楼，造型相当美观，尤其是对着河边的正面。塔楼在城的一端，是该城的城门之一，被称为“山民门”。从平台下望，可以看见瓜达拉维阿河、河上的王道桥、瓦伦西亚的悠闲去处以及周围风景如画的原野。被关在四面墙壁之内，看见外面的田畴，欣喜中也带着相当的苦涩。不过，到底也是一种快乐，实在应该感谢允许囚犯登上平台的监狱看守。对某些犯人来说，最微小的享受也要付出代价。
死囚要从这个监狱走出来，乘驴穿过城里最繁华的街道，走到菜市广场，在此一命归西。
我和一位愿意陪同我去的西班牙朋友很早便来到“山民门”前，本以为清晨便会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可是我估计错了。匠人们安静地在铺子里干活，卖完蔬菜的农民正纷纷出城。除了有十二个龙骑兵在监狱大门附近列队以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我想，瓦伦西亚人不热衷观看处决犯人不应归之于他们过分心软。我也不知道是否应像我的向导那样，认为这种场面已经使他们感到十分厌烦，因而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也许，这种漠然的态度来自瓦伦西亚人勤劳的习惯。他们这种对耕耘和收获的热爱不仅在西班牙各地区人民中而且在全欧洲各族人民中是非常突出的。
十一点，监狱的大门打开了。立即走出了一队人数相当多的方济各会修士。队伍前面，一位苦修修士举着一个带耶稣受难像的大十字架，两旁各有一名四品修士，用长棍挑着两个灯笼。十字架上的耶稣大小和真人一样，用纸板做的，描绘得惟妙惟肖。西班牙人总是想办法把宗教弄得十分可怕，画他们殉教者所受到的大小创伤和身上被拷打的痕迹的确技艺超群。在这个行刑时出现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又是血，又是脓，又是斑驳的紫块，简直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难看的解剖图像。举着这个令人恶心的十字架那个人在门前停下。士兵们也稍稍走近来了，他们后面聚集了一百个左右看热闹的人，离得很近，连前面做什么、讲什么都能看得和听得一清二楚。突然间，犯人在其忏悔神甫的陪同下出现了。
那犯人的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又高又瘦，看样子三十岁。额头很高，头发很密，又黑又直，像刷子的鬃毛一样。眼睛很大很深，似乎炯炯有神。他光着脚，穿一身黑色长袍，长袍上在心的部位缝了一个红蓝两色的十字。这是垂死者救助会的标志。他的衬衣领子很皱，搭拉在肩上和胸前。一根发白的细绳在他黑布袍上显得很突出，在他的身体上绕了好几圈，复杂的绳结把他的胳臂和双手捆成祷告的姿势。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十字架和一个圣母像。他的忏悔神甫五短身材，又肥又胖，脸色红润，样子很慈祥，但一看便知道是一个从事这种职业已经很久、和其他许多死囚打过交道的人。
犯人背后站着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纤弱，神态温柔而腼腆的人，穿一件褐色上衣，黑短裤，和一双黑色的真丝袜。如果不是戴着一顶像持矛斗牛士斗牛时戴的帽子一样的灰色宽边帽子，我真以为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公证人或者警官哩。一看见十字架，他便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这时，我发现帽顶上有一把小小的象牙梯子，那是帽徽，说明他是刽子手。
犯人以前不得不弯腰才能穿过监狱大门上的边门，现在把头探出大门的时候，他直起全身，睁开一双大眼，迅速扫了一下人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觉得他吸气时神情很愉快，仿佛一个长时间被关在狭小而令人窒息的牢房里的人一样。他的表情很奇怪，并不是害怕而是不安，似乎听天由命，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假装勇敢。我心里想，如果我在同样的处境，真希望自己也有这样好的表现。
他的忏悔神甫叫他在十字架前面跪下。他服从了，并且亲吻了那个丑陋形象的两脚。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了，顿时鸦雀无声。忏悔神甫发觉了这一切，便举起双手，让他们放松。他的衣袖很长，在作演讲姿势的时候，很可能有点碍事。接着，他开始发表一番可能已使用过多次的演说，声音洪亮、铿锵，但由于周期性重复同样的语调而显得千篇一律。他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口音纯正，用地道的卡塔卢尼亚话侃侃而谈，但犯人也许只是一知半解。每句话开始时都声音刺耳，提高用的是假声，不过，结束时则又低又沉。
他大体上告诉他称之为兄弟的犯人：“你死有余辜，只判你绞刑实在已经宽大，因为你罪大恶极。”这里，他对犯人所犯的谋杀只提一句，但对罪人年轻时不信教因而堕落这惟一的原因却滔滔不绝。接着，他说得越来越兴奋：“你罪有应得但你即将受到的刑罚比起天上的救世主为你而忍受的闻所未闻的痛苦，又算得上什么呢？你看看这儿流的血，这些伤口，还有……”他用西班牙语所能做的全部夸张，并用刚才我向您谈到的那个难看的人像作说明，原原本本地详述了耶稣受难时的种种痛苦。结束语比开场白还精彩。他说，但可惜太长了，上帝无限仁慈，一个真正改悔的罪人可以平息他事出有因的怒火。
犯人站起来，有点粗暴地对神甫说：“神甫，只消说我即将魂归天国就成了。咱们走吧。”
忏悔神甫对自己那番话感到非常满意，回到监狱去了。两名方济各会修士接替神甫的位置，来到犯人身边，要到最后一刻才离开。
犯人首先被平放在一张席子上，刽子手把席子往自己身边拉了拉，但一点也不粗暴，如同受刑者和行刑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这完全是形式，好让人觉得一字不差地按判决书规定执行。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在柳席上拖行示众后绞决。”
然后，不幸的人被抬上驴子，由刽子手牵着笼头。两边是那两个方济各修士，修士前面走着长长的两队方济各僧侣和世俗人士，他们都是“被遗弃者善会”的成员。当然没有忘记旌麾和十字架。驴后面是一位公证人和两位警官，警官穿着法国式的黑礼服，短裤丝袜，腰佩长剑，坐下鞍辔十分蹩脚的劣马。一小队骑兵殿后。队列缓缓前进，僧侣们用低沉的声音诵读连祷文。一些身披斗篷的人在队伍周围走动，手托银盘为那可怜而不幸的人向围观者募捐。所得的钱将用来做几台弥撒使他的灵魂可以安息。对一个即将问绞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看见盘子迅速装满十生丁的钱币，心里倒是一种安慰。大家纷纷解囊，不信宗教如我，也带着虔敬的感情，献上了一份心意。
说真的，我喜欢这些天主教仪式，也愿意相信。在这种场合，此等仪式比我们的马车、警察和法国处决犯人时庸俗无知的队伍感人何止十倍。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喜欢这些十字架和队列，因为它们一定能够大大减轻犯人临刑前的痛苦。这种凄惨的排场首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而虚荣却是我们心中最后消失的感情。其次，这些他自童年起便尊敬，而今并为他祈祷的僧侣、那些歌声、为了给他做弥撒而募捐的人的声音，这一切都会舒缓他的痛苦、排解他的忧愁，使他不去考虑等待着他的命运。只要把头往右一转，这边的方济各修士便和他说上帝无比仁慈。往左，另一位方济各修士随时会对他夸赞圣徒弗朗索瓦法力无边，可以为他说情。他走向刑场，仿佛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两边有两位军官，对他监督，同时也给他鼓励。一位哲人曾经大声说过：犯人一刻也得不到安宁。这样倒好。让他的心灵不断处于激动的状态会使他不去思索更能折磨他的事情。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僧侣，特别是沿街乞讨的丐帮对下层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尽管偏执的自由派人士听了会不高兴，他们事实上是不幸的人们从生到死整个时期的精神支柱和安慰。举个例子来说，使一个待决之囚三天不萌他念是一件多苦的差事啊！我想，假如我不幸被判绞刑，而身旁又有两位方济各修士和我谈话，我绝不会感到不高兴。
队列所走的路线弯弯曲曲，好经过最宽阔的街道。我和我的向导选择一条较直接的路线，以便再见犯人经过一次。我发现，从他走出监狱到我再次看见他的这段时间内，他的身躯深深地弯了下来。他渐渐垮了，头垂到了胸前，仿佛只有颈部的皮肤支撑着似的。但我在他脸上却见不到害怕的表情。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手里的肖像。如果目光离开肖像，那也只是看看旁边那两位方济各修士，他似乎对修士的话很感兴趣。
这时，我本来可以走了，但有人催我去大广场，到一个商人家里去，随我的意，或从阳台上居高临下观看行刑，或回到屋里，不看这种景象。于是我便去了。
广场上，人远远没有站满。卖水果和药草的摊贩并没有挪动地方。人们可以随便走动。横梁上有阿拉贡纹章的绞刑架立在丝绸交易所前面，那是一幢摩尔式豪华大楼。菜市广场很长，两边的房子虽然是多层楼房，但很小，每排窗户都有铁造的阳台，远看仿佛是些大笼子。相当多的这类阳台上并没有看热闹的人。
在我要坐的阳台上，我发现有两位十六到十八岁的年轻小姐，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无拘无束地扇着扇子。两个都很漂亮。从她们十分干净的黑丝连衣裙、缎子鞋和缀着花边的头巾来看，我断定她们是富家千金。我这种看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们虽然用瓦伦西亚的方言交谈，但完全听得懂西班牙语，说得也很纯正。
在广场的一角，搭了一个小祭台，与绞刑架相距并不太远。保皇志愿军和正规军排成一个巨大的方阵将这个祭台和绞架团团围了起来。
队列过来了，士兵们让开一条路，犯人被从驴背上搀下来，带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祭台前面。僧侣们把他围住。他跪下来，频频亲吻祭台的台阶。我不知道人们对他说些什么。这时候，刽子手仔细检查绞绳和梯子。检查完毕，便向仍然跪着的犯人走去，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循例对他说道：“兄弟，时间到了。”
所有的僧侣，除了其中一个以外，都离开了犯人，似乎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一个人。刽子手把犯人引向梯子(确切点说是木板造的台阶)，同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顶大帽子放在他的眼前，不让他看见绞架，但犯人甩甩头，似乎想推开帽子，表现他有勇气面对绞刑的刑具。
钟敲响十二点，刽子手牵着犯人，走上祭台的台阶，犯人举步维艰，进一步，退两步。台阶很宽，只有一边有扶手。僧侣站在扶手那边，刽子手和犯人从另一边登台。僧侣不断说着，还频频做着手势。走到台阶上面的同时，刽子手以飞快的速度把绳子往犯人脖子上一套，有人告诉我说，那僧侣叫犯人背诵《信经》。接着，他提高嗓音，大喊道：“兄弟们，和可怜的罪人一起祈祷吧。”我听见身旁有一个柔和的声音激动地念道：“阿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位瓦伦西亚美女，她的两颊变得更加红润，还迅速地扇着扇子。她聚精会神地往绞架那边看。我也往那边看去。只见僧侣正走下台阶，犯人身体悬空，刽子手骑在他肩上，他的仆人拽着他的双腿。
一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瓦伦西亚
附言——我不知道您的爱国主义是否能原谅我对西班牙的偏爱。既然我们谈到死刑的问题，那我一定会告诉您，我喜欢西班牙处决犯人的程度是否超过我们国家处决犯人的场面。我喜欢他们的苦工船超过我们每年送一千二百个坏蛋去服刑的苦工船。请注意，我这里谈的并不是我从未见过的非洲苦役牢房。在托利多、塞维利亚、格林纳达、加的斯，我见过许多苦役犯，我觉得他们并不太苦。他们的工作不是修路便是补路，穿得相当破烂，但脸上并没有我在咱们的苦役犯脸上看到的那种深深的失望。他们吃的是用大锅煮的蔬菜牛肉，和看守他们的士兵吃的一样，然后在阴凉地抽雪茄。我尤其欣赏的是当地的民众并不像法国的民众那样讨厌他们。原因很简单：在法国所有干过苦役的人都是当过小偷，或者干过更坏的事。在西班牙则相反，在各个时代都有很正直的人被判终身苦役，原因是持与当权者不同的政见。虽然这些政治牺牲品人数极少，但却足以改变舆论对所有苦役犯的看法。优待一个坏蛋总比慢待一位风雅之士来得好。因此，人们借火给他们点燃雪茄，叫他们朋友、伙伴。他们的看守也不让他们感到他们是另一种人。
如果您不认为这封信太长的话，我给您讲一个我不久前遇到的故事。这件事会让您知道，西班牙老百姓是怎样对待苦役犯的。
我离开格林纳达去巴伊伦的时候，路上遇见一位伟大的人物，他脚穿麻鞋，迈着军人的步伐，身后跟着一条长卷毛小狗。他的衣服形状怪异，和我以前遇见过的农民所穿的都不一样。尽管我的马一路小跑，他仍然毫不费劲地跟了上来并和我搭话。我们很快便成了莫逆。我的向导用“您”和“先生”称呼他。他们谈到了他们两人都认识的某个管牢房的人。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下，要了点葡萄酒。牵狗的那个人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咸鳕鱼请我吃。我向他建议把我们的午饭合着吃，于是三个人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跟您说句老实话，我们三人共喝一瓶酒，原因是方圆四公里内连个酒杯也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怕累赘，带一条那么小的狗出门旅行。他告诉我说，他此行就是为了这条狗，他的上级命令他把这条狗带到雅恩交给他的一位朋友。我看见他没穿军装，又提到什么上级，便问他：“那么您是民团？”“不，是苦役犯。”我有点惊讶。“您怎么没从他的衣服看出来呢？”我的向导问我道。
再说，这人是个老实的骡夫，行动举止一点也没改变。他先把酒瓶给我，因为我的身份是老爷，接着给苦役犯，自己最后喝。总之，他按照西班牙老百姓之间彬彬有礼的做法对待那个苦役犯。
“那么您为何要服苦役呢？”我问我的那个旅伴道。
“噢，先生，为了一件倒霉的事。我身上有几条人命。”
“怎么搞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是民团，和二十多个弟兄押解瓦伦西亚的一队苦役犯。路上，他们的同伙想来搭救，同时犯人本身也暴动了。我们的队长很为难。如果把犯人放掉，他便要对他们将来所出的一切乱子负责。他拿定主意，向我们大喊了一声：‘向犯人开火！’我们开了枪，打死了十五个犯人，并且把他们的同伙击退了。这件事发生在那个著名的宪法时代。等法国人打回来，取消了宪法的时候，我们这些民团就被人告了，因为在死去的苦役犯中间，有好几个保皇派的老爷，是立宪党人送去服苦役的。我们的队长已死，罪就落在我们头上了。现在我的刑期快满了。由于我表现好，狱官很信任我，所以派我将这封信和这条狗带去给雅恩的狱官。”
我的向导是保皇党人，而很明显，苦役犯是立宪党人，但他们却相处得十分融洽。等我们继续上路时，那头卷毛小犬却累坏了，苦役犯只好用上衣把它裹起来背在背上。这个人的谈话使我高兴极了，而他呢，我请他抽雪茄并和我一起吃午饭，也使他对我很有好感，因此愿意随我一直到巴伊伦。“路上很不安全，”他对我说道，“我到一位朋友那里要支步枪。这样即使咱们遇见半打强人，他们连您的一条手绢也抢不去。”“可以，”我对他说道，“如果您不回牢房，您就有被延长刑期的危险，也许一年？”“得了！有什么关系？完了您给我个证明，证明我送过您一程。再说，让您一个人走这条路，我心里也不安……”
如果他没和我的向导闹翻，我本来会同意他送我的。闹翻的过程如下：道路好走的时候，我们的马总是快步疾走，他跟在我们后面跑了三十二公里，突然肆无忌惮地说，即使我们纵马飞奔，他仍然能跟得上。我的向导不信他的话：我们的马并非完全是劣马，我们前面足有一公里是平原，苦役犯背上还有他那条狗。于是便向他挑战。我们纵马急驰，但这个鬼东西的确长着民团的腿，我们的马怎么也超不过他。马的主人下不了台，他永远不能原谅苦役犯对他的羞辱，便再也不和他说话。等我们到了加姆彼若·德·阿莱纳斯的时候，他做得很巧妙，使苦刑犯以西班牙人特有的判断力知道，自己继续留下就太不知趣了，于是便告辞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