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最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里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
降及唐宋，韩愈、柳宗元“以笔为文”（刘师培《论文杂记》），将以往属于诗赋、骈文的抒情、描写功能移植于散体单行的“古文”。欧阳修效法昌黎，又自成一家，使古文传统放出了新的光辉。两宋之人，莫不以韩、欧为圭臬，“唐宋八大家”互相唱和，推波助澜，终使散文成为与诗分庭抗礼的正统文学样式并达到全盛，而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杂记的大量兴起，则是“古文运动”最丰硕的一枚果实。
及至元明清，随着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与壮大，戏曲和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正统的诗、文便日趋衰落。但其中仍有“秦汉”与“唐宋”的派别之争、晚明小品的短暂兴旺、桐城派的局部创新，为散文特别是记叙文增添了一些名作。
在文体的划分上，记叙文是一种大的分类，其范围很广，所含体类甚多，其中史传、游记、笔记等类，佳作如林，各具特色，均可自成一册。而本书所选，实为史传、游记、笔记之外的记叙文，大致相当于古人所称的“杂记”。
将以“记”名篇的文章称为“杂记”，始自清代姚鼐，在他之前，只称为“记”。这类文章，虽然大多以“记”命名，但内容纷繁多样，形式不拘一格，确实很“杂”。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道：“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将史传之外的记叙文全部包括了进去。林纾解释姚氏的定义说：“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亭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然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春觉斋论文》）主张按照所记内容再分为几类。其中山水游记一类，由于备受历代作者的青睐与读者的喜爱，从涓涓细流渐汇为洋洋大川，脱离母体而自成气候，往往被单独列为一类，剩下的杂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园亭楼台记
园亭楼台记往往被误与山水游记混为一谈。其实，山水游记一般记述作者某时某地的一次游历及观感，而园亭楼台记却往往并无游踪，也不限于一时一地之景，所记亭台不一定是作者所建，甚至并非作者亲眼所见，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此外，如林纾所言，它们还有刻石与否的差别。
但两者也不是全无联系，园亭楼台往往离不开山水。人们常说“人杰地灵”，地为钟灵毓秀之地，人才愿把自己的感情与智慧倾注其上，修建园亭楼台，增添人文景观。有了这些亭台，其地更显得“灵气逼人”，同时，这些亭台又往往因为一篇精美的记文而名闻遐迩。正如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在给范仲淹的信中所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
韩愈的《燕喜亭记》，柳宗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等，都能够立足于所记之亭，既说明建亭的动机与过程，又描绘周围景物，既歌颂建亭者的才德，又抒发自己的感情，情景融合无间，是园亭楼台记的奠基之作。
到了宋代，园亭楼台记便名篇迭出：如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真州东园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曾巩的《墨池记》、《道山亭记》，苏轼的《喜雨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等等，不一而足。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不再“替人作嫁衣”，而是自己建楼，自己作记，抒发自己的感情，隐寓自己的愤慨，对竹楼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感情则真切含蓄，极具张力。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流芳百世。作者描绘了洞庭湖上的两种不同景观以及它们所引起的不同反应，抒发了自己不同于二者的伟大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意高远，文辞畅达，内容与形式都堪称一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一篇杰作。作者用几笔勾勒出山间朝暮与四时的景色，并描绘了与滁人同游同乐的情景。文章虽是苦心经营之作，却又显得浑然天成，是兼具物境之美与人情之真的典范性作品。
明清以后虽然也有园亭楼台记不断涌现，却很难再见这样的胸襟和笔墨了。
二、书画器物记
书画器物记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对原画、原物进行工笔式的描摹，巨细无遗，力图使其原貌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一类的开山之作，同时为代表作的，是韩愈的《画记》。此文不到六百字，就将一幅画上的四五百样人、兽、器、物全部描摹出来，不能不令人惊叹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夫。文章末段记叙此画得失过程，其中流露出的爱画之意，使全文免于流为一篇流水账式的文字。明代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魏学洢的《核舟记》都显然是受昌黎的启发而作，也是这一类中的上乘作品。
另一类则对原画、原物的内容只用寥寥数笔勾勒，而把记叙的重点放在与之相关的人事变迁、情感波澜上，虽为画记而意在画外。这一类不以精雕细刻见长，而以情思摇曳见胜。如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起笔先写一段绘画理论，然后由理及人，引出画竹名家文与可，以生动的闲言趣语、诗书往来记述文与可的为人以及作者与他的交往，写得情趣盎然，姿态横生。苏洵的《木假山记》、清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与上文风格不同，却同属一类。
三、人事杂记
这一类杂记以记人叙事为主，一般“随事命名，不落体格”（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历代作家都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出发，抓住生活中富有社会意义或饱含深情厚意的人物事件，骋才运笔，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体例各异、风格不一的记叙文佳作。
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通过捕蛇者自述遭遇来表明赋敛之毒远甚毒蛇，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十分扣人心弦。宋代的几篇人事杂记也各具特色：王安石的《伤仲永》词浅意深，见解精警；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风格平易，条理清晰；朱熹的《记孙觌事》寓辛辣的嘲讽于不动声色的记述；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以隐讳曲折的笔法抒悲愤欲绝之情。
明代“唐宋派”主将归有光最善于记述家人、邻里、朋友们的日常琐事，并在其中寄托深情。比如他的名作《项脊轩志》，围绕一座“百年老屋”记述了几件小事，表达了他对祖母、母亲、妻子的怀念。清代“桐城三祖”之一方苞所作的《狱中杂记》，也极富特色。此文纯以真实清晰的记叙取胜，几乎不加议论，便将清朝天子脚下的狱中黑幕一层层揭开，暴露出其中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不忍卒读。
另外还有一些杂记，很难归入以上几类，却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厅壁记，本来是一种官样文章，而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则天才溢出了常套，完全写成了一篇讽刺小品。又如清末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托物喻人，巧妙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表达了自己的爱才、惜才之心，寓意非常深刻。
以杂记为主体的记叙文，既不像论说文那样与政治、伦理联系密切，也不像实用性散文那样程式化，因而便于作家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抒发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的个性。文如其人，正如美国著名散文家E. B. 怀特所说：“世上有多少种人的态度，就会有多少类散文的韵味。”我们身处这个“散文的时代”，阅读这些充分个性化的散文佳作，倾听古人的生命感悟在我们的心灵上敲起回音，肯定会获益匪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