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德国论》
这本遭到强烈反对、长期受到压制的谈德国的书是斯塔尔夫人的文化修养和聪明才智最成熟的产物。在她较长的作品中，这样全神贯注于主题，显然完全忘记了自己，这还是第一本。在这本书里，她不再去描写自己，只是讲到在德国旅行以及和这个国家那些卓越人物谈话时才提到自己。她不再那样自我辩护和自我赞赏，而是向她的同胞全面地介绍了一个崭新世界。法国人对德国文化生活的最新了解是，柏林有一位国王，他每天由法国学者和诗人陪着吃饭，把他写的无足轻重的法文诗送给伏尔泰修改，而且根本否认存在一种德国文学。现在，没隔多少年，他们却了解到，就是这同一个国家在法国的常胜军把它踩在脚下的时候，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就仿佛变魔术似的产生了一种伟大的有教育意义的文学，有人竟敢把它和法国文学并列在一起，甚至摆在更高的位置。这本书对这个外国的文化生活和文艺作品作了全面综合的介绍。一开始它描绘了这个国家及其城镇的外貌；它还注意到德国南方和北方在性格上的差异，柏林和维也纳在风气和道德上的不同；关于德国的大学教育和佩斯塔洛齐
对儿童教育所赋予的新生命，它也作了介绍。从这儿它进而泛论德国的当代诗歌，并提供了许多诗和剧本片段的译文，从而把一切讲得更加清楚。作者还不惜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德国哲学从康德到谢林的发展情况，以此作为全书的高潮。
直到1870年法国人一直觉得德国人天真、善良、坦率，这都是斯塔尔夫人的书造成的。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统治时期，德国人曾使欧洲笼罩在刀光剑影之下，而斯塔尔夫人认识这个民族，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地位空前低落的时候，因而得出结论：这个民族性格是和平的，带田园味道的。在她看来，炉火的热气、啤酒和烟丝的气味造成了一种气氛，使这个民族形成一种古怪的迟钝、沉闷的特点；同时她还认为，他们的力量完全在于他们诚挚、认真的品格和他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她从不疲倦地赞扬德国人正直诚实，只是偶然间含蓄地谈到他们一般都比较粗俗、不够圆通。我们觉得，他们的谈话常常使她厌烦，但这一点她归咎于社会习俗和语言特点。她说，如果一种语言通常要把一句话说完意思才清楚，因此几乎不可能采用使交谈变得生动的插语，同时也不可能老把句子的要点留到句子末尾去说，那么用这种语言把话说得干净利落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听话的人都很宽容耐心，说话人也就不担心使人厌烦，于是就啰啰唆唆、翻来覆去，而外国人对于这样的谈话方式有时却感到厌烦，那是很自然的。就连那种老爱重复不关紧要的长长的头衔的习惯也必然会使谈话显得严肃呆板。
她描写德国妇女时显得亲切热情，但也不免带有一点讽刺的味道，例如：
“她们有独特的引人之处，动人的声音，金色的头发，明朗的面容；她们谦逊，但不像英国妇女那样羞怯；人们可以看出来，她们不常碰到比她们强的男人。她们总是用她们的敏感来使人高兴，用她们的想象力引人兴趣，对诗和艺术的语言很熟悉。她们靠热忱来卖弄风情，就像法国女人以她们机智和轻快的俏皮话来卖弄风情一样。完全忠诚是德国人性格的突出特点，这使爱情对妇女的幸福造成的危险性较小；她们对感情的信心可能比较大一些，因为对她们来说感情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在这里对轻蔑和不忠实的担心要比别处少一些。在德国爱情是一种宗教，不过它是一种诗意的宗教，只要是感情上说得过去的事它都是愿意容许的。
“可以公正地说，有些德国妇女的态度是相当可笑的，她们表现热情已经成了习惯，对她们来说这种热忱的态度成了仅仅是装出来的东西，她们语言乏味，使她们性格中可能有的一点活泼有趣或新颖独特的成分都一概消失。她们不像法国妇女那样坦率直爽，这丝毫不意味着她们是虚伪的，不过她们不能看清楚和判断事物的本来面目；明明白白的事实在她们眼前却像幻想一样掠过。即使她们偶尔变得轻浮起来，她们也仍然保有一丝儿伤感的情调，在她们的国家这是很受尊敬的。有一天一位德国贵妇人带着忧郁的神情对我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人不在了我心里也不想了。’要是法国妇女，她会用比较轻快的方式说出来，尽管意思是一样的。德国妇女所受的细致的教育和心地的天然纯洁性，使得她们行使的支配权温和而又持久。但使谈话生动起来、使思想活跃起来的灵活头脑在德国妇女中却是少有的。”
德国的精神生活必然给斯塔尔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她自己的国家里一切都僵化成了规章和习俗。在那儿衰老的诗歌和哲学已奄奄一息；这里一切都处于动的状态，充满新的活力、生命和希望。
她发现法国和德国思想上的第一个差异是他们对社会的态度不同。在法国，社会所行使的支配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国人天生那样的社会化，每个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必须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行动、思考和写作。1789年的革命，只靠派出信使带去消息，说最近的市镇或村子已拿起武器，就立即使革命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在德国却相反，没有什么社会；那儿不存在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没有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行事的愿望；在语言和诗歌方面也没有专横的法则。每个作家都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目的是让自己满意，很少去考虑读者，而法国作家的全部思想都围着读者转。在德国是作者影响公众，而在法国是公众和当时的风尚影响作者。在德国个人的思想有可能左右别人的思想，而在法国只有公众舆论能左右别人的思想。法国哲学家是社会人物，他的最大目标就是用清楚明白、引人入胜的语言把他的思想说出来。这个时候有一位德国思想家，脱离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单独住在偏远的科尼斯堡，以厚厚的一两本用充满艰深术语的语言写的书，使当代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位一辈子遭受狭隘的社会意识压迫的女人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不充满热情。
斯塔尔夫人感到同法国精神生活大不相同的另一点是德国文学中理想主义占统治地位。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认为人的意识和思想都是从感官印象中获得的，从而认为人的思想依从于物质环境，由物质环境所决定。斯塔尔夫人当然没有能力对这种哲学的性质和意义作出估计，但像真正的新世纪的人物，她厌恶这种哲学。她以女人的方式，不是用头脑而是用心灵来判断它，认为法国道德中引她反感的实利主义和法国男人对权威那种奴隶式的顺从都是由它引起的。她把孔迪亚克的感觉论和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作出论断说，没有任何学说比这更适合麻痹热情向上的心灵了，它把一切善都说成是正确理解自身利益的结果。她怀着真正的喜悦心情看到了在德国已被普遍接受的相反的学说。康德和费希特的伦理学，席勒的诗，正好赞扬了她一生所信仰的精神的统治地位。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宣称，这位富有灵感的诗人也在每一首诗中证明，精神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它有力量超越它，统治它，改造它。他们表达了她内心最珍视的许多信念。正是她对这些学说、对德国高尚胸怀和崇高理想的热情，促使她开始撰写《德国论》(正像达西特斯在他的那个时代写过《日耳曼论》一样)，目的是要在她的同胞们面前摆出一个真纯道德和思想力量的伟大榜样。
斯塔尔夫人一贯把热情看做是救世力量。她在《柯丽娜》中说过，她只承认有两类迥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有热情，另一类人鄙视有热情的人。在她看来，她在当时的德国找到了热情的故乡，热情在这个国家是一种宗教，它在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受到尊重。因此她在书的末尾对热情作了一番论述。不过她对热情、想象力和纯然精神力量的信仰也导致她作出许多轻率狭隘的结论。在对德国哲学上的理想主义感到高兴的同时，她却幼稚地对实验自然科学非常看不起，认为它只能造成事实的机械积累。另方面，自然哲学发现人的头脑可以依靠理性的推论从本身获得知识，——换句话说，这种哲学认为万物都是按照人的头脑的模式形成的——这在她看来简直是所罗门的智慧。她说道：“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概念，竟在人脑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之间找到了相似之处，把物质世界看成了精神世界的反映。”她在欣赏这个想法的美妙时，却没有看出它多么不真实，没有预见到不久将证明它是多么缺乏积极意义。她赞扬弗朗兹·巴得尔和斯特芬斯，而贬低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并仿效她的浪漫派朋友的样子，对千里眼和占星学，对一切似乎能证明精神支配力量的现象都要说上几句好话。
在这之前好些年，一本反对斯塔尔夫人的法文小册子就题名为《反浪漫派》。在这段时间她的浪漫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她看来，这样的精神至上论就是艺术上和哲学上的真、善、美。这说明了为什么她对浪漫派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特别是她的朋友扎哈里亚斯·维尔纳的戏剧那样过分喜爱，也说明了她为什么对歌德产生误解，他的伟大与其说让她高兴毋宁说使她吃惊，她时而对他表示宽容，时而引证他的原著，说她不能为他的作品的精神实质辩护。她在《柯林斯的新娘》的散文译本序言中写道：“我确实既无法为这首诗的主旨又无法为诗本身辩护，不过我觉得它异乎寻常的威力谁也不能不感觉到。”她给《浮士德》的第一部分写了一篇很好的评论文章，但在末尾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浮士德》这个剧肯定不是一部文艺典范。不管我们把它看做是诗兴狂想的产物，还是一个理性崇拜者厌世的结果，我们都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作品了。”只是为了弥补，她才加上几句话，肯定歌德的天才和作品中表现的丰富的思想。这样，就连她这样的头脑也无法抗拒地受到她的祖国当时的精神及其宗教反动倾向的影响。在德国的精神生活中，她只是对浪漫主义有感受和同情；对于德国的泛神论，她既不同情也不理解，它只使她吃惊；她这个探察过那许多深渊的勇敢精神在这一深渊边缘却颤抖地退缩了。
而德国新思想发展的关键正在这里。就在莱辛对那里教会的教条进行出色的攻击时，他的同代人没有觉察出来，他后面就有斯宾诺莎的哲学。就在这位伟大的评论家逝世之后，文艺界碰到了两件奇事。门德尔松和雅各比的争论透露了一个使人吃惊的事实：莱辛一生都是斯宾诺莎的信徒，而且表明连雅各比自己也认为，一切哲学只要逻辑地加以推演，必然得出斯宾诺莎主义和泛神论。他还指出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除了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直接依靠感觉和直觉，极力以此从困难局面中解脱出来。此后泛神论就开始流传。歌德一读斯宾诺莎的著作立即兴高采烈，宣布自己是一个斯宾诺莎信徒(这一信仰在他长长一生中至死没有动摇)，从这时起泛神论便统治了德国文学；新时代的这个精神，连同它丰沛的诗才和哲学思想，和重新复活的古代美结合了起来，就像浮士德在这部当代最出名的诗作中和象征古希腊的特洛依城的海伦结合起来一样。
伟大的不信教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由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吉奥丹诺·布鲁诺这些人开始，在英国由莎士比亚和培根这些人开始，现在传到了德国，这种新的思想倾向由于温克尔曼和莱辛所引起的对不信教的古希腊的热情而得到了加强。席勒写了《希腊诸神》，歌德写了《埃菲塞的迪安娜》和《柯林斯的新娘》。在希腊的光荣日子过去之后，一个水手在夜间沿着希腊海岸航行时，听见树林中有人叫喊：“伟大的潘神死了！”但是潘神没有死；他只是睡着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在意大利又醒了过来，在谢林、歌德和黑格尔的德国他被承认是活着的神，受到了崇奉。
新的德国精神比古代的精神带有更强的泛神论色彩。当古希腊人站在一道美丽的瀑布前面，比如说罗马附近的迪布尔瀑布前面时，他会把看到的景色人格化。他的眼睛会在奔流而下的瀑布中，勾画出一些美丽裸体女人的轮廓，她们仿佛是这里的仙女；环形的水花是她们波状的头发；在溪水奔腾和急流撞击着岩石时，他仿佛听到她们欢快的击水声和欢笑声。换言之，没有生命的自然在古人脑中却具有了人格。古代的诗人不理解自然；他们自己的人格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到处都看到了它的反映，哪儿都仿佛看到有人。
一个现代伟大诗人比如歌德或是蒂克却与此相反，他的全部情感生活都带有泛神论的味道。他可以说想从自己的人格中摆脱出来，以便能了解自然。如果是他站在瀑布前面，他会冲破自我这个狭窄的牢笼。他会感到自己随着溪流倾泻而下，跟着漩涡奔流旋转。在他凝神眺望时，他的整个生命都从自我狭窄的天地中涌出来，随着溪流流走。他活跃的意识扩展开来，他把无知觉的自然吸入自我之中，自己又消融在景物里，就像听交响乐的人在乐曲声中忘掉了自己一样。他对一切都如此。就像他的生命会随着波涛流走一样，他同样会随着萧瑟的疾风飞驰，伴着月亮环游天宇，并同无形的宇宙的生命合而为一。
这就是歌德在辛辣的讽刺短诗中表现出的泛神论：
关于宇宙和个人，
你的讽刺对我算什么？
教授是一个人，
上帝什么也不是。
这就是他在《浮士德》中表现出的泛神论。它如此深深扎根于德国人的本性之中，就连浪漫派尽管反对复古，尽管内心里还倾向于天主教，却和荷尔德林和歌德一样有同样的泛神论的色彩。对宇宙的崇拜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暗流，它冲过一切用来阻挡它的堤坝和石块。
斯塔尔夫人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她的德国熟人带着她卷入了浮在表面的运动之中，其它她就看不见觉察不到了。这浮在表面的运动就是浪漫主义的反动。
强烈追求对现代德国人来说不自然的古代东西和古典东西引起一个强烈的与此相反的运动。歌德和席勒越来越坚决和严格地遵循古代的艺术理想，但他们在遵守文体的严谨规则的同时，最后却朝他们原来反对的东西、即法国古典悲剧走近了一步。歌德翻译了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席勒翻译了拉辛的《费德尔》；就这样，通过德国这两位最大诗人的行动，关于古典东西的法国观念和德国观念就互相结起盟来。这一联盟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叛的导火线。古代的东西太严格，人们渴望色彩和变化。它过于注重造型，人们渴望热情和有音乐性的东西。古代的东西希腊味太重，太冷漠，太外国化。谁有耐心去读歌德的《阿基里斯》，或是席勒的《梅西纳的新娘》，连同那种庄严的古代合唱？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过去？他们热切希望产生有民族特色、有德国特点的东西。古东西太带贵族味；对古典东西的热情实际上造成路易十四时期旧宫廷诗歌的复活。而艺术肯定应当适合各个阶级，应当达到雅俗共赏。人们希望有更简单、更大众化的东西。
最后一点是，这些古典东西沉闷乏味。莱辛的温和的理性的宗教，经书商尼可莱加工，成了索然寡味的理性主义，这类东西在本世纪末在丹麦盛行一时。歌德的泛神论不能温暖群众的心。席勒的《摩西的使命》只能引起每个信教者的反感。归根到底，“诗”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沉闷”。人们希望受到振奋，受到陶醉，受到鼓舞；他们希望再次像儿童一样去相信，去感受骑士的热情、修道士的狂喜、诗人的激昂，去做乐曲一般的美梦，沐浴在月光里，和银河的精灵神秘地互通信息；他们想听到草木成长，想听懂鸟儿的歌声，想进入月夜深处，来到寂静的森林之中。
大家希望有更朴素的东西。人们对古代文化厌烦了，就钻到中世纪这个奇特、丰富、长期被忽视的天地中来。心灵中产生了对神奇古怪东西的向往，童话和神话就行时起来。所有古老的民间童话和传奇故事都被搜集起来，加以改写，或者加以模仿，这些作品常常写得很好，如像蒂克的《金发的埃克贝特》和《美丽的麦洁伦和普罗旺斯伯爵彼得的故事》，也常常幼稚地把迷信的诗意加以夸大，这些东西实际上只是作为被歪曲了的古代神话的残余还具有一点科学价值。诺瓦利斯在一首富有生气的诗中曾经预言，到一定时候人会不再指望科学来解开生命之谜，而会在童话和诗中找到对一切的解释；等到那时，只要一句神奇的话一说，一切邪恶、愚蠢和坏事都会统统消失，一切蠢事和坏事，那些法国革命曾莽撞地企图用疯狂的破坏和血腥的战争来消除的东西，只要那一句话一说出，就会像梦中或是童话中的东西一样顿时消失，人都会返老还童！把充满火药和血腥味的意识换成了充满育儿室味道的意识，人们就会获得新生。
大家所希望的是大众化的东西。大众化运动的种子已经撒下，当时在丹麦，斯特芬斯以青年的热情宣布了新浪漫派学说，引起青年一代热烈的反响，给格隆特维格和许多其他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就发起了同样的大众化运动，那时候丹麦确有一些朝气。由于文化上领先的人进展极快，较穷的阶级被排除在文化大门之外，受教育的和没受教育的人之间存在着鸿沟，人们正当地为此感到遗憾，也正当地向科学家和艺术家要求用最浅近的语言和最容易理解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但这个运动走上了邪路，它拼命地把走在前面的叫回来，来迁就走在后面的人，为了使队伍保持整齐，他们不惜把走在前面的人砍倒。
行动的主要动机(对进步的信仰)一经否认，宿命论的悲剧以及它中间的愚蠢和迷信的东西就盛行起来。在维尔纳的悲剧《二月二十四日》里，这一天发生的任何事都会使女主人公想起一件可怕的罪恶和灾祸。情况发展到这样程度，以致一只母鸡被宰杀时她也叫道：“这叫声我听起来就觉得不吉利，它使我想到我父亲临死时喉咙里的痰声。”而这样一个剧却受到《德国论》作者的赞扬，尽管她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有识别力的评论家。还有那些讽刺剧，口吻故意装得那么孩子气，使它们简直成了木偶剧；天真的话变得越来越行时，人们害怕十八世纪的客厅，就躲到育儿室里来了。
这一派的领袖们出生在新教徒家庭，但他们对中世纪淳朴的虔诚是那样偏好，必然形成一种向天主教发展的运动。弗·施莱格尔写了一篇文章谈新古典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差别，这对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在《柯丽娜》和《德国论》中都表现出来。他说明天才如果处理那种需要有学问需要运用记忆力的题材，那就不可能保持它的清新和泼辣劲儿，接着他写道：“如果处理我们自己宗教的题材，情况就不这样了。艺术家可以从中得到灵感；他们感受到他们描绘的东西；他们描绘他们看到过的东西；他们表现生活时，生活本身就是他们描绘的对象。而在他们企图回到古代时，他们就不可能从周围看到的生活里面、而只能从书本或图画里去寻找要表现的东西。”
含糊不清之处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宗教”这几个字。哪是“我们自己的宗教”？新教已经发展成一种理想主义的哲学，长期以来已经和革命携起手来。1795年两个年轻人跑到孤僻的田野里，怀着对法国革命的天真的热情，种了一棵“自由树”。这两人后来举世闻名，他们就是谢林和黑格尔。
这时天主教又抬头了。但意大利的天主教仍带有过多的古希腊罗马的特色。罗马宏伟而亮堂的圣彼得教堂神秘的色彩很不够。正像拉马丁说过的，它只适合在一切教条式宗教从欧洲消失之后成为献给人类的殿堂。浪漫派人士在意大利只感到自己和拉斐尔之前的画家相近；在西班牙他们在卡尔德隆身上找到与自己相近的特点，不久他们就把他的神秘主义看得比他们过去喜爱的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和开明精神更高了。连海贝格都把卡尔德隆排在莎士比亚之上。在艺术方面对哥特式建筑产生了真正的崇拜。人们再次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自己国土上伟大的历史遗迹，看待那种受深沉感情和对北方野蛮人(法国人)的无名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产生的建筑风格。阿尔布莱希特·丢勒是个真正的德国人，风格纯朴，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他的神秘色彩(他的牡鹿双角之间带着十字架，还有其他种种象征性的幻想故事)，受到德国浪漫派作家的崇拜；即使在我们中间，欧伦施莱厄和他的妹妹对于度勒也比别人更看重一些。这种风气的影响是那样广泛，就连古内尔人、阿里人和古尔辛迪人的诗人都认为自己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崇拜者了。过去虔诚时代那种宗教上的痛苦和希望确实不能激动人心了，而哥特式风格的奇异之处，那种表现为艺术上象征主义的奔放特点，和现代病态思想的反常心理以及烦躁情绪却很调谐。这里可以提一点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情况：在欧伦施莱厄第一次和浪漫派的领袖人物见面时，他本来天真地以为会见到一批热忱而憔悴的苦行主义者，却看到了弗·施莱格尔“带讽刺神情的胖脸容光焕发愉快地望着他”，这使他感到有些吃惊。
不过也正是在他和古典主义倾向进行火热斗争的过程中，施莱格尔对科学做出了一个真正的确实伟大的贡献：他开始了对梵文的研究，给欧洲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想领域。他首先为一门新的语言科学即印度东方语(从此它将和希腊罗马语并肩发展)、后来又为另一门科学即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
暂时间印度式的清静无为、沉思默想的生活，植物般的生活成了理想。施莱格尔在《卢琴德》中颂扬的正是这种理想。稍晚一些时候法国浪漫派作家将加以采用，经过一些改变，后又在戈蒂耶的《弗屠尼欧》中重新出现。我们在欧伦施莱厄笔下受启示的闲散人阿拉丁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理想的痕迹。这也是《或此或彼》中的唯美主义者脑中经常出现的理想，这个人和作者克尔恺郭尔自己一样，是在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注意他说的话：“我把时间这样分配：一半时间睡觉，一半时间做梦。我睡觉的时候从不做梦，睡觉是天才的最大成就。”
歌德晚年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也在东方寻找过逃身之处，写下了他的《东西方诗集》。浪漫派作家不过是跟着他的步子走罢了。但不久，他们的理论被谢林改造成了一种哲学，法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常行为使他惊异，也改变了他的想法。正像歌德在遥远的亚洲找寻逃身之地，谢林为了摆脱不谐调的环境，则在遥远的古代寻找藏身之地，并在那里发现了生命和真理的源泉。在“启蒙”时期人们相信人类辛勤地把自己从野蛮状态提高到了文明状态，从本能提高到了理性，他则与之相反，硬说人是堕落了又堕落，这就是说，人本来处于较高阶段，他们的教育本来是由更高的存在和精神力量负责进行的。后来人堕落了，在这之后的退化的时代里，就很少出现像谢林这样的导师、这样更高级的人、先知和天才了。这些人努力使人返本归原，恢复古代完美的生活。今天我们都知道，科学已经证明革命的先驱们是对的，而谢林是错的。我们生活在达尔文时代，不再会认为存在什么原来的完美境界和什么堕落。不容怀疑，达尔文的教导意味着正教伦理学的垮台，正像哥白尼的教导意味着正教教义的垮台一样。哥白尼的体系使教会所谓升天堂之说破产，达尔文的体系将使教会不再有什么伊甸乐园。
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是没有这个认识的，谢林把人引向远古的世界，在他看来那时关于神和半神的神话都是历史现实；结果他把神话作为最伟大的艺术品来颂扬，认为它可以作无穷无尽的解释，这里所谓“无穷无尽”就是“主观武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格隆特维格的神话解说的萌芽——他对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作了不科学不可信的解说。
谢林对自然的专注更突出地表现了当时对生活兴趣的丧失。正像神秘主义者认为是上帝想象力的作用创造了世界，谢林认为正是人脑子的相应的能力使他头脑臆想出的东西显得像是现实。
谢林显然是受当时美学评论的影响，认为只有这种基本上属于艺术范畴的力量，所谓“思想直觉”(给它下个定义，可以说是按照理智法则活动的全部想象力)才能打开通往哲学的大门，使人能体会到思想和现实的同一性。而且，“思想直觉”还不只是手段，它还是目的。这种把工具和工作混为一谈，标志了浪漫派诗歌和哲学中全面混淆的开始。哲学开始侵占艺术的领域：想象和猜测代替了研究。诗歌和艺术也侵入哲学和宗教的领域：诗歌成了韵文式的讨论，主人公成了穿上靴子、带上马刺的概念的化身；艺术品也披上天主教虔诚或者爱情的外衣来白费气力地掩饰它们具体形象的缺乏。人们以为新的自然哲学将使对自然的实验研究从此变得多余；可是我们看到了自然哲学毫无生命力，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实验科学以前所未有的发现和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很清楚，在这样情况下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只会招致失败，生活本身将驳斥这种谬论。上述理论使我们丹麦人感兴趣之点就在于它使劲想证明神的想象力创造了万物，人的想象力创造了一切艺术品；正是这一思想产生了阿拉丁。在这里我们感觉到了1803年使那个名为哥本哈根的“日耳曼-哥特式大实体”浑身热血沸腾的心脏的跳动。
不难理解，这些新的理论必然给欧伦施莱厄留下强烈的印象。浪漫主义者把想象力看得高于一切——认为这是神所赐予的特殊的禀赋。谁能比他得到更深的印象？正是由于他，创造力才在丹麦文学中代替了聪明地玩弄辞藻，后者正是巴格森和十八世纪的特点。浪漫主义者把神话中的世界看成最高的真实的世界。他手边就有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整套新神话，等着由他来使用。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曾齐声叫道：“希腊罗马人有他们的神话，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的神话！”但是，他们要不是白费气力，就是只找到一些古老的天主教传奇。只有欧伦施莱厄没有必要去找寻；可说是“橘子掉进了他的头巾”。浪漫主义者相信人类有一个更伟大的过去，后来却堕落了；他们所属的民族，过去比现在要光明灿烂得多，他们希望忘掉今天的黑暗，希望从歌颂童年时期的梦想和青年时期的成就来歌颂自己。因此，只需要斯特芬斯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封住他的口的魔法破除掉，这是斯特芬斯和所有其他人都感到惊奇的。
浪漫派的显著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努力把古典文学提供的窄狭题材加以扩大，教育人们去欣赏现代别的国家和本国的令人赞美和具有特色的东西。这就使这一派具有了爱国的特点，在所有国家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德国已有一种到国外旅行的倾向，这也是雨果时期法国浪漫派的特点。这一点我们首先在赫尔德身上看出来，他对各国带民族特色的作品都加以赞扬，这是很可钦佩的。然后就是奥·威·施莱格尔和他的评论和译作。施莱格尔关于戏剧文学的著名讲演，对希腊、英国和西班牙戏剧都作了同情的阐述，但却对法国人的爱好情趣和法国戏剧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就连莫里哀他也愚蠢地加以蔑视。把这本书和斯塔尔夫人的《德国论》加以比较是有教益的。施莱格尔对法国误解和嫌恶的程度恰好相当于斯塔尔夫人对德国理解和欣赏的程度。弥补这一点的是，他对莎士比亚以及对他自己发现的卡尔德隆怀着深厚而细腻的同情进行了解说。不过，他对这两位诗人的评论有一大优点，也有一大弱点。
优点就是他对每一个特点，不管是多么小，都给予了公平的对待。施莱格尔自己翻译了许多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的剧本，他出色的译文说明自从席勒翻译《麦克白》以来，对外国诗歌的理解有了多么大的进步。席勒在译文中把剧本作了许多剪裁，以适合当时古典主义的爱好，结果把它的大胆和现实主义之处都删掉了。
弱点在于他对诗的观念有德国片面性的特点，那样彻底地依赖直觉，以致把历史性的解释都排除掉了。这也是整个浪漫派的弱点(在丹麦这个弱点并未随着浪漫派的消失而消失，在下一阶段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典范紧接着一个典范，那样绝对，那样不容怀疑。法国人在希腊人和亚里士多德身上找到他们的典范；现在比如莎士比亚就成了诗歌领域唯一绝对值得模仿的典范，又如克尔恺郭尔在《或此或彼》中坚持说，莫扎特是音乐领域的完美典范。对问题的清醒可靠的历史的看法，即不承认有什么完美的典范，现在全给抛在一边了。伟大的作品就是整个新风格的典范，本身就是一套法典。例如《圣诞节游艺》在我们的海贝格看来，就是“以抒情形式表现的戏剧的最完美的典型”。他们并不结合历史、结合整个人生去研究诗歌，而是推想出一种树枝样的体系，仿佛各派诗歌作品是互相派生出来似的。例如他们相信英国悲剧是从希腊悲剧直接发展出来的，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悲剧不会从其他国家的悲剧中发展出来，而是所在国的环境、文化和思想生活的产物。
不过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经打破，整个世界展现在诗人面前，他可以兴之所至地自由选择题材。在我们的文学中，在欧伦施莱厄的美丽的诗篇《诗人的家》里，有一段生动的话表达了这个新信念：
从(北冰洋)斯皮兹伯根白雪皑皑的山岩，
洪水以前地面动物的坟场，
到南极一带吞没沉船的骇浪惊涛，
都是我的家乡。
这就是浪漫派的批评家所提出的解放心灵的口号。
在斯塔尔夫人撰写《德国论》时，这一派在德国正在得势，这里就它的目标所作的简短提要，已经向读者表明那位作者在哪些点上同情这一派，以及这一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影响了她后来文学活动的发展方向。浪漫主义者极力反对十八世纪的哲学，这一点她是完全同意的。谢林本人就把他自己的整个体系称做是对理性时代的启蒙和阐释工作的反动。他们重视诗的灵感，他们胸怀广阔，这和她自己的倾向和偏爱是一致的。浪漫派关于想象力无限重要的理论也得到她的赞同，但他们对想象力性质的看法却使她无法理解。他们首先假定一切事物都以一种不断进行创造的想象力为基础，这是一种魔术般的想象力，由于神的捉弄，它又不断把自己创造的东西毁掉，就像大海把自己掀起的波涛吞掉一样；他们认为诗人像一个小小的造物主，对自己想象力创造的东西，对他的全部作品，应当采取同样的嘲弄态度，有意地把它造成的假象毁掉。斯塔尔夫人的头脑是非常现实的，她没法接受这种牵强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她和她的浪漫派朋友有过许多次热烈的辩论。但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她和他们的意见又是一致的。
和所有卷入第一次对十八世纪的反动的作家一样，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相信宗教。革命时代的哲学思想逐渐从她脑中被抹掉，她愈来愈认真地努力接受当时的宗教思想。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强烈地反对夏多布里昂关于艺术方面基督教题材至上的理论，现在却转而接受他的美学观点了。她毫无保留地接受浪漫派的理论，认为现代诗歌和艺术必须以基督教为基础，正像古人以希腊罗马的神话为基础一样。她在生活中，在耳濡目染中以及在自己的谈吐中，越来越肯定十八世纪完全错了，她经常会见那些恢复过去宗教信仰的人，最后她相信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对于作为女人的她，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诗歌创作中的灵感(对于作为作家的她，这是一个拯救人、解放人的原则)，必然会导致天启宗教的权威的恢复，因为把宗教视为仇敌的感觉论，无论是作为哲学还是作为艺术理论，她都是厌恶的。因此就在她谈德国的这本书中，她实际上站到了反对十八世纪思想自由精神的激昂的、带偏见的、而且常常是狭隘不堪的反动运动一边，这一运动爆发于莱茵河彼岸，却在法国本土达到了高潮。
- 佩斯塔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改革家。
- 指康德。
- 孔迪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法国哲学家。
- 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哲学家。
- 所罗门为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力出众著称。
- 弗朗兹·巴得尔(Franz Baader，1765—1841)，德国哲学家。斯特芬斯(Henrich Steffens，1773—1845)，德国哲学家。
- 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
- “潘”为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
-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 尼可莱(Friedrich Nicolai，1733—1811)，德国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并经营书业。
- 格隆特维格(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丹麦神学家和诗人。
- 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著名剧作家。
- 海贝格(Johan Ludvig Heiberg，1791—1860)，丹麦作家。
- 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著名画家。
- 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著名诗人。
- 欧伦施莱厄的用语。
- 巴格森(Jens Baggesen，1764—1826)，丹麦诗人。
- 欧伦施莱厄曾经同斯特芬斯讨论过德国的浪漫主义，受到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