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林庚先生是以著名诗人兼学者的身份独树一帜的。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能使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他从创作新诗的目的出发研究古诗，在探寻古今诗歌创作规律的同时，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局面，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林庚先生生于1910年2月22日。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秋，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同年留在清华大学任助教。协助郑振铎先生编辑《文学季刊》，并负责新诗一栏的组稿工作。1934年夏林先生在北京民国学院任讲师，又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兼课，这一年继《夜》之后又出版了《春野与窗》，这部诗集奠定了他在30年代诗坛上的地位。1934年后他作为一个自由体的新诗人又开始尝试新的格律体，1935年秋出版了《北平情歌》,1936年出版了《冬眠曲及其他》。“七·七”事变起，林先生南下，在厦门大学任教。1941年任厦大中文系教授。十年间曾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楚辞、庾信、李商隐、文学批评、新诗习作等课程。由于必须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教学和科研，他也就从一个专业的诗人逐渐地转变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此后林先生虽然始终不曾中断新诗创作，并在各报刊上陆续发表新作，但主要的精力已经转向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林先生不但摸索出几种接近格律体的新诗，而且总结出一套关于探讨新诗民族形式的宝贵意见。他在《问路集》自序中将这些意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要寻求掌握生活语言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在今天为适应口语中句式上的变长，便应以四字五字等音组来取代原先五七言中的三字音组；正如历史上三字音组曾经取代了四言诗中的二字音组一样。二、要服从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三、要力求让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如果它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那么这种诗行的典型性就还不够鲜明。”他还写过多篇论述新诗形式的论文，结成《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一书。本书所选《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一文大致可以包括他所思考的关于内容与形式、新诗怎样建立诗行、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等重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林庚先生的创作追求和理论思考的基本路向。

林先生在探索新诗形式时，一方面在创作中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以构成新的诗行；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研究中追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的。他认为：“从楚辞到唐诗，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正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它也是先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取得一定的自由，后来又进一步找到了五七言的完美形式而得到更充分的自由。”正是本着这种追根溯源的精神，林先生将创作新诗和研究楚辞、唐诗完美地统一起来了。本书所选的十余篇论文，大致上可以体现他这种独特的研究风格。

一

林先生研究楚辞的成果主要收在他的论文集《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以及专著《天问论笺》中。研究楚辞，很难绕开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考辨。从王逸的《楚辞章句》到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汪瑗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等等，在楚辞的考订、义理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当代学者如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先生等也都是以功力著称的大家。但是由于楚辞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注家之间分歧较多，不少研究者在文字训诂上转弯抹角，曲为之解，很难取得可以成为定论的意见。林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从理解屈原的作品出发，只取最早的可信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同时联系天文、地理、历史、文字学等多种知识，努力寻找最直捷明了的解释，因而有许多重要的创获。例如关于《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的意义，因涉及屈原的生年，历来争议很大。郭沫若和游国恩先生都坚持认为“摄提”是指年名“摄提格”，林先生认为是星名。他通过对前人各种注疏的辨析，指出将摄提当做“摄提格”写进注里，是从王逸开始的。后来朱熹在《楚辞辨证》里已加驳斥，但后世注家仍有不少用王逸之说。林先生举出汉代文献中许多资料来证明摄提作为古代天文历法上一个重要的星辰，孟陬指夏历正月，二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认为是显示着万象回春的清平景象。如果摄提失方，就会产生灾变。因此当摄提与孟陬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时，摄提无疑是星名。而“摄提”与“摄提格”之所以相互混淆，问题出在《史记·天官书》中的一段解释“摄提”的文字中衍出一个“格”字。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已引用猪饲彦博的校勘成果，指出“格字衍”。林先生又从句法和内容上加以辨析，并参照《春秋天命苞》关于摄提的解释，进一步证实了“摄提”是星名而非年名，由此否定了屈原生于寅年的说法。之后，林先生转而根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来分析屈原为什么强调自己生于庚寅日。正月初的某个日子能取得嘉名的只有正旦、立春和人日，而正旦、立春自有专名。按荆楚“七日为人”的风俗，很可能是正月七日。其时尚无“人日”之专称，故以干支记日。又据楚宣王、威王两代只有纪元前335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推出屈原应生于这一年。这一重要创获主要反映在本书所选的《屈原生卒年考》以及《摄题与孟陬》两篇论文中。

在考订屈原的生平时，林先生特别强调对材料应做去伪存真的辨析工作，应使用最原始的资料。他认为《史记》中“屈原列传”、“楚世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等都是最宝贵的资料。而《史记》之后的文献，便略逊一筹。至于刘向的《说苑》、《新序》等，本近小说家言，取材又极不严肃，在研究屈原生平上的价值又更低一等。而对材料的使用，林先生既重视其可靠的程度，更善于作通达的解释，反对钻牛角尖式的考证方法。对屈原作品的解释也从不陷在烦琐的考证中。他总是抓住与屈原思想或行迹关系最密切的一些词汇，作出精辟的阐释，以纠前人之误。例如他指出《离骚》中的“民”即“人”，而非指人民或民众。又如彭咸是屈原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林先生通过分析《离骚》、《抽思》使用彭咸一名的语义环境，指出在王逸以前，彭咸从未和沉江发生过任何联系。认为“彭咸”和楚的祖先高阳氏有密切的关系，应是楚国的先贤，以“直士隐”的性格而成为屈原进退的依据。在屈原作品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关于地理名词的歧见，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的行踪、作品的内容、乃至作者归属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林先生善于从考证其中最关键的一些名词入手，干脆利索地解开前人纠缠不清的症结。如《招魂》历来是争议最多的一篇楚辞。关于其作者，有屈原说、宋玉说两种；而招什么人的魂，又有屈原自招、屈原招楚怀王、宋玉招屈原三说。其写作地点，则历来用王逸说，以为作于郢城。林先生从辨析《涉江》中的“山皋”“方林”入手，否定了近人认为《招魂》乃楚都寿春时作品的根据。并进一步考出《招魂》作于“江南之梦（华容县附近的巴丘湖）”，当为楚怀王十七年，秦楚大战之后，次年怀王南巡江南之梦、为阵亡将士招魂之时。《招魂》的性质，并非为个人哀悼之作，而是写春天的一个大规模的招亡魂的典礼。又据《周礼·春官》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以及郑注所引《檀弓》和《春秋传》中“君临臣葬之礼”，联系《招魂》中所说“工祝招君”，可证《招魂》正是为招死国战士之魂的典礼而作。解决了《招魂》的性质以后，《招魂》的内容以及序曲、乱辞的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了。序曲正是典礼的开场白，而乱辞分为前后两段，恰好叙说了招魂的始末。前段所写是自郢到“梦”、“春蒐”之礼的情景，后段写典礼结束之后的哀悼心情，与《礼记·祭义》中“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的记载完全相符。可以说，林先生关于《招魂》的精彩考辨是各种解释中最简明透彻的。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共计20篇论文，而仅十一万字。但创获之丰富，内容之精湛，胜过许多百万巨帙。本书限于篇幅，只能选择其中的三篇。其他创获还有很多，例如他指出《离骚》中从“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到“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一段十四句是后人窜入的文字；用统计法推翻了一般人用“兮”字来断定二南近于楚辞的看法。又指出楚辞诗化形式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继承旧有诗经的形式，而把它加长以适合散文语吻的长度，如《橘颂》、《天问》之作；一是根据散文重新另制一个诗的形式，如《离骚》、《九章》，散文形式需要借重叠排偶以造成诗化的节奏，从而造成其aabb的押韵方式，以便于把诗行过渡到长一倍。林先生发现了楚辞由散文变为诗歌的奥妙之后，还根据这一原则，解决了《涉江》首段的断句，发现了错简的地方，使这一篇文理通顺的佳作恢复了本来面目。这又是运诗歌创作经验于考证的一个绝好的例子。除此以外，林先生还从考察形式出发，对楚辞的《橘颂》、《礼魂》、《湘君》、《湘夫人》等篇的内容作了独到的解释。如指出乱辞的选用为屈原独自的尝试，《橘颂》是《离骚》以前尚未使用过乱辞的早期作品，其形式从诗经的体裁改良而来。《国殇》、《山鬼》上三下三的严谨形式受《招魂》乱辞的影响，《国殇》和《招魂》的主题也相同，然而只是个人的抒写，而非致神仪式的描绘。《礼魂》应视为《国殇》的乱辞。并从三方面补充说明了《湘君》、《湘夫人》原应为一篇的理由。

在屈原的作品中，林先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天问》的研究。这部巨著是历代楚辞注释家们望而却步的作品。林先生曾于1947年发表过一篇《〈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试图为全面解开《天问》之谜作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该文中，林先生已提出《天问》中历史的发问乃是以夏为中心的远古南方民族的传说，并初步勾勒了夏启源自禹、后羿源自舜、启、羿相争的历史。指出《天问》中的“帝”应全部释为上帝、天帝，从而纠正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杂乱解释。这是理清《天问》里历史顺序的关键。1964年他又写了《〈天问〉尾章“薄暮雷电归何忧”以下十句》一文，开始进入更具体的研究。然而因“四清”已经开始，研究只得中断。直到1978年，才得以全力以赴地做彻底的研究。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他连续发表了《〈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三篇论文，并确认《天问》乃是一部问话体的以夏、商、周为中心（下及吴、楚、秦）的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兴亡史诗。1981年林先生又写成了全部的笺释及今译，与四篇论文及代序合为《天问论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林先生研究《天问》的方法是：从全诗整体布局和史实的排列顺序着眼，与《左传》、《离骚》、《史记》、《山海经》等最原始的资料进行对勘，谨慎地考虑错简和错字的局部影响，辅之以对关键字句的精审考证。他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勾勒出上古关于夏王朝的历史传说的轮廓，辨清了《天问》中的故事与正统说法的重大差异。指出在南方民族的传说中，禹并非夏的开国者，他只是生出了建立夏王朝的启，把天神的血统传给了夏民族。启与后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后羿一族衰微后才重新复国。关于这段历史，有两句向来不得其解：“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林先生从益在传说中主兽这一点着想，考出“射”指射猎，“鞠”指生养即畜牧。从而解开了历代注家无从措手的难题。第二，搞清了吴民族的渊源，认为吴长期居住衡山，由于楚民族在荆蛮扎根，吴民族在迁移北上途中，遇到流亡的太伯兄弟，才一同沿江汉东下，在古句曲山一带定居。这就是句吴的由来。第三，指出帝舜传说出于稍后的北方，很可能是从较早的帝俊、颛顼演变过来。舜不但与吴楚民族有密切关系，而且与秦民族也存在类似的渊源。第四，利用《史记·秦本记》与“中央共牧后何怒”以下六句对勘，考出了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使历代注家为之束手的一段空白得到填补。第五，辨明《天问》尾章十句主要写楚平王、昭王两朝的历史，即吴楚之争最激烈的年代，从而使《天问》的结构得到合理的解释。《天问论笺》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对《天问》这一学术难题进行系统阐释和论述的唯一力作。

二

林先生研究唐诗，是从李白开始的。他在1954年出版的《诗人李白》，正是继他研究屈原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至高地位，虽然自中唐以来就已得到公认，但到20世纪中叶，在当时评价古代作家只有“人民性”和“现实性”这一根标尺的形势下，怎样认识李白，就成了新的问题。《诗人李白》共分五章，本书所选的第三章“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由于李白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盛世，因而评价李白，就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封建盛世文学的性质的问题。林先生意在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李白研究中的种种旧问题。这一构想在当时是极有胆识的。文中着重提出的是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是李白和时代的关系。他说：“这经济文化空前的盛况，带来了对于前途的无限的信念与展望。要说明这一个高潮，要说出当时及后代人民对于祖国这一个时代的要求和骄傲，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人们所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 “而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其二是李白的布衣感。他说：“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统治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而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藉。”“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以外，经常的反映着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集中的表现。”由于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因而成为这一斗争中典型的代表。这两个观点在极“左”思潮流行的50年代遭到批判，是毫不奇怪的。直到80年代，仍有人与林先生商榷。今天看来，林先生确实把握了盛唐时代的总体精神，抓住了盛唐诗的中心主题和客观评价李白的关键。由此可以见出林先生感受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尽管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在80年代以后愈益深化，也更为细致辩证，但基本论点的提出，仍应归功于林先生。

在研究唐诗方面，林先生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一词在严羽《沧浪诗话》里就已出现。但在古代文论中，主要偏重于对诗歌格调和神韵的理解。林先生则将它扩大到对盛唐时代精神的认识，指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同时，林先生还首次揭示了盛唐气象的形成与建安风骨的内在联系，认为建安风骨乃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它是盛唐气象的骨干。没有这个骨干，盛唐气象不可能出现。在超越前人的认识基础上，林先生以诗一般的语言对“盛唐气象”的总体特征作出了精彩的概括：“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一起成长的。”这篇系统阐述盛唐气象的长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学者甚至在提到林庚先生的名字时，会很自然地联及“盛唐气象”。

与“盛唐气象”的著名论断紧相联结的，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的又一艺术概括：“少年精神。”他认为盛唐诗体现了一种“开朗的、解放的”、“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骨干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乐观的奔放旋律”。盛唐的时代条件决定了唯在盛唐气象之下才可能出现少年精神。毫无疑问，“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极为传神的概括，它抓住了盛唐诗歌的神髓，是不同凡响的创见。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具有浪漫风格的诗人及其作品上。而对这些诗人的研究又无不与对盛唐诗的整体观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认为建安风骨的精神实质是富于理想的，高瞻远瞩的，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陈子昂提倡的汉魏风骨，也正是这样一个传统。《感遇》集中表达的是雄图壮志，以及由于追求理想而激起的不平。林先生之所以特别推重盛唐诗和浪漫派诗人，原因之一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他说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新的事物上新的感情，这便是诗的原质。诗又必须寻求其草创力。它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应当“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获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无情趣的地方唤醒那生命的感情”。而唐代正是诗的新原质发现得最多的时期；其次，还与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有关。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士”多数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也即我们所通称的“寒士”。争取开明政治，进行民主斗争的要求，集中地体现在寒士阶层。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上升阶级的文学，也就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这种进取的力量和信心，也必然形成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这个寒士文学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建安到盛唐，又集中体现为李白的布衣感。因此，他在论盛唐诗时，自然就会选择最能代表这种浪漫特征的诗人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特别重视语言的诗化过程。他认为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地进行诗化。诗坛的繁荣，乃是建立在这语言充分诗化的普遍基础上，而不在于偶然出现一两位杰出的诗人。语言诗化的过程包括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使语言更富于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自由翱翔于形象的太空。从先秦到唐代，文学语言正是沿着这一诗化的道路发展着。他在《论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唐诗的语言》等论文中充分地阐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至唐代完成，才出现唐诗高潮的事实。指出：“汉代有赋家而无诗人，唐代有诗人而无赋家；中间魏晋六朝则诗赋并存，呈现着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 “这个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五七言诗坛，自建安经过六朝，乃正是处于走向成熟高潮的过渡与折衷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诗歌开始居于优势，赋也开始偏离汉赋的轨道而逐渐向诗歌的道路上靠拢，到了隋唐前夕，庾信的赋中就出现了完全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五七言诗坛的成熟，因此是经过着一番曲折的过程；最后诗歌才终于完全取代了赋，也取代了赋影响下的骈文而登上全盛的高峰。”而唐诗高潮最重要的标志，便是绝句的登上诗坛，“这乃是艺术上的归真返朴，语言上的真正解放”。此外，“七古正如绝句，也都是到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才一跃而为诗坛的宠儿”。“律诗也在唐诗走向高潮中形成，同时在诗坛以七古和绝句的自然流露的基调中获得了解放的力量。”关于诗赋消长的观点近年来在学术界已被许多学者尽情发挥，虽然论述更为详细，但从总体上看，并未超出林先生的基本论点。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将自己富有诗人气质的特有的艺术敏感，运用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之中。这种分析往往能参透深邃的艺术哲理，使读者品味再三，仍觉余味不尽。这样的美文，在他的《唐诗综论》的“唐诗远音”和“谈诗稿”两编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将林先生的唐诗研究置于当代唐诗研究史上作一比较和估价，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精熟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这三种方法，而且较早地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诗歌，因而能在诗学的宏观思辨方面站在同行的前列，以其新颖而富有生气的创见引导和启发着一代学人。清末以来，宋诗派在学术界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本世纪上半叶，虽有一些研究唐诗的论著，如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邵祖平《唐诗通论》、苏雪林《唐诗概论》以及一些零散论文等，但除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以外，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自从林先生提出“盛唐气象”等一系列著名论点以后，唐诗研究才愈益受到重视，盛唐诗的价值也才在新的层面上得到深刻的认识。

三

楚辞和唐诗研究是林先生的学术成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除此以外，林先生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发表过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专著《西游记漫话》。晚年完成的《中国文学简史》（宋元明清部分）也是以小说研究为重点的。林先生对于宋元明清文学的基本认识，与他对先秦至唐代文学的认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日益兴旺起来，并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导地位。这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市民文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说戏剧作为它的中心舞台，以故事的爱好，展开全新的创作。女主角的异常活跃，以女性生活基调为主题，更是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宋元以后出现了古白话，而唐以后的正统诗文却离口语越来越远，日趋老化。市民文学在这方面则正是得天独厚，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也吸引着众多作家加入这一创作行列，终于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后期的重要篇幅。

出于这些宏观认识，林先生对于明清小说中几大名著的分析颇多精辟的创见，有的甚至是石破天惊之论。例如论《西游记》一反以往认为小说反映封建社会现实政治和农民斗争的流行说法，分析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指出这种童话精神产生于《西游记》已有的神话框架，并且与明代中后期李贽的“童心说”所反映的寻求内心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中，实际上大量运用了市井生活的经验和素材，人物性格以闯荡江湖的英雄好汉为原型，但又凭借着讲史类英雄传奇的文学传统，被赋予英雄的崇高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又如《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施耐庵的说法，以及小说反映农民起义的主题，50年代以来已成定论。80年代已有作者通过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的考订，指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在正德八年。林先生从水浒戏和水浒传人物名字、形象、情节的比较入手，确认了小说的成书年代在永乐年末到正德、嘉靖之际。并根据市民文学中水浒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发展，指出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乃是市民心目中的江湖好汉融入了传统的“游侠”理想的产物。这种人物性格的精神内涵决定了水浒聚义的反势要、立边功的中心主题。水浒英雄所提出的“图王伯业”，并非如一般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是要推翻朝廷，夺取政权，而是指立功封侯。与盛唐制举中的“王伯科”以及文人自诩的有“王霸之略”意思相同。招安不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结局，而是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的。立边功的内容与明代前期民族矛盾尖锐、朝廷重视边功的客观形势有关。

在《西游记》和《水浒传》的研究中，林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宋以后的小说分为话本和讲史两类。在朴刀杆棒类的话本小说中，由于篇幅短小，一般只写单个好汉的行为，不表现群体的事业。他们的行为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明确目的，因而这类小说的人物常常缺乏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在讲史类的传奇中，则往往由于一个群体的目标，促使各种类型的英雄聚集在领袖人物的周围，为了完成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有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在讲史类的章回小说中发展得最为充分。而讲史与朴刀杆棒相结合，便出现了《水浒》和《西游记》这类的作品。这两部小说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至少在其前期主要的发展阶段上是以英雄传奇为中心主题的。它与宋代话本和明代拟话本这类市民短篇小说中所展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有所不同的。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受制于市井社会的种种现实关系及道德、伦理观念，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出非凡的英雄事迹。但是市民也并非没有更高的向往，环绕着历史上的变故而流传的大量传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寻找和创造更为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倾向。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求与憧憬。然而它又需要一个更合适的背景与环境，需要一个能够从社会关系的严格制约下超越和解放出来的外在的凭借。于是当市民们眼光转向更广大、更富于冒险色彩的江湖世界时，他们想象中的英雄便从历史走进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天地，这也正是长篇章回体的英雄传奇所展示的重要天地。它与市井社会的日常生活合起来构成了市民小说中完整的生活画面，而又显然高出于日常生活的境界与格调。作为个性鲜明的一家之言，这些新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林先生论《三国演义》，则以分析《赤壁之战》最为精彩。他抓住这八回的来龙去脉，从书中怎样描写双方矛盾转化的过程着眼，透辟地点出了作者的布局匠心、正笔侧笔曲折烘托各尽其用的妙处。可说是本世纪后半叶评论这一段小说最到位而又最简明的文章。由此一篇，也可以看出林庚先生不但具有概括文学史重大现象和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能力，而且在作品的艺术分析方面具有常人难及的犀利眼光。

由于林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围较广，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自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认识。从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文学史。第一次是1941年，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由朱自清先生作序，1947年正式出版。全书的构想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比较明显，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四大段，以每个时代文学主潮的起伏为线索，从思想的形式和人生的情绪着眼，阐释时代的特征和文学形式的演变。第二次是在50年代初，即195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这本书接受了解放初期新思想的影响，体例改为以时代先后为序，突出重点作家屈原、陶渊明和李白、杜甫，以及三个重要时代：散文时代、建安时代、诗国高潮。此书在80年代又做过全面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对先秦至唐五代文学史的主要特征的认识，因而又“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修订后记》）。第三次是从1992年开始，林先生开始了宋元明清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也吸收了不少厦大版《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下卷系统而明确地表述了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与《中国文学简史》上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合成一部《中国文学简史》。在这部书中，除了以上所说的楚辞、唐诗、明清小说三大块突出体现了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特色以外，还有许多地方新见迭出、闪耀着悟性的灵光。

林先生一生硕果累累，这本二十万字的论文选限于篇幅，只能选出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难免遗珠之憾。尤其是作为专著出版的《诗人李白》和《西游记漫话》两篇长文，难以全录，最为无奈。但从选出的这部分论文还是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他强调使用最原始的史料，思考问题总要追到根本，处理材料具有极高的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学术论著，无论新作旧作，总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开卷便有一股蓬勃旺盛的生气扑面而来。因此多年来一直以这种鲜明的特色吸引着许多年轻的学子。不过喜欢林先生文章的人虽然不少，要真正读懂他却并不容易。尤其是他那诗性感悟式的表达中所包含的理性思考，或许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普遍理解。

葛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