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生卒年考

屈原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一位诗人，相传他死的那一天就是夏历五月五日，可是他究竟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呢？历史上却没有记载。

一 屈原的生年

本来这样二千多年前的一位诗人，他的传记过去又如此简略，要在今天研究他的生年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幸而在他所写的《离骚》里有这样一句话：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里明明说到他的生日是一个初春的庚寅日，就从这一个线索，后人设法来推求他的生年。

历来对于《离骚》这一句话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王逸的注解，认为“摄提”就是“摄提格”，他引《尔雅》的话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换句话说他就认为屈原是生在一个寅年正月的庚寅日。另一种是朱熹的注解，认为“摄提”并不是“摄提格”, “摄提”只是一个星名，这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换句话说，“摄提”所说明的是一年里的季节而并不说明那是什么年份，我同意后者的说法。

甲．说“摄提格”

王逸和朱熹的说法，似乎都根源于《史记·天官书》里的一段话：

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

而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这段话下注明：“猪饲彦博曰：格字衍。”也就是说《史记》中原来并没有这个“格”字。猪饲彦博是《史记三书管窥》的作者，这个校勘很重要。王逸《章句》既一向不引出处，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会把《离骚》中的“摄提”竟当做“摄提格”来注释。这里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可说明王逸错误的来源。至于时节也就是季节。《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又说：“用昏建者杓。”“摄提”所以正是会同北斗的杓来建四时季节的。

“摄提”由六个星组成，在天文上不列于二十八宿，似乎不算顶重要。它要建时节还必须“直斗杓所指”。斗杓就是斗柄三星，已经自己指明了方位，那么还要“摄提”有什么用呢？所以摄提是一个很奇特的星。《史记·天官书》：

大角者天王帝庭，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摄提。

《春秋元命苞》：

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

原来斗柄的尽头便是大角。大角是一颗光辉强烈的一等星，而摄提就拱卫在这颗大星的两旁。所以摄提可以更明显的显示出斗柄所指的方向。这也可以说就是“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然而摄提的功用还不止此。原来指示季节的除了北斗之外还有二十八宿。从斗柄通过大角便直指到二十八宿为首的角宿。这便是《元命苞》所说的“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摄提可以把北斗连系到二十八宿去，使得在周天上对于季节的观察更为便利，这就是摄提独特的功用。然则摄提所建的是季节，至于季节范围之外的岁名则是根据岁星（木星）运行而建立的。木星是行星，摄提是恒星。彼此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按“摄提格”等十二岁名的由来，《天官书》中一律未作任何解释。但“格”字却见于有关辰星（水星）的说明中。《天官书》：

（辰星）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

《史记索隐》注曰：

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东方，太白，金也。……各出一方，故为格。格谓不和同。

这里“格”字在天象上乃是两相对立的意思。所以《宋志》又引作“格对”。然则所谓“摄提格”者，莫非出于这一年岁星与摄提星在天象上，乃恰好是东西相对立吗？

按《淮南子·天文训》:“太岁在寅……岁星舍斗、牵牛。”这也就是传统上的“岁在星纪”。而摄提星则位在角、亢二星东北，“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按照这个方位，那么当摄提星昏时在东北方位上出现时，岁星就正出现于西北方位上；两相对立、“各出一方”。这或者乃是岁名之所以会称为“摄提格”而扯到“摄提”这个恒星的缘故吗？但“摄提”自身无论如何还只是一个星名。

又按《春秋左氏传》中纪年之处比比皆是，如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却从未见这所谓“摄提格”等十二岁名。而《春秋左氏传》近人多信其乃著于战国中期。若此，则屈原生时是否便已有此后起的十二岁名，本身就是个大问号。再证之秦汉之际这些所谓十二岁名者，事实上还处于草创未定，莫衷一是的阶段。王逸乃无中生有，斤斤以之解释《离骚》，岂非更近于捕风捉影吗？

乙．“摄提”只是一个星名

摄提格与摄提，一个是岁名，一个是星名。两者既都是专名词，所以古籍从来绝不混用。“摄提”只是一个星名，“摄提格”只是一个岁名。《史记·历书》：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

“焉逢”就是“甲”, “摄提格”就是“寅”。换句话说就是“太初元年，岁名甲寅”。这里绝不能含混地说：“岁名焉逢摄提。”《历书》上如说：

徒维摄提格（戊寅）

商横摄提格（庚寅）

横艾摄提格（壬寅）

游兆摄提格（丙寅）

也从没有单用“摄提”二字的。《天官书》说：

以摄提格岁

又说：

以摄提格之岁

这“摄提格”也就是“寅”的意思，正是命名年的。所以《尔雅》说得非常明白：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

《淮南子》说：

太阴在寅，岁名摄提格。

都从不单说“摄提”。至于“摄提”呢？《星经》说：

摄提六星在角亢东北，主九卿，为甲兵，携纪纲，建时节。

这里又丝毫没有“摄提格”的意思。所以《离骚》里的“摄提”自然就是这建时节的“摄提”。《离骚》说：

摄提贞于孟陬

就正如《古诗十九首》说：

玉衡指孟冬

同是指明季节的。《天官书》说：“用昏建者杓”, “夜半建者衡”。“摄提”既是“直斗杓所指”，莫非屈原是生于初春正月庚寅日的昏时吗？

丙．屈原的生日与生年

“摄提”所指的既绝不是年，而“摄提贞于孟陬兮”这一句里也绝没有说年的意思。

第一，《离骚》的句法原没有一定字数，例如下句“皇览揆余于初度兮”就比较长，因此没有把“摄提格”写全，绝不能说是因为受了诗句字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不写全呢？它很无妨写成“摄提格贞于孟陬兮”，除非是有点觉得不大好讲：因为“寅年‘贞于’初春的正月”这样一句话真是够别扭的，这不大好讲又正可以说明“贞于孟陬”之上原来就不会是一个年名。

第二，其实要好讲又要字数整齐，《离骚》里原有最常见的说法；如说：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又如说：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萲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都一连串的用一些“之”字，那么何不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格之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岂不就是“寅年的正月”吗？可见“摄提格”很容易说全，在诗句里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把它写全（这写全对于说明“年”是如此重要的）。现在偏不写出这一个“格”字来，就是没有意思要说明“年”。“摄提贞于孟陬”原就是如古诗的“玉衡指孟冬”，所指的是季节里的一个“月”。

屈原郑重地说明自己生辰的“月”“日”，这“月”“日”就是他生辰里最值得夸耀的部分；然则我们如果能推求出他生辰的“月”“日”，或者也就有可能找出那生辰的年来，那么屈原是生在正月的什么日子呢？按屈原在《离骚》里为什么要说到自己的生辰，这要联系到屈原的“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才有意义。也就是下文所说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所以我们如果单从“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上来断定屈原的生年是不全面的。屈原在这句之后紧接着说：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朱熹说：“初度之度，犹言时节也。”王逸也说：“度其日月生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都说明屈原出生的日子是一个可以取得好名字的日子，那么这一个日子好在哪里呢？王逸没有说，朱熹也没有说。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辟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却并没有用这理由来赞美屈原的生日。可见这并算不得—个理由。因为一个正月里就同时有两三个寅日，既非唯一的，所以并不稀罕。并且如果强调的只在寅日，何必还说“庚寅”（按《哀郢》说甲日就只说“甲之晁”）。至于后来戴震的《屈原赋注》甚至于解释“初度”为“容度之度”，这样屈原的生日就简直与“锡余以嘉名”毫无关系了，这正足以说明单单是寅日，是不足以解释取得嘉名的原因的。

要在正当正月初春之交，说明屈原从某个日子里能取得了嘉名，这日子就只有三个：（一）正旦。（二）立春。（三）人日。而正旦立春似乎又不会说成庚寅日；因为干支纪日原不是很理想的，一过了当时就会不明确到底是哪一天。例如“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孟就是孟春，陬就是正月，都非常明确；而庚寅呢？它可以是任何一天。屈原如果是生在正旦立春这些古来已有专名的日子，既有直接的名词可用，就不会再用庚寅这干支来纪日了。

丁．说人日

《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簿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这真是楚的本地风光了。比《荆楚岁时记》更早些的有董勋《问礼俗》说：

俗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

又说：“荆人于此日，向展门前呼牛马杂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可见这原是盛行于荆楚一带的民间习俗，至于这习俗什么时代传下来的，《荆楚岁时记》说：“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问礼俗》也说：“未知所出也。”可是《问礼俗》又说：“人日镂金簿为人，以贴屏风，戴于头鬓，起自晋代。”可见人日的习俗到了晋代才更为发达起来。至于人日最初的起因实由于人与六畜的关系，《礼记·曲礼》说：

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诗经·君子于役》说：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左传》说：

为六畜五牲之牺，以奉五味。

则六畜与人的关系在周代原是极盛，此后生活日益复杂，六畜在人的心理上便没有这么重要：于是只有正月一日因其是正旦，七日因其有关于“人”，还被注意。所以《荆楚岁时记》说：

旧以正旦至七日讳食鸡。

这样正月一日既本有专名词叫正旦，七日才逐渐也有了人日的专称。那么关于正月七日的习俗很可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畜与人分占了七天，这时既没有“狗日”“羊日”“猪日”等等，自然也不会单有一个“人日”的称呼。第二个阶段是七天当中只有一日与七日逐渐更显得重要，所以《问礼俗》说：

正旦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

第三个阶段是正月七日的风俗由荆楚一带又普遍到各处风行起来，于是有了人日的名称。《荆楚岁时记》说：“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人日的名称大约就起于这正月七日的普遍推广以后。按这一个习俗所以特盛于荆楚一带，正因为楚地神话习俗素来存古独多，而秦汉以来，江南一带，生产方式也落在北方之后，所以有关六畜的习俗能够相沿的遗留下来；之后晋室南渡，而北朝游牧民族各部落又是重六畜的；于是这遗留于江南的古俗才又重新流行起来。《荆楚岁时记》所以才说：“近代以来，南北同耳。”

屈原生于荆楚的战国中期，既有“七日为人”的习俗，又还没有“人日”的称呼，要说这一天就只有用干支了。这就是屈原为什么要用“庚寅”来说他生日的缘故。“七日为人”，人生在这一天当然是一个好日子，当然可以取一个顶天立地的“嘉名”，根据新城新藏的战国秦汉长历，在楚宣王楚威王两代里只有纪元前三三五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屈原是生于这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