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批评史（1846—1917）
我以批评史开篇，主要目的是以此证明所选研究课题的写作意义。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即他的批评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以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著称的勒纳·韦勒克曾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史，[1]他言简意赅地梳理了俄苏境内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虽提及尼采、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心理方面的重视，提及法国人在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初对他的心理学发生兴趣，但因为涉及批评者甚多，范围过广，很少涉及具体作品，更没有细致的分析。本书依据所搜集到的散见于不同文集、论文集、杂志等来源的材料，叙述俄国批评界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并给以简要的评析。
大家知道，最早发现《穷人》并给以高度评价使其作者一鸣惊人、蜚声文坛的是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从涅克拉索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新的果戈理”一语便可以知道他们是从欣赏自然派的角度来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们看中的首先是《穷人》写小人物，反映城市贫民生活。不过根据Д.В. 格里戈罗维奇回忆，别林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挖掘人的内心的才能。他听完《双重人格》最初八章的朗读后表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在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上达到令人如此惊叹的境界。”[2]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给长兄的信中也曾说道：“甚至连别林斯基也认为我取得的成绩比果戈理还大……人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一种新鲜的独特的倾向，即我是进行剖析，而不是综合……果戈理则直接攫取整体，因而不像我这般深刻……”[3]
然而无可怀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别林斯基更看重的是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描写，对他们心灵中闪光点的反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衣钵相传的方面，正因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特别珍视的、同样是反映小人物但却揭示其内心矛盾混乱的作品《双重人格》并不理解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而在《普罗哈尔钦先生》和《女房东》问世后，对作家甚至表示极度失望。
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当时文学的主导倾向，特别是别林斯基所倡导的文学就是以果戈理为旗帜的自然派文学。那是所谓的“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他们更重视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不是文学中对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在当时俄国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新现象。首先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之处的荣誉当归于年轻的文学批评家B.H. 迈科夫。他与别林斯基几乎是同时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着眼点却不尽相同。他在《谈谈1846年的俄国文学》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手法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令人惊叹的深刻的心理分析”[4]，他还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集中在体现“人的个性”，而不是表现社会环境。
与别林斯基重视《穷人》不同，B.H. 迈科夫更加赞赏《双重人格》。他认为：这一作品向人们“展现了对心灵的解剖，由于意识到在完善的社会里个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颗心灵趋于毁灭”。[5]
在《双重人格》中极其充分和独特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对心理分析方法以及他对此的热爱。他在这部作品中如此深刻地洞悉人类的心灵，如此勇敢地、痴迷地凝视着人类情感、思想和行为的隐秘的运行机制（машинация），使得《双重人格》的读后感只能与一个好学者分析完物质的化学成分之后的感受相比了。[6]
他用这种“心灵的解剖学”来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化学分析物质研究内心的手法。除此，还特别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速写中，“具有一种神秘的色调，这种神秘的色调是一切深刻分析现实的描绘所特有的”。[7]B.H. 迈科夫在此处所指出的心理描写倾向、“心灵解剖学”以及“神秘色彩”（虽然没有进一步解释）等特点都给后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以极大的启发。
B.H. 迈科夫虽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果戈理流派”，“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都描绘现实的社会”，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
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主要是心理诗人。对其中一方来说，个体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是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人物；对另一方来说，社会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对作为个体的个性的影响……果戈理的作品集完全可以被称作俄国的艺术统计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也可以遇见令人惊叹的社会的艺术描绘，但在他那里它们构成了整幅画的背景，大都呈现为一些笔触细致的线条，被其对心理的巨大兴趣所完全吞噬。[8]
B.H. 迈科夫的这些评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开拓出一条非常有益的途径。首先他指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以“心理诗人”与“社会诗人”明确地划分当时文学界的两种倾向，并等量齐观。特别令人叹服的是，他才如此年轻便为后代研究者埋下了这块重要的路标，而且依据的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发表的有限的三篇小说。这或许是由于B.H. 迈科夫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影响，对心理描写特别敏感，[9]或许是B.H. 迈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交往使他得以亲自聆听并直接了解到作家本人想法，但仅仅凭借作家创作早期的情况就能够预言作家一生的追求方向，这仍足以显示出他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在B.H. 迈科夫身后的长时期内，虽然有人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特点，但能够像B.H. 迈科夫那样独具慧眼、指出其特殊重大意义的却寥若晨星。
B.H. 迈科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心灵解剖学的言论看来在当时曾经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它大约给正在彼得堡大学念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10]，后者在论文《〈童年〉、〈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1856）里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手法，为说明“心灵辩证法”的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列举了其他几种心理描写方法与之比较，其中之一就是“心灵解剖学”，他说：“心理分析通常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叙述的性质。拿来一种固定的、静止的情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给我们以一张解剖的图表……”[11]他这样论述的时候，或许想到当年迈科夫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特点发表的见解[12]。不过，他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恐怕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还在外省流放地，与文学界隔绝已有数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未对“心灵解剖学”作深入分析，他似乎认为这种手法较“心灵辩证法”逊色，因为照他的理解，前者是对静态的心理作分析，而后者则需在心灵的辩证发展中对其加以把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文坛后不久，就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服苦役、当兵，中断写作几乎长达十年，至1859年才得以用真名再次发表自己的作品。19世纪60年代初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受到普遍的好评。但是，前一作品却在心理描写方面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在题为《备受苦难的人们》一文中，他肯定了这位作家的《穷人》等作品——
在盲人身上发现明眼人，在笨汉身上发现明确的、正确的思想的闪光点，在受尽苦难的、失落的、丧失个性的人的身上找寻并展现其对人的天性活跃、搏动的追求的渴望。在心灵的最深处挖掘人身上所隐藏的、对外来力量和压制的抗议，让我们谴责，唤起我们的同情。[13]
但这种肯定针对的仍然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与此同时，他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爱好描写心理上的精微奥妙之处而著称，关于他的《双重人格》仿佛有这么一种看法，说它‘根本不是小说，而是心理的发展过程’……但事实上，您在长篇小说（按：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别说瞧不见对伊万·彼得罗维奇内心状态的轻描淡写，甚至也找不到丝毫能够说明作者关心这类描写的迹象，相反，他却回避一切能够揭示这个满怀爱情、嫉妒而备受折磨的人的心灵的地方……”[14]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断然否定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才能，有失偏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虽然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出色的小说，但涅丽、老伊赫缅涅夫等人物都以其丰富的内心生活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典范，这可能是因为杜勃罗留波夫所关注的、穿梭奔走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虽无处不在，但他和他的爱情经历并非作家关注的中心，也或许因为他未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法——内心的展示主要不依赖叙述者说明和讲解。
在心理描写方面有着重大突破的是不久后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它们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进入成熟期，充分显示出他的创作特色。只是当时，《地下室手记》在思想上引起争论，在艺术创新方面并未受到批评界重视。而《罪与罚》却正如作家所言：提高了他“作为作家的声望”。（XXVIII/I，156）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声望与他所表现出的心理描写才能密切相关。自这部小说问世后，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他这位“心理学家”。《周报》的一则评论说：“作者把对犯罪和导致犯罪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心理分析作为明确的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震撼心灵的真实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VII，347）有位批评家针对《罪与罚》明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显著提高”，他的“主要方面和特色”与其他作家的才能迥然不同：
在表现人们生活的外部世界——其人物行动的环境、偶然出现的外部情况等等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他的性格发展，并以深刻扎实而又毫不留情的分析在读者面前展示其全部内在的、精神的方面——他的头脑和心灵、理智与感情，这种分析令他有别于其他作家，并使他在俄国文学中占据光荣而显著的位置。（VII，347，348）
批评家В.Р. 佐托夫（？）[15]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活动的简论中这样谈到《罪与罚》：
难以想象会有更为深刻的分析。没有比这部小说的情节更能表现他这方面才能的了。小说中人物囿于自我的心灵经历了惊涛骇浪，而思想和感受在发展中将这个心灵逐渐引向可怕的结局。若要了解这一分析达到了何等令人惊叹的准确性，稍稍回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的那场噩梦就够了！上述种种优点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足以跨入我们一流文学活动家之列。（VII，354）
这三篇评论，不仅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极其准确地道出了作家的才华所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有的评论更是点明：作家所选择的外部环境与事件往往只是其为内心分析所创造的条件。不断自省，探究他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无法从事创作的苦役时期里作家的内在修行，此时显现出丰硕成果。
《罪与罚》为作家赢得了大量读者，特别是外省的读者，他们发出惊叹：“多么深刻的分析”（VII，48）。随着此后各部长篇的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1876年11月，一位读者在写给作家的信中说：
在我们俄国只有两位心理学家-小说家——这就是托尔斯泰和您。托尔斯泰的画笔描绘的是精致优雅的事物……您则是在触动与您所不了解的溃疡的伤口……因而只有您一人能描写出那些他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典型……[16]
比起在文学圈子中笔耕不辍的批评家们，这位读者能够凭借自己的艺术品味，领会到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众之处，弥足珍贵。这段话同时表明，在同时代读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公认的“心理学家”了。
然而，在文学界与批评界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时，如他信中所言：“……长期里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XXVIII/I，224）因此从《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作品起，他开始表现出自己鲜明的倾向性，与民主主义者论争；而且他作品中那些作为主要人物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往往被人们视为对进步青年的攻讦。
另一方面，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也导致批评界因政治思想不同形成了彼此鲜明对立的阵营，针对作家，文坛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赞赏，有人谩骂，因此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也相当复杂。可惜的是，在激烈的论争当中，批评界注意的重心往往偏于思想内容，却不太关心艺术表现，包括心理分析；有时即便涉及心理描写，也会在认可其深刻性的同时，对其内容加以否定。
赞赏他的，如他的友人、斯拉夫派Н.Н. 斯特拉霍夫（1828—1896）。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派思想基本上接近，是作家引为知音的批评家[17]。
斯特拉霍夫在其回忆录（1883）中谈及作家的创作技巧时，着重论述作家的心理描写，显然，他把这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主要方面。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
构成其长篇小说一般主题的那些犯罪、自杀和种种乖戾心理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它们罢了。在这样的信念下，他就大胆放手地去描写阴暗的画面；谁都未曾如此深入地描写过人类心灵的种种堕落现象。他的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赋予自己的创作以现实性和客观性，直至令读者为之震惊、为之吸引。在他描绘的画面里有那么多的真实，那么准确而深刻的心理描写……
他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胆地把可怜而可怕的人物以及各种心灵上的痈疽搬到小说的场面中去”。
在最堕落、最反常的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星火；他留心观察这星火最微弱的闪光，在我们惯于以鄙夷、嘲笑或厌恶态度对待的那些现象中察觉到美好心灵的特征。由于他在丑陋的、令人讨厌的外表下发现了这美好的闪光点，他于是宽恕人们，并喜爱他们。这种温存而崇高的人道精神可以被称为他的缪斯，是她赋予他衡量善恶的标准，他以这些标准潜入最可怕的心灵的深渊。他相信自己，相信人，这就是他如此真诚、如此轻易地将自己的主观性视为完全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缘故。[18]
这段话十分值得重视。首先，斯特拉霍夫明确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着重描写阴暗、丑恶的心理的倾向，而且指出作家能够发现这些心理背后隐藏的、难以预料的“美好的闪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如斯维德里盖伊洛夫、韦尔西洛夫、斯塔夫罗金、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者。但这个特点却也还是有指向的，在另一些人物，如瓦尔科夫斯基、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伊万·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等人身上，这一规律就不适用。其次，尽管斯特拉霍夫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小说家中最富有主观性的人”，“几乎总是仿照自己来塑造人物”，“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观性”……[19]但他却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深度的同时指出，作家的这种看似主观性的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因而具有充分的客观性。最后，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与现实主义相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一再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作家正是企图通过主观世界的描写达到他的“现实性和客观性”，达到他“自己心灵所指示的那个目标”。作为挚友和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分析得比较深刻。
音乐批评家Ф.М. 托尔斯泰[20]起先并未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较高的评价，但他在读过友人、文学史家О.Ф. 米勒[21]的信后改变了看法。他在回信（1879）中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的确如您所言，是完美之作。而以托尔斯泰为首的我们所有的小说家-心理学家若与这位严峻、深刻的思想家相比，都不过是些后生小辈。回想在上封信中斗胆写下的那些废话空谈，简直令我汗颜。我觉得，其中只有一处还站得住脚，就是把米开朗基罗画的《衣衫褴褛的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几处相比。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这是解剖学的速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心理学速写，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对活人进行的活体解剖。那些参加这次活体实验的人，都会看到肌肉的颤抖、血液的流动，以及——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看见自己在作者所解剖的那个人的眼睛、“心灵的镜子”里及其在思想上的映像。[22]
Ф.М. 托尔斯泰此番话中引发我们注意的是他关于活体解剖的那种比喻。他将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推进了一步，即作家所采用的不仅是如迈科夫所谓的“心灵的解剖学”，而且其方法同心灵辩证法一样，可以展现处于进展过程中的心灵状态。他所说的还涉及读者接受的问题：他认为读者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常常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之进行比照，即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非消极接受，他们会被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小说情节之中，成为某场面的亲历者，目睹者，造成这种效果的正是生动的心理描写。不过他的这段话颇多溢美之词，竟然将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在内的俄国作家都说成是“后生小辈”。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受到О.Ф. 米勒的影响。这位米勒也是斯拉夫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密切交往。据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回忆，米勒在自己的文章、政论和讲稿中百般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23]
因为社会政治观点的分歧而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艺术，甚至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主要有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他观点不同又有个人恩怨的И.С. 屠格涅夫也是如此，为了叙述方便，先从观点分歧但评论较少的后者谈起。
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有过一段来往，但两人后来因观点、个性不同（一个是西欧派，一个接近斯拉夫派）等个人因素变得水火不容。大家知道，屠格涅夫本人也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著称，他曾肯定《死屋手记》，说在各类人物的刻画中有着“许多描绘得细腻而准确的心理”，[24]但他却非常反感《群魔》之后的《少年》，厌恶其中没完没了的“心理发掘”。他曾以讥讽的口吻说：人们实际上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那样“每隔两页就会说胡话，发狂、发热病”。[25]他甚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这些“对事物的反应都与正常情况截然相悖的人物”称作“标新立异”的手法，视为作家借以出名的“廉价手段”。[26]除去可能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对他进行讽刺，以卡尔马津诺夫形象将他漫画式歪曲，激起了他的愤怒），恐怕两人之间的差异更在于各自不同的风格：与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屠格涅夫向来是以简洁、单纯见称的。
民粹派批评家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残酷的天才》（1882）一文中，评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历程。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杰出的”“有独创性”的作家，同时将作家定义为“残酷的天才”，他形象地比喻说：
在俄国文学中，从未有过任何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细致入微地、深刻地，甚至可以说是带着喜爱之情（如果对狼的感情中真的能够包含喜爱之情的话），来分析吞噬着羊的狼的感受。他很少对那类原始的、粗野的狼的情感，比如简单的饥饿感产生兴趣。不，他潜入到狼的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反复寻找的不是简单的享用美味佳肴时的满足感，却是精细、复杂的，因凶狠和残酷引起的快感。[27]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非常喜爱描写狼吃羊。他概括说：相对而言，作家早期对被狼吃的羊比较感兴趣，而后期则更关心狼的感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这种寓言式比喻，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存在对施虐狂与受虐狂心理倾向的描写，也点明了前期与后期作品中人物心理描写的关注点的转变，《穷人》中的小官吏及其感受在《罪与罚》中让位于杀人者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德里盖伊洛夫等即是证明。但假如就这样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特点，将其视为消极的方面，并且如他在这篇文章里那样，否定杜勃罗留波夫所承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那么不能不认为，思想斗争使米哈伊洛夫斯基失去了评价的分寸感。
不过，另一位民粹派批评家、文学史家А.М. 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观点却比较公允。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本世纪欧洲无与伦比的天才”，甚至说，“当代的美学要从整体上吸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是很困难的”。[28]他视“深刻的病理及心理的分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的“主要力量”。与许多后代的批评家不同，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和病理的刻画看得同等重要，而没有以偏概全，将其中某些对病理现象的描写当作心理描写的全部，没有极端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视为生理学、病理学的揭示。他很有见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有所创新，超出“当代美学”，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能为其同时代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民主主义刊物《行动》上一位未署名的批评家的见解（1881），他的看法不带偏见、较为独到。这位批评家说：
心理描写为他（按：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准备了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内容。但是，他在自己人物心理范围内游历时随时随刻都受制于——分析；他是将人的心灵拆解为组成要素的能工巧匠〈……〉然而，一旦这些单独的心灵状态得到深刻、彻底的分析，〈……〉一旦心灵被分解为组成部分，一旦其每个组成部分都得到描述、衡量和评估，作者就认为自己的心理描写任务业已完成。至于把拆开来的再拧上，把分解开来的再重新连接，把分析过的作品再加以综合——这就不干他的事了。由此，作者的所有人物并非因为自己内心世界的双重性、而常常是因为三重性、四重性而痛苦。〈……〉作者往往使其人物那双重性和三重性的“我”落得完全失去了心理本性的统一与一致性〈……〉，令他们陷入口吐呓语、产生幻觉的地步。主人公本人仿佛被折磨其灵魂的那些矛盾所震撼，变得神志不清，逐渐相信自己身上有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我”，然后他开始把这些“我”客观化，他将他们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幽灵与魔鬼等等。这样的事发生在中篇小说《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在‘白痴’身上，〈……〉并再次发生在伊万·卡拉马佐夫身上。（XV，508）
《行动》杂志的批评家从心理矛盾性方面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魔鬼和“双重人格”现象，这无疑是准确的。但是，他把作家的心理分析看成消极行为，在指出小说中人格的分裂的普遍性后，将这种现象归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做到分析之后的综合，恰恰说明他从感性上对文学中的人格分裂现象仍觉陌生，不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之所以会具有“双重性”“三重性”，恰恰由于人物内心矛盾发展到了分裂、完全无法合二为一、无法“综合”的地步。
在1880年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抱怨批评界不能理解自己：
……我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也许超出了我应得的程度。但是评论界、报刊上的文学评论即使赞扬我（这种情况极少），也说得非常轻率和肤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完全来自我痛苦的心灵，而且真实地打由心底里倾泻、流淌出来的东西。（XXX/I，148）
这段话虽不直接针对那些论及他的心理分析技巧的评论，却反映出他多年来对批评界的总的看法。虽然可能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尽管有人对他较为尖刻，却也有许多人赞许他，上文就有一些突出的例子），但深刻的分析的确很少，那没有被发现、被理解的“……完全来自我痛苦的心灵，而且真实地打由心底里倾泻、流淌出来的东西”，也许恰恰是他独特的挖掘人的心理的宗旨与手法，他的现实主义。他将希望寄托于后人。在为《少年》所写的“序言稿”中他申明：“未来的各代人将会较为公平；真理会站在我一边。我深信这一点。”（XVIII，329）他的预言后来果真变成了现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大多数批评倾向于对他进行赞赏。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许多著名评论家明确肯定，作家的艺术才能首先在于心理描写，或者认同他对病态心理的描写。文艺学家Д. Н. 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着重从艺术角度进行判断和分析文学作品，针对那些质疑作家创作才能的声音，他简单明了地指出：
无论我们怎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艺术的长处或缺憾，他在描写人的心灵中某些方面表现出的巨大写作才能都是毋庸置疑的。在自己的领域内，他可以说是无敌的。[29]
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天才的文学家-心理学家”。[30]
其次是民主主义作家В.Г. 柯罗连科。上面谈到米哈伊洛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美化残忍与恶毒力量的“折磨者”，称之为“残酷的天才”。柯罗连科则恰恰相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因人类的苦难而郁郁寡欢的受难者。在他1888年的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
……可以说人是由无数条色彩缤纷的纱线编织而成的，他的行为举止取决于那一刻被抽取的那根纱线……虚荣心重的人并非永远是虚荣的，有时他也谦逊；歹徒并非永远为非作歹，他偶尔也会动恻隐之心；而有时，如在贝尔特·哈特[31]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还可能表现出慷慨的英雄主义，这倒并非谎言。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您会看到，他们那些活生生的人所作所为的，正是您在这种情景下可能的所作所为，您的心灵中震颤和绷紧的、发出共鸣的，正是同样的这几根纱线。我们所谓的对人的认知上的艺术真实的全部秘密正在于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被置于特殊的境地中，他的行为举止像活生生的人一样。这给我们极为生动的感受：人也会像禽兽那样生活。
可见，柯罗连科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善恶同体，认为这才符合生活的真实。不过，他还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片面地注意受压抑的、过于紧张的心理状态[32]。在晚些时候发表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文中，柯罗连科再次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展现出“惊人的深刻性和有力的发现”；“它们非常珍贵亦十分有益，但却总是片面的，它们向我们揭示了病态灵魂中几乎无法触及的深渊”。文中还特别指出：“您可别想在其中找到什么健康的生活规律或者这种生活的广阔前景。”[33]他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较为客观的。
在这里，柯罗连科像许多评论者一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的反映是片面的和扭曲的，而托尔斯泰的世界则是光明的，光与影的分布及比例搭配协调一致，符合现实中的情形。那么，托尔斯泰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总的说来，托尔斯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是矛盾的。他很赞赏《死屋手记》，也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生动有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托尔斯泰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他虽曾特别提到：“不能将一个充满斗争的人树立为教导后人的纪念碑”[34]，但他晚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1892年，当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人身上写的都是自己时，托尔斯泰予以反驳：
“……甚至在这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不仅我们——他的本国人，就连外国人也认出了自己、自己的心灵。挖掘得越深，人们也就越会感到大家的共性，觉得更为熟悉、更为亲切。不仅在艺术作品里如此，就是在学术性的哲学著作中，不管如何努力保持客观态度——即便是康德或斯宾诺莎，我所看到的也只是写作者的心灵、智慧和性格……”[35]
这说明，同样作为心理分析大师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同许多人一样，带着成见去评论自己的同行，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的心理刻画。他十分客观地肯定这些人物心理的独特性源于作家的深刻挖掘，而且以公正的态度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以至学术著作中，必然带有作者主观的烙印，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这一评价与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也正是基于这种经验，他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心理的现实性和客观性。
俄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那一阶段涌现出大量研究论著，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重新评价，批评的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这些批评来自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不同的研究者。大致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其次是宗教哲学家的批评，最后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批评，评价中新的声音则自然主要来自后两类。
可归入第一类批评的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В.Ф. 彼列维尔泽夫等人。
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烈批评众所周知，主要集中于思想内容方面，并最为突出地表现在论述“卡拉马佐夫习气”（1913）的两篇文章[36]里。而此前，高尔基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震撼全世界”的“最伟大的天才”，堪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歌德等这些伟大人物”比肩（1905）。[37]在写于1908—1909年的《俄国文学史》中，高尔基虽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所批评，却仍在艺术上对他予以肯定。此后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中，高尔基的批判态度较前明显缓和，他甚至再次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媲美”。[38]
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中多次涉及其心理分析，但是主要着眼于作品《地下室手记》。在《俄国文学史》中他说：
这些病态的思想——称之为感觉比称之为思想更真实些——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喜欢去发掘不明确的、错综的下意识领域，虽然他主要还是耙松了所谓的下意识的上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社会性的积垢，就是那些掩盖了我们健全的天性、而且如同铁锈腐蚀铁块那样侵蚀着天性的尘垢和污秽。[39]
高尔基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理是其同时代的某些个人主义者的心灵的反映。他说：
荣誉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异常生动的、色彩丰富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勾勒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出一种因个人的不幸与苦难、因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得意的心情，那些19至20世纪间脱离现实生活的青年中的个人主义者所发出的卑劣的呼号，借助这个人物得以显现。”[40]
不过，高尔基也关照到作家的主观意识。他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他恰恰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令人厌恶的灵魂……当他想描写与此不同的东西时，他就给我们创作出“白痴”或者是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一改施虐狂为受虐狂，一改卡拉马佐夫习气为卡拉塔耶夫习气。”[41]
高尔基将这些人物的心理与俄罗斯性格联系起来：
他是天才，是我们的残酷的天才。他特别深刻地感悟、领会并带着欣赏之情描写了俄国人身上的两种病症：彻底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的残酷的施虐狂，以及——与此相反——被压垮、被吓破胆的、沉浸于苦难，幸灾乐祸地对大家、对自己津津乐道这种苦难的那种人的受虐狂。[42]
综上而观，高尔基除了从客观现实及作者个性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之外，还准确地指出作家所勾勒的人物内心生活的两重重要因素。其一是不明确的下意识，其二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前者是人们意识中潜在的一个层次，后者在与俄罗斯性格联系起来之后，获得了现实性和典型性的诠释。高尔基的见解无疑精辟到位，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具有启发性。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卢那察尔斯基与В.Ф. 彼列维尔泽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虽然持一定的批评看法，但主体上还是给予了肯定，他们时时不忘谈及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意义。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论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多达上百处[43]，其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谈得最为充分的应数《晚近的意大利戏剧》一文（1911）。
在这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首先承认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及其对意识产生的作用，他认为对于潜意识的“研究及其艺术表现，还做得非常不够。而与此同时，它应该在艺术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它在生活中就产生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只有在艺术洞察力的放大镜中才能受到关注……”他接着说：
精神的窥密者[44]、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对这些隐蔽的、阴暗的心灵过程极为了解。但当他吓得面色苍白、俯视这个对人们来说如谜一般的深渊时，他的双眸凝视着那笼罩着模糊阴影的漩涡，或许既悲惨又苦涩地、神经紧张地赞叹着它的非凡的运动。他更喜欢强调它的离奇古怪，却偏不带着照明的火炬——不用艺术认知的火炬引导我们进入完全陌生的、恰恰是我们自身的黑暗之中。这并非他的目的所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灾难惨剧、火山喷发、地下的轰鸣和冲击是其人物生活的家常便饭，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惊心动魄、难以理解。人的天性有多么复杂啊！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秘密！当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时，正是这个念头，异常鲜明地、可谓是感性直观地浮现在脑海里。
但是对于善于认知的头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形象不过是些材料，是些经过独到的观察获得的、但又往往被病态地伪造出来的材料，——至多也不过是从生活中冒出来、但仍像在现实中那样不甚清晰的影像，最差——也就是个偏爱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兜圈子的人想象中的产物。[45]
与高尔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联系起来，或许他在当时（1911）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46]，并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同弗洛伊德的学说相联系。卢那察尔斯基理解并肯定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长处，即对人们本人也尚未领悟的、潜在的下意识以及复杂的人的天性的关心和描绘，是独具只眼并符合作家创作所表现出的特点的。然而，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味强调所描写的心理的离奇古怪，却拒绝将认知的火炬带入我们全然陌生的黑暗中，这未必符合作家的本意。至于他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仅仅提供了一些“材料”，认为作家拒绝对这种心理进行理性解释并醉心于此，导致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它失去了可信度，这虽是他一贯的看法，但应该只代表少数人的观念。同时，他并不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内容的独创性吸引您的注意”。
В.Ф. 彼列维尔泽夫在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12）中十分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强调他的独创性比包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内的所有俄国作家都要“深刻些、鲜明些”，甚至说：“如果才能的力量仅以独创性来衡量的话，那么必须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我国文学中最为杰出的天才之一。”[47]彼列维尔泽夫反驳米哈伊洛夫斯基有关“狼和羊”的心理的说法，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进行辩护：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在这头逆来顺受的羊身上，隐藏着狼的倾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完全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心理的双重性，也不懂这种双重性的基础是为尊严而斗争。[48]
彼列维尔泽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人物的心理奉为全人类的典型心理是非常错误的”，但“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样犯了极大错误”。
首先，并非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是癫痫病患者或疯子；其次，有些疾病，不过是某些极为常见和普遍的心理状态发展至极端和最为强烈的表现的地步。然而，只有此时，它们才不仅仅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是具有共性的，于是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普遍的现象，它们成为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便于研究该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痛苦正是源于这类疾病，在这类病里，某种心理气质发展得过于夸张、过度，因此表现得非常鲜明、深刻。[49]
以上他的这些论述，先是解释了“狼的心理”，将它归于人的自尊的表现，这种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又说：作家把病态心理集中和夸大化，使其更具典型性和鲜明性，并且这些心理疾病有其社会根源，这些人物的疾病“并非是孤立、偶然的，而是广泛普遍的现象，是真正的社会灾难”。也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就比米哈伊洛夫斯基所感到的要宽广得多”；这种宽广“不只是在空间意义上，而且是在时间意义上。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大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心理气质类似的人物，在各个时代里层出不穷”。[50]后面这些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В.Ф. 彼列维尔泽夫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说法时，认为这构成了“他整个观点体系的基石，也决定了他本人对所塑造的性格的态度”。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处”，就是顺从与高傲、温和与兽性之间的斗争。他观察人的内心中所进行的这种斗争，并以这种斗争的形式将全人类的生活都表现出来，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然成了任性与顺从相斗争的舞台……双重人性的戏剧性冲突[51]也就是全人类的戏剧性冲突，继而全人类也被划分为两个斗争着的世界：高傲的西方与顺从的东方。[52]
他的此番话，值得分析。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心理仅仅归于两种心理无疑过于简单化；而不同意作家把自己所描写的心理看成是全人类的心理，则是还事物以原貌。
宗教哲学的批评，其开端当推作家生前的好友、忘年交，年轻的哲学家Вл.С. 索洛维约夫。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逝世后，他就为作家冠以“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先知”的称号。[53]在次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进一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艺术”的“先驱”，是“真正的人和人类的领袖”之一。继索洛维约夫之后，С.Н. 布尔加科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艺术家-哲学家”；[54]В.В. 罗扎诺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实质上主要是“形而上学的”。这里他们所说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据В.А. 克尔德什的分析，应是指宗教哲学，而且“这是该思想流派的共同态度”。他们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宗教哲学相联系，并“力图把作家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置于历史问题之上”。[55]
不过，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以及对其心理分析的评价方面，他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视角也各不相同。Вл.С. 索洛维约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在思想上获得了“新的深化”，他“所指出的已经不是道德准则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外部矛盾，而是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与他的心灵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这样一种信念：任何道德上的堕落，任何道德上的卑鄙与下流，都无法扼杀人的精神力量”，深信“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心灵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摆脱一切的卑鄙和下流，获得新生”。索洛维约夫接着说，许多人却因此责备他：“为什么详尽描绘人的心灵与生活的黑暗面，为什么总是表现反常的、精神上病态的、行为极为不端的人们……仿佛人只有体验过这些龌龊之物方可企及道德的高度。”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难道“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宣扬的是……必须以精神力量去战胜一切外界的邪恶，继而战胜内心的邪恶”。[56]这样，索洛维约夫意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道德意义，并把它与宗教相联系。他的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有契合之处。但是，他所谈到的关于心理描写的目的，则与作家的想法似乎还有一些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终目的主要仍是“改造世界”，而索洛维约夫则把最终目的局限归于“战胜内心的邪恶”，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限定在宗教思想的范围。事实上，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的确表现出自己的宗教思想，有时也确实相信人的心理与上帝的心灵相联系，但他毕竟首先是位关心民情、时政的作家。索洛维约夫与作家是极为亲密的忘年之交，他的结论也应是两人思想接近的结果。依据宗教思想，“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必须“战胜内心的邪恶”，二者并不矛盾，只是索洛维约夫作为宗教思想家，更强调后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