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水围是基于各种与贫穷有关的悲剧而受到广泛注目，许鞍华的“天水围系列”或可让我们看见她对处理“理想”与拍摄“写实”电影的能力，与真有多少“功力”。
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贫穷”并不是主题——每个角色纵不是锦衣玉食，可也不见得生活在贫穷线下，或反映出M型社会的任何状况。以阿贵(鲍起静)为轴心的故事结构，丈夫已逝——因没交代他的身份背景，故此无从得知他的死是否与经济有关系，例如因工伤亡，亦不知道对遗孤有何影响——她与儿子住在两房一厅的高层大厦里(三十六楼？)，她是超市里的“果贩”，主打榴莲，日出而作，但似不需要捱更抵夜。每天天还没黑，已见她悠闲地买菜回家为自己及儿子煮好两菜或一菜一汤乐聚天伦。她生活中的另一半，被她连名带姓使唤的儿子张家安，是刚考完会考等待发榜的“隐闭青年”——不是社会忽略了他，是他性格内向。内敛(不会主动对人说话)、敏感(当小表弟妹侃侃而谈出国留学，他会从听得见对话的座位换到听不见的另一处)的这个独生子，从不对母亲说一句不。甚至，他可能有一点点“恋母”：在同学们对他的调侃中刻意暗示了他对一名女教师的好感。当电影末段女教师出场时，先是“张家安”三字以画外音响起，继而镜头转向饰演者陈玉莲的上半身。两个女人的“点名”，重叠了两种既有权威性又有亲切感的“爱的呼唤”。另外两个在他身旁出现的女性也是比他主动的类型，一个是比他高年班的团契女青年，还有一个是携粥与他到医院探望外婆，不怕对老人家有技巧地表明“有鱼片粥你吃便不要去想燕窝粥”的差不多年纪的表妹(姊)。
张家安“吸引”的，还有母亲阿贵在超市里认识的同事，那被叫做“阿婆”的独居老人。“吸引”的意思，是通过这少年为她完成的两件事情——把新购买的电视搬回家中安装好，又再将坏掉的灯泡换成新的——引起了她对已死女儿的儿子，即她的外孙的思念。然而，基于前女婿已另娶，与张家安同龄的孙儿变成她无从接触的亲情。虽然渴望一尽外祖母的责任而给前女婿、他的妻子和孙儿各买一样金饰作纪念品，但在前女婿敷衍而宴请的一次饮茶中，她因提出看看孙儿的要求被拒而感到愿望彻底落空。在回程往屯门的巴士上，她把所有礼物转送阿贵，明显将对孙儿的期望、祝福，转寄张家安身上。
接过金饰一并收进手袋，阿贵强笑说：“将来你需要钱用时，我会帮你。”言下之意，已承诺照顾她的百年归老。话毕，阿贵已忍不住悲从中来，此时伤感的音乐响起，她别过面去看窗外风景。
与阿婆有着微妙的亦友亦母女的感情，阿贵倒是与亲母显得十分疏离。母亲住院多时，她就是以“太多人去看她，不用我去加重看护负担”作为借口推搪。反而把时间花在陪阿婆去沙田吃前女婿的闭门羹。全片最打动我的地方，正是当她终于愿意探视老母，病床上的老母因某亲戚的际遇感慨“做人难啊！”，正在削苹果皮的阿贵忽然判若两人——不再和眉善目，却是压抑不住愤恨地自言自语：“有多难？！”是穷，也是重男轻女，使从小就得牺牲自己，把两个弟弟养育成材的长女命运，在阿贵心中种下对生母的恨。
阿婆的出现，满足了她由衷地、没有压力地尽孝的补偿心理。而且阿婆那包价值三百多元的花菇与主动宴请阿贵母子度过丰盛的中秋节，确有着人情味浓于血水亲情的况味。
所以，《天水围的日与夜》中“情怀”的基调，可说没有离开过“物质”的不欠缺。许鞍华让我们看了阿贵九十多分钟的“知足常乐”，但藏在“睦邻”、不计较、宽厚面孔之下的内心积怨，却成了一瞬即逝的闪电。看似水波不兴，其实山雨欲来。只是《天水围的日与夜》选择了的，是“不想看见便看不见”，如果不能逃避，起码是回避。超市没有人事政治，工作环境明亮干净，青少年没有沟通障碍、没有同辈压力、没有(因远离物质主义的城市中心)自我形象低落等问题，连经济压力也没有——即使升不上中六，也有大小舅父资助出国升学。独居老人说富不富，说穷不穷……凡此种种“理想化”的生存状况，使这些免疫于现实煎熬的人物，不但不见得住在天水围，甚或，那背景似乎只可能是“桃花源”，而并非香港。
本着关怀弱势社群而拍摄的写实电影，是不是应让观众感受到弱势所受的压力呢？本来有着中下阶层生活形态的地区，在香港多的是，但就是没有“天水围”三字更能引发中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条件反射，例如对遥距、孤独、害怕因缺乏金钱失去别人关心、得不到爱——都怪它是标志上述焦虑的“另类名牌”。
而《天水围的日与夜》之所以受到欢迎，正是与它能以“淡淡哀愁”，化解“贫穷”带来的压力和悲情有莫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