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鲁迅1930年3月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提及左翼文学形成时的这种状况[1]，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主要针对的是这些作家对“革命”的“罗曼蒂克”玄想，他例举海涅的例子，说：
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2]
因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3]诸如辛亥革命后的“许多文人”转而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4]，诸如俄国十月革命前讴歌革命的叶赛宁与梭波里，革命胜利后的“自杀”[5]。我们只要看一下1931年1月17日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36名共产党人被捕，2月7日被枪杀后，参加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知识分子发生的变化，就不难认识到这种情况。[6]
正是在如上分析中，不难看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整体上存在的“芜杂”，看到左翼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论争存在着种种动机混杂的情况，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左联工作，所带来左翼文学构成的变化（包括“退出”和“开除”）；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鲁迅体现“‘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性质的文学批评与这种“芜杂性”的直接对立性质，并在这种对立中确立左翼文学批评的严肃性。更主要的是，鲁迅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鲁迅影响下的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是在对自身“芜杂性”的批判和沥除中发展的，诸如对“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的批评[7]，对自命为“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张资平的‘小说学’”的批评[8]，对“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杨邨人的批评[9]，对从“普罗文学运动”分化出来的自称“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批评[10]，对周扬主编左联重要机关刊物之一《文学月报》期间的“辱骂和恐吓”文风的批评[11]，对左翼作家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批评[12]，对“徐懋庸们”在“统一战线”的名目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批评[13]，对“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14]的“文坛皇帝”[15]的批评，等等。而且，鲁迅所展开的这些批评，主张“注重于‘论争’”，即使“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 “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16]10。当然，也显而易见，左翼文学中的这些“必然混有的污秽”也并没有因为鲁迅的批评而消失。
其次，在我看来，鲁迅在坚持并肯定左翼作家直面“黑暗中国”的“一步一血痕”的“战斗”的同时，从未间断对左翼文学“必然混有的污秽”的批评，他是将此作为社会文化特别是上海社会文化在左翼作家身上的表现来分析和认识的，就此而言，不存在左翼与非左翼的不同[17]，即他批评的这些左翼文学现象，与他同时提出并剖析的上海文坛诸现象，如鼓吹“曲的解放”[18]、实行“序的解放”[19]、张扬“文坛登龙术”[20]、哄传“腰斩张资平”[21]、标榜“《庄子》与《文选》”[22]、“呜呼”文坛的“谩骂”“诬陷”“堕落”[23]以及“文人”的“剪窃”[24]，还有文坛上“文丐”、“文氓”和“文官”的层出不穷[25]，并没有实质差异，他是把二者相一致作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展开的。
正因为如此，鲁迅之作为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左翼作家，并不拒绝“小资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同时又重视引导“同路人”创作的发展，认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26]，这不仅体现在他1930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上[27]，而且贯穿了他的文学批评，如沙汀、艾芜自认创作难以胜任“革命题材”，就自己“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和“下层人物”生活题材的创作，求教于他，他的回答是：
……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28]
第三，鲁迅明确意识到，左翼文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严肃的文艺创作，也需要严肃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中展开的。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按：指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时），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就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坛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29]
读一下鲁迅于1930年代写的《我们要批评家》、《批评家的批评家》、《漫骂》、《“中国文坛的悲观”》、《骂杀与捧杀》，可见他对文学批评的重视，也可见他的批评观，他还一连写出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批评文章，主要针对的就是左翼作家也染及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提出以“文人相轻”鄙薄批评，实际上是在“混淆黑白”, “掩护着文坛的昏暗”，而强调文学批评要“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30]。他更进一步针对中国文坛层出不穷的“文丐”、“文氓”和“文官”，提出“文人相轻”“也仍然是战术”，概括其种种“‘轻’之术”，其中之一就是他在杂文中经常运用的“起颠扑不破诨名”, “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31]看一下在他批评文字中“露出原型”的“革命小贩”、“洋场恶少”、“‘商定’文豪”，文坛上“兽类不收”、“鸟类不纳”之“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那样的“绅士淑女”[32]……以及种种的“西崽相”，还有“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的“文坛登龙术”[33], “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的“序的解放”[34]，不胜枚举，他的批评如“匕首和投枪”，是如此犀利，切中要害，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其是非利弊也并非“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所能抹杀的，文坛“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的，因此“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35]
我们更是从鲁迅的批评文字中感受到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的，感受到在鲁迅文学批评影响下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更是在1930年代发展起来的，更是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同时感受和认识到失去了这样的文学批评，我们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了内在的胫骨，就可能在社会文化中随波逐流，发生蜕变。
[1] “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书信·30032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8页）
[2]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4—235页。这是鲁迅“五四”时和“五四”后一再批评的知识分子的“黄金世界”梦想的延续，他当时还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5页）、《〈勇敢的约翰〉校后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315页）中一再引海涅的上帝请死后的诗人“吃糖果”的例子，批评左翼作家对革命不切实际的认识。
[3]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3—234页。
[4] 同上书，第234页。
[5]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仅提及叶赛宁的“自杀”（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4页）；在《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钟楼上（夜记之二）》等文章中，对叶赛宁与梭波里革命胜利后的“自杀”，有更详尽的分析和说明。
[6] 1931年4月20日左联将候补常委周全平开除，数日后又开除了叶灵风、周毓英，三人均为后期创造社成员。1932年原太阳社作家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宣布告别革命，脱离共产党。后又有震惊文坛的“蓬子转向”。（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第九章《大浪淘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4卷第226—228页。
[8] 《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全集》第4卷第230—231页。
[9] 《二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623—631页。
[10] 参见鲁迅的《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
[11]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451—453页。张大明在《〈文学月报〉研究》第三部分对此做了介绍和分析，例举编者周扬在《文学月报》发表别德纳衣的长诗《没工夫唾骂！》（向茹译）时写的一段“编辑后记”,“可见编者是欣赏这种‘痛骂’的”，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态度和写法都完全是脱胎于《没工夫唾骂！》”,“其实，这种辱骂和恐吓，在《文学月报》各期的创作中，尤其是文学新人的创作中，可以说俯拾皆是，数不胜数”（见《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7—499页）。
[12] 《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鲁迅全集》第6卷第513—515页。
[13]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8—538页。
[14] 同上书，第538页。
[15] 《书信·360825·致欧阳山》, 《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1页。
[16] 10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3页。
[17]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准风月谈·“商定”文豪》,《鲁迅全集》第5卷第377—378页），还可参见《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18] 《伪自由书·曲的解放》,《鲁迅全集》第5卷第53—54页。
[19] 《准风月谈·序的解放》,《鲁迅全集》第5卷第219—220页。
[20] 《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鲁迅全集》第5卷第274—275页。
[21] 《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178页。
[22] 见收入《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上）（下）》、《扑空》、《答“兼示”》、《反刍》、《古书中寻活字汇》等。
[23] 《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和《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24] 《准风月谈·文床秋梦》,《鲁迅全集》第5卷第289页。
[25] 《准风月谈·文床秋梦》,《鲁迅全集》第5卷第289—290页。
[26]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39页。
[27] 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前者属“同路人”的作品，后者以“无产者作家”的作品为主，也有“同路人”的作品。如李今通过分析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同路人文学，对于鲁迅来说，具有着同等的意义。……鲁迅深受苏联柯根教授观点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加以引用，而强调两者之间最终的‘合流’与殊途同归。”（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页）
[28]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66页。
[29]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5卷第550—551页。
[30] 《且界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第335—336页。
[31]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6卷第381—384页。
[32] 《准风月谈·谈蝙蝠》,《鲁迅全集》第5卷第202—203页。
[33] 《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鲁迅全集》第5卷第274—275页。
[34] 《准风月谈·序的解放》,《鲁迅全集》第5卷第219页。
[35] 《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5卷第247—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