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话题
史学家写史，与文学家写史，总归不同，一路走去，不但步步要考据，而且攻瑕索垢，剖璞呈玉，态度冷静端方，不耍浪漫脾气。这就使读者，觉得可靠、放心。
但有时，上挂下连，生发开去，疑问免不了还是有的。
这一回，因为我要写点东西，同明朝有关，便研读起吴晗的《朱元璋传》。吴晗治明史，据说开初还是胡适的主意，觉得明朝离得近，年轻人治研，相对容易些。吴晗听从建议，取得成功。《朱元璋传》，便是其四易其稿，汇聚了20年心血写成的。
书中第272页，写翰林院编修张某，因说话出纰漏，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后来写庆贺表，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字眼。朱元璋记得张某的名字，发怒说：“这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便新账旧账一块算，把人抓来当面审讯，说：“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面对如此严峻场面，张某说：“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有根有据的话吗？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强，放掉罢。”
张某有胆量，有策略，敢在朱元璋面前，援用朱元璋的话救自己。张某捡回了一条命。
史料是真实的，引用是完整的。我的疑问也来了，像冰冷的雨点，滴溜，掉在心头——吴晗写到了张某，可吴晗自己，为何不学学张某？1965年，姚文元发表文章，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他扣上吓人的帽子，推到类似张某的地步。一般人不知晓张某，也就罢了，吴晗摘引过史料，应是记忆犹新的；为救自己，他至少该套用张某的话，这样讲：“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批判也不迟。最高领导前几年不是说过，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吗？我是遵照这个精神，才编了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说我影射，不过如此。”
似乎没有材料证明，吴晗去向最高领导作过类似口头的辩白，包括书面的。假设，辩白过，又怎样？我们只知道，历史是走了后来那条路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那时我已进《文汇报》，在农村搞“四清”。11月10日，正巧回来休假，走到二楼楼梯口的评报栏前，看见这篇文章下面，插着两面纸做的小红旗。那时，每日评报，评上好文章，可插一面旗；至于插两面旗，极少有，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这是一篇特佳文章。从评报栏，转个弯，走十来步路，便是总编辑陈虞孙的办公室。陈虞孙脸色严肃，不苟言笑，使我辈年轻人，心存敬畏。姚文元这篇文章，什么来头，别人不清楚，陈虞孙也不会随便说。当然，对批判吴晗，正直的陈虞孙内心是不愿意的，但那年代，除了签字照发，他又能说什么？北京拒批《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却开了第一枪。
如此想来，将1965年的吴晗，与明朝的张某，放在一起评估，说吴晗缺少张某自救的勇气，实在是苛求吴晗了。吴晗比起张某，背负着更重的担子。他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江青等人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面临的是“全民大裹挟”，就连评报的人，也只有众口一词、插两面红旗的自由，没有了解发表背景的自由，谁若写文章商榷，对不起，一概被网住，扫荡！吴晗何尝不知，应当追问一下政治诚信问题？（“政治诚信”作为名词，在1965年前后，似乎未见流行。但意思差不多的词语，是有的，比如“说话算数”——展开来讲，便是：说话要算数；出尔反尔，不算数，说它干吗？）但时代容不得他这样去问，他凭自己的人生经验，无法解答从天而降的难题。他1964年写《朱元璋传》自序，说“我所拥有的知识还是很有限的”，到1965年，这种“有限”就被证实了。
1965年，风调雨顺，吃穿不愁，但1965年的话题，却显得沉重。那一年出生的婴儿，到如今2005年，已届不惑之年。怎样做到不惑？就是要增长知识。我们总该有些长进，才对得起40年来，一日三餐的白米饭。譬如，既懂得，保持知识分子独立、坚定的灵魂，像萨义德所说，“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对权势说真话”；又懂得，知识分子的地位是脆弱的，不能脱离时代真实，给他们压过重的担子，像俄罗斯哲学界有些人，反思苏联历史，把兴废隆替、精粗美丑，什么样的责任，都推给知识分子承担，仿佛苏联历史，是由知识分子掌控的历史，这就让人掉进雾中，不明所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