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
刘邦在数年间平定天下，建立汉王朝。对于统治这样庞大的国家，刘邦集团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储备，而摆在新王朝面前的却是一个必须立即着手治理的国家。于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秦王朝的治国办法及秦文化，移植到新生的汉家政治土壤中。
秦文化至少在三个层面深刻影响、制约着汉初社会与文学：政治思想层面，朝廷礼仪层面，职官设置层面。这是汉初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汉初士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所生发的感慨，大多萌生于这样的现实中。
一、力征与文治的反思
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都处身社会下层。刘邦秦时为亭长，处理乡间纠纷，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秦时为沛狱掾，都是小吏。在新王朝文化建设方面，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知识储备与修养。
刘邦出身微贱，尚武轻文，长年的战争经历，使他只知良将、谋臣的作用，而不承认儒士的社会作用。汉王朝建立后，他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削平叛乱、巩固王朝政权，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和文化建设，尚未进入他的视野。刘邦承认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他称张良、萧何、韩信为“人杰”，称赞他们“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1]，肯定他们在破秦、灭楚战争中的贡献。
刘邦周围的武将集团也以战功自负，以身被数十创的流血拼杀为荣。他们否定文人的作用，甚至否定本集团中不在战场拼杀的任何人。这一点在刘邦封赏萧何时就表现得很突出。《史记·萧相国世家》云：“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虽然刘邦对萧何的功劳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只重攻城略地之功却是当时统治集团的普遍认识。
汉代政权建立之初，社会各方人士都是在长达数百年诸侯分立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又亲身经历了秦楚、楚汉之际诸侯间的兴衰争斗。在汉初政治文化建构过程中，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经历了从否定文化到自觉探寻文化发展的思想转变，汉代士人则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自觉精神促进了汉家文化的建构。
刘邦不喜欢儒生，甚至轻视、侮辱他们，《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3]他宁愿礼遇酒徒，也不相信儒生会有什么作用。在这方面，刘邦的认识还不如陈胜。陈胜为楚王，山东儒生带着孔氏家族的礼器投奔他，他还接纳孔子后裔孔鲋为博士。刘邦则拒绝接纳儒生，更不喜欢他们的言论。尽管士人阶层处在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他们仍然从上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促进汉初文化建设。从上层来说，他们直接批评、引导决策者，使他们认识到凭借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有效地建设新的王朝，进而以切实有效的思想与宏观决策影响统治者。这是对秦以力征经营天下，将文化视为暴力统治的辅助手段的政治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一些学者如申公、伏生等执着于学术事业，坚信文化建设的意义，他们身居民间，聚徒讲授《诗》《书》，以卓有成效的教育和学术传播，为新王朝培养人才，建立政治文化基础。
陆贾在汉初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针对上层统治者的失误，力矫统治集团重力征、轻文治的错误倾向，他在刘邦面前时时引用《诗》《书》。刘邦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虽然不高兴，但也自知理亏，便让陆贾撰文论述秦灭亡的教训，论述古代王朝成败的规律。陆贾以王朝兴衰为核心，撰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都发人深省，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陆贾的文章结集后定名《新语》[4]。
刘邦居马上得天下，本质上与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没有区别。特别是刘邦的态度，完全拒绝士人对文化建设的呼吁，内心深处隐然存在着暴力崇拜倾向，如不及时矫正，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仅仅改换姓氏的暴力政权。汉政权建立之初的定位与走向，就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陆生的批评是对刘邦的严重警示：不与秦的残暴统治划清界限，就会迅速灭亡，不总结秦的覆辙，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秦王朝灭亡的魔咒。这场简短的交锋表现出上层统治者同有远见的士人在治国基本思想上的矛盾，揭示了最高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对暴力统治的迷恋，也说明敏感的士人对汉王朝是否重蹈秦迅速败亡覆辙的忧虑以及对人民命运的关切。
陆贾“粗述存亡之征”，似乎论述得并不充分，但他提出以秦为鉴的命题，对曾亲见庞大的秦王朝迅速败亡，而今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他的文章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刘邦及上层统治集团开始认识到避免秦败亡覆辙的紧迫感。陆贾成功地将文学引导到总结秦兴亡教训的主题上，以至于这一主题成为论说文的时代性话题。
以秦为鉴，避免汉王朝重蹈秦以暴力经营天下的覆辙，这一警策性的论述为刘氏统治集团所接受，连樊哙这样的鲁莽将军也能将现实问题与秦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云：
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5]
由此可见，秦衰亡过程中的许多教训已引起汉初统治集团的高度警觉。
又如汉十二年，刘邦想要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叔孙通进谏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刘邦表示愿意采纳他的意见[6]。
文帝时，贾山撰《至言》，借秦为喻，阐述治乱之道。其文云：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7]
贾山认为，秦虽拥有强大的兵力、坚固的地势，但“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以残暴、贪婪的统治造成人民的贫困、疲弊，与天下人民为敌，导致其灭亡。这样警策的论述对汉初统治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当时文帝率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热衷于狩猎，虽与秦的贪狼暴虐有本质的区别，却也起到警示作用。“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8]朝廷也能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些以秦为鉴的言论。
贾谊是汉初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将在下文论述，此处仅就他在“以秦为鉴”这一时代话语中的观点、意义作些探讨。《过秦论》是汉代此类话题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这组文章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篇末的论赞，班固《汉书·项羽传》篇末也以此文为论赞，后世论散文者无不对此文称颂备至。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又云：“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篇宗旨在此数语中。《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论述秦兼并群雄，统一天下的强盛，以及秦王朝由盛而衰，迅速败亡的经验教训。上篇以精练的语言概述秦统一天下的经历，自孝公至秦始皇七代君臣雄心勃勃，持续扩张，蚕食诸侯，六国贤君良将无所用其谋。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吞二周而亡诸侯。然而，秦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却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统治。贾谊对秦灭亡教训总结：“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样的总结中，人们往往注意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即“仁义不施”导致秦的灭亡。然而，文章上篇论及秦壮大的过程中，从未行仁义，而以六国诸公子为代表的贤士仁君却无法对抗强秦，这似乎与“仁义不施”而导致秦败亡说有些矛盾。诸侯谋弱秦，人才、兵力、土地皆过于秦，仁义也胜于秦，然而，纵散约解，强国请伏，非关仁义之事。下文论陈涉，极言其与秦对比，与六国对比，皆弱，然而秦迅速灭亡，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也无关于仁义，此仅可见秦不施仁义，至于自弱，此亦待下文展开。其实，纵览秦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并非仅仅仁义的决定性作用。贾谊主张治国应重仁义，此仅一个方面，在他看来，“攻守之势”不同，仁义的作用也不同。上篇限于所论的中心不同，未将观点作全面展开，而是留在中、下篇进行论证。
中篇论始皇、二世治国失误，即“正（政）之非”，提出兼并与守国根本策略的不同：“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战国兼并之时，虽有六国诸公子之贤，终究未能扭转局面，是因为秦与六国的历史证明“并兼者高诈力”。贾谊《新书·时变》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攻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9]而秦的统治者没认识到“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适得其反，“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守天下之时，仍然坚持诈力、暴虐，而与人民的期望相反。贾谊认为，安民为治理之要务，“故先王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然而，二世不能安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下篇论子婴救世之误，进一步言势与仁义的关系。“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这里补充论述了秦兼并六国时势与诈力的作用。贾谊认为陈涉起义之后，山东虽乱，只要秦“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以待反秦义军疲蔽，“秦之地可全而有”，甚至“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这里所谓“其救败非”，就是指子婴君臣不知用势、用险，放弃了“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的优势。
《过秦论》分析秦的盛衰及论天下大事，归结为重“势”、重“仁义”。贾谊以“势”与“仁义”论史议政，这是他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两大支点。他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其他政论文中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看出，贾谊的思想受韩非的影响较多。贾谊思想的学派属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贾生、晁错明申、商”[10]，将其归于法家，要比《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儒家更能揭示其思想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