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初多元文化与诸侯王文学

刘邦建立汉王朝至景帝末（前206—前141）的六十余年，为汉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汉代文化建设表现出探索性与过渡性的特征。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和士人都在努力探索适合于当前政治与社会现实的文化，文学之士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汉家文化及其文学精神的向往。

刘邦、萧何、曹参是汉初统治集团的核心。萧、曹是建立汉王朝的功臣，又相继为相国，在汉王朝的巩固与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刘邦、萧何、曹参等人都出生于战国后期，亲身经历过秦王朝的严酷统治。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1]，秦时为亭长；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秦时为沛狱掾。他们的经历处境，决定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秦文化有所了解和接受，也对秦的暴政有过深切的感受。刘邦曾多次赴咸阳服徭役。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扩大修建自己的陵墓，调集徒役七十余万人。刘邦又以亭长身份为沛县送徒役到郦山，参与到始皇陵的建造工程中。萧何虽未经历过这些繁重的徭役之苦，但对服役之人却很关心。《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辩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2]。泗水监郡御史赏识萧何的才能，欲向朝廷推荐。由此也可以看出萧何对秦王朝政治、文化的熟悉，并能在这些方面显示出超越常人的能力。

在刘邦统治时期，王朝政治无比紧迫的要务是消灭韩信、彭越等势力强大的诸侯，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同时，刘邦等统治者缺少深厚的文化素养，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认识不足。因此，在政治方面也缺少明确的主张。新王朝建立，上层集团和社会都缺少必要的秩序和基本的文化规范。他们面对礼仪文化和法令的无序显得十分被动，他们缺少知识储备，只能以亲身体会并接受的文化为基础，将移植前代文化作为自己进行文化建设的捷径。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曹参继任相国。曹参为相国仅三年便去世了，但在他主持下，汉初政治的主导思想即黄老思想得以确立。

汉初政治体制实行分封制，不同于秦王朝实行的郡县制。为了稳定新王朝，刘邦集团不得不满足六国旧贵族和一部分功臣的欲望，分封诸侯，同时，为了巩固刚建立的政权，又分封刘氏子弟为诸侯，构成制衡力量。《汉书·诸侯王表》云：“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3]《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讫（高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4]《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谓：汉兴，诸侯王“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5]，汉王朝直接管辖之地“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6]。分封功臣与刘氏子弟是为了将本不强大的统治力量延伸到边远地区，也起到对中央王朝的屏藩和拱卫作用。但是，分封诸侯王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屏藩和拱卫汉王朝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造成中央王朝与诸侯的并立，成为汉初多元政治与文化的社会基础。

上述几方面的文化氛围共同构成汉初文学发展的前提与外部环境。

[1]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见《史记》，第392页。

[2] ［汉］司马迁：《史记》，第2013—2014页。

[3] ［汉］班固：《汉书》，第393—394页。

[4] ［汉］班固：《汉书》，第527页。

[5] ［汉］司马迁：《史记》，第802页。

[6] ［汉］司马迁：《史记》，第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