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一个发表作品的人
皮埃尔·韩（Pierre Hahn，以下简称PH）： 作为剧本和电影对白作家，尤其是作为《广岛之恋》的编剧，您凭借两部作品进入了戏剧界。第一部出版于1956年，是对您的小说《广场》所做的改编。第二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以下有时简称《高架桥》）是您直接为舞台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去年曾在马赛天天剧院上演，本季又在巴黎波什剧院上演。像您这样一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为什么会选择以悲剧形式探讨《高架桥》这个十分独特的主题呢？
MD：《高架桥》的主题和人物决定了这是一场有别于通常小说语境的对话。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在他们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努力尝试解释自己。您知道，一位写作戏剧的小说家，并不会感到他是在为自己说话。此外，由于人们总是通过记者歪曲的报道来了解社会新闻，所以我想保持其匿名性。在戏剧上演时，人们就像在阅读这则社会新闻一样。但我不是那种事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作家。我从来不记笔记，总是这样工作：写作是一场陌生的旅行。我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当我开始写作《高架桥》时，很难说这部戏剧会有一幕还是两幕。
PH：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这则社会新闻中汲取灵感呢？
MD：有人告诉我的。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位女士的好意：她真心希望自己能帮助法官，但她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有一点像帕潘姐妹 
，她们也无法给出犯罪行为的动机。说到底，这跟写诗很像。但我没有想过写戏剧。是它出现在我面前。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戏剧。
PH：写作《高架桥》困难很多吗？
MD：它给我带来的痛苦比小说少。我在开始时设置了比小说多很多的人物。另一方面，他们的对话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令我惊讶的是，戏剧表演起来并没有我在脑海中构想的那么有趣。这可能是演这出戏的演员们的错，无论是在马赛还是在巴黎。
PH：您考虑过以小说的形式写作《高架桥》吗，哪怕只是一个闪念？
MD：一秒钟也没有！但我很清楚它拍成电影会是什么样。
PH：要改动很多吗？
MD：不，恰恰相反。电影会很贴近我在脑海中构想的剧本。此外，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营造出塞纳-瓦兹极度恐怖的氛围，每个人物都会迷失其中、沉浸其中。在这一点上，戏剧就无能无力。
PH：在一次采访中，您曾经指责塞纳-瓦兹促成了犯罪行为。这只是一句调侃？还是您对人物行为做出的严肃的最终解释？
MD：我的话被歪曲了。我说过这个省份缺乏当地生活，我坚持这个说法：我在那里的郊区有一座房子，它离巴黎太近，又太远，根本无法建立起邻里关系。如果人们想跟朋友见面，要乘火车，要来首都。这样一来，塞纳-瓦兹的人就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不能把发生在那里的所有罪行都归咎于这个省份。此外，那里的气氛是平静的、闲适的。
PH：您为什么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
MD：每次采访人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找到满意的回答。每个人都会有写作的欲望，不是吗？作家与其他人的唯一区别便是前者写作，发表，而后者只会空想。从辩证的角度看，对作家唯一准确的定义就是：一个发表作品的人。但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都想创作小说，却总是止步不前。
PH：可能他们没有时间？
MD：不。这是个坏理由。人们不能以工作繁重为借口，把写书的计划无限期地搁置。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写。
PH：普鲁斯特年轻时不也是如此？
MD：是的。但他的作品就摆在那里。他写了《追忆似水年华》。
PH：有没有某些事件促使您开始写作？
MD：战争……战争的无谓。但这一恐怖事件从未成为我任何一本书的素材 。我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灵感来自童年。这部小说出版后，我十分高兴。它写得很糟糕。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我完全摆脱了我的童年。此外，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我想谈论我的青春，仿佛那是别人的青春。
PH：除了童年，您人生的其他时期有没有成为某部小说的灵感来源？
MD：没有。除了童年，再无其他。此外，这一生命阶段对我的意义也不比其他人的更重要。但作家之所以不停地谈论童年，那是因为它是我们生命中一段极容易受影响的时期。对儿童来说，所有事件都是极度不公正的，它给我们造成了持续一生的创伤。没有童年，就不会有精神分析。
PH：但您说您摆脱了童年。
MD：我有这种感觉，同时也知道这是种错觉。
PH：您还记得吗，您曾在几年前吐露过：“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去。”为什么？
MD：我不知道。后来，我变了。而且，这是句蠢话……或者说，太天真。
PH：人们总是把您的作品与帕韦泽 、海明威的相提并论……？
MD：美国小说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创作的第一阶段。后来，我改变了方向。但要说帕韦泽，我两年前才开始读他的书！
PH：评论界将您的前两部小说与后来的区分开来，您同意吗？
MD：我的第三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跟前几部具有同样的创作倾向！是的，我同意这种区分。
PH：除了海明威，还有没有其他作家对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MD：有，罗朗·多热莱斯 和皮埃尔·洛蒂 。您知道，我所有的阅读都对我成为小说家起到了作用。对所有真正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
PH：在哲学层面上看，人们不是在您的世界中找到了存在主义的痕迹吗？
MD：这是肯定的。我经历了存在主义的洗礼。我呼吸着这种哲学空气。像所有五十岁以下的作家一样。超现实主义也是一样。如果否认，那就是不真诚。
PH：您写所有的小说都不需要准备吗？
MD：是的，所有的，一直都是。我写书时就是在冒险。随后，一切都会重组，形成一个整体。通常，在一开始时，写作缘由和主题都无足轻重。
PH：在对您的小说作品所作的评论中，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评论界所谓的化身主题：您所有的人物都在寻找自我、寻求个性，但最终一无所获，他们为这一愿望徒劳地抗争着。您如何看待？
MD：您觉得《直布罗陀水手》缺乏个性？《广场》中的人物证实了这一点，这倒是真的。至于我，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如何，在我的书里，有多少谨慎采取的行动，就有多少不经思考的行动。
PH：在写作层面，您的小说作品跟音乐有共同之处。《塞纳-瓦兹的高架桥》表现出了鲜明的音乐性……
MD：是的，正是如此。我十分关注风格的音乐性。对我来说，一位没有风格的作家就不算作家。当然，形式跟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评论家经常提出风格与内容这一伪命题。这毫无意义。
PH：您不太喜欢让读者了解您小说作品的内幕。为什么？
MD：因为那是我的隐私。
PH：您如何看待与您一同创作小说的同行或是新小说派的门徒？
MD：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是我的朋友，我不想评论他。但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例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等人自以为属于某个文学流派，这让我觉得很遗憾。他们能写出什么不一样的书？人们不禁思忖。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总的来说，新小说在原地转圈；它已经到了它的终点。就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一文学运动。
PH：您在批评它什么？像十九世纪的某些伪浪漫主义作品一样，属于新古典主义吗？
MD：您想到了谁？
PH：戈蒂耶（Gautier），福楼拜，还有雨果。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有普鲁斯特（相对于索莱尔斯和西蒙）……
MD：新小说主要是对美国超现实主义文学多少有些巧妙的改写。它同样也举步维艰。
PH：二十多年以来（可能还要多一点），小说倾向于向我们呈现不断变幻的人物，萨特（Sartre）、萨洛特（Sarraute）以及您的至少一部分作品便是如此。这种善变的特征难道不是受到了当代文学女性特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女性逐渐扩大的影响吗？
MD：女性？为什么？
PH：对，善变不恰恰就是人们所说的女人的天性吗？
MD：啊！女性的功能行为。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要依附于男人。但这属于社会学范畴。或许如您所说，它对当今的小说产生了影响。但您知道，小说人物在本质上就是善变的存在。一旦性格固定，它就不再具备任何小说色彩。至于说1963年的男人比以前更女性化，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他们还不够女性化！
PH：电影是否对您这样的小说家产生了影响？
MD：是的，影响很大。真了不起。我对以《广岛之恋》为代表的新工作感到很高兴。但在一开始，写电影剧本让我感到害怕。您能理解吗？因为关于这一主题已经有过很多作品。我懵了。说什么呢？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煽情。坦白说，在一开始，这让我想到了凡尔登。
PH：是什么促使您开始写电影？
MD：《广岛》是雷乃 推荐给我的。我是根据影像带来写电影文本的。
PH：在小说方面，电影在您的发展过程中重要吗？
MD：不，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如果我二十岁，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您知道，电影时代跟小说时代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广岛》是一部写在胶片上的小说。
我刚刚完成一部电视剧本的对白：《水和森林》，文本会于七月份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La NRF）上。然后，路易·马勒还与我合作，把我的倒数第二本小说《夏夜十点半钟》改编成了电影。此外，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向我转达了一位美国制片人的提议，他想让我写一个剧本。贝克特（Beckett）、尤内斯库（Ionesco）和热内（Genet）也收到了这位制片人的邀请。人们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拍摄的电影有利可图，公众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正如您所见，我们采用了美国人的方式。最后，我写了一部小说：《法国副领事在加尔各答》（Vice-Consul de France à Calcutta） 。
PH：最后一个问题：在当今社会，您目前的生活符合您的期待吗？
MD：生活从来不会符合人们的期待吧？不过我目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我要指出，我对当今的法国十分不满。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1963年7月，皮埃尔·韩，
“今天的男人不够女性化”，
《巴黎-戏剧》（Paris-Théâtre），第198期
- 指克里斯蒂娜·帕潘（Chiristina Papin）和蕾雅·帕潘（Léa Papin）。1933年2月2日，这两位家政女工杀死了她们的女雇主及其女儿，事件引起法国上下包括许多心理学家的强烈关注。——译注
- 正如她明确表示的那样，在1985年出版《痛苦》（La Douleur）之前，这显然是真的。不过战争时期对杜拉斯而言，就像她在这里提到的，是她小说创作灵感丰沛的一个时期，《战争笔记》（Cahiers de la guerre）（巴黎，P.O.L.IMEC，2006）证明了这一点。
- 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小说家、翻译家和诗人，属于“伤感之人部落”作家团体中的一员，著有《苦役》《魔鬼在山上》《生活的本领》等。——译注
- 罗朗·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1885—1973），法国作家、记者，代表作品为《木十字架》。——译注
-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海军军官，代表作品为《冰岛渔夫》《菊子夫人》等。——译注
- 雷乃（Alain Resnais，1922—2014），法国电影导演，代表作品为《广岛之恋》《夜与雾》。——译注
- 美国格鲁夫（Grove）出版社曾邀请几位欧洲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让·热内、阿兰·罗伯-格里耶、哈罗德·品特和欧仁·尤内斯库）为一家影片公司写作一部原创剧本，打算在美国电视台播放。1962—1963年冬天，杜拉斯便为此进行创作；但格鲁夫出版社社长的离世影响到了项目的资助。最后，杜拉斯将一开始的作品改编成了小说，这便是《劳儿之劫》（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 《副领事》，成书于1965年8月底，出版于196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