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之路——访田流
一次《人民日报》有位记者下乡采访，一位基层干部问她：“你认识田流吗？”
“认识。怎么，你跟他很熟吗？”
“熟，又不熟。人没见过，但他的文章，我每篇必读。我们这里的许多干部，还参照他的文章抓工作呢！”
……
现在，我就坐在这位以其优秀的通讯作品蜚声全国，年已67岁的大记者面前，心里没有半点惶惑。从他身上，绝少看到长者的威严、名家的风度。他只是作为一个交谈者随意坐在那里，抽着烟，用和蔼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鼓励我说话。而我的目的是请他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干上了记者工作。既然干上了，就要干好。1948年华北记者座谈会，是我记者生涯的真正开始
生活中充满许多偶然性，有时这偶然性也往往决定人一生的道路。
那是1945年，日寇投降，我奉调去东北工作，可刚走到张家口，承德失守，东北去不成了，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遇见了老领导胡开明同志，他这时已调到《晋察冀日报》，要我也到报社工作。当时以为只是随便说说，谁知第二天中央局组织部就通知我去报社报到。这下我可懵了，说实在的，那时我连什么是新闻什么是通讯都分不清呢。
但我有一个信念，凡是组织交给的工作，就一定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去干好。好在我一直喜欢文学，在保定上初中和邢台上师范时，就是有名的爱看“闲书”的人。在到报社工作以前，又做过八年地方工作，也写过工作报告之类的稿子，有这些作基础，再加上有信心，不愁干不好新闻工作。
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解放区没有大学新闻系，新闻书籍也少得可怜。要学，只有向老记者学习，向报纸学习，再就是及时总结自己写稿成败的经验教训。
但我记者生涯的真正始点，是在1948年华北记者座谈会上，听了少奇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谈话以后。那时我所在的报社，已是《人民日报》了。
少奇同志的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
“每一个党报记者都要有一个好的作风，一言一行都不要脱离群众。”
“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必须真实。党报记者在全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记者工作是独立的艰苦的工作。”
……
听了少奇同志的谈话后，我有一种耳聪目明的感觉，下去采访，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瞎摸瞎碰了。
这以后不久，我到山东临清市采访，发现那里的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为各自多购棉花，争相加价，引起棉价波动。我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有必要向中央报告，于是，就写了《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一稿，提出了在新的情况下，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应该如何密切合作，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得到了中央的表扬，并以《临清事件》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社论，向全国解放区提出这一问题。
任国栋——一个不肯谈自己的人，但深入采访，使我发现了许多他不肯谈的东西
记者的成名，有赖于他的有影响的报道，而任何一篇有影响的报道，都是靠深入采访作基础的。深入采访，可以发现一般人不易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避免报道的失实，可以挖掘出使文章生动多彩的细节……
要深入下去，就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还要注意采访作风，讲究采访方法。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感到最费劲的，是50年代采访一位叫任国栋的县委书记。
这是一位绝口不谈自己优点和成绩的同志。正面跟他交谈，所获无几。但我没有焦急和灰心。在苦思冥索中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向他周围的干部采访，侧面了解他的思想作风、言行举止；一是翻阅这个县两年来的县委会议记录，从他每次在县委会上的发言记录中，找他处理各项事情的依据。从这里面发现一些线索后，我就下到农村，住在一些曾经和他接触过的农民家中，花了十天时间，了解这位县委书记是怎样从实际工作中、从群众中发现和总结经验，然后又贯彻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掌握了大量生动的、有说服力的典型材料。而后，又回到县里，和这位县委书记摽在一起，观察他，研究他，又发现了许多他不肯谈的东西。
这样经过前后二十多天，我对任国栋的性格、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写成的长篇通讯《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基本达到了原来的报道要求。见报后，许多省份将其翻印成学习材料，供县区干部学习。
我的有关太行一村——窑上沟的一系列报道和围绕吴吉昌所写的几篇通讯，都是经过深入采访后写成的，这些报道，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都收入了集子。
正直、无私、坚持原则，是当好一个记者应有的品德。不然，即使一时成“名”，也将是速朽的
当记者，大概没有不想成名的。但能不能成名成家，是我们工作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我们的追求目的。一个私心杂念严重，有投机心理，但求文章发表和成名而放弃原则的人，是当不好记者的。
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原则的人、作风正派的人、敢于坚持真理的人。
每个人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写成的，每个人都要时时接受生活的考验。
1970年，国务院各部委成立大批判组，我由干校调回国家计委（1965年至1978年我一度离开《人民日报》，在中央机关工作），负责大批判组的工作。那时，“四人帮”对报社控制得还不那么严，我们大批判组还给《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写过一点文章。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四人帮”控制了全部的舆论工具，正确的东西很难见报，荒唐的谬论充斥了版面。
那年5月，姚文元派人来找我，叫我们给《红旗》写一篇批唯生产力论的文章，不但出了题目，还提出了要阐述的观点。他们要求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我一听，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便说，这样的文章我们不能写，写不出。来人说，这文章计委写最合适。我说，计委合适，我们不合适，没有那么高的水平。那人见没法说服我，只好回去了。回头我对同志们说，从今以后咱这个大批判组自动失业吧！打那时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计委大批判组没写过一篇文章。
如果我们当时放弃原则，见风使舵，违心写作，也可能成为像梁效、罗思鼎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那种成名，是为人民群众所不齿的“臭名”。
学识、胆识，是记者成名的必备素质，言常人所不能言或不敢言是人民对名记者的要求
一个有志于成才的记者，要具备各方面的学识，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天文地理、自然科学，都要懂一点。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弄懂弄通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只有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理论修养，一个记者才能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写出非同凡响的报道。
有识才能有胆，只有真理在握，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
1978年，我调回《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在下农村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有许多事情“合理而不合法”，而又有许多事情“合法却不合理”。由于平素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又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我认识到这是由于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过去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已不适应新的情况，或是因为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政策制定得不够完善所致，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中央的重视。
所以，我去江苏、四川采访的过程中，就重点调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在后来写成的《农村工作杂谈》中，提出了因地制宜、农林牧全面发展、开放农村市场、责任制、按劳分配等问题。文章写成后，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的同志劝我缓发，等全会决议发表以后再说。我说，文章中的观点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研究了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了农村工作实际后提出的，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还是坚持发了。后来看，《农村工作杂谈》中的观点，很符合三中全会有关发展农村经济决议的精神。
我写的《加速林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和《流通渠道要四通八达》两文，虽然引起了林业、商业和供销社等部门的强烈反对，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这些报道中提出的意见，都已反映在党和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中，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行了。
虽然我们的谈话不时被电话铃声和来访者所打断，但田流同志一直思路清晰，谈锋甚健。我打量着这位鬓发斑白的报坛老将，想到他虽已年近古稀，却仍在主持《报告文学》杂志繁忙的日常工作，并笔耕不辍，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钦佩之情。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青年记者》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