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杂文的钳工——李百臻小记
1980年，是用思考给中国打上鲜明印记的。这一年，《人民日报》恢复了八版，它的副刊，也经过深沉的思想积淀，迎来了一个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在那勾着花边的醒目的杂文栏中，宛若群星的“诸子百家”议论风发，捭阖纵横，引人注目。李百臻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杂文，犀利、老辣，深沉中不乏诙谐的调侃，幽默里透露着针砭的机锋，读来畅快淋漓。但读者可曾想到，作者当时是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一个社办工厂的钳工，而且，他的人生道路竟是那样坎坷！
记得一位作家发过这样的感慨：谁曾是生活的不幸者，谁就可能成为文学的幸运儿。这话简直就是冲他说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祖国大地一片明媚阳光。但阳光下也有阴影。这一年，当过国民党军医的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而9岁的李百臻也便无可奈何地背上了“血统论”用阴影铸成的十字架。
开始的几年还好，但到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运动逐步升级，这阴影变得越来越巨大、沉重，几乎包围了他，吞噬了他。
初中毕业，连着两年升高中的考试，都是成绩优良，但因“家庭问题”，学校均不予录取。
到社会就业，被分配到城建局干测绘。只干了三天，人家就以图纸保密，不宜让政治条件不适合的人接触为由将他辞退。
这时的李百臻，感到不解，感到委屈，他常发这样的奇想：希望来一场战争，让自己到前线去，用鲜血和生命来向党、向祖国表白自己的忠诚！
但现实终究是现实。1960年，李百臻来到一家铁业生产合作社当学徒。为了让他更好地“改造思想”，铁业社领导安排他干全社最脏最累的活——往冲天炉上抬料。于是，18岁的李百臻就拿着一天五毛钱的学徒工工资，紧紧腰带，扎上垫肩，在这个刚踏上社会就横在自己面前的30°的斜面上干了起来。
社会的歧视，世人的冷眼，使李百臻养成了内向而又倔强的性格。他白天在工厂里默默地干，晚上回到家中，就一头扎到众多藏书中，贪婪地，甚至有些疯狂地阅读着、吸吮着。他在精神的海洋里遨游，他要从书籍中找回在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东西，他需要心灵的抚慰和寄托。
在浩瀚的书海中，他爱上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先生对社会明晰的观察，对人生透彻的剖析，先生杂文中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语言，使李百臻佩服得五体投地。渐渐地，他与先生的杂文相依为命，慢慢学会了用观察和思考来面对社会和人生。他的小本子上，也开始涂上他的“杂感”了。
虽然他想默默无闻地做人，与世无争地活着（照他刚烈的性格，这往往是很难做到的），但社会却并没把他遗忘。当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以后，他所在的博山玛钢厂的一些人似乎觉得仅仅限于对党内“当权派”和“封资修”进行口诛笔伐还不够革命，于是便把李百臻揪了出来，对他进行疯狂的人身侮辱和迫害。
批斗，殴打，逼妻子和他离婚，挂牌子游街（有两年时间，他上下班的路上，脖子上都要挂着标明自己是蒋介石孝子贤孙的牌子），凡以造反派的想象能力所能发明出的迫害手段，他大概都经受过了。这些年，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他的思想、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和观察也得以升华。
肉体的迫害、人身的攻击尚可忍受，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随着一次次的清查、扫除，他那相依为命的书籍、他那用心血写满了杂感的本子被焚毁、被没收了。他失去了精神的寄托，业余时间只好和机械、图纸为伍了。
他先后学过铸工、电工、车工、刨工、钳工。到后来，他能自己设计和安装专用机床和设备，方圆几十里已小有名气。年迈的母亲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不再舞文弄墨，吃上“技术饭”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而儿子的心却在流血。
但历史是公正的，猛士的心也永远不甘寂寞。生活将李百臻肆虐一番之后，也将思考的钥匙馈赠予他。终于，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时，他那把磨砺已久的思想之剑闪光了。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周围的人：业余时间我不能再画齿轮、画键轴了！
他开始写了。生活的磨难并没有使他变得世故和圆滑，已届不惑之年的人了，仍像个涉世未深的小青年，喜欢无所顾忌，直陈好恶。他写的第一篇杂文登在《淄博日报》上，是挖苦那些整天等文件、看风向、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想僵化者。不想，文章发表后，厂领导便愤愤然“对号入座”，第二天便罚李百臻到铸造车间夜间筛砂，以示惩戒。
对此，李百臻一笑置之。他坦然地说：“中国的不幸，就在于敢说真话的人太少了。如果我能多少说出别人不敢说的真话，我情愿用生命去殉杂文！”
他挺直着腰板，以主人的身份巡视着社会每一个角落，每有所见，便慨然命笔。他的大脑似乎是一个多棱的水晶体，而周围的一切事物则是不同的光源，他只要稍稍变一下角度，就会折射出各种炫目的光泽。
他的笔很勤。不论是生活中的观察所得，还是脑海中突然萌发的思想，他都要随手记下来。有时，已经睡下了，朦胧中突然发觉有灵感袭来，也要一跃而起，展纸提笔迅速捕捉住那一星思想的火花。
他读书广采博览，兼收并蓄。自订了十三种报刊收集信息，剪报，做读书笔记和卡片。发杂感的“资料库”日益丰盈。
而后，李百臻看上了《人民日报》副刊这块阵地，并抖擞精神向它发起进攻。一篇《闲魂不散》三千余言，竟在《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并有编辑充满期待和鼓励话语的来信。于是，他信心倍增，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副刊“亮相”。1980年，《人民日报》改版，他被定为副刊的基本作者。
他崇拜力量，崇拜思想的力量。他认为，一篇好的杂文应有于方寸之内针砭见血的力量，每一个杂文家都应是“准思想家”。他说，如果你上街，不小心脚踩西瓜皮滑倒了，便马上来一篇要注意环境卫生的杂谈，这样的杂文，不如没有。自1979年以来，他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七十多篇杂文，不能说多产，但每一篇杂文都给人沉甸甸的感觉。
“无情未必真丈夫。”李百臻的杂文常常是和泪水一齐涌出来的。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在灯下写《改革者的勇气》这篇杂文。写着写着，他激动得不能自已，先是来到院中望着夜空踱来踱去，后来竟开门上街，孑然一身在长街上徘徊，徘徊。刚刚写到稿纸上的句子，又浮现在脑海：“对于立志改革的猛士来说，天时、地利、人和并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竞技状态……既当‘脊梁’，就要顽强地挺立；既要‘求索’，就要经得起‘上下’颠簸；既不怕‘众口铄金’，就要提高你们的‘熔点’……”这样走着，想着，不知不觉中，泪水已在脸上流了一片……
今年5月，李百臻正式调到《淄博日报》工作，负责处理报纸一、二版的言论稿件。现在，他用不着白天攥钳，夜晚拿笔了；也不再会被指责为“不务正业”了（最近他又搞起了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作，这会不会又被指责为新的“不务正业”）。李百臻自我解嘲地说：“说起来，我现在真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了！”但他仍然信奉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这是他在过去的岁月里所经常默默念的。
（《青年记者》1985年第5期，作品获山东省好新闻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