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沙龙”概念的引入和兴起

晚清以降，通过翻译，“沙龙”一词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文人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促使了中国传统文人由“清谈”“雅集”向“沙龙”的转变，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一方“公共领域”。本章将考察20世纪作为西方文化之一角的“沙龙”输入中国后的变迁和发展，分析20世纪中国文化人对沙龙的思考和接受，并对“沙龙”与“清谈”“雅集”“茶会”等词的异同作出辨析。

第一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沙龙”概念的引入

已有的关于沙龙的研究著作，大多从沙龙与女性文化的关系着眼。据考证，沙龙的前身正是以欧洲贵族女性为核心的“文艺宫廷”，在这些小规模的“文艺宫廷”里，一些文人学士充做谈士以资娱乐。后来，当此类谈话活动由宫廷走向私家庭院时，真正的“沙龙”文化开始兴起。17世纪，沙龙最先在巴黎产生，这时候的法国，女性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可以和男士在客厅里自由交谈，而当时的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尚不具备这样的宽松风气，沙龙的出现较之法国要晚许多。据欧美学者考证，最早的文学沙龙由德·朗布依埃夫人（Mme.De Rambouillet）创办，其沙龙自1608年开始创立，不少举足轻重的学者都曾出入其中，“1630-1648年是沙龙的最辉煌时期，每逢星期三，朗布耶公馆便成了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3]，对后世法国及整个欧洲的沙龙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4]到了18世纪，沙龙在法国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社会沙龙林立，代表了各种类型的审美和思想流派，并在整个欧洲逐渐蔓延开来，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沙龙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国。[5]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沙龙象征着精神层面的欧洲，并被当作“妇女解放运动的排演舞台”，成为欧洲精神文化与女性文化的一个凝聚点。

“Salon”一词来自法语，从词源学上看，“Salon”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空间意义，意指城堡里的接待大厅。后来，沙龙由一个空间概念扩展到文化活动领域。1737年，罗浮宫方形接待大厅举行艺术展览，简称为“沙龙”。然而直到1807年，在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丽娜》中，才出现了对于“沙龙”这一概念的运用，指向一类文艺谈话活动，自此，现代意义上的“沙龙”一词逐渐普及开来，并被我们今日用以指代昔日的文学沙龙。[6]与此同时，“展厅”意义上的“沙龙”仍然流行。波德莱尔就专门写过针对沙龙艺术展览的评论。到了19世纪中期，沙龙展览仍然兴盛，并对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文艺谈话意义上的沙龙对西方哲学、文学及艺术的影响更是深远。欧洲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描写沙龙人物的文学著作，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7]、屠格涅夫的《罗亭》[8]都是以沙龙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在沙龙里产生的，至于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则是沙龙生活的最直接产物。

沙龙最早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被动的输入，一是主动的引进。前者主要通过晚清来华的传教士或其他外国文化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大批来华，他们开办学校、编辑报纸、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中国洋务派也开办福州船政局等机构积极向西方学习。187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35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便有陈季同。陈季同在法期间，与欧洲政界人物多有交往，法国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9]陈季同从中受到法国沙龙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陈本人虽未直接提倡沙龙，但他写过专门提倡咖啡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陈介绍了法国咖啡馆浓郁的文艺空气，明确表达了对沙龙文化的认同。这篇文章后由张若谷翻译成中文，于《申报·艺术界》上发表。1891年陈季同归国，于1897年末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并倡议组织召开中西女子大会，以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一时风气之先。据《新闻报》记载，当年参会者达122人之多，内中不乏博学多才之人（《新闻报》刊载的《闺秀诗钞》写道“艳闻盛会尽英才，宝马香车络绎来。难得中西诸姊妹，成城众志绝疑猜”[10]）。这次大会由陈季同的法国夫人赖妈懿主持，可说是法式沙龙传入中国的早期雏形，主要是以倡议女子教育为发端的，因其参加者全为女子以及偶一为之的性质，更多具有的是仪式性的意义。

到了20世纪，在接触到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之后，知识界对沙龙这一文化形式的思考有了新的进展。梅光迪的文章是目前我看到的国人较早提倡沙龙的文字。1917年5月，梅光迪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新的中国学者：一、作为人的学者》（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公开提倡沙龙。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之所以变得雅致（urbanity），主要是沙龙客厅里的女性的功劳。在那以前，学者总是邋遢的，言语也很粗暴，简言之，他们从前是枯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究（pedants）。然而，沙龙客厅里那些文雅的女性，把他们调教得文质彬彬，稳重练达，我们从近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夫笔下那些名媛给予学者的优雅的熏陶，就可以知道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直到今天，法国女性在文化圈还是很有势力。法国学者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

歌德说：“与女性同游（society），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我想我们都有目共睹。美国男人的温和的行为完全是靠女性来维持的。没有女性的熏陶，男人就好凌霸、欺压、倨傲，传统中国的学者向来邋遢、暴躁、古怪，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优雅的女性雅致的熏陶了。与女性同游，可以让我们学得温和之气，以及我们最缺乏的举止得体之礼。而我们跟她们交往绝对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社交上的乐事。那其实是一种严肃的磨练，是一种削去我们棱角的磨练。[11]

梅光迪主要从男女两性的性别特质上着眼，希望提倡沙龙，意欲借助沙龙里女性雅致的熏陶，使得中国传统的学者能改变“邋遢、暴躁、古怪”的性情。显而易见，梅光迪理想中的沙龙是由女性主导的。在此之前，留学生胡适也在日记里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为了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12]

胡适意图造就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同时，这样的女子可以“化民成俗”。在中国历史上，高级妓女曾扮演过类似的功能，而其所处的青楼作为一个文人士子交往的公共空间，颇类似于西方的沙龙。试举两例。晚明名妓柳如是的风姿和善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佳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无限感慨：“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13]晚清名妓胡宝玉曾在自己的居所内与客“茗话”，据记载，胡宝玉“乔为男妆，轻裘缓带，冠缀明珠，手持金质烟管，从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已，遂作茗话。偶及灾赈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精神四属，不令座客一人向隅，仿佛堂属之相见于公署也[……]见宝玉正色庄语，顿忘为青楼”[14]。这里的“茗话”即几十年后现代文化人热衷的“茶会”。而胡宝玉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可谓善谈之女主人也。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誉为名妓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高等妓女文雅风采以及技艺都很出色。姚民哀在20年代写文感慨道：“伎女下称校书，亦曰眉史，命名何等雅驯。岂黄毛丫头，学得三声游板荒腔，便得谓之伎女。在昔伎女，必有一技之长，方能存在于交际社会，不则无澉饭之地。”[15]姚民哀指出了“伎女”“校书”技艺的高超，同时指出了她们身处环境的交际特征。在男女身份地位悬殊的社会里，男性往往不能与家中的妻妾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当时也没有其他的男女社交渠道，于是妓院便同时充当了这一社交功能，[16]一些才貌出众的高级妓女往往被士人引为精神知己，当聚众闲谈之时，可谓颇类似于西方沙龙里的女主人。

然而，胡适期待的新女性和梅光迪理想的“沙龙客厅里的女性”自然不是胡宝玉这样的名妓，而是接受教育的新知识女性。[17]“与女性同游，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歌德的这句名言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而言，无疑振聋发聩。这是较早的基于男女人格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对沙龙交际的倡导。在胡适、梅光迪两人的意识里，沙龙的光彩主要归功于沙龙女主人。

以上陈季同、梅光迪所谈的“沙龙”都是“文艺聚谈”意义上的，“展览”意义上的“沙龙”亦有人提倡。20世纪初，随着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关于法国文化和留法感想的文章也多了起来，这其中，就有法国沙龙艺术展览的消息。1921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天马会员报告法国美术消息》[18]，此文中，天马会成员江小鹣、陈晓江介绍了法国艺术展览的情况，其中就介绍了沙龙：“散龙（注：沙龙）是很正派的！国家会（国家美术展览会）就有些古怪了，但是十分新奇的作品，这两个会里面是不能陈列的。”[19]“凡一个美术家，先经过散龙里最好的，可以到小画院，小画院之后到罗克省白而，然后分到各省的画院里，到美术家死了后，再选到博物馆，最好的还可选到罗佛而。”[20]由此可知，“沙龙”一词是由海外留学生率先使用，并逐渐传入国内。最初的译名并不一致，比如这篇文中就译作“散龙”。

根据现有资料，国内最早在展览意义上正式使用“沙龙”一词的是刘海粟，1923年刘海粟在《天马会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提及天马会的成立是模仿法国沙龙的结果：“江君有鉴于此，建议于同志，创立常年展览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国中新的绘画陈列之，以供众览，其制盖仿法之沙龙、日之帝展也。”[21]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材料。1927年，《艺术界》也刊登了《林风眠发起北京艺术大会》[22]的通告。文中林风眠主张以“法国沙龙”的办法，倡办大规模的艺术大会。但大会的口号与“法式沙龙”的优雅闲适氛围颇不相和，而是充溢着激进的革命色彩。[23]此外，还有不少资料表明，民国以来在文艺展览意义上使用“沙龙”一词，主要集中在留法学生那里。到了30年代，“沙龙”这一新名词在中国语境中已经被广泛认可。刘海粟在《东归后告国人书》中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入选法国著名沙龙的情况。[24]

除了“沙龙”这一词汇，关于“沙龙风”的巴黎文艺氛围的介绍文字也很多。早在晚清外交使节的笔记中，就曾出现描写法国巴黎文化空间的文字。当年流亡在外的王韬笔下亦曾出现咖啡馆的场景：“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鲜有因而口角者。”[25]而民国的留学生们，更是为巴黎浓郁的艺术氛围着迷，在与中国国情比较的过程中，巴黎更显出高雅迷人的色彩。1920年，《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旅法的断片思想》，作者对法国国民的艺术修养之高深表惊奇：“巴黎的博物馆如Louvre和Luxem-bourg里面，许多的男女，抱着美术史，进去作考订生涯的，和带着画板，作临摹生涯的，都可以表现法国人艺术美的普遍化。”“反观中国的社会，哪里有美感的存在？”作者并将其提升到国民性这一层来，说“我爱这文艺思想熏陶出来的国民性，我爱这轻暖明媚的南欧气候风物”[26]。五年后，一位中国画家庞薰琴留法，在巴黎艺术氛围最浓郁的蒙巴尔拿斯区生活了两年，期间，他经常坐咖啡馆，感受着这里浓郁的文艺氛围：“咖啡馆并不是以来喝咖啡为主，而是文化界活动的场所，也不只是画家、雕刻家，还有文学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记者、交际花，例如‘琪琪’等等。”[27]而傅雷对巴黎文艺生活的描写更炫目多彩：“在巴黎，破旧的，簇新的建筑，妖艳的魔女，杂色的人种，咖啡店、舞女、沙龙，Jazz，音乐会，Oinema, Poule，俊俏的侍女，可厌的女房东，大学生，劳工、地道车，烟囱，铁塔，Montparnasse, Halle，市政厅，塞纳河畔的旧书铺，烟斗，啤酒，Porto, Comoedia，……一切新的，旧的，丑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加来（Poincare）至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地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旋涡中梦着……”[28]这股巴黎文艺风对中国学生的熏陶是深刻的，并潜移默化到他们日后的人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大多以“茶会”来指代“聚谈”意义上的“沙龙”。“茶会”一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明代文人画大家文徵明就有一幅作品叫《惠山茶会图》。而晚清以来，“茶会”一词得到了现代化的重新应用。在梁启超的书信、胡适的日记中都曾出现“茶会”一词，他们参加或举办的茶会实际上就是沙龙。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开办“茶会”一事：“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余人。”[29]胡适日记1913年12月23日写道：“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先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复为射覆，谜语，猜物诸戏。余拟数谜，颇自喜，录之如下[……]”[30]胡适这里所说的“茶会”，虽然形式上比较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实质已然是西方式的“沙龙”[31]。而另一位留学生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多次参加外国人主持的“茶会”的记载，[32]这些茶会事实上也便是沙龙。中国留学生频繁地参加国外的沙龙聚会，对沙龙这一文化空间多有接触，获益良多。回国后不少人继续保持了这一生活和社交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茶会”一词早于“沙龙”在中国文化人中流行。在30年代的文人公共交往中，“茶会”一词也更多取代“沙龙”成为众多文化人指代此类公共聚谈的一个常用词汇。

1898年曾朴与陈季同相识，在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法国文化和文学知识，对法国沙龙尤其着迷，从此便予以大力提倡。在曾氏眼里，沙龙成了他所向往的西方异域风情的象征。同时，借助沙龙交往，他欲引进异国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激发中国旧有文学的生命力。而留法学生李金发，则从沙龙功用的角度提出了别样的见解。李金发在他的《法国的文艺客厅》中写道：

法国的文艺客厅（Salons litteraires或音译作“沙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而很关重要的，且多为好客的贵妇人所主持，如现代之文艺俱乐部，其重要者如Deffand夫人Geoffrin夫人Necker夫人Récamier夫人Lespinasse女士之客厅，都红极当代的，任何文豪都出入她们的幕下，可是到了后来，报纸杂志发达了，作家聚会之处多在编辑室，或酒吧间，客厅渐随之而门庭冷落起来，到十九世纪末，已找不出几个重要的文艺客厅，一九一四年，还有几个次等的，到了一九二〇年简直消灭净尽。（当时还有许多咖啡馆，是大文豪来往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些。）这种风气是非常有趣，而值得提倡的，当代的作家，可以时常会面，联络感情，得切磋琢磨的益处，讨论问题，演讲，游艺，甚至组织政党，新进的作家亦可以有机会认识几个老前辈，不致埋没天才。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不致再文人相轻，我笑你，你骂我，弄得大家以后不好意思，各筑壁垒。为今之计至好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给各派文人聚集，则以后各报纸屁股必可少打笔墨官司，[……][33]

促进文人之间的友谊，消除文人相轻而致的笔墨官司，李金发的出发点在于促进文坛和谐局面的建设。其实在李金发撰此文的1934年，中国本土的情况并非如他所说“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上海、北平、南京，各式沙龙已经风生水起，只不过完全类似于西方沙龙模式的仅林徽因一家而已。至于邵洵美，对沙龙则有着更为具体详尽且高远的理想，他意图通过文艺沙龙的倡导，把文艺打进社会里去，一面推广文艺风气，一面改良社会，从培育一个“小规模的好社会”开始，进而达到实现“一个大规模的好社会”的理想。在邵洵美眼里，沙龙不再是一种消闲娱乐方式，也不止于引进西潮，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改造国民性和“文化救国”的意义。此时，沙龙成为了一种先进文化的象征，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所在。

“沙龙”这一新名词在晚清民国的引入和传播，自然和这一时期思想演进的脉络密切相关。正如学者章清所云“近代中国出现的诸多新名词、新概念也成为‘转型’的象征，甚至堪称‘重塑’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34]。沙龙的引入，与中国知识界理解、学习欧洲文化有关，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是Salon一词的音译，当“沙龙”引入中国之际，同时出现了其他形式的译名。比如邵洵美就用“花厅”一词来翻译“Salon”，他说只是为了一种字面上的漂亮，但很明显，从这个译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古典趣味。这个翻译和华林将“咖啡馆”翻译成“佳妃馆”在趣味上是一致的，都试图将西方的外来词“古典化”“中国化”，从中都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文化大批涌入之际，希望“化西入中”的意图。此外，如上文所说，“沙龙”在中国语境一度有两个指称。一是指美术展览意义上的。一是文人聚谈意义上的。这两个意义在沙龙初进入中国之际，一度连用。但在实际的传播中，文艺客厅意义上的沙龙更为人熟知。另一面，“沙龙”一词的使用情况，也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一部分趋新的文化人，如曾朴、林徽因、徐志摩、邵洵美等对沙龙十分热衷，发文倡议并身体力行，而另一部分文化人却依然坚守着清谈雅集的传统文人生活，对现代化的都市文化持拒斥态度。

概而言之，“沙龙”一词既是对传统文人清谈雅集的一种新命名，另一方面，它还指代了一种新型的文人生活和交往方式。这种方式随着西学的流行和传播，在中国大都市快速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现代”“洋气”和“摩登”的象征。由此，“沙龙”这一新名词所创造的新文化现象，以一种都会流行文化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化风景，此后的中国，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沙龙兴盛的时期。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沙龙的历史形态

理论上的倡导很快变为实际上的行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龙在中国便不是新鲜物事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苏州各地均有类似的沙龙组织召开，只不过有的比较正式，按期举行，而有的只举办一两次后就不了了之。在上海和北平，先后有曾孟朴、邵洵美、徐仲年、曾今可、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倡议并组织过沙龙活动。本节将对专章之外的沙龙做一简单梳理。

沙龙在上海主要以书店、茶楼、咖啡馆中的聚会形式举行。以书店为沙龙活动空间的有曾朴的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的金屋书店[35]，这两个书店都是沙龙主人自己出资经营的，可以说是曾邵两人建构“沙龙-出版”体系的重要平台，除此而外，值得一提的是内山书店。与前面两个书店不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并非文人，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这家书店之所以重要，是于此处自然形成了一个“文艺漫谈会”。鲁迅以及一群日本文学爱好者经常在此聚会谈天。

内山书店因为鲁迅的关系而声名遐迩，其实早在鲁迅与内山完造结识之前，内山书店于1923年就设立了文艺漫谈会，并出版刊物《万华镜》。20年代后期，内山书店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内山完造夫妇和上海文化圈往来密切，留日归国的文化人常常光临内山书店。曾朴、邵洵美沙龙重要成员之傅彦长在日记中记载了多次到内山书店购书会友的活动，比如1927年6月12日记载：“午后三时到内山书店，遇鹤见辅、田汉、王独清、郑伯奇、陈抱一、塚本助太郎、欧阳予倩。”[36]提到了多位创造社文人。

1926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华，和内山书店接触频繁，在后来的游记中他回忆内山书店的情况：

过了几天，M君将我带到位于北四川路阿瑞里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以外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说到老板，是一个很有朝气，明白事理，而且很有意思的人物。店的最里面，在火炉边摆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顾客可以坐在那儿喝茶聊天，——想来这家书店似乎成了爱书人聚集的场所。我就在那儿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老板介绍中国青年的现状。[37]

谷崎润一郎是20世纪初日本知名的唯美主义作家，此番来沪，受到国内文艺家的热烈欢迎。内山书店特地为其召开了一个中国作家见面会。郭沫若、谢六逸、田汉、欧阳予倩、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等都出席了见面会。[38]以此为契机，上海部分文艺界人士随后发起了一个“文艺消寒会”的活动。1926年1月29日，“文艺消寒会”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举行。在此之前的1月27日和1月28日，《申报》接连发布活动预告。宣称届时将会“举行聚餐，籍联情谊，公宴画家，大鼓家，京戏家，昆剧家，电影家等”，客人“则为德菱女士及谷崎润一郎君，并有剑舞、京戏、昆曲、大鼓等余兴”[39]。并列出了发起人名单：田汉、欧阳予倩、张若谷、叶鼎洛、傅彦长、周佛海、左舜生、唐有壬、黎锦晖、郭沫若、唐琳、谢六逸、方光焘等文艺家。从这一流派纷呈、身份多样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出，这个“文艺消寒会”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文艺联欢会”，也可以说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和本书所定义的沙龙有较大差距。[40]然而经常于内山书店举办的“文学漫谈会”，却是个文学小圈子的定时沙龙。据王映霞回忆，郁达夫当年经常和她去内山书店买书、座谈。[41]和鲁迅一样，郁达夫的书信也往往由内山书店中转。[42]

而当鲁迅成为常客之后，内山书店的漫谈便更加知名。内山书店的漫谈已经成了鲁迅的一个习惯。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到内山书店漫谈的信息，在给日本友人的书信中也常提及此会。1933年的鲁迅，基本上就是在家读书阅报写文章，对于此种处境下的鲁迅而言，内山书店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共文化空间，便显得尤为重要和难得。因此，这段时期，鲁迅非常高频率地往返于家和内山书店之间。几乎每天都去，隔天一去都觉得“有些扫兴”。久而久之，内山书店与鲁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关系。而一些文学青年去内山书店，不仅为了座谈，也有为了看鲁迅的念头在内。赵家璧回忆：“那时（1934年），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43]某种程度上，内山书店分享了鲁迅、郁达夫等文学家的声名，此处的文学座谈也因此成了鲁迅、郁达夫圈子的社交空间。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是重要的聚谈之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雅”茶楼。关于新雅聚谈的史料非常的多。鲁迅日记就时有记载。1930年2月1日：“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44]1933年2月24日：“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45]鲁迅去新雅多是受友人邀约，次数并不多。典型的新雅茶楼“死忠粉”要属林微音。也是邵洵美沙龙一员的林微音是新雅茶楼的常客，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新雅的经营状况：“它的早茶是从十一点钟开始。去那里喝早茶的，除了一班老客人以外，有在什么地方消磨了他的全夜而面现倦容的人。从维纳斯来的就有一些[……]下午茶是从四点到七点，而在四点与六点之间是它的最高点[……]”[46]除了营业情况，林微音还详细记录了文人在新雅的聚谈情形。由林微音的文章可知，常去新雅酒楼的文人有傅彦长、崔万秋、黑婴、张资平、邵洵美、叶灵风、刘呐鸥、高明、杜衡、施蛰存、穆时英、韩侍桁等。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朴、邵洵美沙龙中的成员。至于邵洵美本人，也是经常光顾，盛佩玉回忆说：“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兴，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但又不能总将妻子丢在家里，所以几次邀我一同去，果然诸位名家都在品茗。”[47]傅彦长在纪念曾朴的文章中也提到：“民国十七年，在我们这一群人里，还有每星期日到某某茶室去吃午时茶点的风气。这风气直到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才宣告结束。我们这一群人在那时都有吃了东西之后去批评，批评之后又去吃东西的兴致。”[48]“我们这一群人”即曾、邵沙龙的常客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等人，而此处的“某某”茶室即“新雅”。左翼作家也有光顾新雅的，如周扬、曹聚仁，用曹聚仁的话说：“北四川路横滨桥，有一家新雅酒楼[……]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49]新雅酒楼的客人比较复杂，老文人，新作家，革命的，不革命的，都列席其中，因此处沙龙成员多而流派纷呈，有人称其为“‘马路文人’的俱乐部”[50]，也有人直接将其命名为“无聊者的沙龙”。来看一则史料：

[……]（张若谷）同时又给我介绍认识许多的朋友：同他联合战线的朱应鹏同傅彦长、还有文艺界的战士邵洵美卢梦殊梁得所徐蔚南查士元汪倜然黄震遐周大融鲁少飞[……]我们每逢星期日，大家总是不约而同的从老远地方赶到北四川路虬江路转角的“新雅”，那里我们称为无聊者的“沙龙”Salon，是星期茶会的所在。在里面从早上八九点起一壶清茶，二碟点心，谈天说地，一直到钟鸣十二下，方才各自打道回府，这样的境遇，给我不少的兴奋，使我自然地倾向着文学。[51]

将新雅茶会称作“无聊者的沙龙”，一方面是调侃，一方面也是实情，经常到新雅聚谈的文人，也大多对私人沙龙和咖啡座谈十分感兴趣，比如这位作者鸟衣先生是张若谷的朋友，同时也是邵洵美沙龙常客。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作为一个崭新的都市消费空间开始兴起并流行。这些咖啡店主要分布于法租界和日租界内，老板多为西洋人和日本人。[52]因为环境幽雅，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都市时髦气息，几个时兴的咖啡馆吸引了一批热衷异国情调和都会文艺的青年文人，久之，形成了一个文学小沙龙。这个小圈子文人对坐咖啡馆十分热衷，他们并且在《申报·艺术界》副刊上主持了一个“咖啡座”的栏目，专门登载与咖啡及咖啡座谈相关的文章。

张若谷是“咖啡座”专栏的长期撰稿人，发表在此的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名字直接叫做《咖啡座谈》。在《咖啡座谈》序言里张交代了身边爱坐咖啡馆的一帮朋友，他们是朱应鹏、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曾朴、曾虚白等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馆，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53]而在黄震遐的笔下，“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只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她的最大的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54]。把坐咖啡馆视作“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显然针对的主要是法国沙龙式的“幽会聚谈”而非单纯的消费。

张若谷在文章中则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他们这群文艺青年咖啡座谈的情形：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55]

霞飞路的“巴尔干”，还有最贵族的“Marcel”和“Federal”，张若谷写来如数家珍，洋洋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据张若谷自白，他推广咖啡店基于三个理由。一是他认为咖啡是都会沉闷生活中的一种刺激和兴奋剂，且是文艺家灵感的助长物，是都会生活的象征。其次是座谈。在一篇文章中，张若谷进一步指出咖啡座谈作为都会公共领域可以让人们交流思想与智慧。这也是张若谷推介咖啡馆的最主要原因。都会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显然是匮乏的，虽然茶馆也承担了一定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但茶馆里常有贩夫走卒的身影，吵闹而紊乱，显然不是这些趣味西化的“西装少年”的理想去处。咖啡馆干净、优雅，正适合闲谈。反讽的是，除了俄国人开的咖啡店，日本人和西洋人开的比较贵族的咖啡店对中国人大多态度不好，且价格昂贵，不是他们所能消费得起的。于是，热衷推广者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和冷落。在这个背景之下，邵洵美和曾朴的固定沙龙便显得十分珍贵和奢侈了。张若谷自己也无奈地感慨：“所以有时我们宁愿多化几个车钱，老远赶到朋友家里去谈话，旁边烧起几杯咖啡来助长话兴，消磨光阴。”[56]可以发现，茶楼、咖啡馆和私人沙龙之间有着很多交集，热衷沙龙的文人往往同时也热衷去茶楼和咖啡馆。大体而言，有财力的选择在家举办定期沙龙，经济实力不够的则选择间或到公共空间小聚。第三是咖啡店有女侍提供周到的服务，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属于大胆新鲜事。在这一点上，田汉也是张若谷的同道中人，创办南国书店时，田汉便打算同时附设一个咖啡店，并在《申报·艺术界》上刊登招股广告，文中有“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的说法。

在顺应并推广咖啡馆潮流之际，与咖啡有关的文艺作品，也随之成了张若谷等人关注的焦点。比如张若谷推介郁达夫的翻译小说《一女侍》。对它的关注不在于小说本身的艺术性，而在于这是一个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一女侍》是英国作家乔治·摩尔的作品，刊于1927年第18卷第8号的《小说月报》上。张的“广告词”是：“在这几天的上海正闹着咖啡店潮流的当儿，凡有咖啡趣味者及一般喜欢享受异国情调的文学者，都应该咀嚼这篇可歌泣的生动的故事。”[57]在张若谷那里，似乎咖啡馆天生的就是文艺故事发生地。这篇文字末尾，张甚至署了“从静安寺路Federal咖啡店回后写完”的附言。而欧美作家Jean Moreas、Theophile Gantier、Maxime Rode、George Moore也因写过与咖啡馆有关的作品或经常坐咖啡馆而被张若谷大力推介。[58]此外，张若谷对俄国诗坛的“咖啡店时代”也很向往，也做了介绍。

除了这群文学青年，上海艺术界尤其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画家们对坐咖啡馆也十分热衷。倪贻德在《艺苑交游记》中提到一位叫陈宏的青年画家，“他在作画之外，唯一的消遣便是饮咖啡”，“他为了要过他的咖啡瘾，每天非去坐一两钟点不可的，有时也邀了友人去坐谈大半天”[59]。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对咖啡馆也有着类似的热情。用叶中强先生的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海的咖啡馆不仅在生产五光十色的异域想象和‘现代生活’，亦在孵育激进的革命话语。”[60]这也就是被鲁迅讥为“革命咖啡店”的现象。1928年8月8日，《申报·艺术界》刊登了一则“上海咖啡”的广告：“[……]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61]这则广告作者乃化名，很可能是主持这个《咖啡座谈》栏目的张若谷写的。虽然广告里提到的鲁迅和郁达夫并没有光顾这家“上海咖啡”，[62]部分左翼文化人热衷咖啡馆确是事实。而位于公共租界的公咖咖啡馆，在20年代末甚至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据夏衍回忆，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即在公咖咖啡店二楼举行，[63]之后筹备会还曾在此举行。至于鲁迅，后来也开始踏足咖啡馆，虽然他不喝咖啡喝绿茶。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即指此事。而田汉、冯乃超两人对咖啡尤为热衷，他们甚至都有开咖啡馆的计划。左翼人士选择在咖啡馆集会，和张若谷等人对咖啡馆的推介当然出于不同的目的，左翼作家更多的是考虑安全因素，位于租界内的咖啡馆，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沙龙类似，以自己殖民地的羽翼掩护着旨在推翻殖民的左翼作家的聚集。然而随着次数的增多，光顾咖啡馆的革命者由一开始仅仅出于选择一个安全的公共场所的考虑而逐渐转向关注咖啡馆本身的消费特色和娱乐休闲方式。“革命”的紧张感逐渐被咖啡馆的休闲感替代。——咖啡馆作为一个时髦新异的都会消费空间，和文化、政治的密切关联，也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共同体”（此乃叶中强先生提出的概念），即游离出“文派”“立场”“主义”“新旧”界分的新的都会空间，其间也折射出当年上海文人暧昧复杂的心态。

除了以上论及的书店、茶楼和咖啡馆，30年代的上海，“文艺茶话”这个艺术沙龙也颇知名。这个沙龙小团体成员多为艺术界人士，间或也有文学家参与其中。其主要成员为章衣萍、徐仲年、孙福熙、华林、汪绸然、曾仲鸣、陈抱一、余慕陶等。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法国或对法国浪漫文艺十分热衷，对曾盛行于法兰西文化史上的沙龙也十分认同，因此聚集到一起组织起了这个沙龙。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最早的活动起源于孙福熙，孙在主编《小贡献》时，发起“星期日做什么事？”的讨论。此文刊发后，徐仲年发文回应此议题，倡议成立“文艺茶话会”。第一次聚会在孙福熙家里，孙并撰文一篇，刊于《中华日报·小贡献》第22号。第二次聚会在北四川路新雅举行，参加者有不少画家：陈抱一、华林、孙福熙、徐仲年、李宝泉、刘雪亚等。后来又在《时事新报·青光》出版了“一星期茶会”专号。此艺术沙龙正式成立之后，每次活动之前都在媒体上广而告之。刊登此会消息的期刊有《弥罗周刊》《艺风》《青光》《文艺周刊》《星期文艺》。

“文艺茶话”活动最初是出于直接的对法国沙龙交游的模仿。我们来看徐仲年《提倡星期茶话会》的文章：

在法国有种文艺科学家聚集处，叫做“沙龙”（Salon），“沙龙”这字本作“客厅”讲。主持“沙龙”者都是极美，或极聪明，或有名望的女人。“沙龙”中先预备些茶点与无数椅子，与会的人走了进来，先向女主人行了礼，然后与别人握手。行礼既完，便自行用茶点……茶点过后，便自招朋友谈心。如果肚子还饿，不妨再用些点心。有时请一专家或名人作一无形式的演讲，有时放电影，有时打开无线电机来跳舞。总言之，都是些极高尚，极有价值的娱乐。我想我们不妨仿制一番。我们大家是两袖清风的教授或学生，我们不要谁请客，我们自己请自己：大家搭份子出钱来买茶点，岂不痛快[……][64]

由此可知“文艺茶话”的特征：不以名利为饵，专以友谊相号召，无形式上的组织，全赖精神上的结合。章衣萍在《谈谈〈文艺茶话〉》一文中强调了这个集会的特点：“我们的文艺茶话，没有一定的会所，没有很多的费用，有时在会员的家里，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这里那里的花园，酒店，咖啡馆（有趣的华林先生译作‘佳妃馆’）里。我们没有一定的仪式，用不着对谁静默三分钟或五分钟，我们也没有一定的信条，任你是古典主义也罢，浪漫或自然主义者也罢，什么什么主义者都罢，只要你爱好文艺，总是来者不拒的。”[65]的确如此，与之前的咖啡馆文人群体及沙龙文人有所不同，文艺茶话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日常交好的同仁，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文艺集会。几乎每一期都会有新的“文艺青年”加入，有的更是跨省远道而来。

章衣萍也对茶话这一形式做了追根溯源：“这样的纯粹的自由的文艺茶话，当然也是古已有之。我们想到王逸少的兰亭雅集，或是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园；或是英国约翰生（Johnson）时代的才子们所组织在伦敦的文学会（Literary Club），或是法国的沙龙，那是有漂亮的女人们在座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王逸少与李太白或约翰生，更可惜的是漂亮的女人们也太少。”[66]徐仲年曾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在法国生活期间，对法国文化史上的沙龙文化十分热衷。与徐仲年强调学习西方沙龙不同，作为南社成员的章衣萍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了中国文人雅集的传统。而华林则径直将中国的“雅集”等同于西方的“咖啡馆”聚会。他说：“中国素有品茗之雅集，故各城市之中，茶馆林立，较西方之‘佳妃馆’其性质亦正相同，不过佳妃浓而丽，富刺激性，此二佳品，亦可代表东西文化之不同也。”[67]华林向读者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咖啡馆（“瑞士湖畔之佳妃”“卫尼丝游艇中之佳妃”“罗马著名之文艺佳妃”“巴黎之蒙巴那司佳妃雅聚”），倡导国内文艺空气的流行，以取代烟馆赌博馆等“堕落志气，损害身体，妨碍事业”的下流娱乐。一面纠正恶习，一面提倡“文艺之高尚娱乐”——华林高度评价咖啡馆的文化意义：“此种精神集合，不计利害，不分门户，无所为而为”，“超然于利害之外，以清白纯洁之心，为文艺朋友之雅集”。有意思的是，华林将“咖啡馆”译作佳妃馆，将西方式的沙龙视为“雅聚”。这与曾朴将中国传统雅集视作西方式的沙龙的思维正好相反。

文艺茶话与邵洵美、张若谷等人的沙龙和咖啡馆聚会类似，都打着借鉴西方的沙龙聚会的旗帜，但与前者热衷异国情调喜爱咖啡不同，文艺茶话以“茶”名世，同时以中国传统雅集为尊崇对象。可以说，文艺茶话会是仿效中国传统文人雅集和西方文艺沙龙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文艺聚会，具有沿袭传统和学习西方的双重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茶话”更接近现代的“文学俱乐部”性质，而非一个纯粹的精英式的文艺沙龙。它的聚会场所也不像一般沙龙那样比较固定，参会人员也未经主办者精挑细选，用章衣萍的话说，“只要你爱好文艺，总是来者不拒的”。因而与其他的沙龙和咖啡聚谈群体相比，“文艺茶话”的成员文化修养要低许多，但也正因如此，“文艺茶话”比其他所有的沙龙更接近“文艺大众化”的目标。

据多人回忆，文艺茶话会活动形式多样，有自由交谈，也有一人为主的演讲，还有多人演说，很是多元。这个茶话会还常常举办中外艺术家的座谈会，比如组织过庞薰琴绘画座谈和周碧初的风景画座谈。意大利画家查农来华之际，也于此会举行座谈，与此同时，《文艺茶话》登载了徐仲年、华林、汪亚尘等人的介绍文章。[68]与其他沙龙不同，文艺茶话还跨城市流动，在苏州、杭州举行过活动。因召集人华林、徐仲年等均有艺术背景，《文艺茶话》与上海美术界联系密切，并与苏杭美专多有合作。而合作每每采取联谊的方式进行。1933年3月19日，应杭州国立艺术学校邀请，文艺茶话会在杭州灵峰梅树下举行，孙福熙、林风眠、钟敬文、华林、徐仲年等四十多人参加。[69]而后，文艺茶话骨干成员应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允仪之邀到苏州演讲，此后苏州女师与苏州美专的师生也加入到文艺茶话的活动当中。

图1-1　此图乃华林结婚之际文艺茶话会同人共同合作的纪念[70]

另据王平陵的《南京“文艺茶话”的追记》一文可知，南京也办过文艺茶话会，此次活动由谢寿康、江小鹣等人发起。

有一晚，我在南京某茶园，遇到谢寿康先生伴着江小鹣先生在啜闲茶。我随即提起法国文艺客厅的情形，作为我们的谈料。谢先生主张在南京也应该来一次，开开风气。我说：“南京的女士们再也没有工夫关心到这个”，谢先生说：“就由男士来召集，也是一样”。我便自告奋勇在谢先生那里讨了这一笔差事。[71]

谢寿康、江小鹣都曾留学法国，和邵洵美关系熟稔，并且，三人均是国内艺术团体“天马会”[72]的成员。南京的这次“文艺茶话”据江小鹣回忆，举办得十分成功，客厅的布置式样是由谢寿康从法国学来的，参与者有方于女士、郭子雄、徐仲年、孙俍共夫妇、王道源等，活动主要是聆听昆曲、法国歌剧及交谈。

文艺茶话活动比曾朴、邵洵美的沙龙活动为晚，曾朴的沙龙活跃时段为1927年到1930年，而邵洵美的沙龙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大概到了1937年左右。文艺茶话第一次集会在1932年6月19日，最初的集会每举办一次就换一个地方，地点大多为上海的茶店（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福禄寺点心店）、咖啡馆、花园，后来较为固定，在“福禄寺”，一般每周日举行，少有间断。而《文艺茶话》杂志则是章衣萍、孙福熙他们将口里的谈天付诸文字进一步进行笔谈的结果，可以说是“文艺茶话”这一艺术沙龙的衍生品。杂志的编辑风格并不全以异域文学为主，旧体诗词、画家画作都有展示。

以茶话会形式发起的沙龙也与当地的高校有所联合，然而与北平林徽因沙龙和清华、北大两大名校的关系密切相较而言，上海沙龙与学院的关系要浅淡许多。另外，这个文艺茶话，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展览制度的形成。在此茶话会上，发起成立了全国艺术展览会，后名为“艺风社展览会”，地点定在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四处，每年春秋两季开会展览。在文艺茶话这里，“沙龙”的两个内涵得到了比较和谐的统一，一边聚谈，一边展览，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沙龙-出版-展览”体系。[73]这是文艺茶话这个团体很特别的地方。在众多文艺小沙龙中，文艺茶话算是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活动也最为频繁。由《文艺茶话》第2卷第10期徐仲年的《道歉及更正》一文可知，“文艺茶话会”共举办了98次。

沙龙既为一时潮流，难免泥沙俱下。一些沙龙小团体是成员之间志同道合的联合，另一些则不然。有的组织者为了扩大自己的沙龙声名，不乏扯虎皮做大旗的，结果导致同人不同，常常发生笑话。为鲁迅痛批的曾今可就属于此类。曾今可对沙龙社交非常热衷，在沙龙潮流兴起之际，他亦召集了一个“文艺漫谈会”，并主办《新时代月刊》和《文艺座谈》两本杂志，以刊登漫谈会内容及文坛消息，这些文坛消息大多涉及曾今可交游圈中人，而文字也极为琐碎。出现了诸如“笔会改选理事”“徐志摩纪念刊将出版”“《小姐须知》在日本”等作家“起居注”式的报道，难登大雅之堂。在创刊号上，他列出了发起人的名单。然而此漫谈会并非曾本人说的那样“志同道合”，发起人名单里的张凤、龙榆生、曹聚仁等可谓被“强拉作伕子”，并未事先通知。曹聚仁得知自己“被列名”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涛声》第2卷第26期）予以否认和讥讽。

组织者“虚张声势”而外，参加沙龙的客人们也并非都是为了文艺，有的人十分功利，目的在于积攒人脉，为的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坛占位”。1929年8月，田汉、洪深、朱应鹏、王道源联合发起了“文艺夜谈茶会”。朱应鹏的好友傅彦长，以及南国社的成员左明、俞珊、金焰等人也都参加夜谈。夜谈的话题比较多元，有性变态心理、新雅茶室的文人聚会、鬼神传说等等，[74]颇有些谈野狐禅的氛围。成员之一的唐槐秋后来谈及此会，道：“我是一个新踏进上海社会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多认识几个圣人君子，固所愿也，就是多接近些狐群狗党，我亦认为倘若要在上海玩下去的话，也是应该。”[75]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阵营的文人在举行文艺沙龙这一生活方式上取得了某种共识。据赵景深回忆，在郑振铎家里也常有客人聚谈文艺。

振铎一手端了一碗早餐饮用的粥，一手拿着一本深蓝色薄面重加装裱的讲究的戏曲踱了出来。他翻开其中木刻的图画给我看，我不感到兴味，这是在十年以前。……在东宝兴路郑寓的会客室和书房里，八九个喜爱文学的宾客，彩绸的电灯罩下，振铎在沙发上翻着《西游记杂剧》的日本复刻本给我看，书桌上正摊放着他的未完成的稿子和小本的《曲苑》。[76]

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然而在文学趣味以及生活方式上却和热衷沙龙的邵洵美、张若谷等人相近。不仅在家招朋唤友，郑振铎也爱去新雅茶室。

除了中国文化人的各类小沙龙之外，在上海，外国人举办的沙龙也很多。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知名的有“亚洲文会”和著名的伯纳迪恩·弗里茨夫人（Bernadine·Fritz）主持的沙龙。傅彦长在日记里就多次记载了参加“亚洲文会”的活动。[77]此文会的具体情形，可以参见复旦大学王毅的博士论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论文其中一章《亚洲文会与中西文化交流》指出了亚洲文会传播公共文化观念的功用。然而，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化机构，它的重点并非在“传播西学”。如果说亚洲文会是严肃的文化组织结构，那么弗里茨夫人的客厅则是以个人名义组织的文艺沙龙。

弗里茨夫人是上海股票经纪人切斯特·弗里茨的太太，是上海外国人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弗里茨夫人有钱，且有艺术情趣，再加上观点比较开明，她每周日举办的沙龙里聚集了不少中国名流。这些中国名流中，就有胡适、邵洵美、梅兰芳、林语堂等人。在项美丽眼中，这位上海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是这样出场的：“玛西娅身着一套晚装，闪闪发光的裙裾拖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在派对里，她的微笑随着她茶杯上的热气洋溢始终。”[78]弗里茨更像一个社交明星，然而她的确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借助沙龙这一平台，她提携和推出了不少中国先锋艺术家，庞熏琴的成名就有弗里茨夫人的助力。而弗里茨本人，对自己的“贡献”也颇自得：

玛西娅很得意她能聚集这么多中国名流，把他们向哈恩姐妹展示。她也为自己能与这么多本地名流自如交往而得意。“我来此地之前”，她喜滋滋地说，“没人试图与中国人社交。这些头脑简单、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的外国人想要装得好像还呆在他们英格兰或法兰西老家似的。而那些亲切可爱的中国人也照样旁若无人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如此优雅，如此安逸……你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79]

晚清以后，上海就有西方人开办沙龙聚会，然而因为种族歧视，中国人少有机会参加。弗里茨夫人的不拘一格，打破了中西文化人之间的壁垒，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此举也让她赢得了中国名流的认可和赞赏。邵洵美将其誉为“花厅夫人”，特意撰文宣扬称道。而胡适在上海时期，和弗里茨夫人也多有过从。1930年1月30日胡适日记记载：“下午Baroness Pidoll（皮德尔男爵夫人）请吃茶，会见英国今日大戏剧家Noel Coward（诺尔·科沃德）。惭愧的很，我不但没有看过他的戏，并且没有读过他的戏。同吃茶的客人有Mrs.Chester Fritz（切斯特·弗里茨女士），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谈欧美的音乐戏剧，我竟毫不知道，惭愧的很。”[80]这是胡适与弗里茨的第一次会面，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之后的两三年内，胡适多次访问弗里茨，每次都是长谈。[81]弗里茨夫人对文艺很热衷，她倡议组织了“万国艺术剧院”[82]（简称IAT），借助这一平台，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项美丽回忆：“IAT组织音乐会、讲座和讨论会，还安排演出。她的音乐会是如此的成功，连俄国人和德国人都一起来参加。而辩论会的讲题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包括像《中国的生育控制》这样的讲题（三名天主教神父担任嘉宾，效果轰动）。演出的效果也棒极了，特别是那场全由中国班底演出的《太太珍泉》（lady Precious Stream）。”[83]而据邵洵美的《文化的班底》一文，此剧院还演出了英文剧《红鬃烈马》，此外，梅兰芳也曾在剧院表演。

与上海作家对咖啡馆、茶楼的热衷不同，北京文人极少有宣扬咖啡馆座谈的。北京文人更多的是在自家客厅，或是走向公园，在那里的露天茶座里谈笑风生。在此，胡适参与的一个政治沙龙值得关注，这便是顾少川家举办的政治集会，以“茶话会”的名义举行。成员有胡适、蔡元培、丁在君、张君劢、秦景阳、陈聘丞、严琚、王长信、周季梅、蒋百里、林宗孟、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顾宅的“茶话会”每周定时举行，时间是下午四点，地点在顾少川家客厅，主要讨论政治局势及制度建设，并有政客演讲，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政治沙龙。顾宅的这个茶话会，和胡适后来在上海召集的“平社聚餐”性质相近，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

除了自家的客厅，公园是北平知识分子们聚集高谈的一个重要场所。与鲁迅在上海以书店为社交空间不同，胡适在北平主要以公园为主要社交场所。[84]这一点北平文人与上海文人不同。上海文人更多热衷光顾咖啡馆、书店等文化消费场所。这和京海两地的都市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来今雨轩”是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胡适、《大公报·文艺》的编辑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经常邀客聚谈。胡适日记中频频可见到来今雨轩约客高谈的记录。如1922年2月5日：“与在君、文伯在来今雨轩吃午饭，谈时局甚久。饭后，董显光来谈，也是谈时局。”[85]1922年3月4日：“六时半，到来今雨轩，与在君、文伯同吃饭。在来今雨轩遇见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86]1921年6月30日北平五团体公饯杜威亦在来今雨轩中。这一时期，胡适还常常参加的一个“文友会”的活动，也常于来今雨轩举行，演讲人多为外国文化人。胡适日记中同样有多则记载：

1921年5月27日：七点，文友会在来今雨轩开会，到者二十七人，钢男爵（Baron Stael-Holstein）演说“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87]

1922年6月28日：七时，到公园，赴文友会。是夜的讲演为德国汉学者尉礼贤（Richard Wilhelm），讲《易经》的哲学，大旨用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发明。……我也加入讨论，但这种题目太专门了，能加入讨论的人太少，减少趣味不少。[88]

1922年11月17日：晚上文友会在中央公园开本年第二次会，我演说《中国小说发达史》。[89]

胡适笔下的“文友会”是上海文化团体“亚洲文会”的分支机构。在北京主要以公开的演讲为主要活动方式。外籍文人主持的“文友会”以“讲学”为主，而顾少川家的“茶话会”则以“议政”为主，胡适同时参加这两个沙龙，正是他一向主张的“讲学复议政”的目标所在。除此而外，顾颉刚日记中大量的朋友聚餐，胡适家的周六会客制度，[90]在北平都十分知名。这类聚谈虽不可命名为沙龙，但也折射出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朋友”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事、事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即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血缘”和“地缘”的联结转向了“学缘”之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沙龙这一文化形式逐渐蔓延开来。最初的沙龙倡导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欧美，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却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沙龙与西方的沙龙有许多不同。最主要的一点是西方沙龙往往有一个美丽或知名的女主人，而中国的沙龙一般由男性主持（林徽因除外）。这显然不是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无奈之举。早年倡议和创办沙龙的人们也曾想觅一位女性主持人，然而由于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状况以及风气初开的基本国情，这样的沙龙女主人很难寻觅。于是只好以男性代之。此外，西方的沙龙主要在室内空间举行，往往以某个贵妇人的客厅为主要聚会地点。而中国的沙龙组织形式较为多样，不限于室内一隅。当然，客厅自然是首要之选，然而也不乏以书店、公园、茶楼等为活动之址的。这一方面自然是趣味的不同，一面也和主人的家境财力有关。第三，西式沙龙涉及文艺、政治、哲学、历史等领域，相对而言话题比较广泛自由，不拘一格。而中国的沙龙往往以谈文论艺为主，虽也涉及政治，但不是主要成分。参与的成员也多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散文家、画家等文艺界人士，或对文艺有相当见解的其他领域的人物。

第三节　从“清谈”“雅集”到“沙龙”的转变

沙龙是一个外来词，在它作为一个新名词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人交游的说法有“清谈”“雅集”“茶会”等。而自晚清“沙龙”一词进入中国，文人交往在方式、内涵及功用上，都发生了改变，不仅参与沙龙的主体由传统文人转向现代知识分子，“沙龙”概念本身，也具备了一种现代意识，并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林纾1917年在《论古文之不宜废》中曾表达对滥用新名词的忧虑，可以说林纾的这一忧虑颇具长远眼光。他说：“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亟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之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91]Salon作为新名词进入中国文化人的视野，也是处于“西学涌入”的大背景之下。“学不新而唯词之新”。究竟沙龙与中国传统的“清谈”“雅集”之间的关系是否也是这样，仅仅是“词之新”？这里，我们需要辨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人所热衷的公共交往方式：“清谈”“雅集”和“沙龙”的区别。

“清谈”一词在史书、诗文中出现较早。“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后汉书》卷五八《臧洪传》），“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座有清谈之客，门交好事之车”（《魏书》卷六五《李谐传》）。这些史籍中的“清谈”，虽然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有“高谈阔论”之意。后来，“清谈”逐渐专指士大夫之间的言语辩论活动。唐翼明先生曾对“魏晋清谈”做出定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92]清谈虽盛于魏晋，然而不限于魏晋，总览全局，不妨借用唐先生的定义，把“清谈”定义为“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至于“清谈”的起因，学界将其归因为汉末的“清议”。陈寅恪先生认为：“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催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93]《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文人清谈的案例。这些清谈，学界一般将其分为“正始清谈”“竹林清谈”“西晋清谈”“东晋清谈”几个阶段，这也是清谈最为盛行的时期。[94]正始清谈以何晏、王弼两位玄学家为中心，《世说新语·文学》（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此时期所谈大抵为儒家和道家经典。“竹林清谈”指的是嵇康、阮籍、王戎、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几位名士的交游。西晋统一之后，清谈再度兴起。《世说新语·言语二三》刊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95]由此处可知，西晋清谈开始涉猎史书。到了东晋时期，清谈的学术性开始减弱，“藉卉饮宴”成为比较普遍的新形式，严肃的理论探讨开始转向轻松的休闲娱乐。《世说新语·言语三一》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辙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96]至此，“清谈”开始向“雅集”方向转变。

“雅集”一词较“清谈”出现为晚，据已有研究，大约在北宋以后，“雅集”逐渐取代“清谈”成为文士聚会谈论的代称。“雅集”和“清谈”有重合之处，又有不同，“清谈”更多强调聚会之时的言语辩论，而“雅集”则形式多样，士人可以饮酒，可以赋诗，可以辩论，亦可赏景，较之“清谈”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了许多拓展。魏晋清谈以儒家和道家经典为主要话题，而到了雅集时期，则主要以诗画为题了。士风的改变可见一斑。

文人集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正是宴饮雅集的场景。西汉以后，曾一度出现过宫廷君主与文学侍臣的文学集会，西汉梁孝王与枚乘、司马相如等常相唱和，到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常于邺下都城招待文人宾客。此乃君主与侍臣的雅集，因为等级之故，难免不得尽兴。到了西晋时期，一些朝廷重臣或贵戚开始在私家宅院举办文会，其中石崇的金谷园最为知名。在此金谷园内，陆机、陆云、刘琨、潘岳等才子文人常相聚会，这就是闻名后世的“金谷雅集”。《晋书·刘琨传》载刘琨“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这批文士“昼夜游宴，屡迁其座，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97]。可见，当时文人宴游乃一时风尚。

随后东晋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雅集”更为著名。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及其隐居时期，常与朋友在兰亭集会，而以永和九年的雅集最为知名，对于这次雅集，王羲之有很详细的记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契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端，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98]与金谷园的“琴瑟笙筑”“丝竹管弦”相比，兰亭集显得更纯粹些，注重精神上的交流。中国历代文人画中不乏表现文人宴会、品茗、吟诗、游览的题材。其中，兰亭修契便是最常见的一个素材。

隋唐时期文人雅集也很盛行。自帝王至臣子，均有文集之风。隋炀帝杨广曾在晋王府广召文人雅集。《旧唐书·杨师道传》载：“（杨）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唐代雅集更为常见，李白等有春夜宴桃李园的集会，“序天伦之乐事”。到了北宋时期，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元祐文人圈更是将雅集这一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了“西园雅集”这样一个盛大的文士集会。据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描述，这次雅集参加者共有：王诜、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僧圆通、道士陈碧虚共十六位名士参加，可谓“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到了清代，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雅集传统，每逢佳节良辰或是著名诗人（比如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诞辰，往往借以举行雅集活动。

晚清以降，欧美茶会之风开始传入中国，时人的雅集开始浸染上欧西色彩。南社前身“神交社”初创时，特意撰文《神交社雅集小启》。在此文中，陈去病呼吁：“夫当此俗敝风颓之日，正吾侪论交讲学之年。何况秋令方新，长日如岁，雷雨既过，薰琴乍调。竹林清谈，世何让乎嵇、阮；德星夜聚，今不异乎太丘。际吴会之名区，结海天之胜侣，论文道故，一朝而集。虽乏曲水流觞之雅，庶追江湖惊隐之风。”[99]期待本社“雅集”不让“竹林清谈”的风采，承继传统的主旨不言而喻。有意味的是，在同一天的《神舟日报》，陈去病还写了一篇《神交社例言》，对“神交社”作了如下定位：“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故开会仪式暨其他经费，悉有发起人等担任；来宾到会，但签名而已，毋庸纳金。”[100]此处的“欧美茶会”即“沙龙”。在这里，对欧美茶会的模仿限于体式上的“毋庸纳金”。可以看出，神交社的发起已经具备了从“清谈”“雅集”向“沙龙”过渡的性质。

雅集到了民国，仍然存在。在北京，比较著名的有1913年4月9日梁启超召集的万牲园修禊。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梁启超详细介绍了此会情况：“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修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有一老画师为我绘图），老宿咸集矣。”[101]在此信中，梁启超将此雅集称为“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显然是夸大之语。在上海，有晚清遗老创办的超社雅集，超社成立于1912年，主要主事者为沈增植，参加者有陈三立、周树模等人，每月一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此外，成立于1913年的淞社也常举办雅集，1913年4月9日，淞社同人修契徐园。此为当年沪上规模最大的旧诗社。淞社成员比较复杂，寓居沪上的晚清遗老较多，此外也有新式报人和编辑。[10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龙”成为新文化及新文学中的热门词汇，沙龙交游也成为知识界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上节所述。然而，在新文人热衷沙龙的同时，习旧文学者对雅集的兴趣亦未曾稍减，几为并行不悖。在南京，国学氛围浓厚的几所大学，雅集之风尤为浓郁，计有梅社、潜社、上巳诗社、如社及扫叶楼登高雅集等活动。梅社成员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几位女学生，有尉素秋、沈祖棻、王嘉懿等，常集会填词，沈祖棻在《忆旧游》一词中，回忆当年梅社雅集情形：“记梅花结社，红叶题词，商略清游。蔓草台城路，趁晨曦踏露，曲径寻幽。”[103]潜社的发起和活动是以吴梅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是吴梅的学生。吴梅在日记中记载：“潜社者，余自甲子、乙丑（1924、1925年）间偕东南大学诸生结社习词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然后散，至丁卯春，此社不废，刊有《潜社》一集，亦有可观处。”[104]潜社活动自1924年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1937年。[105]

除了北京、上海、南京，全国其他城市的雅集也不在少数。到了1936年，在天津依然有大规模的文人聚会活动。《益世报》1936年9月26日载：

复兴水西庄文物槐厂落成

西院槐厂，昨始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定于本年重阳节（下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106]

雅集当天，《大公报》也著文详细报道了此事，文中提到此雅集活动有饮酒赋诗和赏菊等。以上各类雅集虽然地处不同城市，人员也迥异，然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却几乎一样，雅集之际，宾客往往咏诗赋词，正可谓“不有佳咏，何伸雅怀？”这与同时代的沙龙活动差距很大。沙龙知识分子固然也曾讨论旧诗词，然而旧诗词只是沙龙活动之冰山一角，远非话题的中心。在内容上，沙龙更为多样，不仅涉及诗文创作，还涉及杂志的编辑、出版、经营以及政治观点的讨论等，此外，更有最新的翻译事业的话题。与雅集中人们以旧诗纪事不同，沙龙知识分子更多采用散文、影射小说等文体形式来记录频繁的文坛交游。

沙龙和雅集在抗战之前是齐头并进的。热衷雅集者传习传统，有意味的是，热衷沙龙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各自创办的沙龙的时候，却大多引介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生活不做回溯。这和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盛行和全盘西化的观点有关。当“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不止为用”之后，中国的文化人便把复兴民族文化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沙龙在此只是象征西方文明的一角而已。然而这一角便是瞭望的灯塔，借之可窥见许多遥远而深邃之物。——二三十年代的沙龙是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文化、文明借鉴学习的产物。

第二章　“老夫聊发少年狂”：曾朴和他的沙龙

曾朴以小说《孽海花》闻名晚清文坛，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一度被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而遭到胡适等人的批判。然而曾朴却并非那一味守旧的老文人，他对法国文学的学习和引介可说是走在了新文学的前列。在推广法国文学的过程中，曾朴聚集了一批热爱欧美文学的新文坛的青年作家，以上海的法租界为想象的异域，对象征法兰西文明的沙龙进行了亲身实践。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较早地培育了异域法兰西的文明之花，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领地海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马斯南路客厅与真美善书店

提及曾朴的沙龙，须先谈谈曾朴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历史。据曾朴自述，他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1895年），“那时张樵野在总理衙门，主张在同文馆里设一特班。专选各部院的员司，有国学根底的，学习外国语，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里”[107]。这是一个专门为清廷官员特设的语言培训班，和正规的同文馆学员不同。在这个法文特班中学习的官员大多是“红司官”或“名下士”，对学习外语没有多大热情，每次到馆，谈谈闲天敷衍了事，少有认真求学的。而曾朴与众不同，“学一点是一点”，在拼音和文法略通之后，他自己便“硬读文法，强记字典”[108]。特班同学张鸿后来在悼念文章中曾提到这一阶段的求学情形，感慨“余无恒，无所成，而君（注：指曾朴）习法文不少间，卒通之”[109]。其实曾朴此时对法文并未“通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奠定了语言的底子。接下来阅读哲学、文学、科学等领域的法文著作，是“随手乱抓，一点统系都不明了”。曾朴学习法语尚属于自发的对外文的兴趣，而对法国文学的系统研习则要归功于“导师”陈季同。1898年，在朋友江灵鹣为谭嗣同践行的席上曾朴结识了陈季同，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10]陈季同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精通法国文学，对曾朴研习法国文学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复胡适的信》中，曾朴详细叙述了陈季同这位法国文学导师所给予他的丰富指点：

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反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左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弗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111]

曾朴跟随陈季同学习法文的经过他和很多人讲过，包括胡适、邵洵美、张若谷等。曾朴本人对陈季同充满敬佩和感激，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的剖白，1928年5月24日曾朴日记写道：“陈季同是我法文的导师，我在《真美善》杂志上已经提过多次了，这回因张若谷来，又提起了他。若谷提议像这种世界文学的先驱者，我们应当替他做一篇文章，表扬一下。这日，张若谷又介绍我到法国图书馆去（Alliance Francaise），焘儿翻阅书目，恰发现了陈季同的作品四种，真是巧遇。”[112]而后，曾朴在《真美善》杂志上连续刊文征集陈氏生平和著作，以出版专号。[113]

对于曾朴而言，陈季同的意义不仅是一位导师。胡适登门拜访时，曾朴对胡适也当面谈到了陈季同对自己的影响。胡适1928年3月28日的日记写道：

去访曾孟朴先生，他近年发愤译嚣俄的剧本全集，已出版四种，精神极可佩服。我有两函去赞叹他。他说有长函作复，尚未寄出。

曾先生说，他学法文在甲午年。那时张樵野提议，令总理衙门的一班红员都学习外国文，聘有教员，分英、法、德、日四班。这些红人都不肯学，上课只当上衙门一样，法文班的外国教员上了八个月，就不肯来了。只有曾先生却学了八个月的法文，以后自己修学，得陈季同之助，遂得读法国文学书。他说嚣俄译本销路极不好！我劝他多译点写实派与自然主义派的作品。[114]

而在之后的长函即《复胡适的信》中，曾朴再度回溯了自己艰辛求学的经历。可见，这一段学习过程对曾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反复申说一方面是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另一面也欲借翻译事业作通往新文学界的桥梁。而正是在对法国文学及文化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曾朴对法式沙龙的优雅氛围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开始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模仿法国沙龙文化的实践。曾朴对选择在上海重新开创文学事业，有着十分清醒的洞察。他认为“上海是我国艺术的中心，人才总萃，交换广博，知觉灵敏，流布捷便，是个艺术的皇都”[115]；而要“想做艺术国里的臣隶，要贡献他的忠诚，厚集他的羽翼，发挥他的功业，光大他的荣誉，怎能离开那妙史的金阙呢？”[116]曾朴之所以选择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文化氛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西方文化接触最便利的都市，图书出版业十分繁荣，可以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

举办沙龙，首先需要一处比较宽敞的居所。曾氏父子初居上海之际，租赁的是白克路大通里一座三楼三底带过街楼的楼房，曾朴夫妇、曾朴的姨太太、儿子曾虚白及曾耀仲两代三房都居住在此，《真美善》的编辑部只好另外设立在静安寺附近（后搬至棋盘街）。这个时期的曾氏父子，居处杂乱，寓所与书店、杂志又两地分离，显然不利于文坛交游。因而此时，沙龙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曾朴沙龙的红火，要到真美善书店和《真美善》杂志的事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这时，曾朴、曾虚白父子单独搬到了法租界马斯南路一座洋房里，四周绿草如茵，明窗净几，图书满室，正是理想的友朋相聚之所。

法租界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精致、典雅、洋派著名，马斯南路位处法租界的核心地域，以花园洋房为主。1912年8月13日，法国著名音乐家Massenet在巴黎去世，为了纪念他，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命名为“Rue Massenet马斯南路”。当年，此街区附近住客多为军政要员或文艺界知名人士，此外，马斯南路还是上海外国侨民集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充满着浓郁的欧陆风情。[117]这所新的寓所，显然给予了迷恋法式文化的曾朴丰富的“异域感”。在给张若谷的随笔集《异国情调》作的序中，曾朴对此予以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我现在住的法租界马斯南路寓宅Ronte Massenet，依我经济情况论，实在有些担负不起它的赁金了。我早想搬家，结果还是舍不得搬。为什么呢？就为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roide Lahore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皋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或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118]

在居所附近的大街上散步，给予了曾朴充分的异国情调，虽然这只是想象的异域。不仅作为主人的曾朴对此居所十分喜爱，后来沙龙里常相来往的客人们也注意到了这里浓郁的异国文化气息。张若谷在《访曾孟朴先生》一文中对这条街区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在法租界，则有霞飞路及迤西一带的许多支路，特别是法国公园西面的三条支路，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莫利爱路Rue Moliere与马斯南路Rue Massenet。前二者，都是法国有名文学家的名字，高乃依是法国十六世纪文学黄金时代的著名悲剧大家，莫利爱是同时最著名的喜剧大诗家……马斯南为近代法国有名的音乐家，歌剧《少年维特》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小传参见拙著《到音乐会去》），这三条点缀都会艺术文化的法国式道路，恰巧又都是采取艺术家的名字做路名，真是何等美妙风雅。[119]

在张若谷眼里，这几条道路的最大特色依然是点缀着都会艺术文化，且充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在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和赞赏上，年轻的张若谷和年老的曾朴分享了同样的趣味。曾朴在给张若谷《异国情调》一书的序言中自白：“究竟我和若谷情调的绝对一致在哪里？老实说，都倾向着Exotisme，译出来便是异国情调。”[120]这异国情调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对此处马斯南路寓所的喜爱。——这种对异域感的热衷和享受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属于新潮和时髦的象征，[121]在这一点上，曾朴沙龙同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文人，他们在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上都倾向传统，对异域风情无动于衷。左翼作家曹聚仁自称“我到上海第一个月，就住在一条英租界中最长译名的马路，叫做麦特赫司脱路”[122]。虽然长久地浸淫其中，曹聚仁并未产生如曾朴、张若谷等人类似的对“异域风情”的迷恋。[123]相反，他对这种“异域”悄然进行了“中国化”或者说“传统化”：

在这些法国式的路中，以霞飞路为最富法国巴黎情调，也等于当年北四川路之称为神秘街也。不管法国人眼中霞飞将军如何挽救法国的命运，在我们土老儿眼中，只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语而已。[124]

曾朴等人眼中的“异域”，成了曹聚仁眼中的“诗语”，具备法国文化史意味的“霞飞”将军转化为中国经典诗歌中的自然美景，这个转换很有意味。然而不论是“异域”还是“诗语”，对租界环境的认同是一致的。在同年龄的“旧文人”那里，曾朴寓所的风雅也是早有闻名。“住处通雅故，风土记清嘉，卓绝名山业，岂徒小说家。”[125]这是曾朴过世之后，吴梅悼念曾朴的诗句。其中，“住处通雅故”说的正是此境。搬到了马斯南路之后，有花园、有客厅，招待来访者有了好环境，曾朴父子的文艺沙龙正式开张，常常邀客聚谈。

1935年，曾虚白在为其父所作年谱中提到：“先生（曾朴）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祗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126]曾朴的同龄人汪辟疆亦曾回忆：“朴自十六年罢官居沪，与沪上新文艺青年作者往来甚密。偶至其寓，宾朋甚盛。其年皆小于朴二十或三十岁者。朴日夕相对，谈笑甚欢。少年亦乐就之，群呼朴为老少年云。”[127]由此可知，曾朴沙龙少长咸集，既有前辈如汪辟疆等光顾，也有新文学青年造访，但人员构成上以青年作家居多。曾朴的沙龙大多是下午开始，有时是曾氏父子特意邀请，更多的时候是沙龙成员随意来访，一谈就往往谈至深夜。据沙龙成员傅彦长回忆：“[……]从此以后我晚上去访问曾老先生是常有的事，不过面对面的只有他老人家与我两人谈天的机会，就我记忆所及，似乎是连一次也不曾有过。我去，总有一二人同去的。我们谈到深夜是极寻常的事，我记得那时桌子上总堆满了上好的朱古力糖。”[128]

沙龙基本上遵循“以文会友”的模式。来访者大都是通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由读者进而成为朋友。一些青年的文艺爱好者，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最受曾朴的欢迎。1928年5月27日的曾朴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沙龙成员名单：“晚六点钟，邀集傅彦长、徐蔚南、张若谷、梁得所、卢梦殊、俞建华、邵洵美作文艺聚餐，若谷因病未到，谈颇畅。”[129]在沙龙里，走得最勤的是名单里提到的邵洵美、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人，邵洵美这时期已开办了金屋书店，这些“西装少年”经常在邵家聚首后又不约而同地再向曾朴家转移。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记载：“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像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130]由此可知曾朴沙龙成员和邵洵美的沙龙成员有很多交集。进入了其中一个沙龙，便自然而然地也进入了另一个文学沙龙圈子。

在众人眼中，曾朴是个无可挑剔的优秀的沙龙主人，不仅健谈，而且平易近人。和曾朴只有一两次谈话机会的郁达夫这样写道：“先生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种事情的丰富的智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到了夜半，才兹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131]

而沙龙的常客们感受更加深刻。对此，这些青年文士们有着许多文字上的回忆。傅彦长回忆道：“曾先生善于谈说，尤其是关于同光时代的掌故，他老人家真正熟极了。”[132]戏剧家顾仲彝记忆中的曾朴是：“他的记性也真强，许多琐细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三四十年前的事情熟得好像是眼前才发生的事。一个人的姓名别号绰号出处结果他都能说得一丝不紊。我还记得他的坦白无私，有什么说什么，不像一般的老名士在我们后进面前喜欢卖老，喜欢做作，他的思想，他的聪明完全是个年轻的人……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话，我们竟会忘了年代的相隔。”[133]徐蔚南回忆道：“我和他每次见面总是三四小时的长谈。他是健谈的，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但谈得总是亲切，热情而有味。”[134]李青崖的评价更具感情：“他滔滔地说了三五十分钟。当时我觉得此老那副苍白色脸上的皱纹的张弛，那条云遮月式的嗓子里的音调的抑扬，那双筋骨如刻划般的手腕动作的起伏，几乎无处不令我想起海波海风和海里一切动作的令人莫测。”[135]

在这样一位沙龙男主人的引导下，曾氏沙龙跨越了年龄和身份的限制，马斯南路客厅呈现出了一个极具理想化的文艺沙龙的场景。曾虚白回忆：“一堆青年，有时两三个，有时十多个，围绕着一位老先生，有的吃着糖果，有的抽着烟，跟着这位老先生娓娓长谈是我们马斯南路客厅差不多每夜都有的热闹景况。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锋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我父亲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气氛，感到这才有些像法国的沙龙。”[136]

曾虚白是曾朴长子，也是曾氏沙龙的第二男主人。他的描述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大抵是确实的。据他回忆，曾朴文学沙龙开始于1927年，大概于1930年冬季结束。此后，曾朴回故乡常熟定居，以养花种草为乐，开始远离文坛。在沙龙延续的三年时间里，来往成员众多，曾虚白晚年曾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名单：“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当然现在想不起的要比这些人数多过好几十倍。总而言之，我们马斯南路的客厅里到了晚上没有一晚不是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的。”[137]这份名单并不十分准确，即如曾虚白列举的郑君平就和曾朴不曾见过，[138]郑只是和曾虚白比较熟悉而已。而经查阅《叶圣陶年谱》，叶圣陶和曾朴沙龙中的傅彦长、朱应鹏均有来往，并于1927年共同发起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139]。有此关联，或者叶圣陶和曾朴也会有接触，但目前并没有直接资料证实。

图2-1　1914年的曾朴，时年43岁。

图2-2　1925年曾朴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沈香生（怀抱曾虚白的女儿曾裼）、曾坦（曾虚白大儿子）、曾朴（怀抱耀仲大儿子曾坚）。后排左起：曾耀仲夫人、曾虚白夫人、曾虚白、曾耀仲、曾叔懋。[140]

判断究竟何人参加了曾朴沙龙，还是得依据最早的史料。根据曾朴日记及其他成员当年的回忆材料，曾朴沙龙的详细名单（可以确证的）见下表：

表2-1　曾朴沙龙成员情况一览表（1927-1930年冬季）

资料主要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从年龄结构上看，曾朴沙龙成员大多为19世纪90年代后生人，除了曾朴一人而外，基本上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因而曾朴的沙龙显示出了明显的代际特征，是一个典型的老文人和新作家的聚合。而这些新作家，在童年时期大多受过传统教育，虽然底子不及胡适、鲁迅那一代人，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了20年代末曾朴举办沙龙之际，这些人基本上都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西方文学以及新文学抱着十分热衷和推崇的态度。曾朴在年龄上虽然属于“老前辈”，然而因为性情以及兴趣的“新文学化”和“西化”，仍然以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年轻姿态和晚辈们谑浪笑傲。

从籍贯上看，曾朴沙龙成员以江浙两地人居多。在20年代末的上海，同乡、地缘的关系仍然是文人群体聚集的重要联络途径。而从教育背景来看，除了曾朴一人接受的是完整的传统科举教育而外，其他人大都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西学训练，张若谷更是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到新式教育的人，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不多，唯一一个留学英国的邵洵美，还属于肄业，并未取得学位。甚至，受到正规的国内大学教育的也比较少，属于“杂牌军”。就职业分布来看，沙龙成员大多为报纸、期刊或书店的编辑，而所编刊物大抵为文艺性刊物，少有政治、社科性质的。很明显，曾朴沙龙成员是由老少“文艺青年”组成的。成员的教育背景以及职业取向和兴趣，对沙龙的交谈话题显然有明显的影响。

那么，曾朴沙龙里都谈些什么话题呢？张若谷的文章留下了一些详细的记录：

后来我们又随便问答，上下古今滔滔不绝地谈着天，从林琴南的翻译事业讲到辜鸿铭先生的英文著作。从法郎士的印象批评法，谈到白虑讷谛爱尔，以及乔治桑，绿缔等法国文学家的事情，以及发表对于近代小说作家张资平，鲁迅，郁达夫各氏作品的意见，旁且涉及腊丁世界语文字语言等问题。[141]

法国文学以及新文学作家作品和语言文字是交谈的主要话题。在法国文学领域，又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受关注。以曾朴和张若谷的交谈为例，曾朴本人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一相遇，就要娓娓不倦的讲法国的沙龙文学，路易十四朝的闺帏文会。”[142]再看郁达夫的回忆：“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143]——仍然是法国文学，当然，还有总会被提起的《孽海花》。《孽海花》作为已经被鲁迅等名家定评的晚清小说，显然给曾朴带来了深远的“象征资本”。此外，曾朴早年的生平、阅历、交游、见闻也是沙龙里很重要的谈资，对这些文艺青年来说，曾朴的一生无异于一部活生生的晚清文化史。

除了马斯南路家中的客厅，曾朴的沙龙还和他的真美善书店密切相关。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于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并发行《真美善》杂志。[144]据曾虚白的自述，这书店的创立，“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则“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145]。可见，在创办沙龙之初，曾氏父子便有了将其作为一个沙龙文化阵地的打算。

真美善书店日后对曾朴沙龙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出版曾氏父子自己的文艺创作，还出版了许多沙龙成员的著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新文学青年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等。计有：叶鼎洛《白痴》、张若谷《咖啡座谈》、徐蔚南《都市的男女》、崔万秋《热情摧毁的姑娘》、徐蔚南《艺术家及其他》、张若谷《都会交响曲》、雪林女士《蠹鱼生活》、陈学昭女士《如梦》等。除了出版同人自己的文艺创作，对他们的译作真美善书店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真美善书店出版的同人译著计有：崔万秋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和夏目漱石的《草枕》；顾仲彝译的法郎士的《乐园之花》；张若谷译的法领事莫朗的《留沪外史》。可以说，真美善书店是曾氏父子以及沙龙成员的“后台”和“前沿”，为他们推广宣传自身创作及译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曾朴对沙龙既热衷，以此眼光反观中国传统文学，于是顺其自然地将明季的一些文人雅集类比于西方的沙龙。在《虞山女作家》一文中，曾朴发出如此感叹：“绛云楼中，四方名士，挟著作请教的，纷至沓来。牧斋懒时，伊就出来酬应，时或貂冠锦靴，时或羽衣霞帔，清辩滔滔，座客都被倾倒。有时代主人答访，或唱和，牧斋毫不芥蒂。这种风气，绝类法国沙龙，想不到吾虞在明季已实行了，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146]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集”和西方文化中的“沙龙”本是相近之物，而曾朴觉得“雅集”之“绝类法国沙龙”，因而“值得夸耀”。除了他所激赏的柳如是，曾朴还对其他女文人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清豫亲王刘妃的书信“真可媲美法国的赛维妍夫人的《寄女书》”[147]，还将女文人翁孺安的浪漫行为，比作法国的乔治桑（George Sand）：“总之孺安的浪漫行为，是为环境所迫成，拿现代的眼光看来，并非孺安的罪恶，和法国的乔治桑一般，我们应该加以原谅。”[148]赛维妍夫人是法国17世纪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原名Marie de Rabutin-Chantal，其爱女之情在法国文学史上十分知名。而乔治桑作为19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沙龙女主人，爱情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可以说，因着“沙龙”的由头，曾朴赋予了这些中国传统女文人以现代价值。

马晓冬曾指出曾朴对西方文化价值判断的变化轨迹：“从最初承认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一样有价值，再到借西方文化反观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价值。”[149]而中国传统文化借助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重新得到曾朴的推崇，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曾朴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曾朴的这种文化取向，在2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行。梁启超曾撰文批评这一现象。他说：“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150]“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正是曾朴所为。1926年，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信函中，指出：“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151]的确如此，曾朴用“沙龙”这一西洋新名词来指称中国传统旧物事——文人雅集——可谓一种西化思维的体现。除了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沙龙的身影，曾朴同人还不断地宣扬西方文化史上的沙龙文学，这些具体体现在《真美善》杂志发表的文章上。[152]而对法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是曾朴沙龙社交之外的主要文化活动，也是曾朴沙龙成员得以凝聚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对沙龙文学，曾朴也抱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目前风起云涌的是托尔斯泰‘艺术为人生’的文学；不能再像十八世纪宫邸的文学和客厅的文学，集合了贵绅名士，在高雅文会里，关了门讨论欣赏；要重门洞开，放着大路上夹夹杂杂的群众，大家来了解，大家来享乐，大家来印感，这才是真的平民文学，真的群众文学，真的‘艺术为人生’的文学。”[15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曾朴对西方精英性质的沙龙文学并不是完全赞同，相反，他很支持与其相对的“平民文学”。更确切地说，曾朴希望将沙龙文学从精英分子的高雅文会扩展开去，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也有参加文艺讨论的机会，借以发展“平民文学”。这一方面自然是受到当年左翼作家提倡大众文学的影响，另一面也和曾朴民主、开阔的文学观有关。

另一方面，虽然曾朴对提倡文化沙龙热情可嘉，然而即使在法国沙龙最鼎盛的17、18世纪，沙龙要想在异国文化中生根也只能是一种缺乏色彩和韵味的舶来品，到了19、20世纪，沙龙在法国等欧美国家早已衰落，在这种背景下，这一过去时代的摹本要想在中国发芽开花，无疑缺乏足够的生命力。尤其是曾朴并不曾出洋留过学，他对沙龙文化的想象基本上来自文学作品和他人之口。因而，曾朴主持的沙龙便带上了中西新旧交相杂糅的色彩，这或许是舶来品在异国最初兴起时不可避免的阶段。此间，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得以展露和呈现。

第二节　渴望现代——曾朴与新文学作家的交往

曾朴沙龙里并无多少他的同龄人，曾朴也并无有意识地邀请过去的友人加入他的沙龙。当曾朴的《小说林》同人包天笑、徐卓呆等因形势所迫，不得不退守报纸副刊，编辑《小说大观》等小报之际，曾朴却逆流而上，以“老新党”的身份迈向了新文坛。当曾朴的同时代人热心于提倡“雅集”和“诗酒唱和”之际，曾朴却有意与这一圈子保持了距离，反而与一批新文学青年走得更近，放弃“雅集”而取“沙龙”，曾朴的这一态度值得玩味。

曾朴的种种“趋新”取向，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徐蔚南在小说集《都市的男女·代序》一文中，对曾朴作为沙龙主人的风采做了番颂扬：

[……]孟朴先生，我不仅感谢您，我还崇敬您呢。为什么我崇敬您？第一，您是“二十年前一个老新党”，凡是从您的著作中得到过启示的，谁都应该崇敬您。第二，您现在虽则已五十多岁，但是您的精神却还像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您不仅能了解比您年纪小一半的青年的心情，而且要和青年人做伴侣，加入于青年队中。因为您有着这样“白头少年”的精神，所以您会忘却您自己在近代文艺上的权威，而毅然决然再跃入新的文坛里了；所以您会想照罗曼·罗兰的《若望克利史督夫》那样而草《鲁男子》了；所以您会在混乱的翻译界中，不顾艰难，独自担任译述嚣俄戏曲全集的巨大工作了；所以您能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了；您的精神这样巨大，怎能不使人崇敬呢？孟朴先生，我既看见您像在这样的年纪还能练习体操；我又看见您热心的留意于当代法国文学；我又见看您的富于同情，而绝不会讽刺；我又看见您的胸襟广大而全不褊狭；我又看见您的谦让与宽容；我说您的精神是巨大的，谅您也能知道这不是我过分的空虚的颂扬了吧？[154]徐蔚南指出，曾朴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白头少年”的精神，及“谦让”“宽容”“胸襟广大”的性情都让自己钦慕万分，而曾朴对于法国文学的深厚造诣，更是让另一位沙龙常客张若谷深为折服：

我是一个爱“做文学事业”“喜欢做点乖巧的勾当”（见病夫复胡适的信）的青年。对于这一位在中国文坛上久享盛名的前辈先生，景慕已久了。但是我并不像普通一般人只因了他老先生的一部杰作《孽海花》而致敬仰。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孽海花》读成十行，这或许因为我年龄幼稚与趣味不同的缘故吧。在我初次写给曾先生的信里，就这样声明过。我独倾倒曾先生对于法兰西文学独特的造诣，在三十余年以来的中国文坛上，除了他的法国文学启蒙师陈季同将军以外，可推为第一人。我久想请他做我的法国文学导师，终苦于没有机缘。[155]

在这篇《初次见东亚病夫》的文章中，张若谷详述与曾朴相识的经过。前文提及，曾朴和胡适有过书信往来，曾朴写过一封长函《复胡适信》，登在《真美善》杂志上。张若谷表示他“读时深受感动”，尤其因为曾朴信里列举的二十多位法国文学家，正是他一向喜爱推崇的。于是张若谷寄信曾朴，意欲拜访。曾朴第二天即致回信，措辞恳挚：

[……]上次，煦伯大儿，赴金屋书店回来，谈及遇到先生，私心跃跃，自亦不解何故，或者是神交的默启罢！今晨，忽接大札，过誉的地方，实在不敢当。嗜好文学，尤其嗜好法兰西的文学，先生既和我表同情，恨不得立刻到先生面前，一倾苦闷。只为素患心脏病，近来又常发不大敢出门。如肯惠顾，自当竭诚欢迎，谨定于星期日下午四点钟恭候驾临。倘先生是日无暇，不妨另订，届时赐函通知便了[……][156]

来自文坛前辈的邀请让张若谷受宠若惊，和萧乾接受林徽因接见时的心理如出一辙：

我收到这样的一封回信，真是喜出望外。虽不敢自比有如当年绿谛Loti接到波维雄Pouvilion回信时同样的喜欢，但是至少可以说，有如尚在少年时代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接着托尔斯泰回信时同样的感激，同样的高兴。[157]

综上可知，曾朴对于文学青年的吸引，首先是因为《孽海花》所带来的声名。作为知名的晚清文坛谴责小说四家之一，曾朴对新文学青年有着一定的号召力。然而，更多的却在曾朴对法国文学的倡导和翻译实践上，借助“西学”而达到“现代”，让新文学青年引为知己，每每“倾倒曾先生对于法兰西文学独特的造诣”。曾朴“白头少年”的精神、乐于和青年为伍的态度，和民国初年思想界的激进趋新思潮有关。由于激进趋势的驱动，五四以后经常出现对落伍之人和落伍现象的批判，善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也曾被归为落伍。对此，曾朴在1928年真美善书店出版的《孽海花》序言《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胡适不忘调侃：“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还没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学者罗志田认为，民初的新旧之分，更多的是在态度上，而不是在观念上。就此而言，曾朴在把握时代脉搏方面要比他的同辈人林纾聪明得多。

曾朴自旧文学向新文学的努力，当年的许多同辈人都注意到了。陈时和在《新录鬼簿——现代文坛逸话》中评论：“在年龄上，鲁迅和刘大白是‘老辈’了，但有比他们更老的‘老辈’，那就是曾孟朴先生。曾先生可以说是旧文学家，但也可以说是新文学家。”[158]黄炎培在《纪念曾朴》中说：“他为写了一本《孽海花》小说，早年就享大名，晚年和他的儿子虚白编行真美善小说，介绍了不少欧西名著。他是两双脚分跨着新旧两文坛的。”[159]外人如此，曾朴也自评道：“我这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还想蹒跚地攀登崭新的文坛。”（《复胡适的信》）

攀登新文坛的努力之一，便是和众多新文学作家的交往。曾朴的日记是个宝贵的史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交游的记录。来看一则《病夫日记》：

我昨天午后，三下钟，到马斯南路公馆。阅来信中，有徐蔚南给我的信，赏叹《孽海花》赛金花与向菊笑恋爱的一段，以为描写得深刻，其实这一段很蹈虚的，只怕是过誉吧。季小波给我的信，想从我做法文的导师，他替我们画图案。我欢喜谈法文，却不愿意为人师，只可以做个研究的同志。胡适之送我白话文学史，余上沅戏剧论。[160]

徐蔚南和季小波都是曾朴沙龙的常客，可以看出，曾朴与他们常常通信，讨论文艺话题。[161]

除了常相来往的邵洵美、张若谷等人，曾朴和女作家苏雪林的接触值得关注。曾朴和苏雪林之间的交往起源于《真美善》杂志，因《真美善》结了文字缘。苏在《真美善》杂志上的文章，文字清丽，颇见才气。后来真美善书店为其出版了两册作品。苏雪林颇为感激，便托张若谷介绍，拜访了曾朴。[162]这次会面后，曾朴写了长长的日记：

一见面，彼此鞠一躬。我端相这位女士，身材不算高，也不很低，是个中等身材。面部略带圆形。肤色不很白。睛瞳虽不黑，而很灵活。态度亦极自然。总而言之，可以说，“娴雅宜人”四个宇。

先说了一番套话，后来又说了些玉溪生考证上的话，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忽然提起《侠隐记》到《法宫秘史》实在没有译完，还有三本没有译的话，女士接着道：“我国讲英雄的书，差不多从三国志起一直到水浒、征东、征西都是帮助一个皇帝或类似皇帝的野心家打天下，一个模式的。只有七侠五义却另换一个组织，所叙五鼠，各有专长，格局极像侠隐记。我疑心这部书和《侠隐记》有关系。”

我问：“这关系从那里来的呢？”她答：“这部小说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作品，我恐怕那时天主教徒已遍满各处，难得无教徒谈起侠隐记的情景来。有些文人听在肚里，就中国的情形做出这部七侠五义来。”

女士这段议论，虽然毫无根据，觉得缥缈得很，不过事实却也有一条路在那里面，不能说它绝对没有的事。

女士这种思想很觉聪明，充满了imagination。我觉得听了这些话，影象上非常的好。[163]

在曾朴这个沙龙里，并没有通文艺的女性客人。苏雪林的到访应该是给曾朴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这一长段完整的对话记录。几天后，苏雪林致信曾虚白，约请曾氏父子到沪江大学晤面，信中对曾朴颇多赞誉之词。

我很欣幸的上次和张若谷先生拜访尊严，得晤文艺泰斗病夫先生与先生，以后我曾写信给张君说：见名人如游览名山大川，可以开拓心胸，发扬志气。我虽然没有和他们父子深谈，但我已得了一个深刻不磨的印象。[164]

这封写给曾虚白的信再度被曾朴抄进了日记里，甚至连约晤的絮话都抄录了。以苏雪林的晚辈身份，约请文坛前辈曾朴到其任教的大学会晤，似乎有点托大。然而曾朴欣然赴约，并邀曾虚白和张若谷两人同往。苏雪林热情招待，不仅导游沪大全校，又长谈，临别时把她的中国旧体诗集送给了曾朴。曾朴读后，大为欣赏，题了两首七绝当作评语，连诗集寄还给苏雪林。这两首七绝是：“此才非鬼亦非仙，俊逸清新气万千，若向诗坛论王霸，一生低首女青莲。亦吐风雷亦散珠，青山写集悔当涂，全身脱尽铅华气，始信闺中有大苏。”[165]以苏雪林的功力，是否足以当得“女青莲”“闺中大苏”这样的评语？怕很难说。那么，只能说，曾朴的“高评”更多的是出自对晚辈的鼓励和“物以稀为贵”的热情。[166]

除了在家里接待新文学作家，曾朴还常常越界，由自家的客厅走向外界的茶楼乃至咖啡馆，与更多的新文学家接触谈天。曾虚白回忆：“他在家里给文艺青年们围绕着还觉得不够，听说虹口北四川路有家广东茶馆是文艺作家们在下午三四点钟经常聚会的地方。他老先生竟兴致高得要我陪着他好几次闯得去做不速之客。当然，他一到在座者欢声雷动，一谈又是一两个小时。”[167]这家广东茶馆便是前文所提及的新雅茶楼，当年吸引了众多文人，是一个各派文人杂集之地。[168]在邵洵美主编的杂志《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的《金屋谈话》中，就记载了曾朴参与的一次聚谈：

真难得的机会，十月二十八日，新雅酒楼的一个集合。并不一定都是预先约定的，到有曾孟朴父子，傅彦长郑振铎张若谷等十余人。他们从吃点心一直到吃完了夜饭，没个不是兴高采烈地谈话着。他们讲到国术考试，讲到元曲的孤本，讲到邵洵美家藏的旧书，讲到包罗多的小说。吃完了饭，便到郑振铎家里，于是又谈到《海外缤纷录》，谈到《孽海花》。曾孟朴说他在赛金花的全盛时代，还不过是个孩子。[169]

除了茶楼，曾朴对咖啡馆同样热衷。这自然是受了张若谷等人的影响。来看张若谷的一封信：

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咖啡座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的乐处，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绝不能普渡众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谈话的这一件事。你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都是有资格的咖啡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进我们的团体。[170]

对于咖啡馆，鲁迅、郁达夫、曹聚仁等都曾公开表示过不接受的态度，而曾朴作为晚清文学家的代表，一介“老文人”，却不吝尝试，不可不谓勇气可嘉。由此，从自家客厅到西式茶店再到咖啡馆，曾朴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传统文人钟爱的“三楼”（“茶楼”“酒楼”“青楼”）世界，迈向了象征着西化和现代化的都市新空间。不仅如此，曾朴还借助沙龙中“小朋友”的引荐，直接登上了新文学的讲台，以老文人的声名而走入了新文学的世界。[171]

与新文学作家交往的结果，是赢得了新文学界的认同和赞誉。《鲁男子》还在写作中，邵洵美就在他主编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开始鼓与呼，称其书的伟大不仅仅是在量的一面，在取材、笔法上更是独创而为一般人所难及，并赞其为“中国近代文坛的空前巨制”。《鲁男子》是跟《孽海花》续集同时写的，写完也同时刊发在《真美善》杂志上。这是曾朴研究法国文学后努力吸其精粹融合到创作中的一部作品。据曾虚白交代，这个长篇小说原本打算学法国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作风，分别写就《恋》《婚》《乐》《宦》《议》《战》六部独立的小说，这几部小说各有独立组织，然而却保持一个中枢线索，可以联串成一个系统文集。曾朴在这个新小说里依旧延续了《孽海花》的旧思路，打算以自己的一生为联串线索，来反映清末民初整个时代的现状，但在思想、语言、结构等处都有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子，也可明显看出曾朴向新文学学习的痕迹。这部小说在新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眼高于顶的新月社批评家梁实秋也专门著文，对其大加称赞。[172]

其次，曾朴沙龙成员出版书籍，曾氏父子常为之作序推介，并径由真美善书店出版。徐蔚南的小说《都市的男女》[173]、张若谷的小说《中秋黄昏曲》等作品曾先后在《真美善》杂志上登载，后结集之际，继续由真美善书店出版。徐蔚南小说集《都市的男女》出版时，有序文三篇。其中两篇为曾氏父子所作。可见推介力度之不遗余力。其一《大曾序》云：“……我跟蔚南兄友谊的历史至今只有一年多，可是跟我作数小时长谈，越谈越兴奋的，只有他次数最多。并且每次长谈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只觉对坐的这位朋友，正在复杂的社会中打着滚；敏锐的神经，清晰的观察使他感受到种种难言的苦闷，于是而挣扎着，彷徨着发出莫可奈何的诙谐和讽刺。他的诙谐要令你感伤，他的讽刺会令你叹息。这是他谈话的情调最令我深深感动的地方。后来我读他的作品，竟仿佛就是跟他对话的光景；不矜持，不作态，自然地倾泻他心里的蕴藏，口头的言语。每一句，每一行显现出个活跃的蔚南兄。”[174]其二为《小曾序》，即曾虚白的序言。其三《代序》是徐蔚南致曾氏父子的一封信。

沙龙同人里，曾朴对张若谷最为器重。他专门为张若谷的随笔集《异国情调》写了一篇长序言。在序言中，他对张若谷惺惺相惜：“我和若谷认识还不到一年，看起来，却像多年的旧交。这两人相互间必然有一种潜在的契合。就最容易观察的一面说，自然在性格和情感。我的性格，自己虽不能认识的十分准确，但多少总免不了带些任性。只知道服从自我意志的命令，不大管旁人的短长。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完全是个神经质的人，而且是多感的神经质。往往易受情感的支配，一时不容易把理智去羁勒。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年纪纵然老了，我的精神还和孩子一般。只愿向前乱闯，不晓得什么辛苦，也不晓得什么危险，似乎若谷也是如此。”[175]以一晚清著名小说家的身份频频给新文学青年作品作序推介，曾朴的名字逐渐在新文坛获得了新的意味。[176]与此同时，曾朴的书籍，也常由沙龙里的文学青年出谋划策，曾的《钟楼怪人诗剧》的封面便是黑白线条画家卢世侯设计的。[177]

再次，曾朴对新文学作品一直保持关注，时常予以点评。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来自他身边常相来往的青年作家，如张若谷的散文、邵洵美的诗。除了身边的新文学作家，曾朴对新文坛的其他作家作品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比如鲁迅的书就在曾朴的书单之列。《病夫日记》载：“读鲁迅的《野草》；鲁迅有了进步了，《呐喊》，《彷徨》不过是新式的《儒林外史》。这一篇却别有风味，《过客》和《枫叶》两篇，尤凄婉可诵，我说：是象征的影像主义。”[178]可谓鲁迅之解人。

1917年胡适、钱玄同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讨论，指认曾朴的《孽海花》有迷信色彩，将曾朴斥之为“老新党”。[179]1935年曾朴去世之后，胡适在纪念文章中改称曾朴为“老先觉”。——由“老新党”到“老先觉”，这中间的变化也正印证了曾朴开辟新文坛阵地的成功。

第三节　曾朴沙龙的文化活动

《真美善·女作家号》的出版是曾氏沙龙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据主编张若谷回忆，出版专刊的念头源于在曾家客厅的一次谈话会（即曾氏父子的沙龙）。

那一次，是十七年七月七日我在曾孟朴先生家里，同曾氏父子两位谈天，我恰巧译完了法国娄梅德Lemaitre著的《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一文，因此大家就谈到中国女作家的问题上去。孟朴先生本来打算在《真美善》杂志上出一个陈季同专号，我当时就不负责任随便地说一句，提议出一个女作家专号。[180]

图2-3　《真美善》杂志第5卷第1号封面

图2-4　1929年初，张若谷主编之《真美善·女作家号》。

《女作家号》的出版，可以说受了张若谷此篇译文的直接启发，同时也是曾家沙龙成员对沙龙女主人期待的直接投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是法国批评家娄曼德对雅基南先生编辑的一本法国女作家作品选集的介绍，里面涉及的女作家不少是法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像斯达尔夫人、乔治桑等人。在译后记中，张若谷介绍了翻译此文的动机，称最初是读了《贡献》杂志第2卷第6期觉非的《法国浪漫文学运动中的女英雄》一文受到启发。觉非的这篇文章同样对法国沙龙女主人在文学领域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可谓深合张若谷的心意：

论者谓法国文学为富于社会性的文学，即社会性为法国文学的特色，而此社会性之获得，实历来女子提倡奖励之功……尤其在十七，十八世纪，普通谓这时的文学为“沙龙”的文学；所谓“沙龙”，类于一种文会，由富贵家的才女创立，聚一般学者文人以议论学问，月旦文章，而为其终决之权衡者则“沙龙”的女主人。……当时女子在文学上势力之巨伟可想象而知；我们随便取一篇或一本古典派的作品，殆无不有女子的印痕，而文学家亦不能跳出女子的范围之外：谓法国文学，法国文字为女子所造成，实非过言！[181]

觉非的文章对法国女子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做了详细介绍，并点出“沙龙文学”的称号，可谓曾朴、张若谷的同道中人。张若谷的《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继承其后，继续介绍法国沙龙文学中女性的成就。正是出于对沙龙文学的推崇以及对相关的法国女作家的热情，曾朴沙龙成员经常撰写批评介绍文章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以乔治桑为例，曾朴撰文《乔治桑的诉讼》，包罗多（傅彦长）则有《桑特夫人生活的一段》[182]。曾朴则撰《乔治桑的诉讼》[183]一文大力称赞乔治桑主持的文艺沙龙，认为其对法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在《女作家号》上，方于翻译的圣都伴物（Sainte Beuve）的《莱加米尔夫人》也是一篇关于沙龙女主人的介绍文字。文章详细介绍了莱加米尔夫人主持的沙龙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了法国沙龙的历史起源，并介绍了18世纪许多有名的沙龙，并对莱加米尔夫人的风度、举止、言行做了详细介绍。此文和觉非、张若谷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国内最早提倡沙龙文学的三篇力作。对沙龙文学的热情，继而转化为对女性文学的期待，曾朴沙龙在这一点上可谓走在了文坛和时代的前列。除了翻译介绍法国沙龙文学以及女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曾氏沙龙的文化活动体现在国内文学方面，便是风靡一时的《女作家号》的编辑和出版。

《女作家号》的编辑在相当大程度上模仿了雅基南编辑的法国女作家作品选集，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女作家号搜罗了当时文坛上大多数女作家、女画家的作品，并且刊登了“玉照”，列名者有冰心、庐隐、苏雪林、吴曙天、唐蕴玉、白薇、吕碧城、方君璧、袁昌英、潘玉良、陈学昭等人，可以说网罗了当时新文坛上大部分初有名气的女作家。在栏目的设置上，则不分新旧，有新诗，也有不少古今体诗，此外，设有小说、戏剧、散文小品、传记、评论等栏目，杂志的插图为女画家所作。可以说充分呈现了现代中国女文艺家浮出历史地表之初的创作样貌。在这期特刊上，曾氏沙龙成员也集体亮相，以男子的身份充当了女性文艺发展的介绍人和导师的角色。他们之中，有的向读者介绍西方的女性文学，如邵洵美撰文《希腊女诗圣萨弗》，病夫（曾朴）撰文《诺亚依夫人》，崔万秋撰文《才媛九条武子夫人之生前》；有的介绍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比如傅彦长的文章《以女性为中心的笔生花》，对长篇弹词《笔生花》的文艺水平以及思想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病夫的《虞山女作家》则详细梳理了虞山地区明清之际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各位女作家的生平概貌，在介绍柳如是时，称其主持的文会“绝类法国沙龙”。至于主编张若谷，则理所当然地写了一篇长文《中国现代的女作家》，对包括《女作家号》作者在内的众多中国现代女作家做了一番详细点评。可以说，《女作家号》是以男性为主要成员的曾朴沙龙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挖掘和提倡的成果，给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提供了最早的展示舞台。在这期特刊中，和曾朴父子交往较多的苏雪林得到了最频繁的曝光，发表的文章数目也最多，有小品一篇，旧体诗七首，文艺评论一篇。而左翼作家丁玲拒绝为之供稿。此外，身处北平的陈衡哲、凌叔华、冯沅君等女作家没有出现在此特刊中。[184]

图2-5　《女作家号》里的中国现代女文艺家群像

《真美善·女作家号》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曾虚白在最初的征文里已经表白了。他认为中国荒凉紊乱的文坛上，几年以内，虽然已有好多位“天才的女作家”出现，然而并未引起文坛较大关注，发行女作家专号就是为中国现代女作家做一个摇旗呐喊的先锋工作。而张若谷在编辑后记《关于女作家号》中再度申明了这个意图：

我编了女作家号以后所得到的感想很多，不便在这里逐一写出来。总之，女作家号的出版，能够引起读书界方面的注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了，虽则一般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同情的或好意的，但是，我们对于鼓吹女子文学运动的呐喊的这一个小小的使命在可能范围之内总可以算是略尽过一点责任了。自然我们也知道，为要引起女性对于文学的要好，为要提倡女子文学新运动，决不是单出一本女作家号所能济事的。要希望女子文学的抬头，要希望中国女子新文学运动的成功，还是全赖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们自己去继续努力。[185]

由曾虚白和张若谷的极力表白，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推介不可谓不真诚不用心。然而，也不难发现，这些沙龙文人对女作家的态度仍然不能摆脱“名士”捧“才女”的视角，正如曾朴自白：“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因此，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186]他们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仍不能脱离“红袖添香”的浪漫想象。这一点，在特刊的编辑方针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杂志中，每一位女作者的文章或是画作都配了作者照片。而同刊出现的曾朴、邵洵美、傅彦长、张若谷等男作家却并没有附上作者照片。男女作家在此方面的不同对待，意味深长。这些作者“玉照”，一方面，满足了广大读者对女作家的“窥私欲”，另一方面，显然也是编辑的一种广告和销售策略。在这一点上，那些不怀好意的批评者的批评虽然刻薄，却也有某种偏见的深刻，点出了曾朴沙龙办此特刊华丽的招牌背后不那么光彩的潜台词。相比而言，一年后《妇女杂志》上刊载的《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一文显得更为严肃，作者对女作家的性别特色做了区分，同时也在男女平等的视角上对女性文学做了肯定。这与女作家号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区别。

特刊出版后，果不其然，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据张若谷本人文章《关于女作家号》统计，相关的批评文章计有三十多篇，大多数是冷嘲热讽。有的是出版界同行的嫉妒，比如《文学周报》就酸溜溜地嘲讽道：“我们可要预备出版一次《男作家专号》了呢，……将来营业竞争的结果，谁会知道鹿死谁手呢？……人家出这个专号，正为了‘女作家’这三个大字。有了这三个大金字，谁还能和她竞争得了！……出版一百个男作家专号，还敌得过一个女作家专号否？‘财源通四海’你且为张先生预卜吧。”[187]而《新女性》《大江》等杂志则从女性权益上着眼，指责“出女作家专号是女性的仇敌，和斗方名士捧坤伶逛窑子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新女性》《文学周报》《时事新报》《晶报》等也都发声，而曾、邵沙龙成员在各自编辑的刊物《狮吼》《上海漫画》《申报·艺术界》《雅典》等杂志上也都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可以说，此专号在文坛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择要列表如下：

表2-2　1929年文坛关于《女作家号》的文章一览表

其中，也有左翼作家，除了表中所列的沈端先，鲁迅也有文章评论此事。在《书籍和财色》一文中，鲁迅就对《女作家号》杂志登载女作家照片一事予以嘲讽：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阙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188]

正如《申报·艺术界》编辑朱应鹏的评语——“《真美善·女作家号》的风行，出版界给予一种冷意的批评”，批评虽多，然而影响也随之扩大。事实上，不仅出版界，教育、政治、宗教、文坛、评论等各个领域都反响甚大。杂志在商业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期特刊大卖并且再版，在影响上也达到了《真美善》杂志的顶峰，成为上海文坛一时时髦话题。可以说，《女作家号》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杂志创办的初衷，关于这点，曾虚白曾在致读者信中表白：“我们的使命，一方面是鼓起国人对于文学的兴会，一方面却是让我们的力量，给社会群众对于世界上的文学一个真切的认识。”[189]

而此刊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还引领了随后出版界对女性文学的热衷。自《女作家号》之后，1931-1935年，中国新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介绍评论女作家的热潮，出现了多篇批评文章和选集、著作。择要列举如下[190]：

表2-3　1930年代出版界关于女作家的著作（择要）

从此表可以看出，当年的众多书局敏锐地看出了“女作家”文集的商机。众多类似书籍蜂拥而起，想在销售市场上分一杯羹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些书局大多位于上海，可以看出当年上海出版市场竞争的激烈。身处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上海出版界，曾氏父子开办书店和杂志，虽以推广文学事业为主要目的，但大势所趋，对杂志的经营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在《真美善》杂志上设立“真美善”俱乐部，和读者互动，此外，借和邵洵美假扮的刘舞心之间的“绯闻”来“炒作”，都是例证。而后来曾氏沙龙的结束，和真美善书店经营不善，无力“风雅”，有很大关系。

出版《女作家号》之外，对法国文学的阅读学习、评论和翻译，也是曾朴沙龙的主要文化活动。阅读法国文艺作品，对成员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曾朴为例。首先，曾朴创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其中，对法国小说《肉与死》有不少模仿学习。其次，通过阅读并翻译法国浪漫派作家的短篇小说、诗歌，曾朴也开始了自家的新诗和短篇小说的写作。在他本人列举的《曾朴所叙全目》[191]一文中，就分别列出了新诗集一部《续未理集》（后未出版）以及短篇小说集（后未出版），而在杂志上发表的新诗有《你是我》《卷头语》两首。而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依然以曾朴为多。曾朴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艺评论。参见下表：

表2-4　《真善美》杂志所刊曾朴文章一览表

在翻译上，除了分量最重的雨果作品，曾朴及其沙龙成员还翻译了左拉、莫里哀、戈恬、顾岱林、边勒路意、福楼拜、李显宾等人的诗歌、小说或短剧等作品。曾朴对翻译欧美文学的热爱显然和身边热衷异国情调的张若谷、邵洵美等人不谋而合，因此，真美善书店也出版了相当一部分译著。与对《女作家号》的齐力宣传一样，曾朴沙龙成员对待同人的译著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张若谷的《从嚣俄到鲁迅》文学评论集中就有多篇文章对成员的译著做了推介。虽然翻译水平良莠不齐，然而这依然可以说是曾朴沙龙对文坛的另一大贡献。

第四节　文坛佳话如何生成？——谈刘舞心事件

本节将借助对一则文坛佳话的分析来探讨曾朴文化沙龙的一个面向，这就是“刘舞心事件”。这则佳话在发展的过程中关联着诸多文人的创作和文化活动，已经超越了一般佳话本身所带有的逸事色彩，成为一则文学公共事件。对此佳话的考证和分析，将使我们对曾朴、邵洵美等沙龙文人的文化活动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曾氏父子马斯南路居所的客厅里，女性是缺席的。这对于一心向往法式沙龙的曾朴而言，自然是个遗憾。[192]因而，这位“老少年”一直期待有一位“沙龙女主人”出现。故而，当苏雪林出现时，曾朴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鼓励，对苏极力提携。然而尚且是单身的苏雪林在当年的封闭环境下，显然是不适合常常现身这帮男子组成的沙龙的。后来因张若谷影射小说闹得很不愉快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苏雪林是典型的“学术女青年”，又常有“正义的火气”，性情开朗，然而也火爆，批评人时丝毫不吝狂轰滥炸。[193]另一方面，曾朴所期望的女作家显然也并不是苏雪林这样学问渊博的女性，曾虚白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父亲所悬朌出现的女作家，并不是像苏女士这样学问渊博的作家。”曾朴期待的是一个这样的女人：“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因此，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194]

曾朴期待中的沙龙女主人，第一要懂社交，其次要懂文艺。《虞山女作家》中曾朴笔下的柳如是可说是他理想的人物，而他本人笔下的赛金花在社交上也可说是佳选。在《东亚病夫访问记》一文中，曾朴向记者（崔万秋）叙说了对赛金花高超社交本领的赞叹：

余初识赛于北京，时余任内阁中书，常出入洪宅，故常相见。彼时赛风度甚好，眼睛灵活，纵不说话，而眼目中传出像是一种说话的神气，譬如同席吃饭，一桌有十人，赛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极愉快而满意。换言之，伊决不冷落任何人。赛并非具洛神之姿的美人，惟面貌端正而已。为人落拓，不拘小节，见人极易相熟。[195]

作为宾客众多的沙龙，自然需要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主人来周旋和引导话题。然而这女主人可遇不可求。1928年5月23日，曾朴日记记载了一次寻找“沙龙女主人”的谈天：

开首讲了些出版界的事情，后来讲到文艺界太没有联合的组织，何不仿法国的客厅或咖啡馆，大家鼓些兴会起来。傅彦长道：这事只怕是法国的特长，他国模仿不来，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客厅的主角总要女性，而且要有魔力的女性；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即使有，照目下我们的环境，习尚，也没有人肯来。

洵美道：——从前本想把郁达夫的王女士，来做牺牲品，那里晓得这位王女士，也只欢喜和情人对面谈心，觉得很好，社交稍微广大一点，也是不行。

我说：——那么陆小曼何如？彦长道：——叫他碰碰和，唱唱戏是高兴的；即使组织成了客厅，结果还是被蝴蝶派占优胜，我们意中的客厅，只怕不会实现。[196]

这是曾朴和邵洵美的第一次会面，两位沙龙男主人一起聊起了“女主人”的话题。他们想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国沙龙。然而理想的女主人实在难找，一要有相当的文艺欣赏能力，且要和他们的文艺观接近，不能是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二又要“有魔力”。曾朴对苏雪林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不算高，也不很低，是个中等身材。面部略带圆形。肤色不很白。睛瞳虽不黑，而很灵活。态度亦极自然。”[197]这一段描写如此详尽，可见曾朴对苏雪林容貌、身姿、性情的在意——观察的结果，大概并不符合“有魔力”的要求。在当年的上海，能符合这两项要求的女性寥寥无几。即便他们比较欣赏的王映霞，境遇也远非曾朴等人所能理解。那时候，郁达夫家也是朋友常来常往。王映霞回忆，“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春的几年中，我们家几乎天天有客人来，大部分是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198]。这些人有姚蓬子、丁玲、沈从文、邵洵美等。王映霞则“那时我每天早晨到附近的菜场去买菜，家中虽只有我和郁达夫两个大人吃饭，但每天总要准备五、六个人的饭菜，朋友早上九、十点钟来，聊一会儿，就拉开桌子开始搓麻将，吃午饭时喝酒，日近黄昏，客人陆续离去，这些朋友一般只吃午饭，不吃晚饭。我前前后后地忙着，留着普通的短发，身穿布旗袍，脚蹬平底鞋，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199]。在曾朴、邵洵美这两位经济宽裕的主人家里，客人来访，是不需要女主人亲自费心招待的，据林达祖回忆，邵洵美家招待客人十分殷勤周到，有点心，有面食，有时兴的咖啡，有专门的厨子，且长期供应。曾朴家的客厅也常供应糖果。然而在郁达夫家里，新知识女性王映霞却不得不“洗手作羹汤”，成了郁达夫及其文友的“煮饭婆”。在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还能有多少闲暇和心境做一个文雅风流的“沙龙女主人”呢？这一点，怕是邵洵美、曾朴等人想不到的。这也折射出，沙龙天然的具有一定的等级性，这个等级直接源于主人以及成员的经济资本雄厚与否。

另一方面，曾朴、邵洵美、张若谷等人期待沙龙里有女主人或女成员，是以现代中国男女社交公开化为背景的。杨联芬曾指出，1920年左右，男女社交公开化成为思想界的重要议题。随着恋爱空间的公共性与陌生化，透露了新的讯息，意味着中国男女社交从传统的“后花园”模式向公园、学校、旅馆等公共空间转变。“这些场所本身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提供了与传统‘家庭’封闭空间完全不同的现代空间，象征着恋爱的正当性与公开性，隐含了‘文明’、‘自由’、‘孤独’等现代精神气质，意味着对家族制度的彻底背叛。”[200]曾朴沙龙这一新兴的空间，既以家中“客厅”为主要活动场所，和传统的“家庭”密切相关，同时，它又是半公共的文化空间，在沙龙时段里，曾家客厅是一个文学小团体的公共聚谈场所，具有着“公共性”。因此，可以说，它同样是一个特殊的“第三空间”。虽然最终没有女性成员加入，但曾朴所期待的理想的现代男女公共社交场景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里，曾朴向邵洵美和张若谷介绍了《阿芙洛狄德》这本小说。这是法国作家边勒路易（Pierre Louÿs，现译皮埃尔·路易，1870-1925年）的作品，小说原名Aphrodite：mœurs antiques（《阿弗洛狄德：古代风俗》），1895-1896年连载于法国一本杂志，1902年成书，主人公是一个大胆追求肉体快感和享乐的女性。在曾氏父子之前，文坛上已有人予以介绍。1924年《小说月报》有边勒路易的小传，[201]同年4月的《小说月报·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刊登了周建人和李劼人翻译的边勒路易的两篇短篇小说。然而总的看来，皮埃尔·路易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家。曾氏父子是较早关注边勒路易及其作品的，他们对《阿芙洛狄德》这本小说十分赞赏：“这本书把人类最丑恶的事材，例如变恋性欲，卖淫杂交、狂乱、蛊惑、嫉忌等等，在他思想的园地里，细腻地、绮丽地，渐渐蜕化成了一朵朵珍奇璀璨的鲜花，令人觉得浮在纸面上的只是不可言说的美。这部书，因为作者大胆地赤裸裸描写了肉的美，不懂的人目谓淫书，可是我们父子俩却确认它为文艺园地开辟了一道灿烂光明的新途径。父亲批评它是有‘梦的缥缈之美，醉的惝恍之美’。读了它只感到‘一切栏栅破了，一切羁勒解了，没有奴隶，没有仇敌，瞥然重见了原始天地的乌托邦境界。’”[202]

主人既如此赞赏有加，这本小说很快在曾氏沙龙里传播开来，同样醉心于法国浪漫派文学的张若谷和徐蔚南各买了一本法文版，邵洵美则高价买了一本英译本的精装本，此外，沙龙里的熟客大抵是听说过此书或者读过此书的。当曾氏父子打算合译此书时，早早的就在《真美善》月刊上打出了广告。《真美善》第2卷第1号的《本店新书·印刷中》一栏，《阿芙洛狄德》赫然在列。此书出版时改名为《肉与死》，由真美善书店发行。曾氏父子对此小说很重视，译本很是讲究，分为平装本、精装本以及编号的皮面本三种。

可能因为寻找理想沙龙女主人的失败，曾朴对《阿弗洛狄德》的女主人公特别欣赏，这带着遗憾的欣赏，让邵洵美产生了捉弄老文人的灵感。与曾朴会面的当天即1928年5月23日的晚上，邵洵美以刘舞心的笔名给曾朴写了一封信。信中“刘舞心”自述自己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中学毕业，生平最崇拜三个作家，一是曹雪芹，一是关汉卿，另一个便是曾朴。信中她主要谈了对《阿弗洛狄德》一书的看法，对其表示了赞赏之意，这些看法自然和曾朴的观感很相近的。这封信登在《真美善》杂志第2卷第5号上（1928年9月16日出版），与来函同时刊登的还有曾朴的《复刘舞心女士书》。

在复信中，曾朴首先谈了对刘舞心的知音之感：“您独能在大家忽略地放过的地方，睁开您的慧眼，注意到这个出奇的作家，注意到他最大胆的名作《阿弗洛狄德》。不但读过，并具足很深的了解。”[203]信的主要部分在于对边勒路易其人其作的评论，曾朴详细介绍了小说的内容以及对它的赞叹，其中某些大胆的言辞似乎是不适合对一个未出闺阁的19岁闺秀讲的。最后他说：“我还有个逾分的请求，既蒙您的不弃，不以我为不可谈；我不奢望和您做小朋友，我只希望你能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花费您一两个钟头，劳动玉趾，光降敝寓一谈。倘蒙许可，时间，在午后三四时，最为适宜。不胜翘盼！”[204]午后三四时是曾朴平常会客的时间点，曾朴向刘舞心发出这样的邀请，想来不会是私人的会面，而是圈子同人的聚谈。据曾虚白回忆，曾朴初接此信之际，十分欢喜赞叹。然而随后便猜到可能是小文友们干的勾当。曾朴于是几次三番的在沙龙里进行了试探。[205]用曾朴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小小客厅里，却变成了一件疑案，朋友都做了嫌疑犯，我侦探你，你考察我，弄得一塌糊涂。”[206]

张若谷化名“曲”在《申报·艺术界》上刊出的消息《曾孟朴与女读者》记录了这个侦探经过：

前晚上以事往马斯南路《真美善》杂志编辑所，访曾孟朴先生，座间遇张若谷邵洵美两君，邵君素所熟识，张君则扬名已久，此为第一次见面，自由谈笑，大家都很畅快。曾先生忽然袖出一封信传给我们看，为一位署名刘姓女所寄，信里写许多钦仰羡慕的话，中间讨论到法国大小说家比爱儿路易的《阿弗洛第德》，这本书闻正经曾君在译述中，寄信者说伊生平也很爱读那本小说，因为小说中描写的，有一个真的女性，看了极感动。但问曾君翻译的缘故，为了心酸了，还是为了心跳，其余的许多缠绵文章，我都记不得了。曾君笑指着张邵两君问道：“这封信是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人写来的？”两君都摇首否认。曾君又说：“那真是怪事，我不信在中国青年女学生中，竟会有这样一个了不得的人才。从信中看来，伊确是一个很熟悉而且极了解那本小说的，我总疑惑这是出于男子的伪托，而且疑惑到你们两人，因为你们两都看过《阿弗洛第德》的，但是字迹娟秀，倒不像你们的笔迹，但是，我想总是熟人写的。”

我听了此事，真是有趣的很，连声咄咄称奇。细窥张邵两人的神色，邵君滔滔不绝辩白议论，而且还把信纸反复审看，加以揣测，张君虽较沉默，但神情很坦白，他是一位信教徒，想来不会。曾君临后申明，拟将该信刊于《真美善》第4期中，并做一答书申明他翻译《阿弗洛第德》的理由。他笑眯眯的对我们说：“我读那本小说时，也不心酸，也不心跳，我是心醉吓。”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是关于这个疑案，张邵两君却是嫌疑犯，但不知主犯为谁，想不久终会水落石出的吧。（曲）[207]

从张若谷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经知道刘舞心是邵洵美。闪烁其词，然而并不点破，实质上是为曾朴的《真美善》月刊做了间接的宣传。[208]

1928年《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9期《金屋谈话》栏目刊出了一则文坛消息《“东亚病夫的女读者”》，《狮吼》是邵洵美主编的刊物，显然，这则广告出自邵洵美手笔：

东亚病夫（即曾孟朴）收到了一封刘舞心女士的信，在《真美善》第二卷第五期写了封很长的答复，与原信一同发表。据曾先生自己说，这位女士是一个非常的女子：她一定对于法文极有根底，一定对于元曲也极有研究；否则她一定不会熟谈Aphrodite，一定不会了解关汉卿到如此地步。但听说刘女士尚没有第二封信来。[209]

很明显，邵洵美有意将“刘舞心”事件“广而告之”。关于此案的讨论，于是自然而然地由曾朴的沙龙转移到了邵洵美的沙龙里，性质也逐渐由“私人逸事”向“文坛公共事件”转化：

最有兴味的，有一天，我们在邵洵美君家，举行一个文艺的小集会，在座有郁达夫，赵景深，夏莱谛——即是译《黛丝》和《陶格杜雷》的杜衡——傅彦长，芳信，卢世侯，张若谷诸君。我一进门，大家齐声喊道：“冒充刘舞心女士的现行犯逮捕了。”我惊问：“是谁？”大家都指证道：“就是赵景深。”我问：“证据呢？”都说：“他本带些女性，新剧里曾扮过女角，又自己承认用过女子的名，和人通过好几次信：这位刘女士的信，他也不承认，也不否认，态度已经默认了，还有什么疑义。”我和赵景深君探询了一番，态度确很相像。但这种心的裁判，终究算不了定谳，仍旧归入悬案里。[210]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朴和邵洵美的两个沙龙在成员上多有交集，曾氏沙龙的成员基本上也是邵洵美沙龙的常客。这种沙龙之间的互相流动，对于文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由此，曾朴这位“旧文人”与新作家们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文学联盟。他们的相通点在新旧文学的共识，更多的在对待中西文学的相似态度上。对欧美文学的喜爱，对外文的熟稔，翻译的实践是曾氏沙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否则，单靠交情难以持久。

且回到正题。面对曾朴的疑惑，邵洵美为了进一步圆这个谎言，在事先确定曾氏父子不在书店之际，又导演了一出刘舞心莅临真美善书店而不遇的戏码，并再次给曾朴写了一封信和一篇小说《安慰》。[211]第二封信和曾朴的复信再度刊于《真美善》杂志。在复信中，曾朴再度邀请刘舞心莅临客厅。他期待“我料不久，我的马斯南路一一五号的小客厅中，定能听到你清越的仙音，琅琅诵Theodore Banville的des Odes funambulesques悦耳的音节。我只有日炷吾家的一瓣香，祝你珊珊的雅步。”[212]而小说《安慰》则收录于1929年初张若谷编辑的《真美善·女作家号》里。这篇小说《安慰》讲的是一个女读者和男作家的故事，邵洵美特意采用自传体写法，将刘舞心与女主人公比对，在情节上也仿照现实中刘舞心写信给曾朴一事。女主人公是一个娴静的姑娘，名叫柿姑，和刘舞心一样，也是19岁。她哥哥师古的阅读趣味颇有意思，读的是徐蔚南译的莫泊桑的《一生》，而柿姑的阅读则是东亚病夫译的《吕伯兰》。这分明暗示作者刘舞心对曾朴沙龙成员及其文学活动十分熟稔。[213]在邵洵美这边，或者只是想在文学作品中推崇同人的创作，这种在小说里植入现实中作家作品的“伎俩”颇类似于今日的“植入式广告”，一面将现实带进虚构的作品，一面在虚构的作品中拓展现实的领地。

邵洵美一面创造佳话并宣扬佳话，一面也不忘为曾朴译著鼓与呼。《金屋月刊》1929年第2期的《金屋谈话》载：“曾孟朴氏译的《Aphrodite》已于上月脱稿，但忽然又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原本，所以暂不刊行，拟再参考一下，根据了最好的一本修改，大约今年春天当可出版。”一般杂志都是刊登书籍出版消息，而邵洵美为曾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打起了广告。

抛开曾朴和邵洵美两方，看看其他沙龙中人对此事件的反应，可以发现更多有意味之处。分析的理想人选自然是张若谷。整个事件的酝酿、发展，张若谷都是旁观者。

1929年8月，张若谷在真美善书店出版了“影射小说”[214]集《都会交响曲》，内收《都会交响曲》《月光奏鸣曲》《寂寞独奏曲》《中秋黄昏曲》四篇小说。整本小说集都影射作者本人及身边朋友的日常娱乐和交游，可以说是曾、邵文学圈子的交游实录。其中，尤其对邵洵美誉扬甚多，各篇小说中，邵洵美或以“彭大少爷”出现，或以“斯文”出现，皆是“高大上”的形象。张若谷对刘舞心事件的反应体现在《月光奏鸣曲》这篇小说里。据作者交代，《月光奏鸣曲》作于1928年12月19日。小说前有题记，是邵洵美的“名言”：“世界上我最爱的是三样东西：老婆，诗歌与朋友”。小说第一段便将这一句话赠与了主人公“斯文”；文中斯文所作诗歌也是邵洵美的，可以说“斯文”即影射“邵洵美”。人物是影射的，故事却依据现实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小说塑造了一个蕙质兰心的女读者——诗人斯文姨妹的同学郁慧小姐，这位郁小姐是“圆脸乌睛，神秘的眼光，漂亮而活泼的新时代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描写是曾朴回复刘舞心第二封书信中形容小说《安慰》女主人公柿姑的文字。郁小姐还通英法两国文字，爱读诗歌小说，用薇姨妹的说法：“伊，不大爱看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除了东亚病夫的《鲁男子》，与张资平的几本恋爱小说以外，伊只爱读法国浪漫与高蹈派的作品。听说伊喜欢的小说有两本，一本是保禄蒲尔善的《女人的心》，一本是边勒鲁意的《阿弗洛狄德》。”[215]并且郁慧小姐还藏着一本精装的英译本《阿弗洛狄德》。斯文听后，忘却了只爱老婆的名言，动了心思，向姨妹表达了与女读者结识的期望，并写信给郁慧小姐，前去拜访。小说的结尾解开谜团，原来姨妹跟斯文诗人开了个玩笑，郁慧小姐并不存在，斯文在约定的场所最终见到了妻子菊女士。小说末尾，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斯文，诗人做不成了。”——《诗人做不成了》是邵洵美一首诗的名字。

这个故事就构思和情节上看，和凌叔华的《花之寺》很相似，都是妻子对号称忠诚的丈夫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有限，这里面泄露的信息却颇有意味。事实上，张若谷这篇影射小说意不在文学创作，主要的却是在传达小说之外的信息。一，是向读者传递同人消息。以前，张若谷是否知晓“刘舞心事件”，我不能下判断，但在写作此文的1928年12月19日，可以说张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在这篇小说里，处处给予了暗示。“通英法两国文字的女读者”和“小说《阿弗洛狄德》”这两个关键元素的结合，将刘舞心直接指向了邵洵美。如果说曾朴之前还对刘舞心是否真有其人感到疑惑的话，那么读了此文，机敏如曾朴，是一定猜得出张若谷这篇小说的暗示的。（此文写成后，曾朴有没有立即看到，不能确定，至少当小说集《都市交响曲》于1929年8月30日出版之前，曾朴是一定看过的。）

或许正是受了张若谷小说的暗示，1929年3月，《真美善》第3卷第6号上，曾朴以此事为素材，发表了一首新诗《你是我》。深受古典文学熏陶的传统文人，一般是不爱写新诗的，即如柳亚子就曾自白自己虽则意识到新诗的价值，然而还是自然而然地去写旧诗。曾朴虽也曾写作了许多旧诗词，然而依然勇于尝试新文学的写作，在小说和诗歌上都有崭新的尝试，前者成果是长篇小说《鲁男子》，后者是《卷头语》[216]以及这首《你是我》。

《你是我》

曾　朴

你是我象牙塔里的情人，谁能向金屋中唤出真真？

永不闻声只对着你缥缈的影，向鹦簧的字后寻的娇红的音。

你是我梦之宫里的美人，幻成了伊大山处女的神。

我把我恩晞斯哀怨的七弦琴，弹出你紫罗兰冠下的金仙影。

你是我灵魂海的雪兰痕，寻不到安慰，反添了烦闷。

只怨你如琴如笛魔魅的歌音，又燃起我青年时火焰的热情。

你是我昙花一现的幻人，或生活源泉里娜茀的神。

你吐露了女性永不吐的心音，到底是故意的诱惑还是忠诚。[217]

这首《你是我》明显指涉“刘舞心事件”，看得出，这则浪漫的“佳话”果然给了曾朴写诗的灵感。在这首诗中，曾朴将一长列美好的形象——“象牙塔里的情人”“梦之宫里的美人”“伊大山处女的神”“灵魂海的雪兰痕”“生活源泉里娜茀的神”——都献给了“你”（即刘舞心）。而有意思的是这样两句。“谁能向金屋中唤出真真？”此句中的“金屋”乍看之下似乎可以理解为“金屋藏娇”之“金屋”，借以形容女郎“你”的闺房，然而熟悉海上文坛以及出版界的读者当能联想到“金屋”书店，邵洵美正是此家书店的主人。事实上这正是曾朴的言外之意。另一句是：“寻不到安慰，反添了烦闷”，这句话也别有所指。1929年初，曾朴约请张若谷编辑《真美善·女作家号》时，“刘舞心”投稿后来登载的小说正是《安慰》。曾朴这句诗明显也是双关语。

写这首情诗，曾朴一面继续在文坛建构“老作家”与“女读者”的佳话，一面也闪烁其词地点出了蛛丝马迹。回忆第二封曾朴致刘舞心的信，信中有如下的表白：“你说做我的奴隶，这话太客气了，或者是朋友二字的误写；您将替我做一切能做的事，我也何敢有这样的奢望，但希望你常常通通信，赐予我些新创作，和我们站在文艺界的一条线上，做我们队里的一个女战员，便心满意足了。”[218]尚且将刘舞心视做朋友和“队里的一个女战员”，《你是我》诗中，情感明显已经迅速升华。也可以断定，此时，曾朴已经确定刘舞心就是邵洵美了。正因其不存在，所以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地表白。

刘舞心事件所引发的文坛后续事件犹未结束。译毕《肉与死》，即将由真美善书店出版之际，曾朴做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决定，他将《复刘舞心女士书》作为此书的代序。代序解释翻译此书的因缘，而后记才是真正的动机：

我们觉得肉感的文艺，风动社会，要和解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用压迫的禁欲主义是无效的。唯一的方法，还是把肉感来平凡化。只为肉感的所以有挑拨性，根本便是矜奇和探秘。如果像边勒鲁意书中所叙述的，根据了希腊的古风俗，——他书中描写的种种，没有一样是幻想，全是当时的事实，从古籍里搜集而成——赤裸裸滴把大家不易窥见底整个人举动和肢体的隐秘，展露在光天之下，万目之前，看得像尘羹土饭一般的腻烦。无视了肉，安得有感？我们来译它，就想把它来调和风狂的肉感。[219]

在阐释了自己的文学理念之后，曾朴犹不忘继续维持“刘舞心”这一佳话。他在后记最后感谢了几位朋友，第一位便是“飘渺如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的刘舞心——一作芙心——女士”，因其“启发了我对于本书的理解，做成一篇书翰体的批评”[220]。其次，便是感谢张若谷和邵洵美，“或移赠和借予几多本书不同的版本，或用文字督促我们译本的进行，都倍增了我们的兴味和勇气”[221]。《肉与死》出版后，张若谷收到了曾氏父子的赠书，其中的内页题词写道：“这本译品产生的过程里引起多少文坛的疑影，我们把这Numeroz献给若谷先生。希望永留着这个缥缈的印象，并请指点迷误。病夫一九二九，八，一。虚白”[222]。“文坛的疑影”毫无疑问指的是“刘舞心事件”。而既为“疑影”，说明此事尚未点破，仍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浪漫事件”。曾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张若谷、邵洵美等此时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一事件的原委。

图2-6　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的《肉与死》。

图2-7　曾朴赠送张若谷《肉与死》内页题词

综上所述，刘舞心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则普通的文人轶事，是曾朴和邵洵美两人之间的一个“文坛佳话”。然而此佳话在发展过程中对文坛以及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让其成了一则文学公共事件，对当时的文学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文学体裁在某种程度上因之发生了变体，书信由私人性质转化为文学作品，刘舞心的来函和曾朴的复信，均刊登在《真美善》月刊上。小说又由虚构的艺术具备了指涉现实的色彩，张若谷的《月光奏鸣曲》等影射小说更接近同人交游实录，是以小说的形式对沙龙中人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做的变相的广告。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爱读的作品正是作者本人喜爱的，主人公的创作也正是现实中作者朋友的作品的移植。此外，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以及《申报·艺术界》上，邵洵美和张若谷还对这一“佳话”各自进行了宣传。曾朴沙龙现实中的文学趣味、文化交往以及出版活动，与刘舞心的小说《安慰》、张若谷的小说《月光奏鸣曲》以及曾朴本人的新诗《你是我》构成了复杂而密切的互文关系，正是这种文学创作与文坛交游之间的互文性，日渐扩大了曾朴沙龙同人的文学趣味和群体影响力。

第三章　邵洵美和他的“花厅”

邵洵美在现代文学史上以“盛家赘婿”知名，这是鲁迅甩给他的“雅号”，而对邵氏周围的友人，鲁迅则命以“鹰犬”“帮闲”和“甜葡萄棚”。因而关注邵洵美的沙龙，势必要涉及他的批评者。有意味的是，某种程度上，邵氏沙龙的存在以及影响正因这些批评而得以彰显——虽然反对者的排斥或批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长久沉默。

第一节　“唯美诗人”与“花厅先生”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是晚清上海著名的斜桥邵府的长房长孙，清廷一品大臣邵友濂是他的祖父，邵洵美的外祖父则是清代著名的洋务大臣盛宣怀。邵洵美自幼作为长孙过继给伯父邵颐（邵府长子）为子（邵颐的妻子是清朝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的侄女）。少年时期，在外祖父盛宣怀的丧仪上，邵洵美和表姐盛佩玉相遇，一见钟情，此后邵洵美便自作主张，将自己原名“云龙”更改为“洵美”。邵洵美从小受良好的私塾教育，而后就读于圣约翰公学，1924年邵洵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学习经济，1925年的暑假又去法国巴黎画院学了一段时期绘画，此间与徐悲鸿、张道藩、常玉、王济远等人结识，并参加了这些留学生组织的团体“天狗会”，后来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四人结为金兰。1926年回国后邵洵美加入“狮吼社”，先后主编了《狮吼》月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金屋月刊》三份期刊。1930年后邵洵美又编辑或创办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和《十日谈》等十几种杂志。

邵洵美在文坛首先以“唯美诗人”的身份登场，亮相的姿态和英国唯美主义先驱王尔德颇为相近。王尔德擅长“以衣诱人”。在19世纪末英国着装保守的氛围里，这位唯美诗人常身穿带有花边的天鹅绒大氅，齐膝短裤，黑色丝袜以及领口下塌的宽松衬衫，出入各种场合，这种惊世骇俗的奇装异服使王尔德在当年的英国上流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公众注意，也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打开了声名。与之相比，邵洵美则更进一步，擅长“以色诱人”。事实上，一提到邵洵美，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外表的俊朗非凡，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邵是标准的“高富帅”。张若谷这样描述他：“脸儿生得特别的清癯狭长，衬以隆准的鼻子，确是唯一的特征。上唇留有微髭，两颊有淡青色胡痕，乌黑的长发，不加梳理很整齐地覆披头额。一对流利眼睛好像放在白玉盘里黑葡萄。那两耳旁的垂下的鬓发，陪衬出他一副清秀的容貌，露着一种与人很亲热的表情，活像《波西米亚人》中画家罗道夫的模样。”[223]在张若谷的印象里，邵洵美是“面貌娟秀举动斯文的一位浊世佳公子”，这时邵洵美年方21岁，刚从英国剑桥留学归来，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邵洵美以良好的风姿首先赢得了文友们的好感。

如果说张若谷的赞誉还可能属于友朋之间的客气话，对一般的陌生读者而言，邵洵美的外表却被赋予了更有意味的内涵。温梓川回忆1929年春第一次见到邵洵美的情境：“就在那当儿，一个穿着皮袍子的中年人，从外面安详地踱了进来，在他的瘦脸上显得有点苍白，好像刚从床上起来患贫血症的人的那种脸色。他的清秀而苍白的脸上，最使你觉得触目的，便是他下颌的那几根疏稀的山羊胡须，和他那个高耸的希腊人特有的鼻子。”[224]接着温感慨道“看到他那副形容，你绝不会不想到诗人这个字眼的”[225]。诗人这个字眼对应的应该是什么人呢？温梓川没有明说，然而在他眼中，是不该像戴望舒那样长着一脸麻子的。当戴望舒告诉温梓川自己就是《雨巷》的作者时，温没有遇到大诗人的欣喜，反而十分失望。

最瑰丽的描写来自邵洵美的美国情人项美丽（Emily Hahn），她如此赞叹邵洵美的容貌：“他的头发柔滑如丝，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不笑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他的面孔近乎苍白，在那双飞翅似的面目下张扬。塑造云龙面孔的那位雕塑家，一定施展出了他的绝技，他从高挺的鼻梁处起刀，然后在眼窝处轻轻一扫，就出来一副古埃及雕塑似的造型。下巴却是尖削出来的，一抹古拙的颊髭比照出嘴唇的柔软和嘴角的峭厉。下巴上那一撮小胡子，则好像是对青春少俊的一个俏皮嘲讽。静止不动时，这张面孔纯真得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少静止不动。”[226]没有读过项美丽这本小说（《太阳的脚步》）的读者，一定会以为作家描写的是一位俏女郎，事实上，这位名叫“孙云龙”的小说人物影射的正是邵洵美。

至于邵洵美本人，对自家形象也是十分重视。他对服饰打扮很是热衷，曾著文《从时代说到装饰》，认为表现身体的艺术与本能是表现艺术与本能的最切身的一方面，呼吁女人要把自己装饰得像图画一样悦目，像音乐一样和谐，像花一样芬芳。“她们应当和池子里的荷花一样不知不觉地装饰起来，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妙处，而她们底装饰将会和她们底靥儿一样各自不同。”[227]并且强调“女人要装饰，男人也不可忽略！”[228]他详细介绍衣装的设计、首饰的挑选以及香水的使用，相当熟稔在行。——对生活品位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正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让邵洵美与一批热衷异国情调的青年文人一拍即合。

图3-1　1924年，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照。

图3-2　1925年，徐悲鸿所作邵洵美画像。

在言谈举止上，邵洵美也力图表现出一种美的风度。他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说话与听话的艺术”乃至“书信的艺术”，也很注意自己与人沟通的技巧。这既是他本人的天性使然，或许也和他的见贤思齐有关。邵洵美在《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中很是欣赏作家林克莱脱（Eric Linklater）的风度，“他（Eric Linklater）诚恳又爽直，不喜欢说希望人家一定笑的笑话，不多谈自己的成就，不想讲浅薄的警句，对于他所讨厌的东西没有丝毫的恶意。他爱喝酒，但是并不用聪明的言辞来宣传或提倡。他爱朋友，但是从没有想到有人要利用他。他尊敬自己，绝不藐视人家。”[229]温梓川认为这恰可看成是对邵洵美本人的描绘。[230]在当时人的印象中，“邵洵美十分健谈，说起话来又是那么的轻声软气，笑容常伴，而且情致浓郁，连绵不绝，既似小溪平缓流着的秋水，又若春蚕吐不尽的柔丝。邵洵美娓娓道来，他人细细聆听，语尽味不尽，话止兴未止”[231]。友人的回忆自不免过誉，然而这种对言谈艺术和交际技巧的强调和重视，自然提升了邵氏本人的交际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他所提倡的将生活艺术化理念的具体呈现。

除了唯美形象之外，更能显示其个人特色的或许还是“纨绔子”这一身份。这将邵洵美与当年文坛上的其他讲究生活艺术化的作家譬如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人区分开来。邵洵美在生活的艺术化层面似乎走得尤其远，他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层面都赋予了艺术化的观照，哪怕是在道德层面为大众所不容的赌博上，他也从中找到了形式的美感。这些，也是邵氏沙龙成员所共同热衷的。叶灵凤、章克标等在小说、诗歌中创造了为数不少的纨绔子的艺术形象：叶灵凤小说《禁地》里热爱化妆品的作家、章克标《银蛇》里的邵逸人等，而邵洵美的一系列赌博小说（《赌》《赌钱人离了赌场》《三十六门》《输》）中嗜赌如命的纨绔子“以屏”也在此列，这是邵洵美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的创造。而在邵洵美介绍英法唯美主义作家作品的文章里，更是对与他风格相近的乔治·摩尔、魏尔伦、王尔德等人给予浓墨重彩的描摹。这些西方的唯美主义先驱们往往讲究服装和修饰，注重谈吐的优雅风趣，耳濡目染，这些享乐主义的注重人生逍遥自在的人生观深刻地影响了邵洵美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也试图像乔治·摩尔那般做个“跳舞场，酒吧间，街上的学生”。概而言之，无论是着装、谈吐还是赌博、抽鸦片，邵洵美无不奉行“为艺术而生活”的信条，往往略过内容，而直接关注其审美化和形式化的层面。以上种种，都在当年的文坛建构了一个兴趣广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唯美的纨绔子”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讲，邵洵美很接近于西方的“dandy”形象。

“dandy”在汉语里一般被译成花花公子、纨绔子弟或是浪荡子，但似乎都未能尽显其意，这一词汇在欧洲社会中代表的主要是贵族阶层的具有艺术家风度的人物，譬如以纨绔子风度闻名于世的19世纪英国人乔治·布鲁麦尔。布鲁麦尔不是艺术中人，他似乎从未写过诗歌或是小说，但他举止不凡，穿着讲究，并以他的机智和优雅让同时代人深为倾倒，以他自己特有的魅力成为众人眼中的“艺术家”。周小仪曾分析过“dandy”的美学意义：“他（纨绔子）的目光收敛于自身之上，其乌托邦冲动转化为对个人魅力的追求。他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与中产阶级伦理和现代性观念大相径庭；他既不乐天，也非理性，只是最最憎恨庸俗。他追求自我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强烈的、超常的感觉极限。正是在这一点上，纨绔子具备了某种艺术的精神，而且具备了可供唯美主义者加以发扬光大的诸多特点。”[232]邵洵美的贵族出身、优雅的谈吐以及对自身形象的重视都在很大程度上与“dandy”的形象相合，[233]也为他成为著名的“花厅”男主人打下了基础。

在邵洵美之前，曾朴已经在马斯南路客厅构建了自己的“法式沙龙”。“旧文人”曾朴和“洋翰林”邵洵美表面上看似乎是水火不容，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是极好的忘年交。两人于1928年5月23日正式见面。[234]有意思的是，与之前众人对邵洵美外表的赞誉不同，曾朴眼里的邵洵美有点儿滑稽，他在日记里如此评价邵：“面孔清瘦而长，又带些凹形，差不多是瓦片饼式。”[235]不仅不美，从字面上看来甚至很丑。这倒不是因为会面那天邵洵美没有擦胭脂，而是因为曾朴相当自恋，轻易不肯夸人。面对少年俊彦，当面可能点点头，日记里却惜墨如金。曾朴对自家形象也十分在意，到了晚年还把灰头发染成黑色。他向后辈的邵洵美形容年轻时的自己：“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少年，头戴一顶乌绒红结西瓜帽，上面钉着颗水银青光精圆大额珠，下面托着块五色猫儿眼；背后拖着根乌如漆光如镜三股大松辫；身上穿件雨过天青大牡丹漳绒马褂；一件紫酱团花长袍。”[236]——没见过这么向别人夸自己的，然而也正因此，反倒显出曾朴难得的天真与可爱来。这种性情偏巧与邵洵美十分相合，加之家世背景和个人气度上的接近，两人十分谈得来，在对沙龙的热衷上也是不谋而合。然而与曾朴一心想寻找一位女主人来主持沙龙不同，邵洵美似乎一开始就将自己当做了沙龙主人，一位可与“花厅夫人”媲美的“花厅先生”的角色。可以说，他本人的性情、风度都为他胜任这一角色“锦上添花”。

图3-3　1886年，14岁的曾朴。[237]

图3-4　1930年，邵洵美在上海（素描，徐悲鸿）。

另一方面，邵洵美对交游的重视早有铺垫，在法国学画期间他接受了一帮朋友的影响。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暑假去法国学画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并加入了当时留学生的文艺组织“天狗会”。“天狗会”成员职业各异，有徐悲鸿、蒋碧微、张道藩、梁宗岱、谢寿康、刘纪文等，但都热衷文艺。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天狗会”的成立经过及其章程。这个海外留学生的艺术小团体一开始带着半开玩笑的性质，没有宗旨，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纯粹是模仿国内刘海粟发起的“天马会”。[238]“天狗会”成员常常去咖啡馆座谈，颇类似于一个文艺小沙龙，蒋碧微回忆：

回巴黎不久，刘纪文先生、张道藩先生和邵洵美先生，他们也都由伦敦转来法国。天狗会组织扩大，于是会友们公推谢寿康为老大，徐悲鸿先生为老二，张道藩先生为老三，邵洵美先生为老四，军师是孙佩苍先生，郭有守先生是“天狗会行走”，江小鹣为专使，我呢，因为“天狗会”只有我一个女性，他们戏称我为“压寨夫人”。这一阵子的生活，可以说是过得轻松愉快，欢欣热闹，会友们情谊亲切，有时候一天要坐好几次咖啡馆。[239]

关于该组织的宗旨，由邵洵美的文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对人生采取一种讽刺的态度，但是绝对不怀疑，相信世界上的确有绝对的真，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以为每个人都应当有一种绝对的成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一百二十分的彻底；不论是研究一项学问，学习一种文学，还是恋爱一个女人，犯一个罪，闯一个祸都要彻底——对“真”“善”“美”的追求正和曾朴父子的文学理念相契合，也为二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除了“天狗会”，在法国期间，邵洵美还接触了国际装饰美展、别离咖啡馆、黑猫洞等文艺场合和组织，深受影响，这都促进了邵洵美日后对沙龙的倡导和实行。

第二节　小圈子与大风气：“好社会”的主张

20年代末30年代初，沙龙在海上文坛日渐流行。在这推广的过程中，有多位文艺界人士的提倡。与曾朴、张若谷等人对沙龙女性的热衷不同，邵洵美的沙龙理想有更大更远的抱负。邵洵美从沙龙的角度给出了“文艺大众化”以及“改造国民性”的方案。

对于文艺之风在社会上的衰落，徐志摩曾和邵洵美抱怨过：“这种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在中国，文学几乎跟考古学一般，好像只是几位专门学者的玩意儿。一些中学生及大学生在课堂里面，因为教师的讲义太干燥，便拿文学来调和调和空气，但是一等脱离了学校生活，踏进社会，文学的地位便让麻雀扑克占据去了。我们应当想个什么法子把文学打进社会里去呢？”[240]徐志摩的这个疑问显然受胡适等人“好政府”主张的影响，[241]也启发了邵洵美更多的深入思考，可以说，邵洵美关于沙龙的文化理念正是基于这个疑问而开始建构的。晚清以来，对国民性的反思成为一时热潮。梁启超、严复、鲁迅等多位文化人给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方案，或主张“兴民权”，或主张“开民智”，而邵洵美将中国社会上流行麻雀扑克等娱乐而不流行文学的现象归于缺乏社会知名人士的提倡，打算走一条打造“文化班底”的国民启蒙路线。他认为要使文学走入大众，必须先让它变成大众的需要。这里，邵洵美给出了与左翼文学完全不同的一个“文艺大众化”的方案：“所以我总觉要文学大众化，最好从男女的交际着手。”[242]他的设想是在交际社会中引导人们以文艺为交谈话题，久而久之，社会上对文艺的需要便会增加，而文学的市场自会发达。

那么，如何培养在交际中谈论文艺的风气呢，邵洵美给出了一个方案，那便是“交际场中的领袖便应当是提倡文学的第一人”[243]，这交际场便是“花厅”[244]，这领袖便是“花厅夫人”。

花厅夫人便是Salon的领袖。是十八世纪的英法社交界最风行的组织。Salon的译义即会客室，我译作花厅不过是为了字面上的漂亮。他并不是一个有条规的组织。大概是一位有文学素养，有政治常识而在社会上有相当声誉的夫人做主东。法国的Mme Du Deffand和英国的Mrs.Elizabeth Montagu便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个人物。他们时常有叙会，每次总在他们的家里，客多文人学者，所谈都是关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话，一时风尚，群相效尤，当时英法文坛的兴盛，他们多少有些功劳。[245]

邵洵美所推崇的“榜样”便是风云上海交际场的“弗里茨夫人”。弗里茨夫人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交界的明星，在联系密切的外国人社区，她是接连不断的派对、舞会、俱乐部和其他社交场合的常客，盛佩玉回忆道：“欧美文学家来华，多半由她招待。她每星期有一两次举办中外文艺家沙龙，邀客聚谈。洵美戏称她为‘花厅夫人’。此人善交际，服饰新颖，面貌秀丽，并不富贵，很多人乐于和她相识。”[246]邵洵美和弗里茨夫人走得颇近，弗里茨夫人宴请中国名人之际，往往请邵洵美做翻译。[247]

弗里茨夫人组织的万国艺术剧院，在30年代的上海是个知名的文化机构。《人言周刊》有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个剧院的活动。

这是一个新组织的文化团体；在名称上他们好像专重戏剧，但是事实上凡是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学术，他们都极力提倡。譬如说他们在上月底即请精神病专家毛博士演讲英国名小说家劳伦斯氏的生活逸闻；名诗人爱丝国夫人演讲她翻译杜甫诗的经过；浦克平德博士表演精神传达术。最近则有欢迎美电影明星宝莲女士的茶会；美名小说家项美丽女士的演讲以及中外名医士关于节育问题的讨论。本星期又有大饭店作者维几鲍姆女士的演讲。[……]

院址是南京路五十号的四层楼，三个大房间，极简单又美丽地布置着[……]万国艺术剧院由立茨夫人发起，现任院长。蔡孑民先生及沙逊爵士等均为该院董事。院务分五组：宣传组主任为潘公展先生；编剧主任为宋春舫先生；导演组主任为萧尔夫人；事务组主任为胡韵秋先生；编译组则尚未正式成立，将来当努力于中外名著的迻译工作。[248]

由此段材料可知，弗里茨夫人的文化沙龙是个中西文化人集聚的场所，参与的中国成员可以证实的有：蔡元培、宋春舫、潘公展、胡韵秋、邵洵美、林语堂、胡适、梅兰芳、庞薰琴。就是在弗里茨夫人的沙龙里，当年还不被赏识的先锋画家庞薰琴得以崭露头角。

庞薰琴1930年从法国归国之际，在国内美术界尚属无名之辈。他的成名很大程度上和弗里茨夫人有关。1931年，弗里茨夫人发起组织了一次中国画家展览会，这次展览会在静安寺路美国妇女俱乐部举行，庞薰琴有多幅作品参展。正是在这次画展上，庞薰琴的作品引起了弗里茨夫人的关注。展览会后，弗里茨夫人特意为庞举行了一次沙龙。当时，经济困窘的庞薰琴穿着一件旧长衫赴会，谁知刚进客厅，原本坐着闲谈的众多沙龙成员便静默不语，纷纷站了起来，以示对着装寒窘的庞薰琴的轻视。而聪慧、善解人意的弗里茨夫人及时化解了这个尴尬。

图3-5　庞薰琴《如此巴黎》，《时代画报》第2卷第3期。

图3-6　庞薰琴《藤椅》，《时代画报》第3卷第4期。

正在这个时候，茀莉士夫人梳着希腊人的发型，穿着拖地的黑色连衣长裙进来了。她一看到只有我和黄宝熙坐着，同时看到我蹩脚的服装，她立刻明白了几秒钟前发生的事。她径直向我走来，拥抱了我，然后向周围的客人点头招呼，介绍：“这位就是今天招待会所要邀请的主要客人，也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一位中国青年画家。我在这所房子里，第一次招待了萧伯纳，第二次招待了卓别林，今天是第三次招待一位中国青年画家。”这时客厅里的气氛立刻变换了[……][249]

这是目前关于弗里茨夫人沙龙的最详细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弗里茨夫人不重财富重才华的眼光，和热心推介新人的努力。邵洵美对此十分敬服，他由此呼吁中国交际领袖，向弗里茨夫人学习，为了“真正的文艺复兴”而“把麻雀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这呼吁后来在他本人及周围友朋身上得到了部分实现，事实上，在此之前，曾朴、张若谷等人已经在组织类似的沙龙活动。只不过到了1933年，邵洵美才正式撰文为“沙龙社交”鼓与呼。然而弗里茨毕竟是个外国人，她的沙龙也仅对少数中国知名文人开放。甚至有时候，连胡适这样的大名人要访之也不得一见。邵洵美想要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推广沙龙文化，把文艺打进社会里去，让中国人的社交和文艺成为一体，除了文艺客厅而外还需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于是他提出了“文化班底”的设想。

1935年《人言周刊》第2卷第20期邵洵美发表《文化的班底》一文，[250]在这篇文章中，邵洵美明确提出了他的“好社会”的主张。他呼吁大家“从成就一个小规模的好社会起，应当去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好社会；从几个社员自己享受高尚的娱乐起，应当使全社会的人都能享受这高尚的娱乐”[251]，继而成为“文化的班底”。“班底”本来是中国旧剧舞台上的一个专门名词，指的是舞台前后的工作人员，邵洵美借来形容提倡文化者，用邵氏本人的话讲“是一切文化工作撑场面的人物，是一种基本的捧场者”。“文化班底”对于文化的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沙龙这样的交际社会便是培养“文化班底”的所在。从一个小的班底，逐渐变成一切文化工作的班底。

邵洵美对如何培养“文化班底”给出了具体的设想：

他们极注重谈话。谈话一定要有题材，而且要新奇；于是他们便可以利用一本新出版的书、一出新上演的戏、一个新开的展览会，来互相讨论、叙述与批评。那时候，你要加入这个交际社会，你便非得也随时留心新的书、新的戏、新的画不可。自然而然新书便有人买了；新戏便有人看了；展览会便也有人参观了。“文化的班底”越扩越大，文化便这般地一天天进步了。[252]

邵洵美此时已经对早年提倡唯美主义的艺术实践有了反思，逐渐从先锋艺术的“曲高和寡”之中脱离出来，开始关注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文化班底”一说的提出，便有这个文艺观转变的背景。[253]邵洵美培养文化班底的努力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从通俗刊物着手，办画报，办幽默刊物，办一般问题的杂志”，《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一文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画报是养成一般人读书习惯的最好手段，“用图画去满足人的眼睛；再用趣味去松弛人的神经；最后才能用思想去灌溉人的心灵”[254]。对应于他本人的文化活动，便是《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等杂志的出版发行。——他将这些杂志的读者群归为“极大的文化班底”。可见，在邵洵美那里，文化班底一词的内涵比较含混，既可以指倡议者，也可以指被启蒙者。进一步，邵洵美对新文学运动的脱离群众做了反思，也对普罗文学的“不普罗”给予了批评，他认为，反而是画报这些通俗读物最接近大众的趣味，也最能给大众以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邵洵美培养文化班底的工作事实上也是一种启蒙，是一种补偏救弊的工作。

“文化班底”一说提出后，立即得到同人的响应。《人言周刊》第2卷第22期，即有一篇《读〈文化的班底〉》的文章，作者支持邵氏“班底”的提法，认为“要是我们都能照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255]。《人言周刊》第2卷第27期接着发表《政治的班底》一文，开篇即说：“‘文化的班底’是邵洵美先生所创造的一个有趣的新名词，凡是努力文化事业的人，当然希望有许多人来捧文化的场，做文化的班底的。”[256]可以推知，在邵洵美的沙龙里，这个议题曾公开讨论，并得到了同人的支持。

1935年《时代》第8卷第11期，邵洵美再度老调重弹。这次他换了个名词，倡议“文化的护法”。“护法”原意指的是为寺庙施舍财物的人，在邵洵美的理解中，所谓“文化的护法”，以文学讲，便是读者之群，以艺术与戏剧讲，便是观众之群。如果说“班底”更多的指向普通的“捧场者”即“观众”，“护法”则指的是“文艺资助人”，即像弗里茨夫人那样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交优势推介新人的人物。不难看出，“护法”可以说是“班底”中有资助能力的一小群人，而不论“班底”还是“护法”，两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做文化事业的捧场者和支持者。

培养“文化的护法”有多种途径，其中之一是组织文化会社，二是倡议小规模的交际社会，也即是“文艺客厅”。关于文化会社，邵洵美给出的例子是“笔会”“文艺茶话会”和“文学研究会”。在邵氏这里，理想的会社要“不准有名利的企图，只求使艺术的谈话来陶养性灵，也不许有门户之见，凡有志者均可加入”——呈现出的依然是浓郁的沙龙气息。而需外埠同道声气相通，各自结合，这已然是一个大规模的好社会的先兆了。至于文艺客厅，他所举出的例子仍然是欧洲历史上的沙龙：

“文艺客厅”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极盛行。大半由有文艺天才的贵妇人做领袖：布置了一个极舒适的客厅，每夜邀些文学家来诵读，音乐家来奏演，艺术家来试技，形迹不拘，谈吐自由，渐渐大家感到该处的空气兴奋，便每夜不速而来，当时有许多文人艺士都从这里得到了被社会认识的机会。办“文艺客厅”规模小而成效速，但是根本的条件须要有一位那样十全其美的夫人！[257]

由此，邵洵美再度呼吁在中国境内出现更多的沙龙女主人，以促进文艺发展。虽然女主人最终没有出现，但在上海却涌现了众多“沙龙男主人”，其中，就包括他自己。

综上所述，邵洵美认为：大规模的好社会需要从小规模的好社会做起，而小规模的好社会的基础，便是文化班底或文化护法的形成，要将文学打进社会中去，必须培养班底和护法。如何培养呢？邵洵美给出的方案之一是出版。从培养一般人的读书习惯入手，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方案之二是社交，从沙龙和文艺客厅入手。由此，邵洵美构造了他独特的“沙龙-出版”体系的文化理想，意图改变当时社会上不重文艺的风气，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事实上，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和上海，举办沙龙的处所不在少数，举办者在倡导之初也常有引西方沙龙来做范本的，比如徐仲年《提倡星期茶话会》：

在法国有种文艺科学家聚集处，叫做“沙龙”（Salon），“沙龙”这字本作“客厅”讲。主持“沙龙”者都是极美，或极聪明，或有名望的女人。“沙龙”中先预备些茶点与无数椅子，与会的人走了进来，先向女主人行了礼，然后与别人握手。行礼既完，便自行用茶点……茶点过后，便自招朋友谈心。如果肚子还饿，不妨再用些点心。有时请一专家或名人作一无形式的演讲，有时放电影，有时打开无线电机来跳舞。总言之，都是些极高尚，极有价值的娱乐。我想我们不妨仿制一番。我们大家是两袖清风的教授或学生，我们不要谁请客，我们自己请自己：大家搭分子出钱来买茶点，岂不痛快……[258]

在徐仲年这里，西方的沙龙只是一个“极高尚，极有价值的娱乐”，与邵洵美接连不断地发文为“沙龙”在文化场上争一席之地有共通的地方，然而局限于“娱乐”。对广泛的文化班底的培养和推动，让邵氏沙龙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曾朴、徐仲年等人，邵洵美显然走得更远，可以说，他希望走一条提倡“文艺客厅”以达到“文艺复兴”乃至“改造国民性”的改革之路。

第三节　“甜葡萄棚”成员及其活动

曾朴沙龙的延续时段大概在1927年至1930年冬季，时间较为集中，与之不同的是，邵洵美的沙龙存在着前后期的分段。1927年至1930年之间，是邵洵美沙龙的早期阶段，这时期邵氏沙龙和曾朴沙龙多有交集，以金屋书店、《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以及《金屋月刊》为核心，探讨、研究唯美主义文学相关话题。1931年至1934年为沙龙的中期。此阶段邵洵美结束唯美主义实践，开始迈向更广阔的文化出版事业，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发行《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等杂志，以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心。后期是1935年至1937年7月，这时期的邵洵美，结识了美国女作家Emily Hahn，发行《声色画报》，参与《天下》月刊的创办和出版工作。不同阶段沙龙的文化活动显然是不同的，前期以几个唯美主义杂志为主要联络纽带；中期以幽默刊物为核心；后期则注重中西文化交流。

围绕着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沙龙成员随之分散流变。可以说，邵洵美的沙龙是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文化空间结合得最为密切的一个，以都市文化空间为背景，邵氏沙龙展开了自身的文化生产和社会交往，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逐渐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判断，早在1927年，邵洵美沙龙已经成型。来看1927年12月7日傅彦长的日记：

到艺大。张若谷请往贝勒路午餐，偕往邵洵美处谈天。后坐邵之汽车，同车者盛佩玉、张、邵，到良友公司，遇孙师毅。再到邵宅，遇张道藩，第一次（生平）正式吃气斯，谈至九点一刻，始回家。[259]

和曾朴沙龙对法国文学的热衷类似，邵洵美早期沙龙对英法唯美主义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绍介、推广和翻译。这时期的成员和曾朴沙龙有交集，但更为多样。来看一则史料。这是1928年邵洵美给赵景深写的一封邀请信：

阳历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六时，谨备薄酌作文友小集。同席为东亚病夫父子、若谷、彦长、达夫等。尚乞驾临武定路胶州路口一百三十号面申园跑狗场对门，舍间一叙为幸

此上

景深先生之鉴

邵洵美谨约

你可在靶子路口乘公共汽车至北京路。改乘十路公共汽车。至康脑脱路胶州路口，向南行不过百步到了。席散时晚。专备送车。[260]

图3-7　邵洵美写给赵景深的邀请信

这封邀请信写在金屋书店的笺纸上，下面标有地址——上海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一九〇二号半，电话：四七五七号。1928年6、7月间邵洵美拟改造房子以增加收入，全家临时搬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胶州路口。此段时间邵洵美虽然居处不定，沙龙并未就此中断，依然约请文友小集。在信中详细报告了新地址和方位，以及如何坐车、换车的路线，不仅诚恳而且安排得十分周到体贴。这封信写于金屋书店开办半年之后。我们从此信中可以得知邵氏沙龙的部分成员名单：曾朴、曾虚白、张若谷、傅彦长、郁达夫、赵景深——这些人也同样是曾家客厅里的常客。有意味的是，1927年也即邵洵美写这封邀请信的一年前，赵景深曾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糟糕的〈天堂与五月〉》一文，嘲讽邵洵美是“张竞生之流的洋翰林”，对邵极尽挖苦。而此番邵洵美诚恳相邀其为座上宾，之后赵景深成了邵氏沙龙的常客，日后更是深赞邵洵美为“面白鼻高，希腊典型的美男子”[261]。

这次聚会在曾朴的日记里也有记录：

夜到张园稍稍坐了一下，到洵美家，因洵美约同郁达夫、赵景深、夏兰谛、张若谷、傅彦长，都是沪上文学界的名流，差不多做了个文学聚餐会。大家谈得很高兴。我和郁达夫深谈了一次，心中甚快。洵美送我一张嚣俄青年时候的照片，尤其是惬心的事；但是，嚣俄怀中抱着一个女孩子，是谁呢？难道是亚隆儿吗？只为嚣俄没有妹妹，女儿又够不上年纪。这件事，必须要考索一个明白。[262]

与曾朴相比，邵洵美显然与新文坛有更密切的接触，与新月派、新感觉派乃至创造社甚至部分左联作家都有交往。其中一些沙龙成员是邵洵美的老朋友。1927年2月，邵洵美新婚宴客，出席者后来大多也是他沙龙里的常客。当年的报纸记载了这一成员名单：“婚后三朝，由新郎之友江小鹣，徐志摩，陆小曼，丁悚，腾固，刘海粟，钱瘦铁，常玉，王济远等发起公份，在静安寺邵宅欢宴。堂会有江小鹣之戏凤、绿牡丹粉牡丹等之送酒、打花鼓、朱砂痣、吊金龟等戏。”[263]此外，另一部分沙龙成员则是在邵洵美回国之前就已经交往密切，成为一个文学小圈子。邵洵美回国后，加入了这一文学圈子，并因其个人魅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成为“意见领袖”。傅彦长日记里记载了这部分沙龙成员的交往情况。1927年1月20日：“午后，自家步行，出小西门，走过宁康里，经万生桥，走辣斐德路、白莱尼蒙马浪路、望志路、萨颇年月日天气阴赛路到新民里十三号周勤豪家，遇张若谷，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晚饭后始回家。”[264]1927年1月25日：“到南国剧社与唐槐秋之茶舞会。到会者有Yroodinina Loula、周大融、徐紫英等。半夜一时后，唐槐秋夫妇请往安乐宫，四时始毕事，乃至南国剧社过夜。访周勤豪，在其家晚膳。”[265]傅彦长日记显示其与张若谷、卢梦殊、周大融、华林、田汉、朱应鹏、叶鼎洛、徐蔚南、汪惆然等往来密切，而这些人，也正是上海最热衷沙龙交游和咖啡馆座谈的人物。

1931年左右，邵氏的交游面更其多样。曾今可的杂志有记载：

邵洵美诗人在府请吃便饭，计到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张若谷，曾今可，袁牧之，潘子农，董阳芳，徐克培，马彦祥及画家张振宇，曹涵美等人，诗人夫人盛佩玉女士亦帮同招待。饭后主客大吃西瓜。徐志摩，谢寿康，徐悲鸿等人到时，则已席终矣。[266]

这则文坛消息列举了邵氏沙龙的更多成员名单：除了经常出入曾朴沙龙的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等人以外，还有狮吼社的同人、新月派的徐志摩，新感觉派的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以及标榜唯美主义的绿社成员芳信和朱维基，还有邵洵美在法国巴黎结识的画家朋友刘海粟、常玉、徐悲鸿，以及画家张振宇、张光宇、曹涵美三兄弟，插画家卢世侯等人。这些成员大多也同时是邵氏旗下杂志的编辑或撰稿人。可以说，邵洵美的沙龙是和他的出版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极有特色的“沙龙-出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金屋书店是个重要的关联点。

和真美善书店一样，金屋书店在邵氏早期沙龙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沈从文曾这样描述书店蜂起的潮流：

时上海小投机商人，看到北新书店印行新文学书籍和办文学刊物经营得法，即可大赚其钱，因此都来开书店，办杂志。计有现代、光华、大通、大东、开明、东群、春潮，不下十多家。规模比较小，带点同人性质的，还有水沫，金屋，新月以及创造出版社等等。趁热闹都来印行新书。[267]

沈从文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金屋书店却并非完全是赶热闹赚钱跟风的产物，金屋书店的创办更多的是自我服务的性质。金屋书店创办当年，在媒体上做了盛大的宣传。较早的要算发表在《上海画报》第286期的一篇文章。文章介绍了金屋书店的筹办情况：

大文学家邵洵美君，鉴于我国出版事业之腐败，书贾唯利是图，蔑视著作家之地位，于印刷装订上，又不加研究，较之欧美日本，相去判若霄壤，不胜愤愤，因拟与张景秋君等，合资开办一海上最高尚之文艺书店，于静安寺路云裳公司附近，闻书店装潢，悉取法近代欧洲最新式者，店门橱窗，皆漆金色，及绘黑色花纹，所出版之书籍，皆为我国著名新文学家，如郁达夫、滕固、张若谷等之杰作，印刷装订，但求美观，不惜工本，现已绘成封面图案多种，即将交专业装订之俄人某，以各色草料装订之，捭于开幕之日，供来宾参观云，闻此理想之书店，不久即能实现，实是我国出版界之大光荣也。[268]

文章揭示了金屋书店创办的初衷，金屋书店的创办是时代的影响，也是邵洵美企图以经济资本取得文化资本的一个尝试。在这之前，邵洵美曾为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的出版和光华书局的老板打过交道，由于担心销量的缘故，书局老板对出版这一诗集犹豫再三，这或许给邵洵美的自尊心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也促使他创办属于自己的书店，为自己以及朋友出版书籍。从这一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邵洵美的书店与当年的其他出版机构的不同。像光华书局、北新书局这些机构在出版之前往往先考虑作者的文坛地位和书的销量，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标准，而邵洵美更多的是为自己出版诗文提供便利，至于是否盈利似乎不是那么重要，这从他的书店经营上可见一斑。

据章克标回忆，金屋书店曾三次搬家，最早是在福建路西侧、南京路北侧的后马路小巷里，后来邵洵美觉得这个地方小而偏僻，朋友往来不方便，就把书店搬迁到静安寺路他自己住所的对面。章克标说：“他开书店，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可能只是一种玩好，而且有了这个书店老板的名头，他也可以在交际上有用场，书店则可以为朋友们出版书册服务了。”[269]金屋书店结束后，邵洵美在《时代画报》上登过一份《金屋书店出版图书总目》，[270]在这份总计38本的书目里，邵洵美、章克标、滕固、滕刚、朱维基、徐葆炎等沙龙同人的作品占了大部分。由此可知，邵的经营书店、沙龙交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在金屋书店创办当年，便已有了将其作为“会宾楼”的设想。来看金屋创办当日《上海画报》的一则新闻：

十日金屋书店开幕，因从四兄瑞年同往，方至门外，驻足观晶窗中所陈书籍，顾子苍生已自内出迎，方入室，有女宾多人，因笑曰，金屋固可以藏娇也，苍生微点其首，小鹣早先在，久不见小鹣，因询以最近消遣法，谓以书画自娱，邵子洵美导余兄弟登楼小坐，室中布置清洁，因笑曰，去岁友好常至云裳聚晤，吾辈咸以会客室称之，今斯楼清雅乃尔，行见又为吾辈之会宾楼一，众悉抚掌称善，四壁悬欧西文人照相数架，有贺轴一，为胡适先生为新月书店代作代书者，句为“金屋中人，别忘了天边新月”，饶有新趣。已出版之书，有《平凡的死》，《火与肉》，《文学生活》等，《平凡的死》之封面，为一红色棺木，苍生谓开幕有此现象，颇不利，余笑曰，所谓文学，所谓艺术，固不作如是想也，兴辞而出……[271]

在当年的来客眼里，金屋如此清雅，“行见又为吾辈之会宾楼一”。这既是邵洵美的本意，亦是友朋的期待。金屋书店在斜桥路口，正在邵家对面，郁达夫曾提到：“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272]邵洵美在金屋书店的装潢上颇费了一点心思，自己亲自设计监造，靠马路有大的玻璃橱窗，陈列书籍，美观大方。招牌用黑底金字，金碧辉煌，十分典雅。店里面的设备也周全齐备，配置了沙发、写字台、营业柜台、陈列的书架，一一配合房间的大小特制。[273]这在当年可算别树一帜。很明显，邵洵美把金屋书店当做自己歇脚会友的地方了，“他从家里出来，在这里小坐，会友谈天，十分适合”[274]。这时候金屋书店不仅是作为一个文化出版单位，更扮演了沙龙的角色，是一个供邵洵美的小圈子谈天聊文学的一个精致的空间。以金屋书店为基地，邵洵美通过出版书籍、组织文学活动、文坛交游等日渐提高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而“花厅先生”的名号也逐渐广为人知，文坛上的反对者则给他戴上了一个“老板文人”的高帽。

但多数时候，邵家书房是沙龙聚会所在。这与“文艺茶话会”和“咖啡座谈”文人常常选择咖啡店或者公园、点心店或茶室作为聚会地点不同。这主要源于邵家境富裕，有足够的资财和场地聚众聊天且盛情款待。作为招待客人重要场所的书房，邵洵美对其做了精心的装饰，在散文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在《火与肉》集的《萨茀》一文里，他借虚拟的人物朋史（为现实中邵洵美的笔名）之口不无炫耀地描绘了他的书室：

朋史与洵美虽然是从小儿一块儿长大的好友；不过洵美这次新收拾的一间狭小的除了三座书架一张书桌两三把椅子外便没有多大余地的书室里，他还是第一次到来：因此坐定后便仰着头四围细细张望了一下。板壁是深灰色印金花的纸儿糊的，周围一共悬着五只镜框：一张是张道藩画的《海》，是在Venie的写生，一片明绿的水远远地印着淡紫带粉红的天色，隐约地可以看得出半条一线的陆地，那种和谐的色彩，简净的章法，显示着这位画家受着Monet的影响不少；一张是常玉的Nu，曲线温柔而雄壮，色彩艳丽而文雅，看了这个，朋史便想到了两位他所钦仰的欧洲艺术家，一位是Rodin，一位是Rubens。[275]

《萨茀》一文写于1927年3月9日，邵洵美显然对自己的书室感到骄傲，到了写作《两个偶像》时，邵洵美再次提到书房的装饰：

假使你第一次走进我这小小的书室，我一定要指给你看这挂在壁上的两张画像。

其实我便不指给你看，你也要看的了：这一只金漆木雕的Iaureate的镜框里面，是一个美妇的半身，穿着件深绿的衣衫；桃色的嫩肉的右手握着一枝黑笔，一端搁在她鲜红的唇上；那似乎装着水或是蜜的淡蓝的眼珠，好像对我们看着——不，她在对这茫茫的宇宙看着——她大概是在找什么默示。她左手持着一本书。我想假使她找到了默示时，她一定会永久不停地将这默示所赐给她的诗句写上去吧。她的头发是赤金色的；或者有人说，赤金没有淡黄色来得动人，但是我以为赤金色而配着她这淡绿色的背景当显得格外的和谐。这是希腊女诗人萨茀的画像。

还有一张是罗瑟蒂画的史文朋。他那硕大无朋的头颅，他那散披着像拖粪般的头发，在这一张一色的印刷品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俩是我所最心爱的两个诗人，他俩是我所最崇拜的两个偶像。[276]

与曾朴热衷行走于法租界的霞飞路感受异国情调相近，邵洵美对这种异域化的艺术感浓郁的氛围也十分着迷，所不同的是将其转化到了自家的书房之内。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提出“场所爱好”这一术语，他将其阐释成：“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出于多种理由，它们成了受到赞美的空间，并由于诗意上的微妙差别而各不相同。它们不仅有实证方面的保护价值，还有与此相连的想象的价值，而后者很快就成为主导价值。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特别是，它几乎时时吸引着人。”[277]邵洵美经过精心装饰的书房也正在这一意义上体现了它人性的、诗意而唯美的价值。在这些展览品中，萨茀、史文朋是邵洵美一向推崇的诗人；张道藩的《绿》近似于莫奈的印象主义画风，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十分强调眼睛对光的感觉，他们极其重视探究不同时刻光线所带来的景色的细微变化，莫奈就曾画过同一题材的多幅作品以表现不同时间不同空气状态下物体的反光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干草堆和卢昂大教堂系列之中。印象画派强调感官的重要性，而邵洵美对印象画派的喜爱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他自身的艺术倾向，即对艺术感觉和主观性的重视；在这段文字里，邵洵美还提到自己对鲁本斯的钦仰，贵族出身的鲁本斯的绘画强调形象的铺张，造型富丽堂皇，给人感官的强烈刺激，这位经济富足的画家兼外交家喜在画作里表现肥而美的女性，有人戏谑其作品中的女人像马一样健壮——这或许也是邵的唯美主义诗歌中歌颂肉体之美的一个隐秘的艺术来源。邵从这些艺术品的观赏中培养了良好的艺术感觉，也习得了浓郁的唯美情调，这些都尽情展示在他的书房装饰里。[278]

由此，不难想象邵洵美对沙龙成员介绍画像的场景。这个书房如此别致，不仅邵洵美自己炫耀，参加沙龙活动的成员也印象深刻。在影射小说《都会交响曲》里，张若谷不无夸大地描绘了这个书房：

那一宅大洋房就是彭大少爷（注：小说中的彭少爷，影射邵洵美）的住宅，是上海有数建筑中的一座。全部用云石盖造，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有八条可以驶走汽车的阔路好像八卦阵一般地把那宅高洋房围在中垓。中间是一座大厅，金碧辉煌装潢得好像金銮殿一样。两旁是两间精致小厅，东面图书室，西面音乐室，那一间图书室是彭大少爷的私人书房，也就是招待朋友谈话的客室。里面陈设很富丽，单是壁上挂的那张从邦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来的希腊女诗人莎茀像真迹，估价在五千金以上。还有那一架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是用二十万金镑的代价在伦敦拍卖来的……[279]

张若谷的描写显然夸大，是将现实艺术化的小说笔法。相对张若谷等人借助咖啡馆作为谈天之所，并且常常觉得费用太奢而言，邵洵美提供的这处“文艺客厅”显然已经很“富丽”了，物质空间的优雅和沙龙主人的唯美主义文学趣味正相投合，而对装饰美学的重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一种贵族性的或者说接近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的朋友圈有强大的吸引力，也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时尚的引导。

邵氏沙龙的活动多种多样，以文友小集和交谈为中心，另有朗诵和评论作品，虽然没有留下沙龙具体活动的日志，但是从当事人留下的书信或是日记、影射小说、文集中，还是可以一窥踪迹。在张若谷的影射小说《月光奏鸣曲》里，记录了邵氏书房沙龙的一次文艺活动，[280]在这次沙龙聚会中，一群人在书房里举行文学诵读会。所读书籍乃朋友的译著，崔万秋译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母与子》。

一天，斯文在他书房里，四周围聚了好几十个朋友，正在举行一个文学诵读会。他一个人站在中央，侧着瘦长的脸庞，一双黑白分明滑溜溜的眼睛，注射在一本很厚的书本上，有时眼光从书页溜出像电光一般地瞥看房间角里张挂着的门帘，帘后好像藏有一件柔软的东西在那里闪动。他提着清楚响亮的喉音，当众披读刚从一个朋友寄来武者小路实笃《母与子》的译稿。[281]

主人当众诵读，余者或评论小说的写作技巧，或针对小说内容发表见解。“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幽静的书房，顿时变成好像茶馆书场一样。有人为那二十三个男鬼辩护；有人考证出来这个故事是由有岛五郎讲出来的；也有人在讨论译本的文笔太忠实太日化了。”[282]或许这就是沙龙活动的实录。——这是目前见到的关于邵氏沙龙最具体的记载。

《论语》编辑林达祖的回忆提供了更多沙龙交往的细节：

邵家原住静安寺路，那时邵洵美因他的时代印刷厂设在杨树浦，为便于照顾，移家提篮桥前面的麦克利克路，地属杨树浦区。[……]一进大门，我们却一见如故。邵洵美堆满笑容与我握手相迎。他把我引进会客室，那里四壁整齐地排列着中外书籍。[……]那天上午，他正好填了一首词，[……]他要我怎么改一下。[……]我进邵家门是三点半，乱谈了一阵，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退，他再三挽留，要我吃些点心再走。其实坐定清茶之后，已经用过咖啡与西点。第二道点心是一小碗鸡丝煨面。后来我成为邵家常客，才知道他家日常接待来客一般都是那么殷勤。[283]

清茶、咖啡、西点还有鸡丝煨面，邵氏沙龙待客可谓周到热情。另据林达祖回忆，《论语》杂志的编辑事务也是沙龙交谈的话题之一：

邵洵美死后，我尝作七律悼诗一首，中间两联是：“深宵漫话疑如昨，昔日闲情渺若烟。访旧惊呼半为鬼，停杯静待再开筵。”上联是记实情，下联是写感想。我有很长一段时期，每天在邵家清谈到深更半夜，有时谈得起劲，甚至谈了个通宵。带着矇眬的睡眼回到住处，人家往往以为我在通宵狂赌，岂知我们却在静雅地“细声漫话到天明”。在那里，当然上下古今会无所不谈，但有关《论语》的编辑业务也必然是谈话内容之一端。[284]

邵洵美前后期沙龙显然存在着不少变化。后期，邵洵美和弗里茨夫人的沙龙来往密切。虽然弗里茨夫人不曾参加过邵洵美的沙龙，但邵洵美却是弗里茨夫人沙龙的常客。因为与项美丽的特殊关系，邵洵美结识了更多的“洋人朋友”，这也让他的文化沙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色彩。

又有一次在梅园。此次邵洵美兴致最好，请了许多洋朋友，项美丽女士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邵公本来最会说话，这一次尤其是逸兴遄飞。一会儿回过头来对A说几句俏皮话，一会儿对B来几句洋文；林语堂与他唱了一段对口相声，语堂把洵美介绍给某洋女士：“他是《小姐须知》的作者。”那位洋女士便嫣然一笑，歪着脖子，一个兰花手指的姿势，娇声地说：“那么，我想写一本《少爷须知》”。像洵美那样面白鼻高，希腊典型的美男子，该是最容易惹人注意的吧？[285]赵景深的回忆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邵洵美的善于交际跃然纸上。

这时期，邵洵美因为加入后期新月书店的经营，和更多的新月社成员有了接触。这些人大多有着良好的学历背景，精通英美文学，和项美丽相处甚契。因而此阶段，邵氏沙龙也常在项美丽的寓所举行。[286]项美丽的“江西路”寓所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带，邵洵美常于此处和朋友谈诗论文。

洵美喜欢我的房子。他不在意它的简陋。因为他认定了大多数外国房子都是简陋的。或许，他甚至把我那金属竹林当作现代化的标记了，因而大为赏识。他喜欢我家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它地处市中心，可以作为他的最佳休息点。他呼朋唤友，在这里高谈阔论，接打电话。他带朋友来我家，在这里他们除了吃饭，无所不为。[287]

图3-8　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在上海霞飞路家中。

这个时期，邵洵美常相往来的朋友大多是对外国文学精通的欧美留学生，有温源宁、叶秋源、林语堂、郁达夫、吴德生、全增嘏等。这些人热衷谈论西方文学，波德莱尔、T.S.艾略特的诗，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Booth Tarkington（布思·塔金顿）、Huneker、Chesteton、Northcliffe、Ouiller.Couch（昆雷·考什）、Faulkner（福克纳）的作品是他们的话题中心。这些朋友自然而然地和项美丽熟悉起来。[288]项美丽热情大方并且精通文艺，正是一个极其理想的沙龙女主人。在此处沙龙里，邵洵美等人商议成立了《天下》月刊[289]——和1932年的《论语》一样，《天下》月刊的产生也是邵氏沙龙的产物。这份月刊在向国外传播中国现代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综上所述，可以列出邵洵美沙龙的主要成员情况表。

表3-1　邵洵美的沙龙成员情况一览表（1927年-1937年7月）

资料主要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表列出了邵氏沙龙的主要成员名单，因人数众多，各个阶段的所有成员不一一罗列。

学者许纪霖曾对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做过研究，他认为都市知识分子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种：一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二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可以说，邵洵美的沙龙成员的团体认同具备了以上三个因素。对政治的疏离，对左翼文学的反感是邵氏沙龙的共识，可以说，他们具备相近的意识形态；而借助上海发达的报纸、杂志、书店这些现代化的文化工业所形成的交往网络，让邵氏沙龙群体有着鲜明的海派文人特色；邵氏沙龙既有学历较低的自由撰稿人成员，也有高学历和名校出生的林语堂、叶秋原、全增嘏、倪贻德等学者和知识分子，从而又让邵氏沙龙具备了第一种空间关系的特征。与此同时，在邵氏沙龙的交往网络中，传统的地缘、血缘等自然关系虽然不是主要作用，但依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从上表可知，邵氏沙龙成员以江浙人居多，其中，同乡关系在邵洵美圈子中依然起作用，这种借地缘关系而交游的情况并未因作家的政治倾向有所规避。邵洵美因同乡关系向徐懋庸约稿并进而结交，便是一例，徐懋庸为此还感叹：“两年以前，我投稿《人间世》时，有一回在文章中说起自己是旧绍兴府属人，这引出了前《论语》编者陶亢德先生的来信，说他和我是同乡，因此就约我替《论语》帮忙。这事和现在邵先生的事，前后何其巧合！《论语》的编辑人，为什么总有我的同乡在内，为什么陶邵两先生都根据同乡人的关系约我撰稿，这难道表示着编辑‘幽默’杂志实吾乡人士之特长，而且吾乡人士的‘乡谊’，格外来得深重么？”[290]——同乡关系与文凭身份、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缠绕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邵氏沙龙成员的身份认同最具复杂性和多元性。

而从年龄结构上看，邵洵美沙龙成员以“1900后”居多，中青年作家是这个群体的主力。邵洵美沙龙成员之间最初的交往遵循的是“以文会友”的模式，至于邵氏沙龙的活动方式，主要是聚会交谈，兴致高时常常通宵不眠。然而口谈毕竟有不足之处，于是便付诸笔谈。除了当面谈天，书信在邵氏沙龙里的功用也不可忽视。在邵氏沙龙成员那里，书信与其说是私人之间的来往，不如说更多的是“半公开”性质的赏鉴。甚至很多时候，为了表达某种文艺主张或者为同人造势而特意采用“书信体”。写给某一个人的信经常在朋友之间传阅或者直接发表到刊物上，当然，回信也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在邵洵美主编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上，体现得特别明显。《金屋月刊》特意设立了一个“金屋邮箱”的栏目，专门登载友人之间的来往书信：《金屋月刊第九十期合刊》中刊载了浩文（邵洵美）致葆炎（徐葆炎）和方光焘致章克标的两封信。前者讨论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后者讨论《金屋月刊》的编辑情况以及文坛消息。《金屋月刊》第12期，有浩文（邵洵美）致章克标的信，讨论“浩文的新诗”。而关于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一书，邵洵美（《一封关于忏悔录的信》[291]）、张若谷（《世纪病与忏悔录：答诗人邵洵美》[292]）、袅衣（《柬若谷洵美》）三人在《申报·艺术界》上以书信的形式往来酬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话题。总体而言，这些信件的话题大体不离文艺，有的点评各自作品，有的探讨翻译话题，有的沟通文坛消息，有的交流各自处境。

邵氏沙龙的成员不少是文艺期刊的编辑，相互之间常相应和。傅彦长创办《雅典》月刊之前，《狮吼》半月刊复活号早早地就打出了广告。[293]除此之外，邵氏沙龙也是一些杂志的策源地，像《论语》就是在沙龙的闲谈中产生的。沙龙成员基本上也是邵洵美所办杂志的撰稿人。1933年8月10日创刊的《十日谈》，创刊号撰稿人几乎清一色是沙龙成员。封面和插图作者有漫画家张光宇、张振宇、鲁少飞等，文字作者则有孙斯鸣、章克标、全增嘏、林微音等。在出版资源上，沙龙成员是共享的，沙龙成员的稿件经常性地刊发在《金屋月刊》、《真美善》月刊、《雅典》月刊上，所登文章也常相呼应，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沙龙-出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邵洵美显然获得了最大的“象征资本”。这从《十日谈》每期的文章排版可以看出。相对于同时代其他作家投稿、发表的困难，邵洵美在自家刊物上的“发声”显得畅通无阻，以第2期《十日谈》为例，这一期共有16篇文章，邵洵美本人作品就占了5篇，分别以浩文、郭明、汉奇、邵洵美的名字发表，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杂志篇幅，可以说，邵洵美是他构建的这个文化出版体系的最大受益者。[294]

图3-9　邵洵美（后排左一）、叶浅予（后排右一）、张光宇（前排左二）、张振宇（前排左四）。30年代中期摄于上海。

图3-10　张光宇为邵洵美译著绘制的封面《逃走了的雄鸡》。此书为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作品，画刊于《美术》杂志1934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尤其是画家的互动，是邵洵美这一文化沙龙的一大特色。张若谷、倪贻德、庞薰琴是上海艺术团体“决澜社”[295]和“摩社”[296]社员。画家在邵洵美沙龙里不仅是常客，同时也是邵氏沙龙-出版体系的重要成员，邵洵美一向与张振宇、张光宇、曹涵美三兄弟以及卢世侯、鲁少飞、常玉、庞薰琴等人交往密切，邵氏旗下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时代画报》等刊物和这些艺术家多有合作。杂志的封面、插图、设计、美编都由沙龙中的艺术家承担，与此同时，邵洵美也在主编的刊物中对这些艺术家大作推介。决澜社第三次展览后，邵洵美主编的《人言周刊·艺文闲话》栏目就刊登了两篇“艺术批评”，分别是林微音的《绘画展览会中的画像》和朱维基的《地之子》，对这次展览会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对庞薰琴的作品《地之子》予以高度评价。而在《时代画报》的《美术作品鉴赏》栏目里，邵洵美也经常推介常玉和庞薰琴的作品并配以文字解读。对常玉、庞薰琴这些先锋艺术家的推介，正是扮演了邵氏本人所倡导的“文化护法”的角色。邵洵美的交际网络和雄厚的出版资源为这些艺术家提供了平台，沙龙对先锋艺术家在中国的传播、被接受可谓功不可没。

大体说来，邵洵美的沙龙圈子成员基本上属于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邵洵美在其中是核心人物。在邵洵美组织的历次文友小聚中，谈话虽然散漫但却并非完全缺乏组织性，而是大致围绕特定的文艺话题，不乏专业洞见，也交流沟通着文坛的信息，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兼具同行批评、文坛快讯、文人交际等多种功能的平台。通过沙龙活动，邵洵美把这身边的文化人联系到一起，为之提供了一个高尚幽雅、气氛融洽的“文艺客厅”。在这样的文艺客厅里，一群趣味相投的文学爱好者既是创作者，也同时是读者、评论者，他们对同人创造的作品以及在生活中的特立独行、不羁和颓废、反抗等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肯定，又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自己的市场——这个特殊的市场在邵洵美以及其同人的圈子里以一种近乎大吹大擂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表现了出来。在金屋书店出版的同名刊物《金屋月刊》里以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案例。尤其是在杂志上刊登的广告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就在当时的文坛上至少造成了一种“现象”——对别的团体中的文人或是整个文坛表现出了一种社会认同的热烈态度，而这一认同对邵洵美的圈子而言，非常必需且重要。因为由此他们收获了支持，至少是关注。

1936年2月15日的《六艺》[297]月刊创刊号刊登了一幅漫画《文坛茶话图》。与漫画相配的文字是：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问题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茄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计有：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煌先生。[298]

这幅漫画涉及30年代文坛二三十位作家，有左翼、社会写实派、浪漫抒情派、新感觉派、现代派、唯美派、“第三种人”等，一向不睦的鲁迅与邵洵美也在画面上意外“相逢”，而尤让人惊讶的是，邵洵美竟然坐在主人的位置。或许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文坛聚会很难出现，而鲁少飞对邵洵美的褒誉（“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也或许和他们二人当时的身份有关（邵洵美是鲁少飞的老板），也许跟邵洵美的财富有关，总之这幅画难说不藏有鲁少飞的“拍马”意图，但这幅画反映的情境却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30年代的文坛实况。邵洵美其时自然不能在文学成就上端居首席，但作为文坛的交际领袖以及买单人的孟尝君形象却已经深入人心。[299]

值得注意的是，邵氏沙龙看似开放自由，人员多而身份不限，却因其独特的思想倾向而具有排他性。沙龙并不仅仅是邵洵美和他的文友们因相似的艺术理念聚到一起而相互影响的空间，实际上，邵洵美的贵族身份和交友圈子自然而然地把左翼文坛排斥在外（即使因个性相投的缘故，他与丁玲以及夏衍等人也有接触），这导致了圈子之外的文人的非难。鲁迅就对邵洵美多加指责，认为邵洵美是通过“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参见《准风月谈·各种捐班》）才捐做的“文学家”，并且讥讽邵洵美身边的这一文学圈子为“甜葡萄棚”，是一批溜须拍马之徒。

第四节　1933年海上文坛的“女婿”风波

二三十年代沙龙在国内兴盛发展，同时，也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批评。在上海，对邵洵美沙龙活动提出严厉批评的是鲁迅。鲁迅对“沙龙”这一新兴事物的态度虽未明言，然而从其对待咖啡馆的态度上可以推知一二。早在1928年，针对《申报·艺术界》上一则关于咖啡馆的广告，鲁迅先是冷嘲热讽了一番：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300]

接着做了如下几则声明：

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轻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301]

鲁迅虽然通篇嘲讽爱坐咖啡馆的文人，但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针对的是左翼作家，并没有涉及提倡咖啡馆最力的张若谷、邵洵美等，然而，鲁迅对类似于咖啡座谈的沙龙的态度已经有所显露。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进一步谈到了对“沙龙”的看法。他对部分左翼作家热衷“Salon”的行为做出了批评：“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302]鲁迅虽然批评的是左翼作家中的“清谈”者，然而对“沙龙”的整体态度已然包含其中了。

与张若谷等人对法租界霞飞路异国风光的迷恋不同，左翼作家对法租界的态度很复杂，有田汉等人的热衷，也有鲁迅的拒斥。鲁迅就曾告诫初到上海的萧军和萧红，不要和霞飞路上的俄国男女说俄国话，以免被告密惹祸上身。与张若谷等推崇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座谈正相反，鲁迅在生活方式以及饮食习惯上保持了传统特色，即便后来也光临咖啡馆，但他还是喝绿茶。绿茶与咖啡馆的对立，犹如鲁迅和沙龙文人的不同，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初始阶段并未引起什么风波，直到1933年。

1933年，海上文坛对于文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批判日见其多，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关于“文人无行”的争论。这种批判，主要基于对海上文坛文艺人士的行为做派的观察。1933年3月9日，张若谷在《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上发表《恶癖》，开篇即对“文人无行”做出界定：“‘文人无行’久为一般人所诟病。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这些“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张若谷命之为“恶癖”。鲁迅接起话头，著文《文人无文》，他对张若谷的界定不以为然，指出中国文人的“恶癖”不在搔头皮或是舔嘴唇，而在“文人无文”。具体而言，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坛现象：“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303]“文人无文”可说一针见血点出了上海文坛一部分文人不事著作投机取巧四处钻营的丑态，文坛上不少对此现象的批评，例如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林翼之的《文坛登龙术要》（《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14日）等。

接下来撰文参加讨论的有谷春帆：《谈“文人无行”》（1933年7月5日《申报·自由谈》），谷文认为：“实在，今日‘人心’险毒的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污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对此，鲁迅深有同感，发表《驳“文人无行”》，在鲁迅的解释里，某些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这改行是：“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像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304]这时候鲁迅的批评并未具体指向邵洵美，涉及的文人主要针对曾今可和张资平等。

不知是出于对此话题的关注，还是别有用意，邵洵美在1933年8月20日《十日谈》旬刊第2期刊出《文人无行》。正是这篇文章，挑起了1933年著名的女婿风波。在此文里，邵洵美将“文人无行”的“行”字，解释为“行当之行”。“文人无行”便是“文人没有职业之谓”，不仅文人常常没有职业，甚或正因为没有职业才做文人。接着，邵洵美得出了如下结论：

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成的。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305]

在此结论之前，邵洵美列举了五类“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类型。其中有这样两类：“（三）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或则以他曾参加过的某一集团的臭情秽史，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而名之为小说。”

“硬译”一词，众所周知，先是鲁迅《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识”里的“自谦”，鲁迅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306]这本卢那察尔斯基的译文集出版后，梁实秋撰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予以批评，而鲁迅随即又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相回应——以“硬译”为话题，1930年上海文坛展开了激烈的“鲁梁论战”。由此，“硬译”成了鲁迅的“标签”。至于“大学教授”“下职官员”也正符合鲁迅的生平，鲁迅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职，也曾做过教育部的官员，此处明显有讥讽鲁迅之嫌。

此文一出，捅了个大马蜂窝，正触痛了上海文坛自由撰稿人的软肋，尤其引起了鲁迅的愤激。[307]文章发表不久，鲁迅即在1933年8月26日以洛文的笔名发表了《各种捐班》一文。在此文里，鲁迅先是从清朝中叶的捐官现象引入话题，谈到民国捐“学士文人”的现象。既而总结道：“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308]在文末，鲁迅将此类文人命名为“捐班派”。

此篇虽未点名，然而讽刺对象已呼之欲出。“开一只书店”：邵洵美之前开过金屋书店；“拉几个作家”：邵氏沙龙人员众多；“出一种小报”：邵洵美此时办了《时代画报》，常登摩登女子和明星照片。事实上，在《准风月谈·后记》里，鲁迅已经明确承认此篇为邵氏所作，因为是个人文集，不比一年前在《申报·自由谈》上单篇著文，且经过了一年的论争，矛盾趋于激化，鲁迅在这篇后记里的文字显得格外辛辣：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诵。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309]

鲁迅之所以反应如此大，跟当年上海自由撰稿人的境遇有很大关系。30年代的上海，虽然出版业发达，然而文人的生活并不容易。经常有怨艾之言刊于报刊，讨论“文人无用”或是“文人无钱”等话题。

在这年头，除了极少数有特殊的地位的作家，每月所入足以应付衣食住之外；其他的一切握笔杆者，差不多都在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终日咬着牙根与穷鬼周旋，间亦有聪明能干的改途易辙，或奔赴宦海，不过那是少之又少。而别无旁路可走的就只有埋头硬干，以至于贫死、饿死、病死为止。[310]

鲁迅可说是文坛上“极少数有特殊的地位的作家”，然而鲁迅的境遇如何呢？看他写给曹聚仁的信件可知。1933年6月3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311]即便声名响亮如鲁迅，也常常发文不自由。综览鲁迅30年代的书信，比比皆是对此境遇的无奈和愤激之言。这与邵洵美有书店，有印刷厂，有杂志，想发文就发文，想出书便出书的一条龙式服务的自由相比，可谓悬殊。30年代的上海文学场，文学资本和商业资本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拥有商业资本的邵氏沙龙成员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政治，走一条相对独立的文艺之路。而鲁迅虽然有相当的文学声名和影响力，但在出版资源的掌握上却处于劣势。

《各种捐班》写于1933年8月24日，发表于8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仅仅四天之后，即1933年8月28日，鲁迅又以“苇索”的笔名撰文《登龙术拾遗》，发表于9月1日的《申报·自由谈》。这一次，鲁迅的话锋更确指了，将“捐班说”进一步深化，扩展到“捐班文人”的婚姻问题上，即本节所说的“女婿”话题。文章先从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一书中的“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至于会要招女婿”引题，得出“文坛虽然不至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结论。并详细释之：“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指认邵洵美的作品为“恶作”无可厚非，这是读者的权力，也是批评家的权力。然而接下来的一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用“赘婿”来指邵洵美，可谓不合事实。而写太太自打麻将云云，则完全是小说笔法了。[312]

以上两文是专门针对邵洵美而作。此外，在论及文坛现象的其他文章里，鲁迅也不时提及邵洵美这位“赘婿”。1933年8月29日，《由聋而哑》（署名洛文）一文：“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这里的“富户赘郎”明显是暗讽邵洵美。而后发表于9月11号《申报·自由谈》的《文床秋梦》（署名游光）（此篇作于9月5号）中的“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虽一提而过，却是继续就“女婿”问题讽刺邵洵美。

在邵洵美写作《文人无行》之先，孙用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满意”和“写不出”》一文，对邵洵美刊载于《十日谈》旬刊第1期的《写不出的文章》做出批判，《写不出的文章》中邵洵美有如下言论：“我是一个对于生活极满意的人，我觉得人到世界上来的确是来享福而不是来受罪的，但是要我把我满意的情形写出来，那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313]对此，孙用文中直指邵洵美“仰仗祖宗的遗产和老婆的妆奁而享福着的公子哥儿还有什么不满呢？”而“对于一切都满意的人，写不出文章来，是当然的。所以，创作是苦闷的象征”。既然“写不出，那就不必来献丑罢，还是去干那老行当，去调脂弄粉，做些似通非通，吟风弄月的歪诗，窃取‘诗人’的名号自娱吧！”[314]作者孙用乃是一个邮局小职员，文风简单直白，水平所限，因而这篇文章虽然率先批评邵洵美，并提出“遗产”和“女婿”话题，并未引起较大注意。

而以鲁迅老辣的文笔，短时期内又做了如此密集的批评，加之《申报·自由谈》的影响力，引起了文坛广泛的关注。仅仅一周之后，《中央日报》即出现了两篇反批评文章，均是针对《登龙术拾遗》一文。9月4日署名“如是”的《女婿问题》和9月6日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两篇文章显然是邵氏友人所作，是邵氏沙龙成员的应战。[315]

“如是”和“圣闲”明显猜到了“苇索”是谁：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至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暇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至于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316]

“俄国的女婿”云云明显是针对鲁迅（当时有“鲁迅拿卢布”的谣言）。接着如是又针对鲁迅文中所提及的“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一句做出反驳：

能用妻子的陪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317]

而圣闲的文章开头便对鲁迅的作文动机做出嘲讽：“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318]接下来作者发问：“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还可以做文人的呢？”这个问题明显击中了鲁迅文章的软肋。因为的确如作者所说，做文人同时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不论是穷岳家的女婿还是富岳家的女婿，都无可厚非。“可是《自由谈》之流的撰稿人，既经对于富岳家的女婿取攻击态度，则我们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该再跨上这个文坛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冲突的，二者只可任择其一。”[319]——按常识，不论穷岳家还是富岳家的女婿，也都是可以作文人的。圣闲的文章似乎堵住了鲁迅的嘴。

不知是不是没有及时看到这两篇文章，9月14日，鲁迅撰文《新秋杂识（三）》（此篇署名为旅隼），没有立即回应“女婿问题”，而开始“谈诗论文”。文中，鲁迅由悲秋引入话题，提到“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于是作了两句新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接着鲁迅觉得此诗写得不好，译为旧诗：“野菊性官下，鸣蛰在悬肘。”接下来议论道：“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的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320]通篇看起来，并无不妥，不过是讥讽诗坛热衷雅化、朦胧化、刻意求费解的弊病而已。然而，鲁迅又加了最末一句：“质之以‘新诗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此篇单为最末一句而作，轻蔑之意溢于言表。

然而在9月19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就注意到了《中央日报》上的文章——“宁报小评，只曾见其一。文章不痛不痒，真庸才也。”[321]9月20日《致黎烈文》再度附言此事：“邵公子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报》上颇有为该女婿臂助者，但皆蠢才耳。又及。”[322]许寿裳和黎烈文，一为鲁迅至交好友，一为《申报·自由谈》编辑，鲁迅对二人不避嫌疑，直斥对手为“庸才”“蠢才”，而对邵洵美，首称“邵公子”，后径自以“该女婿”代之。也可见，鲁迅对此事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注。

自十月份始，鲁迅开始与施蛰存就“书目”一事发生辩论，半个月内连续撰文《重三感旧》（10月1日）、《“感旧以后”（上）》（10月12日）、《“感旧以后”（下）》（10月12日），精力和重心都转到施蛰存身上。直到10月19日，鲁迅才撰文《“滑稽”例解》（发表于10月26日《申报·自由谈》），对如是和圣闲二人反批评文章做间接的回应。首先鲁迅先就“滑稽”一词发言，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有滑稽。而这些滑稽，往往在于所谓正经事上。接着鲁迅举了两个例子。其一即为《十日谈》与《晶报》打官司一事。“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323]这段话说的是鲁迅所谓“邵公子打官司”一事。这其实是邵氏旗下杂志《十日谈》惹起的官司。1933年8月20日，《十日谈》刊载章克标《朱霁春亦将公布捐款》的短评，其中有批评《晶报》等小报记者为“人渣”之语。《晶报》由此对发行人邵洵美提出诉讼，经协商调解，《十日谈》于1933年9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向《晶报》表示道歉。此处，鲁迅将《十日谈》创刊时的宣传广告和道歉文拉到一起，“‘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这一次“误会”不能就说“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误会”一次不一定就没“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偶然的官司后的道歉并非“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鲁迅将二者糅杂一处得出的结果是：“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其实，似乎并无可笑之处。

而对于对手提出的“女婿与文人的关系”的问题，鲁迅并未做出直接回应，而是针对圣闲的酸葡萄比喻开始“打诨”：“‘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324]文末作结道：“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于奇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鲁迅没有直接应对，只是“一嘘了之”，觉得“不值得反驳”。[325]这是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在这个回合里，鲁迅主动出击，而邵洵美未作正面回应，只邵氏周围的文人撰文予以反驳。

然而对于鲁迅的批评，邵洵美显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十日谈》旬刊第3期邵氏撰《不能说谎的职业》批评文坛上说谎的几种情形，其中有一条说的就是鲁迅：“（4）做文章受了奚落，便造些新闻来揭示人家私人的琐事，结果被公认为下流作者。”这回应比较草草，一带而过。第4期的《十日谈》上，邵洵美又作《文字狱》一文，对鲁迅进行“全面的”冷嘲热讽：

但是再看一看闹着普罗的文坛上，却已登龙有人，南面称王的着实不少：左右有嫔妃，周围有跑龙套，学问不亚秦始皇，相貌亦很像大日本帝国真种，他有领土，也有属地，他却也犯了歇斯脱利症。因为他的经验有限，他觉得文人的头衔只有用欺骗的手段可以得到，他觉得金钱只有向女人家献媚可以得到（或间接地从女人身上发财，如出版情书集之类）。他觉得言论自由很便利，但是只准他一人说话。

但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却在他“百姓有罪，罪在朕躬”的态度。譬如人家写篇文章指摘社会上一般的丑现象，他便咆哮如雷说：“这是在指摘我！”譬如人家当心恶狗，他又说：“这是在当心我！”他于是立刻呼奴使婢，调兵遣将，带着明枪暗箭，厮杀而来。人家本无心作战，只是以逸待劳，看他像猴子耍戏般做了一套又一套。他直耍到筋疲力尽，方才觉悟自己已做了半天的小丑，于是又大声呼冤，结仇更深。

像这种认不清身外一切的东西，倒的确是言论自由的戕贼！[326]

文中影射鲁迅的婚姻、相貌、性情，言辞尖利，十分刻薄。《文字狱》一文明显带有意气性质。除此之外，《十日谈》还发表《鲁迅翁之笛》的漫画，挑起了新的事端。

此漫画刊载于《十日谈》第8期，发表后立即引起了震动。据编辑章克标回忆，画家陈静生与章氏、邵氏皆不相识，纯粹投稿而已。然而正处论争的关键时刻，陈静生绘制此漫画，难免让人怀疑拍老板邵洵美的马屁。发表后，曹聚仁在《涛声》里即刻发表了批评文章，将其斥为文人无行之一种。而鲁迅也很快由曹聚仁处得知此事。1933年11月13日鲁迅致信曹聚仁：“前在《涛声》中，知有《鲁迅翁之笛》，因托友去买《十日谈》，尚未至。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当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亦颇懵懂，见批评而悻悻，也当然的。不过凡有漫画家，思想大抵落后，看欧洲漫画史，分量最多的也是刺妇女、犹太人、乡下人、改革者、一切被压者的图画，相反的作者，至近代始出，而人数亦不多，邵公子治下之‘艺术家’，本不足以语此也。”[327]鲁迅将陈静生也看作了邵洵美治下一员，虽未属实，然而邵洵美、章克标作为编辑的意图却是明显的：一面回应论敌，一面借此扩大《十日谈》的影响力。[328]

图3-11　《鲁迅翁之笛》，作者陈静生，刊于《十日谈》第8期，1933年10月20日。

鲁迅的应对是依然在诸多文章中继续调侃“该女婿”，1933年11月7日《商定“文豪”》谈及文人的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引玉集·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1934年1月20日）：“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329]《花边文学》中《谩骂》（署名倪朔尔，《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2日）：“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谩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在与施蛰存的论争文章《“感旧”以后（上）》里，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330]然而，在批评或是讥讽邵洵美的文章里，多次提及“赘婿”的暗箭里，鲁迅却也使用了“现在的摩登文例”了。

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鲁迅曾表达过对写作此类论争文章的态度。1934年1月17日，鲁迅在给黎烈文邮寄文稿的信中将其称做“无聊文”。“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然或尚不至有大碍耶？”[331]“此次”指的是后来收录于《花边文学》中的《谩骂》一文。一面“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一面在致杨霁云信中，却又后悔：“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332]然而虽然也后悔，鲁迅还是选择“继续战斗下去”。对待文学论争的态度，鲁迅在致友人信中说得很明白：“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绝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333]“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334]然而，鲁迅可能忽略了。他指认邵洵美是盛家女婿是事实，说邵洵美的诗是恶作，也可谓个人观感，然而他说邵洵美是由“女婿”而捐班为“诗人”就不全是事实了。

鲁迅对邵洵美圈子的厌恶不只出于文艺论争，还和双方的性情有关。就在写作《准风月谈·后记》不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有这样的话：“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该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335]不只讨厌江南才子，鲁迅也不爱江南。[336]而当年徐志摩在文坛有“江南才子，一品诗人”之说，邵洵美是一向服膺徐志摩的，邵周遭的文人又以“西装少年”为主，提倡沙龙和咖啡馆座谈，可谓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做派，正是鲁迅最讨厌的类型。此外，鲁迅对交际应酬一向比较反感，曾说过“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337]。《19340813致曹聚仁》：“昨天我没有去，虽然并非‘兄弟素不吃饭’，但实在有些怕宴会。”《19340904致王志之》：“我因向不交际，与出版界很隔膜，绍介译作，总是碰钉子居多，现在是不敢尝试了。”这种态度和邵洵美等人热衷沙龙聚会以及倡导“文艺社交化”正是形同水火。——张若谷咖啡馆文人群体和邵氏沙龙文人后来部分成了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成员，[338]鲁迅对其批评在这一场民族文艺论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这样批评由沙龙文人转化而来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成员们：“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339]

言归正传。1933年10月以后，鲁迅频繁地就“书目”问题与施蛰存论争，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他与邵洵美的论争则显得有点“游离”，一开始并未直接点名，而后一再冷嘲热讽。而邵洵美也未直接应战，只在文章里指桑骂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也曾被放过几次暗箭，但是我没有本领回手，‘一只盘不响，两只盘叮当’，一拳来时，并无一脚去。”[340]可以说，第二个回合，双方都在打太极。

第三个回合，邵洵美和章克标唱了一出双簧戏。利用旗下的《人言》杂志，对鲁迅耍“阴招”。就是在这个回合的论争中，邵洵美沙龙“荣膺”了诸多“雅号”：邵洵美乃“主公邵诗人”，邵家客厅成了“邵府”，章克标是“帮闲专家”，众客乃“邵家将”，整个邵氏周围的沙龙文人圈子，鲁迅戏谑为“甜葡萄棚”。

1934年3月3日，“甜葡萄棚”成员主持的《人言》杂志上刊登了署名“井上”翻译的鲁迅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日文文章《谈监狱》，“井上”实乃章克标的笔名。前有“附白”，后有“识”。

顷阅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迻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译者井上附白。

正文（略）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为可用，当再译寄。译者识[341]

鲁迅一眼看出了译者是谁，“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章克标晚年对此承认。据他所云，编者注乃邵氏所加。这篇编者注写得颇有心机，邵洵美先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而“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然而这冠冕堂皇并非邵氏的真正意图，邵洵美的别有用心在下面的一句：“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此话明显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针对的是之前鲁迅多次称他为捐班文人的批评。

正如鲁迅所云，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其中的确含着甚深的杀机。然而鲁迅的回击却是“臆想式”的：

他们的主公邵诗人，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342]

邵洵美的颂扬白诗人，和这个论争其实完全不相干，鲁迅此处概因愤激故，犯了断章取义之误。之前，在谈论《十日谈》官司的时候，鲁迅的批评亦是如此。接下来鲁迅的回应是继续在书信或是杂文中重复“赘婿”的说法，基本上是以前观点的重复，旁敲侧击冷嘲热讽。[343]面对鲁迅的嘲讽，邵洵美很难开口。他不能说自己不是盛家的女婿，也不能说自己的家本来就富有，不需要妻子的钱。更不能说自己的诗很好，不是捐来的。这些辩解是最直接的反驳鲁迅的论据，然而不能说，因为一旦说出，则沦为笑谈。这大概是邵氏一直采取迂回战略的原因。

直到1935年，在《劝鲁迅先生》一文中，邵洵美才首次正面回应“捐班说”：

文学批评竟然变成了对于个人行为的指摘，甚至造谣诽谤无所不至。譬如说，鲁迅先生便总骂我“有钱”。我有没有钱已经是一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它的来源是否如鲁先生所说的更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和我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关系呢？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什么一种作用呢？这一类的文章，他写了已有一年多，我从未与他相骂；但是一方面他还是写个不停，而另一方面人家且以造谣诽谤咒骂挑拨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长此下去，其流毒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必要了。[344]

1936年在《论语·编辑随笔》中，邵洵美继续回应1933年的女婿风波：

洵美本人对鲁迅先生的文笔是一向佩服的。前几个月鲁迅先生在病中所发表的一封给托洛斯基派的公开信，真是其言也善，态度光明。但是最近这封信却充满了私人攻讦，大有返老回童之象。洵美对于鲁迅先生的私人攻讦的文字是一向看不起的，因为他对于洵美私人所说的话（见《准风月谈》等）完全是造谣。我想诚恳地希望他老先生拿些比较好的榜样来给他的一群青年门徒。[345]

那么，邵氏的家财与他的文学行当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同时代人也是邵的朋友章克标有如下议论：

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这三个人格中穿梭往来，盘回反复，非常忙碌，又有调和……这三个人格得以调和与开展，主要依靠金钱资财。大少爷要挥霍结交，非钱不行；办出版事业、开店当然需要资本，而且未必一定会赚钱，赔了本时，还得把钱补充、追加进去；做诗人似乎可以不要钱了，古时贫苦而闻名天下的诗人很多，但现代社会，做诗人要结社集会，要出刊物，印集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都得花钱。所以钱是最为必须的一种基础，基本的根基，有了钱才可以各方面有展布。[346]

在章克标眼里，邵洵美虽然同时占据着三个身份，但最根本的却是“大少爷”这一角色，如果失去了这一角色，那别的身份也将不再理所当然。章克标指出邵洵美之所以能够协调三个身份，主要的是因为其拥有丰厚的资财。我认为此论比较中肯。正因这些丰厚的资财的运作，借用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邵氏及其沙龙中人或多或少赢得了文坛上的“象征资本”，得以快速成名。这与鲁迅等作家真刀真枪赚来的文名自然是有差异的。在这一点上，鲁迅批其为“捐班文人”有着相当的洞察力和清醒意识——虽然这些批评因为个人意气，也多有不实之处和苛责之词。鲁迅的批评虽然刻薄了些，对邵洵美及其周围的文友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定论，但鲁迅从对立面的角度也深刻地指出了邵洵美及其沙龙文人圈的“潜规则”。

这场关于“女婿”的文字论争，其实是对30年代文坛话语权的争夺。当邵洵美以雄厚的经济资本在文坛上采用“颠倒的经济逻辑”以获取“象征资本”之际，作为文坛前辈的鲁迅对此表示出了坚决拒斥的态度，他对邵洵美作家身份的否定（斥其为“捐班文人”）即是在此意义上进行。

第四章　客厅内外：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知名的诗人、建筑学家、小说家，同时，她还是著名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她主持了北平时期享誉文化圈的沙龙——“太太客厅”，她的沙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却对当时的文化、文学圈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参加沙龙的人物大多为当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等等；二是林徽因注重提携后进，一旦受邀进入“太太客厅”，文学新人们也便迈入了文坛的门槛。在这一点上，卞之琳、萧乾、沈从文等都从中获益良多；三是林徽因在主持沙龙期间，参与了几次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其一为：参与“《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活动”，其二为：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这些活动让林徽因在当时的文化界声名远播。

林徽因的沙龙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沙龙，它具备了沙龙的基本形式，传承了来自法国沙龙的文化传统：由美丽、知性的女性主持，参与者来自各个领域，话题自由广泛，同时，它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初期中国特色的思想状况密切相连，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之后启蒙思想背景下的一个文化景观呈现。此外，林徽因沙龙的意义在于第一次高调地打出了女作家主导男性舆论的旗帜，之前，凌叔华、陈衡哲等也主持过小型的文人聚会，但圈子较小，影响不大，和林的沙龙尚不能相提并论。林的沙龙大概于1931年后兴起并声名远播，在此之前20年代末的上海，曾朴、曾虚白父子曾一度欲寻一位理想的沙龙女主人，先后考虑过王映霞和陆小曼两人，均因二人思想见识以及志向兴趣性情等诸多不合未能如愿。林徽因“太太客厅”在30年代北平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遥遥迎合了曾氏父子对新型文艺女性的期待。当年知识界对待林徽因的沙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围绕在林氏沙龙周边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和诗人们，他们很欣喜地接受了这种取法于17/18世纪英法沙龙的新型社交方式，因其既文雅有趣，同时促进文艺事业，还有助于发展友情。另一方面，以冰心、钱锺书为代表的圈子外作家对此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以讥讽的立场来看待这一文人聚合。如果说冰心的小说还有可能是才女之间“既生瑜何生亮”式的嫉妒，那么钱锺书小说《猫》里的作家立场便很值得玩味。

第一节　沙龙女主人的成长

在林徽因成长的道路上，家庭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教育中，有两位长辈给了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最多的启蒙和引导。其中之一便是祖父林孝恂。其二是父亲林长民。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己丑科进士，后任职翰林院编修，然而这位一生受科举教育之惠的传统文人却并不墨守成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林孝恂思想开明，对子弟的教育中西并进。在自家的私塾中，林孝恂开设东西两斋，延请塾师分别教授中西之学，中学教师请的是古文翻译大家林纾，新学教师乃林白水。在这样的家风中成长起来的林长民，聪慧伶俐，热衷新学。1906年林长民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这时期，林徽因正处幼年，随同祖父居住在杭州。这段童年时光，给了林徽因最初的人生启蒙。

1909年林长民归国，开始步入仕途。虽然从事的是波澜诡谲的政治活动，林长民的骨子里却依然有文人的诗酒风流。忘年交徐志摩在纪念文章中如此形容林长民的风度：

可惜当时不曾记你摇曳多姿的吐属，蓓蕾似的缀满着警句与谐趣……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倦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是不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无“执”无“我”的精神。[347]

父亲的性情显然给少女时代的林徽因很大影响，潇洒俊逸，善清谈，不虚伪，不矫饰的优点也同样被林徽因继承。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林长民继承了父亲林孝恂的开明。1916年，林长民送林徽因入培华女中就读。1905年，美国人林乐知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中对中国女子教育提出了期待：“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丽落，而无所粘滞焉。”[348]这也正是林长民对女儿的教育期待。林长民将女儿送入教会学校就读，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20世纪初，教会学校一改早年主要招收贫苦子弟的状况，以兼通中西礼仪，学习新知，成为一时风尚。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贝满女中等开始成为众多“大家闺秀”转向“淑女”的时髦选择。林徽因在培华女中的学习可以说奠定了她此后人生的底色，不拘俗的性情，开阔的视野，都起源于此。

在和女儿的相处上，林长民是父亲，更是老师和朋友。他像朋友一样对待女儿，曾向徐志摩感慨：“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349]1920年，林长民因公务赴欧考察，携林徽因同行。他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望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350]欧游期间，林长民经常在家邀客聚谈，今存不多的书信中，有多封涉聚会饮宴之事。所邀客人，正如其信中所云，多为“新交忘年”，而这些“忘年”之交，又“皆是可人”[351]，且对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家庭社交聚会，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沙龙。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少女林徽因耳濡目染，是学习，也是锻炼，这都为她婚后自己独立主持文化沙龙打下了基础。

除了家庭和学校教育，林徽因的婚姻也给了她很深的影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是由梁启超一手促成。[352]可以说，梁启超是林长民之外，林徽因的又一个“知己”。在性情上，梁思成和林徽因截然不同，梁思成个性沉稳内敛，不善言辞，甚至连梁启超都对他不无抱怨，认为儿子写给自己的书信太少，而且信中很少谈心。林徽音的个性却是爽朗大方，深受梁启超喜爱。早在成为梁家儿媳之前，梁启超就曾多次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称赞林徽因。1923年8月8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的信中提及“思成、徽音来信，寄来一看，便可知道他们现时情状（也可以见那位不爱羞的女孩儿如何可爱）”[353]。此处，梁公特意点出准儿媳的“不爱羞”。在别一处，梁公又云：“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354]实则主要说的是林徽音。[355]《1928年8月22日致梁思顺》：“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356]在林长民去世之后，梁启超劝说林徽因继续学业。

对于这段婚姻，梁启超很是得意。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徽音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357]和林长民一样，梁启超对林徽因的期待并不是希望她做一个打理家庭事务的旧式女性。还在订婚期间，梁启超对林徽音这个准儿媳已经抱有很大期望。希望林徽因能鼓起勇气，发挥天才，完成学问，将来替中国艺术界做出贡献，并多次在书信中给予教导。

来看一封梁启超的家书，写于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启超专门向梁思成、林徽因谈及自己治学的心得：

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集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358]

“烂漫向荣”的长处，在后来的林徽因身上有着鲜明体现。[359]

林徽因正式步入国内文化圈，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期。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梁启超、林长民的邀请来华访问，作为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准儿媳，林徽因近水楼台先得月，高密度地参与了一系列文化活动。泰戈尔在北京的多次观光和宴会，林徽因都曾陪同参加。而在庆贺泰戈尔六十四岁寿辰的晚会上，林徽因更是大放光彩，主演泰戈尔诗剧《齐特拉》中的公主齐特拉一角。当年《晨报副刊》有评论道：“林宗孟君头发半百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徐的滑稽神态，有独到之处。林女士徽音，态度音吐，并极佳妙。”[360]而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三人合影刊于报刊，更被誉为“松竹梅三友图”。吴咏在《天坛史话》中也记载了这一盛事：“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副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林徽因人名先于文名，在北平文化圈开始为人所熟知。这时期，林徽因尚未开始文学创作。然而对文艺的热情和积极的文坛交往已经让她崭露头角。尤其是，徐志摩对其推崇备至。1924年8月7日，徐志摩致胡适信：“老实说我是舍不得北京的，北京尤其少不了这三、两个老朋友，全靠大家抟合起来，兴会才能发生。我与欣海这次从日本回来，脑子里有的是计划，恨不得立刻把几个吃饭同人聚在一处谈出一点头绪来。徽音走了，我们少了一员大将，这缺可不容易补。”[361]将林徽因视做身边文化人中的一员文艺“大将”，这里面不排除“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成分在，也折射出林徽因本人在文艺圈的活跃。

图4-1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林徽因与泰戈尔、徐志摩、蔡元培、梁思成等合影。

第二节　林徽因沙龙的活动

在林徽因举办沙龙之前，北平已经时兴举办茶会的风气。“茶会”也即“沙龙”的另一种说法，这一西方国家流行的社交方式，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业已流行开来。其中，一部分热衷者为外国人，此外便是曾留学欧美的北平几所大学的教授们。外国人举办的茶会，常常邀请中国文化人参加，胡适、徐志摩等是这些茶会的常客。这些茶会的主人，不乏有学问有趣味的知识分子。徐志摩在《致陆小曼310322》中为他们辩护：“昨今两日特别忙，我说你听听：昨功课完后，三个地方茶会，又是外国人。你又要说顶不欢喜外国人，但北京有几个外国人确是并不讨厌，多少有学问，有趣味，所以你也不能一笔抹煞。”[362]

胡适在日记中对参加茶会亦有多次记载。1934年2月22日日记：“赴Miss Ida Chamberlain[艾达·张伯伦女士]约吃茶，她是一个美国音乐家，想用《长恨歌》大意作一大曲。”[363]1934年3月25日载：“到Miss Ida Hogt Chamberlain[艾达·张伯伦女士]家茶会，与郑颖孙同去，听伊弹自做曲。”[364]然而胡适对某些茶会的形式也有非议：“下午到一个无味的茶会，俗不可耐。美国妇人往往有这种无聊举动，最可厌。”[365]胡适并未谈到美国妇人“无聊举动”的具体所指，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女性主持的沙龙。外国文化人也每每在中国举办茶会。胡适日记1921年6月29日有杜威举办茶会的记录：“三时许，到公园。杜威先生夫妇今日邀了一班朋友吃茶，我替他们订座，故到那里帮他们一点忙。茶会散后，我同王文伯到西车站吃饭。”[366]

至于中国文化人的茶会，当时王力、陈衡哲、冰心、金岳霖等人均曾主持过。赵元任夫妇曾举办茶会。胡适日记1921年6月26日记载：“下午，元任夫妇邀科学社会员到他家茶会。元任谈“南腔北调的讲演”，论中国字四声（以至八声九声）都是一个腔调的问题，他用琴弦表示各地方言的声别，甚精细有益。”[367]陈衡哲的茶会上，冰心、凌叔华、杨振声、沈性仁均在座。[368]冰心的茶会上，梁实秋、吴景超及燕京学人是主要客人。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及其同居女友丽琳·泰勒也有定期举行茶会的习惯。金岳霖虽是学哲学的，然而却是新月社的积极分子，在社中人缘极好。徐志摩初回京之际，便由金岳霖召集新月旧侣二十余人为其接风洗尘。[369]这些人有：任叔永夫妇、杨景任、熊佛西夫妇、余上沅夫妇、陶孟和夫妇、邓叔存、冯友兰、杨金甫、丁在君、吴之椿、瞿菊农、彭春等。正是这些新月旧侣，日后成了“金-林沙龙”的主要成员。某种程度上说，“金-林沙龙”促成了后期新月派的形成。

关于金岳霖的茶会，胡适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Swan, Prof&Mrs 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繴黄、奚若夫妇、端升、熊□□。我们谈英美的新诗，请Jameson（詹姆森）试说T.S.Eliot（T.S.艾略特）的诗究竟有何好处。他说的也不能使人满意。Miss Jones（琼斯小姐）也说她不能懂T.S.Eliot的诗。读了毫不懂得。”[370]通过这则日记，我们可以开出一份金岳霖早期沙龙的成员名单：胡适、Miss Jones、Mrs Swan、Prof&Mrs 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徐志摩、任鸿隽夫妇、张奚若夫妇、钱端升、金岳霖等。热情的林徽因显然也是这些茶会的常客。胡适日记1931年2月8日记载：“到王文伯处吃茶，有林徽音、梁思成及奚若。”可以看出，以上这些茶会的成员明显存在着交叉，呈现出沙龙之间的一种流动性。林徽因在参加这些茶会的过程中，作为客人，显然从中收获颇多。这为她日后自己举办茶会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1931年3月初至同年10月间，林徽因因病赴香山休养，徐志摩、沈从文、凌叔华、罗隆基、张歆海、韩湘眉等常去香山看望。这段时期，是林徽因文学创作的激发期，香山幽静的环境，诸位友人尤其是徐志摩的真挚友情，促进了林徽因诗歌创作的灵感。林先后写作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那一晚》《激昂》《一首桃花》《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等多篇诗作，这些诗大多经由徐志摩之手发表在《诗刊》上。可以说，徐志摩是林徽因跨入文坛的第一个领路人，不仅如此，常来探望的这些朋友，也大多是徐的“新月旧侣”。而开始涉猎文学创作，为她日后举办沙龙显然提供了最切实的话题。

1931年10月，林徽因一家开始迁居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居住。1932年，金岳霖和女友丽琳·泰勒分开，也搬至北总布胡同居住，与梁氏夫妇比邻而居。梁家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不久，“太太客厅”开始成形。这个沙龙很快在北平文化圈传播开来。林徽因沙龙的开办无疑有上文分析的各种因素的促成，然而在开办之初，邻居金岳霖却是更重要的吸引力。金岳霖这时期继续保持了每周六举办茶会的习惯，金岳霖的茶会“以食诱人”。多年国外求学的经历让金岳霖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完全西化了，他吃洋菜，请了专门的西式厨师，招待客人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厨师按自己要求的浓度做出。[371]因金是湖南人，久之，这个茶会便以“食”闻名，有了一个“湖南饭店”的代称。之前的老客人们继续来访，同时也增添了新的客人。茶会常客之陈岱孙有专门的回忆：

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 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 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372]

图4-2　30年代，金岳霖和“湖南饭店”部分成员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表4-1　金岳霖“湖南饭店”成员情况一览表（1931年-1937年夏）

资料主要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从上表可知，金家茶会的客人正如陈岱孙所说，大多有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海外名校的教育背景，且多为校友，在这个群体中，借助地缘关系的集合显得无关紧要，而主要因为同学、同校、同业的关系有了密切的交往。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拥有了名校文凭，就获得了优越的文化资本，布迪厄将这些名校毕业生称作“新宰制阶级”。[373]可以看出，在金岳霖的湖南饭店经常出入的，大多是因高学历和名校背景而集聚在一起的学者。相比于上海沙龙成员的以文艺界人士和边缘知识分子为主，可以说，在性情、品位及娱乐上都有很多不同。所学专业则分属多个领域，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历史学都有。在3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最顶尖的知识精英的集合。

至于所谈话题，金岳霖对此有专门的回忆：“三十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374]在另一篇文章《邓叔存是我朋友中最雅的》金也提到“星六碰头会”的内容：品评人物。比如金岳霖对邓叔存下过这样的断语：“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红’，就我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特别是枣红，褚红。雅有和颜色类似的直接呈现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大都不知道，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375]这个观点很新颖，与会者朱自清特意写了详细的日记记录了下来。

赴金龙荪先生茶会。林徽音甚修饰，梁思成亦甚潇洒，有陶孟和夫妇、李健吾夫妇、张奚若、今甫，谈笑甚欢。林论庆生社剧，非只脸谱为妙，其实架子亦好。诸人话题，从仆役之蠢至中国语文之不清晰。后一问题系陶提出，陶坚信中文不如西文。金谓字有三种，如几何系统中之四方，不会弄错，如说红，就靠感觉，最麻烦的是俗气等等。张奚若则谓中文难学。张叙述故事，诚如林徽音所云，嫌啰嗦。[376]

“林徽音甚修饰”这一细节值得关注，虽然作为客人参加金家的茶会，林徽因也是颇为用心。后来，金家茶会的成员也逐渐向林家客厅转移，几乎形成了一个沙龙两个中心的局面。据费慰梅回忆：“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377]而每周六下午，当金岳霖召开茶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穿过这扇门，走到金家的客厅。

不得不说，林徽因是个极佳的沙龙主人。除了对建筑“本色当行”，在文学上，各种体裁都有所涉猎，此外，她还曾对舞台设计、期刊插图及封面做过尝试。兴趣爱好的广泛，让林徽因对多个领域都有了发言权。“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378]与上海地区的两大沙龙的主人一样，北平太太客厅里的这位女主人也有着出众的口才。萧乾感叹道：“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379]除了言谈艺术出众，林徽因的个人风度以及社交能力也很高超。沙龙的稀客卞之琳回忆自己初次走进客厅之际，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380]。而熟客费正清则说林徽因“她擅长交际，而且极富魅力，无论在家还是在其他任何社交场合，她永远都是目光的焦点”[381]。沙龙由这样一位女主人主持，自然容易赢得众多文化人的青睐。

然而与其他沙龙主人不同，林徽因并不是很能“取悦于人”。在西方沙龙史上，成功的沙龙往往有一位善于倾听引导话题的女主人，即便在中国，在冰心举办的茶会上，用冰心自己的话说，她乐于充当“煮咖啡”的角色。而林徽因不同，林徽因锋芒毕露，借用李健吾的话说，“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美貌，加上才华，再加上如此争强好胜的性情，让林徽因很难和女性相处，“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李健吾语）。这评语虽然略显夸张，但想来也不是空穴来风。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中对此也挖苦再三：

——袁小姐是个画家，又是个诗人，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也是这“沙龙”中的唯一女客人。当时当地的画家女诗人当然不止袁小姐一个，而被我们的太太所赏识而极口称扬的却只有她一人！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而不守旧，不琐碎，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画家，诗人，却都多数不在我们太太的眼里，全数不在我们太太的嘴里，虽然有极少数是在我们太太的心里。[382]

冰心在小说里批评林徽因虚荣造作，但据众多成员回忆，都认为林徽因坦率真诚。林徽因沙龙很少有同辈女性出现，除了费慰梅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一点招致了不少流言蜚语。不仅冰心，在沙龙中人也即林徽因朋友的回忆里，也显示出一种对性别意识的强调。费慰梅谈到林徽因的健谈：“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383]将沙龙成员定义为林徽因的“爱慕者”，费慰梅的这一界定值得玩味。[384]40年代，施蛰存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上一二句话，转换话题。”[385]萧乾也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386]金岳霖、沈从文、梁思成似乎都可以划归“爱慕者”的行列。此时的林徽因，仿佛正符合了几年前上海曾朴老夫子的期待：“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因此，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387]

如果真如以上几位所说，林徽因如此健谈以至于别人都插不上话，那她其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沙龙女主人。因为就沙龙社交而言，最需要的正是一种平等而反对专制，西方沙龙史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女主人，都是以善于取悦客人、适时地引导谈话的走向、并激发他人的灵感为荣，而在林徽因这里，她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一个“中介者”，而是要自己决定并主导整个沙龙交谈。于是，在林家客厅里，更多的是林徽因本人的一场独角戏，太太客厅某种程度上成了她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也或者正是这一点缺乏谦逊、过于热衷展露自己的才华，以及太过敏捷的反应力和雄辩的口才，刺痛了其他女性的自尊心。如果说男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性的尊重和“爱慕心态”或许还能接受，同样自视甚高的其他女性显然不能容忍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林徽因仿佛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她的沙龙除了费慰梅外，很少邀请女客。在林徽因的沙龙里，我们看不到当年知名的同样热衷沙龙的其他几位女作家的身影，像陈衡哲、沈性仁、冰心等，这有意无意中便显示出了某种傲慢。这一点招致了冰心的极大反感。

然而女性的缺席并没有影响林徽因沙龙的影响力。有金岳霖、沈从文等“爱慕者”的捧场，林徽因沙龙日渐闻名，并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封闭式的精英圈子。这些常客可以说是30年代最优秀的一批学者的代表。

下面是据已有材料列出的“太太客厅”的主要成员。

图4-3　30年代，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在北总布胡同3号梁家客厅合影。

表4-2　林徽因“太太客厅”沙龙成员情况一览表（1932年-1937年6月[388]）

从沙龙成员上看，我们可以发现，和金岳霖的“湖南饭店”成员有着相当大程度的交叠。事实上，正是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推崇，才有了这些客人的流动。否则，单以林的个人风度和文艺才华是不足以凝聚诸多领域的学界精英的。在年龄结构上，沙龙成员大多比林徽因年长。对于这个问题，林徽因本人也意识到了，在给好友费蔚梅的信中，她不无抱怨地写道：“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389]显然，太太客厅并不以专业的学术讨论为主要话题——朱光潜的读诗会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客人们到林家来，更多出于社交和休闲的目的，这些在各自领域声名遐迩的学者，虽然对文艺感兴趣，但文艺并非其专长，故对文艺的讨论属于一种“情趣的闲逸”。相反，倒是沙龙边缘成员沈从文、萧乾和沙龙女主人更为投缘。从这个层面上说，林徽因对她那些“老朋友”的不满，正暗示了这个沙龙的社交性和休闲性质。

梁思成是林徽因客厅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太太客厅”的男主人，然而目前关于林徽因沙龙的回忆文章中，对梁思成在沙龙中的角色的回忆几近空白。“太太”的风采完全盖过了“先生”。在两篇影射小说中，都涉及了这位男主人。在冰心笔下，梁思成在沙龙中的角色常常身处尴尬情境：“我们的太太在种种集会游宴之中，和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争执着，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静听，往往倦到入睡。我们太太娇嗔的眼波，也每每把他从朦胧中惊醒，茫然四顾，引得人们有时失笑。”[390]钱锺书的影射小说《猫》更为刻薄，小说中影射梁思成的人物“李建侯”被塑造成一个无才无能虚荣肤浅的老好人形象。这都是并未直接参与沙龙的外人的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足为凭。

“好人”梁思成虽然没有直接回忆过自家沙龙的情况，我们可从他的续弦林洙女士的转述里得知一二。

当时北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有一个“小圈子”，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参加这聚会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费正清夫妇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个小PARTY。费正清常常把他在海关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我们听，张奚若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他与费正清两人往往坐下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391]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任职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对学生的即兴谈话中，他说：“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有一次，他提到了30年代的太太客厅：“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等是我家的座上客。茶余饭后，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是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392]——很显然，梁思成是很支持太太举办沙龙的，并且对沙龙的“正能量”认识得十分深刻。

至于沙龙的具体活动，有直接记载的史料不多。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推测。朱自清日记记载：“应梁宗岱夫妇约到梁家，客共八九人。谈阿克顿，甚有趣。”[393]这里的“梁家”当指“太太客厅”。“阿克顿”是当时外籍诗人。可见，诗人及诗歌创作是沙龙的一大讨论话题。而费正清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翔实的沙龙活动日程：

结交这样的朋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而且，我们可以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我们喜欢吃他们的“便饭”，我们也会闲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里熟人的性格等。如此集中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他们会以规定的方式背诵中国诗歌，并将其与济慈（Keats），丁尼生（Tennyson）或是林赛（Vachel Lindsay）的诗歌作比较。他们了解宋朝的画家、书法家，当然也通晓北京当地的典故。[394]

同样的细节在影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中也得到了反映，在这篇小说中，沙龙中人定期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并评论诗人最新创作的作品。林徽因沙龙的这一特点和上海曾朴、邵洵美的沙龙相似。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沙龙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文学作品第一时间的发布平台和评论者。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沙龙垄断了文艺作品的“首发权”。

此外，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沙龙，一大特色就是中西融合色彩很浓。这显然是和沙龙女主人中西两种文化的教养有关。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自云在纯粹中国人的圈子里，自己会觉得“若有所失”。费正清、费慰梅等外国友人的加入，给“太太客厅”带去了新鲜的思想和活力。在此沙龙里，费正清和费慰梅“随意地谈论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和展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剑桥大学的巴格斯园、柏拉图和托马斯·阿奎那、新体诗等”[395]。这些话题正是这批中西学养都很深厚的学者文人所热衷的。——虽然冰心、钱锺书两人均批评过林徽因沙龙的暧昧气氛，但据沙龙众多成员的回忆可以看出，此沙龙有许多严肃的学术讨论和高尚的文艺谈天。

第三节　从“客厅”到“文坛”

林徽因的沙龙显然有着鲜明的团体归属感，主人和众多客人之间是交往密切的“朋友”，这一点，和上海曾朴、邵洵美沙龙的圈子有显著的区别。上海沙龙文人参与文化聚集有着鲜明的功利性，[396]曾、邵两个沙龙的常客赵景深就曾自白道：“我在经济窘迫的时候，是没有闲暇看创作的。”[397]因而，即便是沙龙主人曾朴赠送的小说，赵景深也不大翻阅，原因很简单，用赵本人的话说：“为了生活的缘故，拿起一本书来，总要先想一想，看了这本书以后，是否可以写一点批评换稿费，或者写批评文章是否比翻译吃亏。”[398]这种阅读的紧迫感和功利性，让上海沙龙里的普通客人和主人之间缺乏真正的友谊联系，而往往沦为一种文坛“占位”的工具性结交。

相比而言，北平“湖南饭店”和“太太客厅”里的成员们显然相处十分融洽，他们是志趣相投的“老朋友”。这一点在沙龙同人之间的游戏之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30年代中期，为送张奚若回西安，金岳霖执笔写了一封邀请函，内容如下：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存，忽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日下午四时假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399]

图4-4　30年代，林徽因与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金岳霖等合影。

这封信显示了哲学家金岳霖的文学才华，同时，也告诉我们金-林沙龙成员之间交往的幽默、轻松。关系的太过熟络，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更广阔的影响，成为文化精英的私人社交空间。但另一方面，因为沙龙主人林徽因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才华，沙龙又突破了“客厅”的私人社交层面，向更广阔的“文坛”拓展。

首先，林徽因的沙龙扮演了一个文学评判者的角色，是走进文坛的一个“捷径”，为那些渴望上进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取之道。它通过接纳新人的方式促进了文学等级的流动。太太客厅的新客人往往经过主人的精心挑选，发出邀请，然后方能加入。这些“稀客”或者“新客”大多是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学生或文坛新人，萧乾、卞之琳均以这样的形式走进太太客厅。正如唐小兵所说：“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400]这主要是借助女主人的力量得以实现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显然是整个沙龙的“意见领袖”，对沙龙成员的文艺观及文化活动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因而，当林徽因欣赏某位作家或作品时，往往可以通过沙龙交往将其直接推向文坛。冰心的影射小说也提到了这一点。小说中，沙龙的活动之一是读诗。通过读诗，成员获得女主人的认可后，便可得到举荐，获得教职。小说中的某个文学青年便是借助女主人的举荐得到了“诗学教授”的职位。

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便敛容说：“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同他自己的一本诗，上门求见，我看他写的还不坏，便让他在这里念了几次，以后他也很凄切的告诉我，说他是如何的潦倒。我想也许你们文学系里，容得下这么一个人，没想到……”[401]

冰心的影射不是空穴来风。现实生活中，这种提携在萧乾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迈入林徽因的沙龙，是萧乾文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在走进林徽因的客厅之前，萧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金-林沙龙的熟客不少是大学的教授，作为学生的萧乾早已耳闻“太太客厅”的声名。1933年11月林徽因致信沈从文，提到对萧乾文章的看法并邀请其参加茶会：“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402]沈从文随即给萧乾写信，告诉他：“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显然，此时的“乡下人”沈从文已经是林家客厅的常客，林徽因笔下的“沈二哥”。同时，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沈、林交往的密切，林徽因事实上对此副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一旦进入林家客厅，也便与《大公报·文艺副刊》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林氏沙龙走向文坛的媒介。

可以想象萧乾的惊喜：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403]

这份拘谨一则因为身份的悬殊，林家客厅成员大多为学界名流，已经拥有相当的名望，而萧乾是出身贫寒的未毕业的大学生；一则因为年龄。林徽因沙龙的成员大都是萧乾的老师辈。这次受邀，对于萧乾来说，是一个认可，一个鼓励，就如他自己说的“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自此，萧乾成了林徽因沙龙的常客，并经由沈从文、林徽因介绍，继而加入到朱光潜的“读诗会”的圈子之中。和北平两大文化沙龙的交往，对其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萧乾得以迅速进入北平文化圈，成为京派作家中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连续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小蒋》《邮票》《道旁》等多篇小说。毕业之后，经沈从文介绍，萧乾顺利进入《大公报》编辑副刊《小公园》。林徽因继续对萧乾的工作积极支持，并热心为《小公园》设计刊头。

除了萧乾，沙龙成员沈从文与林徽因的交往也值得关注。沈从文和林徽因的交往源于徐志摩的介绍。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休养期间，沈从文曾和徐志摩一起上山探望。对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在致徐志摩的一封信中，他将林徽因喻为“诗”。

今天真美，因为那么好天气，是我平生少见的，雨后的虹同雨后的雷还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一个人坐在洋车上颠颠簸簸，头上淋着雨，心中想着“诗”。你从前做的诗不行了，因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诗。自然你上山去不只做诗，也是去读“诗”的。[404]

在另一封信中，沈从文托徐志摩向这位“山友”要画。[405]而在小说创作上，“山友”林徽因显然给了沈从文一些建议，所以沈向徐志摩表示：“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先生、浩文诗人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不久就有一个在上海杂志上出现，比《神巫之爱》好多了。”[406]在此之前，林徽因曾为沈从文的《神巫之爱》绘制插图。[407]当林徽因的沙龙开办之后，沈从文虽不善谈，却以笔谈和创作的长处为女主人欣赏，得以经常出入其中，并向“太太客厅”引荐新的文学青年。对经济地位、文化身份的忽视，对才华的欣赏，让沈从文这样的“乡下人”得以时常出入“太太客厅”。两人经常通信，讨论文艺乃至生活、情感话题。在林徽因存留的不多的十来封书信中，写给沈从文的就有七封，在这些书信里，林徽因谈诗歌，谈情感，谈人生，对这个“乡下人”并无其他绅士们所惯有的冷淡和漠视。她评价他“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她敏锐地发现了“乡下人”沈从文身上的“诗人气质”并引为同道。在她本人形容的与沈从文的交谈中，林徽因更像是一位老师，在启发、引导和鼓励着沈从文，她在这个乡下人这里，发现了文学的真理：“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如此高看，对自诩“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友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到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408]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值得珍视的。[409]甚至，某种程度上，沈从文也将林徽因视作写作灵感的“偶然”之一。[410]

“乡下人”沈从文和“篱下人”萧乾由客厅走向更开阔的文坛之后，便开始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名义邀客聚谈，开始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茶会阶段：“1935年我接受编《大公报·文艺》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了……）。”——萧乾和沈从文的组稿茶会可谓林徽因沙龙的扩展。

提携他人之外，“太太客厅”让林徽因本人由籍籍无名一变而为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说林徽因由“太太客厅”而步入文坛，大概并不为过。1933年-1937年是太太客厅的鼎盛时期，也是本业是建筑而将文学作为副业的林徽因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查阅此时期林徽因发表的文章，大多刊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副刊是由沙龙成员沈从文主编。

中国现代女作家中，林徽因开始创作的年代最晚，然而却成名最快。太太客厅的成员之一卞之琳的回忆比较客观，他一面说林徽因“就人论，她二十年代在旧北京上层文化圈子里就已经相当闻名（我当时年幼无知，在南边并不知道）”；一面也承认“她成为作家，则是在三十年代初开始受人注意的”[411]。而早在1929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群芳谱”上已经有了冰心、陈衡哲、凌叔华、丁玲、苏雪林等人的名字。1929年初，上海的《真美善》杂志编辑了一期特刊《女作家号》，在当时文坛影响很大，在这期特刊中，编辑张若谷撰文《中国现代女作家》，对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做了一番梳理和总结，名列其中的有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人，没有林徽因。相较同时代的女作家，陈衡哲冰心创作均早于林徽因，尤其是冰心，20年代后期在《晨报》刊登小诗，声名大振。与林氏的“只闻其名，不见其文”相比，其他几位女作家可谓“名文相符”。

到了1931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版图上，林徽因开始成为一匹黑马，跃出了文坛，众口称赞。借用布迪厄的术语，林徽因在文坛的“占位”可谓相当成功。这自然有“太太客厅”的功劳。尤其是到了30年代中期，林徽因积极参与朱光潜“读诗会”、《大公报·文艺》聚餐会等文坛活动。1936年，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委托林徽因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让林徽因的文坛地位得到了公开的认可，确立了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体而言，大概正因为林徽因的这种核心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她激活了京派，并以其间接影响力给京派的活动以许多影响），萧乾称其为“后期京派的灵魂”。

第四节　反对的声音：是名媛还是知识分子？

（一）影射诗及其他

30年代的北平文化界，“太太客厅”声名遐迩。然而伴随着热衷者的推崇而来的，是一些或显或隐的反对的声音。[412]争议首先来自同行——享有“诗人”“才女”等诸多光环的女作家冰心。发难借助虚构的形式，披着影射小说的外衣，这便是1933年连载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讨论这篇影射小说之前，有必要对二人的交往做个简单回溯。

冰心和林徽因早年生活多有交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是清华大学的同窗，两人留学期间又共同参加过留美学生闻一多等人组织的“中华戏剧改进社”活动，处于同一个文化小群体之中，想来不乏见面的机会。冰心在20年代末的国内文坛享誉盛名。张若谷编辑《真美善·女作家号》时，几度去信约稿，都没有成功。但依然把冰心的旧稿和复信登在杂志的首篇，而在这备受文坛关注和争议的《女作家号》里，却并无林徽因的名字。张若谷为此还特意写了一篇长文：《中国现代女作家》，对现代早期女作家的创作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文也不见提到林徽因。——在1929年初的时候，林徽因和冰心的文坛地位可说是相距甚远。冰心已经成了张若谷等人眼中的文坛“老前辈”[413]，而林徽因此时尚籍籍无名。30年代二人同居北平，冰心夫妇任教于燕京大学，而林徽因夫妇自东北大学辞职之后便在北京营造学社工作。当林徽因主持的“太太客厅”声名渐起之际，冰心的家里也同样举办着类似的茶会。1929年，冰心写了一篇小说《第一次宴会》，在这篇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冰心精心描绘了一个新婚主妇对在家主持宴会的期待：

壁炉里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跃的火焰，映照得客厅里细致的椅桌，发出乌油的严静的光亮；厅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盏浅蓝带穗的罩灯；在这含晕的火光和灯光之下，屋里的一切陈设，地毯，窗帘，书柜，瓶花，壁画，炉香……无一件不妥帖，无一件不温甜。主妇呢，穿着又整齐，又庄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里，放出美满骄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现在薄施脂粉的脸上；她用着银铃般清朗的声音，在客人中间，周旋，谈笑。[414]

图4-5　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结婚留影。二排自左至右为刘纪华、吴文藻、冰心、江尊群、陈意，三排自左至右分别为冰心的二哥谢为杰、冰心舅母、主婚人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女教师鲍贵思及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

图4-6　早年留学期间，冰心和林徽因合影。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冰心对所谓“周旋”“谈笑”的厌憎。相反，小说对这位主妇的描写，很容易让人看出冰心本人对做一名沙龙女主人的期待。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冰心常常邀客聚谈，客人主要是燕京大学的同事。[415]1932年，在致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冰心写道：“我们很愿意见见你，朋友们真太疏远了！年假能来么？我们约了努生，也约了昭涵，为国家你们也应当聚聚首了，我若百无一长，至少能为你们煮咖啡！”[416]罗隆基、时昭涵是冰心夫妇的老友。由此信可知，冰心其实是很乐意做朋友聚会的女主人的，正如其所云，即便不能参与友朋“为国家而聚首”的聊天，也“至少能为你们煮咖啡”——当然，这是客气话。1933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冰心家的茶会：

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

……三点后来客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吴文藻也在家。大家谈的甚畅快，五点归。[417]

此篇日记提供了两点信息。一是，冰心家也有茶会；二是，冰心家“茶客”部分成员名单。这份成员名单以燕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主，顾颉刚、钱宾四（钱穆）、郭绍虞等人是常客，除此之外，冰心周围经常来往酬唱的朋友还有吴景超、顾一樵（梁实秋清华同班好友）、赵清阁等人。[418]不难发现，这些人大多不曾参加林徽因和朱光潜的沙龙聚会。在30年代北平知识界，燕京大学教师群体与林徽因以及朱光潜的京派沙龙圈子保持了较远的距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冰心茶会中也有部分林家客厅的成员，像沈从文、杨金甫等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冰心不曾参加林徽因的客厅，却能写出一篇极其详尽的影射小说。在影射小说正式挑起林谢纠纷之前，冰心的一首诗《我劝你》曾在北平文坛引起非议。

1931年，以小诗闻名的冰心写了一首长诗《我劝你》，[419]登在丁玲主编的《北斗》创刊号上。[420]全诗如下：

我劝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虽然我晓得，

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我只想到上帝创造你

曾费过一番沉吟。

单看你那副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

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你是神女，他是信徒；

你是王后，他是奚奴；

他说：妄想是他的罪过，

他为你甘心伏受天诛。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

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

你的骄傲。

其实只要你自己不恼，

这美丽的名词随他去创造。

这些都只是剧意，诗情，

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

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你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

一个人哪能永远胡涂！

一个人哪能永远胡涂，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绝叫，哀呼。

他挣出他胡涂的罗网，

你留停在浪漫的中途。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图4-7　《北斗》创刊号封面

图4-8　1931年2月，丁玲与母亲余曼贞、儿子蒋祖林合影于湖南常德。

《北斗》是丁玲创办的杂志，虽然是左翼作家，但是在这份期刊上丁玲却并没有显著的派别之分，反而抱着十分开阔的预期。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多次强调这份杂志全由她一人负责，不受政治牵制，她说：“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就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金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她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421]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和其他的左翼期刊显然不同。她希望沈从文帮她多约“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联系张若谷主编《真美善·女作家号》向丁玲约稿遭拒的历史，丁玲此番办《北斗》明显有自己办一本“女作家号”杂志的打算。[422]和张若谷三次约稿冰心一样，丁玲也再三对冰心青眼相加。[423]在丁玲列举的这份名单中，冰心一再被提及，在丁玲这位女性同行眼中，冰心显然位列“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之首。而林徽因，不在名单之内。[424]

创刊号诗歌一栏共有四篇作品，除了冰心的这首《我劝你》之外，还有林徽因的诗《激昂》以及徐志摩的《雁儿们》。[425]三篇文章均是沈从文代约而来，此时的沈从文，尚在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并未走进北平著名的“太太客厅”。然而借助徐志摩的关系，同冰心、林徽因都有接触。《我劝你》这首诗可以说是首“影射诗”，叙事线索很明晰。这是一个女人“我”对另一个女人“你”的劝告，劝告“你”不要和另一个男诗人有不合适的友谊。“你”是有才而美丽的，还有位很和善的好人丈夫。不要为了男诗人浪漫的言辞而丢掉自己的生活。“劝百而讽一”。全诗的基调，是站在“你”这边。虽有微讽，但伴着善意。这首诗发表前后，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影响。和诗歌本身的艺术无关，而主要是诗歌所影射的人事。

诗中的“我”自然是冰心了。那么，“你”是谁呢？从当年人的记录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给徐志摩写了封信：“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426]沈从文这里说的“教婆诗”即指这首《我劝你》。理由如下：一，丁玲是《北斗》的主编，所以有“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一说；二，沈从文是代约稿者，因而有“教婆诗”的原稿。由沈从文口中“诗”“丁玲”“徐志摩”这几个元素，熟悉文坛掌故的人不难推测出《我劝你》这首诗中的“你”就是林徽因，而“你的丈夫”“一个好人”明显是指梁思成，至于又寻到的“那双眼睛”则非陆小曼莫属。这个时期，徐志摩任职北平，和林徽因多有接触，并不时传出“浮言”——在徐志摩家信中，他对陆小曼多次辩解——然而这“浮言”显然传播范围颇广，反正冰心是知道的了。

从信中口气，可以推测徐志摩之前和沈从文应当谈论过所谓的“教婆”诗，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即沈从文信中所说的“你的一封信”。沈从文有意把这几个材料保存下来作为徐志摩五十大寿的寿礼，可见已把这事件“佳话”化了。进一步说，冰心的表面善意实乃讥讽的说教在徐沈这里已经被艺术化，成了文人浪漫故事的一枝绿叶。在《我劝你》这首诗里，冰心还仅仅拿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暧昧情感说事，语气虽有婉讽，然而不失善意，像是长姐对小妹的提醒——虽然这种广而告之的“善意”难免让当事人陷入尴尬。林徽因对这首诗的反应没有直接的文本可以证实，然而从沈从文的文章可以推知。

沈从文在《论朗诵诗》一文中提到了这一公案：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诉那人说，“唯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的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破。当那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已成文坛掌故了。[427]

显然，当年林徽因及其周围的朋友是将冰心的“善意”看做“好事”而不以为然的。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而后，冰心致信梁实秋，曾提到这首诗。信中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的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428]在这封信里，冰心对徐志摩似乎很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而“志摩是蝴蝶，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这句话的内涵很丰富。谁的好处？谁的坏处？冰心此处虽未指名道姓，但言下之意，徐志摩是因“坏女人”林徽因而做了牺牲——众所周知，徐志摩赶回北平是为了听林徽因的演讲。这与《我劝你》时冰心的态度已然有了很大改变。同情的天平已经转向了徐志摩。[429]而这句话，其实是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生隙的根本原因。“女人的好处”“女人的坏处”究竟指的是什么？分析清楚这个问题，才可以挖掘出冰心为何对林徽因不满的根源。

冰心在作品中，很少涉及男女私情，她所写的，往往是母爱、亲子爱、家庭之爱。这几类“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可以“公之天下”的“大爱”。冰心不写激烈的恋爱，不写私情，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平面而理念化，像是带着一个“美好”的模子，缺乏鲜活的血肉。细观冰心的文章，不难发现，冰心几乎在所有的文体中都着力塑造一个文本背后的“美好”女作家的形象。透过文字，呈现出的是一个“娇弱”“庄美”“温柔”的大家闺秀。诗歌、散文里如此，小说里依然如此。大家闺秀也是可以当沙龙女主人的，这个沙龙女主人是“主妇呢，穿着又整齐，又庄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里，放出美满骄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现在薄施脂粉的脸上；她用着银铃般清朗的声音，在客人中间，周旋，谈笑”。可以说，这是冰心对于自己的定位。这样一个女主人，是依托在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之内的“主妇”。“在这含晕的火光和灯光之下，屋里的一切陈设，地毯，窗帘，书柜，瓶花，壁画，炉香……无一件不妥帖，无一件不温甜。”家是这位沙龙女主人的依托，也是她的骄傲。她亲手布置的客厅的氛围，摆设，营造的美的感觉，是她关心所在。而林徽因，显然不是如此。出现在林徽因诗歌和小说里的主题大多是“男女之爱”，即“私密”的爱情。林徽因不惧表白这种私密的个人的情感。

据林从诫回忆，林徽因从来不爱干家务。她本人也在给费慰梅的书信中多次抱怨，家务活耽误了自己更为重要的工作。她说自己“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事，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林徽因的抱怨涉及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之间的永恒冲突。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女性观”与冰心的“贤妻良母”主义显然不能相合。从林徽因的一篇小说《钟绿》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徽因理想的女性的特点：美丽，有个性，热爱自由，内心世界色彩斑斓。在冰心这里，她更关心的是一个女性在沙龙中的身份地位的问题。冰心将自己在沙龙里的身份定位为“闲谈煮咖啡”，是一个主妇，是男知识分子们高谈阔论之际一个“辅助者”。而林徽因则显然不是如此传统的“贤妻”形象。林徽因是她自己沙龙里的意见领袖。她发言的时候，众男知识分子“当着她的谈锋，无不低头”。可以说，林徽因所主持的沙龙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女作家主导男性舆论的旗帜，是自晚清以来女权意识的一大觉醒。这一点，可以说是冰心和林徽因引发纠葛的深层次矛盾。与此同时，我们不妨将林徽因的另一个反对者纳入考查范围。

反对林徽因举办沙龙的还有一个女性，这就是梁家的大姐梁思顺。梁思顺是梁启超最宝贝的女儿。在现代文化史上，梁启超是较早提倡女权的人物，在家庭教育中，他也很重视女儿们的教育，并且十分偏爱女儿。梁启超鼓励女儿做社会上有贡献的职业女性。但他最宝贝的大女儿梁思顺却和父亲的观点不一致，甚至和父亲的观点背道而驰。

1915年，梁思顺就提倡贤妻良母论，她在给《中华妇女界》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

欧风东渐，女权论昌，而汲其流者乃至有参政权之要求，有法律学堂之建设，搓搓屡舞，良又足嗤……今必事事与男子争道，谓必如是乃为平权，一何可笑。此俗论之当办者又一也。孔子曰，君子中庸知，彼两说皆非则中道从可择矣。外国女学常以养成良妻贤母为宗旨。吾国女训，亦在相夫教子。夫能相夫斯为良妻，能教子斯为贤母。妇人天职尽于此矣。[430]

这时候的梁思顺，女性观可以说十分保守。主张妇人天职就是“相夫教子”。1922年，梁思顺在另一篇文章中继续谈论女性话题，这一次她的观点有所松动，不再坚持妇女的天职仅仅是相夫教子，而同时主张女性可以有自己的职业，但这职业也仅仅是“余暇”。

我的意思，以为妇女应该有职业，以发挥她的能力，不过要像爱伦·凯女史说的要注意“母性”，不伤害“母性”范围以内，应该要择一种职业的。所以已婚的妇人要先注意家庭儿女，处理完备，以其余暇，做些救济社会的事业，或发挥自己的能力，择合于自己的做去。[431]梁思顺的“女性论”着眼点显然在家庭，即作为“母亲”这一身份的女性的能力和素养。而林徽因显然与此不同。两个人早年便多有龃龉，到了林徽因经常性的召集文化沙龙之后，梁思顺与其矛盾更加激化。1936年林徽因致费慰梅信中提到梁思顺半夜来到林徽因家把女儿带走，愤然道：“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他叔叔和婶婶（注：即林徽因）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432]梁思顺表面上是说金岳霖的婚姻观，其实矛头指向的是林徽因本人。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徽因舅妈非常美丽、聪明、活泼，善于和周围人搞好关系，但又常常锋芒毕露表现为自我中心。她放得开，使很多男孩子陶醉。”[433]再加上林徽因沙龙里男性客人众多，其中对林徽因不乏“爱慕”者，这都让提倡“贤妻良母”论的梁思顺不能接受。

而冰心，某种程度上，正是梁思顺的同道中人。冰心在多篇小说中写到婚姻家庭时表达了“贤妻良母”主义的倾向。和梁思顺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在关于妇女运动的公开发言中，冰心表态道：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我希望她们要打倒的只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434]

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对贤妻良母的观点是认可的。那么，她所认可的贤妻良母是怎样的一类女性？茅盾当年将其指称为一种“新贤妻良母主义”。茅盾在《冰心论》中评价道：“是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所以在《两个家庭》中，她一方面针砭着‘女子解放’的误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贤妻贤母主义’——我们说它是‘新’良妻贤母主义罢——之必要。”[435]而与冰心主张“新贤妻良母主义”不同，林徽因自云“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436]

不论是梁思顺的“贤妻良母主义”还是冰心的“新贤妻良母主义”，都与林徽因完全西式的性情，主张男女平等、十分强硬的“女权”形象不能相合。[437]徐志摩1928年家书中提到林徽因：“林大小姐则不然，风度无改，妩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438]这样一副“抽烟喝酒”的形象显然与“贤妻良母”相距甚远，也自然招致了两位“贤妻良母主义”倡议者的不满。

所以说，林徽因沙龙所引起冰心和梁思顺的批评，根源在女性观的不同。新女性的代表人物林徽因，热爱自由，独立，率直敢言，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不仅颠覆了传统男权对女性的束缚，而且以一个主导者的姿态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冰心，作为贤妻良母主义的支持者，虽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拓展了传统贤妻良母主义的内涵，但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男权对女性的规约。金岳霖晚年将冰心对太太客厅的批评理解为“不知亡国恨”，明显存在偏差。在冰心那里，我们看不到对于沙龙违反民族国家大义的指责，冰心所针对的仅仅是林徽因这个沙龙女主人而已。尤其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冰心也是沙龙的热衷者，并在同时期举办沙龙。所以，冰心小说很明显地将笔墨重点放在了女主人身上。两人并不在是否举办沙龙上存在争议，而是在如何举办沙龙上存在分歧。

在西方，沙龙离不开女主人，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并非所有沙龙的重心，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文化沙龙都是男性担当“沙龙先生”的角色，像上海的曾朴、邵洵美，北平的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都是合格而优秀的沙龙男主人。但是沙龙对现代女性发展及女性文学的促进依然值得我们重视。沙龙女主人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中国女权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徽因沙龙所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文坛，还对社会风气和女性文化起到了某种引导和示范作用。

（二）《我们太太的客厅》

以上可谓《我们太太的客厅》产生的背景。林徽因沙龙的文艺范和多多少少存在的暧昧氛围，激发了冰心的讽刺灵感。1933年，冰心创作了她个人写作史上少有的讽刺作品——《我们太太的客厅》。[439]冰心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林徽因的沙龙风头正健。冰心虽未目睹，但想来从沈从文等人处可以耳闻得到，因而小说对“太太客厅”的记录，相比后人捕风捉影或添油加醋的众多描述，可以说最符合历史的情状。冰心晚年曾在访谈中谈及此篇小说，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陆小曼，在时人眼中一向被视为海上交际花，徐志摩的朋友大多对其不以为然。冰心的初衷和读者萧乾的联想显然不一致。或许，冰心在创作之初，是打算影射林徽因的，在写作过程中，却因为“先在的偏见”有意无意地将陆小曼的形象揉入了进来。所以，我们一开篇就从小说中读出了沙龙女主人浓浓的“名媛”气息。

“名媛”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所本。最早的涵义是“出众的女子”，《世说新语》中，“贤媛”门共32则，记载了二十多位女性，这些女性或胆识过人，或能言善辩，或才艺出众。明清之际，出现过《名媛诗归》《名媛诗话》等文集，然而此处的“名媛”主要指代那些“妇德”出众的女性文人。文集中女性多为烈女，贞女，孝女。到了晚清，“名媛”一词指向受过新式启蒙教育的杰出女性。晚清上海著名的中国女学堂召集中西女子集会之际，《新闻报》就冠以“名媛会议”之名，此会中西女客曾发布声明如下，特意强调集会的“非娱乐性”：“本学堂邀请诸女客，专为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风气之先，并非如优婆夷等设筵以图香积也。”[440]此时，“名媛”和“现代”相联。到了二三十年代，“名媛”一词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褒义转化为类似于“贵妇”的褒贬暧昧的词语。沈从文在关注女子教育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过对这类名媛的看法：这样的女性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然而，“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她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和门阀，却使她作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到昆明。”[441]可以说，在冰心眼中，林徽因这样的“太太客厅”里的沙龙女主人，正是一位典型的交际“名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冰心对林徽因的文坛地位和文学成就是否相合存在质疑。

小说开篇，冰心便将沙龙女主人“美”直接界定为交际花：“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442]女主人的相貌体态是惯于卖弄风情的：“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443]冰心竭力描画“美”的名媛气：“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444]甚至连沙龙中读诗的场景，在冰心笔下，也充满了浓郁的挑逗色彩：“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脚尖。”[445]概而言之，在冰心笔下，“美”是个十足的“名媛”，周旋于几个沙龙男客人中间——小说几乎是《我劝你》影射诗的扩充版。[446]而这样的场景显然不符合林徽因沙龙的实际。同样不曾参加过林家沙龙，同样写了影射小说，钱锺书对林家沙龙的“想象”要客观得多。

冰心对林徽因一再表示反感，很多人将之归因为“女人之间的嫉妒”。说是因为冰心不美，林徽因美，冰心因而“羡慕嫉妒恨”了，所以才有种种付诸笔墨的讥刺之文。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浅薄的理由？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冰心对待社交的看法。冰心认为人要有“才，情，趣”的三位一体，方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447]也才可以做一个不俗的“朋友”。在冰心眼中，林徽因显然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在她笔下，林名媛气太重，有失女知识分子的庄重。[448]

沙龙中的客人，小说中写到了如下几位人物：科学家陶先生，画家袁小姐，诗人，文学教授，哲学家，政治学者，外国女人柯露西。可以说大体上是现实中林徽因沙龙的人员对照版。“诗人”是“白袷临风，天然瘦削，头发平分，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449]，这是徐志摩无疑了，“哲学家”是“瘦瘦高高，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450]，这自然指的是金岳霖。小说对沙龙的活动未做详细描述，只一提而过，重心放在描摹“美”和沙龙客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上。在作家笔下，沙龙的男客大多是女主人的追求者或爱慕者，而两位女客人袁小姐因为貌丑粗笨而得到主人的欢心，而风流寡妇露西因为幽默大方受到女主人的冷遇。整个沙龙或读情诗，或眉目调情，洋溢着一种附庸风雅而暧昧庸俗的气息——到访的家庭医生甚至说起了“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的句子。小说中描写的这个沙龙的格调正代表着现实中冰心对林徽因的看法——冰心对林徽因的个人品格和作风显然很是不满。

《我们太太的客厅》连载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第2期至第10期。[451]《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林徽因沙龙里最常阅读和讨论的读物。显然，林徽因读到了这篇小说。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452]林徽因的回应骄傲而自负，充满了回击对手的热情。并且，她将此回应当做一件得意的趣事，向并非常客的李健吾讲述，想来，更多的沙龙成员也都知晓了。作为刊物编辑，沈从文显然是看过这篇小说的，他对小说的看法在一篇散文中也暗示出来了。在散文《水云》中，沈从文形容一位女客时，提到了“太太客厅”。在沈从文笔下，这位女客是“一个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照表面看，这个女人可说是完美无疵，大学教授理想的太太，照言谈看，这个女人并且对于文学艺术竟像是无不当行，若仅仅放在‘太太客厅’中，还不免有点委屈，真是兼有了浪子官能上帝与君子灵魂上帝的长处的一种杰作。”——虽然对这位女客语带讥讽，然而对“太太客厅”女主人的肯定还是溢于言表。此篇文章刊发于1943年《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这里沈从文加引号的“太太客厅”显然有所特指，继冰心的小说而来。

再看沙龙里另一位重要人物金岳霖的反应。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谈到这则公案：

在三十年代里，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这样一来可真是把英国乡居富人的社交情况形容出来了。英国的乡居富人请客时，大吃其牛肉，吃完之后，男的进入他们的雪茄烟和Whisky酒的房子里去了，女的则进入她们的客厅去聊天。她们当中虽然也有老太太，但总还是以少奶奶为主。这篇文章确实有这一好处。但是它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国”很不简单。当其时的中国就有两个不同的国，一个以江西为根据地，一个以南京为首都。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聚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453]

金岳霖说“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这个“很明显”明显是有意的误读。金岳霖指出冰心之作臆测居多，不了解实情，而且张冠李戴。对冰心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以金岳霖在“太太客厅”中的核心地位，这应该是林家沙龙对此次发难的代表性态度。

总而言之，冰心这篇小说虽说针对沙龙发声，然而讥讽的矛头却并未指向知识分子社交本身，笔触明显围绕女主人不放。[454]浓厚的“嫉妒”色彩让冰心小说的说服力明显减弱，也由此招致了林家客厅里知识分子的集体反对。金岳霖、沈从文、李健吾等人都对冰心的“名媛”指控不以为然，在他们眼中，林徽因对于文学艺术无不当行，是时髦的新女性，也是道地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对林徽因身份的怀疑和指控中，批评者显然势单力薄。

（三）钱锺书的冷眼旁观

在30年代，沙龙作为文人之间的交际方式，已经风行南北，成为京派、海派文人聚合的一种普遍方式，也各自引起了批评。但有意思的是，批评者中也不乏自己身在沙龙的人，比如鲁迅就长期参加内山书店的文学漫谈会，这也是一种沙龙。而冰心和沈从文，更是对沙龙十分热衷。真正对沙龙冷眼旁观的是钱锺书。一向不爱交际的钱锺书，对林徽因沙龙的讽刺可谓一针见血。因而，讨论这场由冰心引起的沙龙风波，也有必要将钱锺书的《猫》纳入进来。如果说冰心的批评更多让读者感受到文人相轻的色彩的话，那么钱锺书的观察则道出了沙龙在30年代引起争论的症结所在。

《猫》明显影射林徽因的沙龙，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猫》，中篇小说，作者钱锺书，1910年出生，比林徽因小6岁，30年代初，当钱在清华求学之际，他的老师叶公超和朱自清是朱光潜沙龙的常客，与林徽因在读诗会上常相晤面，钱锺书本人虽未出入过太太客厅，想来对其也有耳闻。因而，虽然《猫》[455]这篇小说写于林徽因沙龙结束之后，与冰心的在场状态不同，但创作主体仍然处于同一个文学场之中，依然值得参考。在《猫》里，钱锺书以30年代一次沙龙活动为主要场景，塑造了北平文化圈中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像。此篇具有明显的影射性质，直指林徽因的太太客厅。[456]在钱锺书笔下，“太太客厅”女主人的“名媛”色彩明显减弱，他更多的将其作为北平知识分子之一员来批评，这名“女知识分子”具有漂亮女性所惯有的虚荣、爱美和轻薄。然而与冰心小说中以沙龙女主人为核心不同，钱锺书的小说将笔触重点放在塑造各类知识分子茶客上，同时小说对沙龙男主人“李先生”的讽刺挖苦明显多于冰心之作。

《猫》里塑造的人物众多，与冰心小说中用职业泛泛指称人物不同，《猫》中的每个人都有鲜明而立体的个性，钱锺书对他们的刻画短而精粹，有入木三分之妙。女主人爱默（林徽因），男主人李建侯（梁思成），客人马用中（罗隆基）、袁友春（林语堂）、陆伯麟（周作人）、郑须溪（周培源）、赵玉山（胡适）、曹世昌（沈从文）、陈侠君（徐志摩）、傅聚卿（朱光潜）、齐颐谷（萧乾），各有影射，钱锺书对他们个人典型特征的描绘非常鲜明，读者很容易对号入座。[457]小说的主体由沙龙聚谈构成，极其细致的对话和场景描写仿若现实中沙龙的情景再现。[458]钱锺书显然是借小说中沙龙这一场合来影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标题“猫”便是一个隐喻，刻画中国这群热衷沙龙聚会的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猫性”特征。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现实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相比而言，无论构思还是立意，以及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分析，此篇都远远高于冰心之作。

与冰心不同，女主人爱默在钱锺书笔下少了许多脂粉气和名媛气，更多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女知识分子的形象。

她（爱默）虽然常开口，可是并不多话，一点头，一笑，插进一两句，回头又跟另一个人讲话。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费，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459]

钱锺书对爱默的评价想来也对应着现实中对林徽因的态度，这里面有旁观者的洞察，也有深于人性的理解和宽容，有微讽，同时也有一丝遮不住的赞赏。以钱氏的刻薄，这一点实属难得。总的来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猫》因为作者的知名度以及影射对象的著名，而在当年的文坛以及后世的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冰心因为实乃沙龙中人，她的影射之作有同行相嫉的成分。[460]而钱锺书向不喜交际，孤高自傲，他在小说中对这些沙龙知识分子的讽刺、挖苦、嘲笑，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站在庐山之外”的清醒。钱锺书看出了在热闹的沙龙交游背后这些文化人的逃避和懦弱，也指出了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之下沙龙存在的“不合时宜”。[461]事实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的波澜诡谲正是后来沙龙在中国销声匿迹的主要原因。而众多学者围绕着究竟是否影射展开争论，笔者认为这些争论本身的意义不大，因为既是小说体裁，虚构和加工便在所难免，不可能凡事属实，也不可能一一对应。本书将两篇文章均定义为影射小说，通过分析，借以窥视当年文坛知识分子的群体概貌。

那么林徽因究竟是“名媛”还是“知识分子”？一边是圈外人冰心和钱锺书的批评，[462]一边是圈内人费慰梅、费正清、李健吾、沈从文、卞之琳、金岳霖、萧乾、朱光潜等众多友人的赞誉。两者都不免因为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判断林徽因的文化地位，最终还得回归到她本人的学术成就和文学事业上来。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不必多言。另一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机智与美貌并重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沙龙的“爆得大名”很大程度上的确也有赖于一些社交场面的因素，比如美丽的容貌，时髦而得体的修饰，爽朗大方的性情，敏捷的应对能力以及相当聪颖的领悟力。而与徐志摩、金岳霖有案可查的暧昧情愫更是为她多了许多飞短流长。

我想，林徽因的魅力之处，在于她不仅自己写作，同时也启发了他人的灵感。

第五章　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与一场诗歌论争

与之前的三大沙龙主人不同，朱光潜主持读诗会，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而非文人。相比曾朴、邵洵美和林徽因而言，沙龙男主人朱光潜并没有出众的口才和浪漫的性情，相反，朱光潜个性沉稳内敛，以理性见长。读诗会的氛围也相较前者显得专业而严肃。据多位成员回忆，颇类似于一个高端学术讨论会。它有社交性质，然而不在此层面停留，它也以文艺为话题，然而有更精深的理论思考。可以说，在本书讨论的四大沙龙之中，朱光潜的文艺沙龙最具学理性，带有鲜明的学院色彩。

第一节　朱光潜初入北京时的文坛

在朱光潜1933年召集读诗会之前，沙龙在北平已经以“茶会”的形式存在，影响最大的便有林徽因主持的著名的“太太客厅”。此外，北平文化圈早年的几个聚集值得关注。第一个便是徐志摩主持的聚餐会。这个聚餐会可以说是后来新月社的储备期。徐志摩显然对此聚餐会抱有厚望，1924年2月1日，徐志摩致胡适信：“听说聚餐会幸亏有你在那里维持，否则早已呜呼哀哉了——毕竟是一根‘社会的柱子’！”[463]胡适日记记载（1924年1月5日）：“到聚餐会。是日到会的只有陈通伯、张仲述、陈博生、郁达夫、丁巽甫、林语堂。但我们谈的很痛快。”[464]1月19日胡适日记：“聚餐会在公园举行，我们谈到四点多钟。”[465]聚餐会的目的自然不在聚餐，而在自由地讨论文艺，徐志摩甚至将其视作一根“社会的柱子”，这种形式已经很接近于朱、林二人的文化沙龙了。这时期聚餐会的成员后来大致都加入了新月社，而自新月社俱乐部成立后，活动地点便从石虎胡同转移到了松树胡同七号。

新月社成员经常举行文艺活动。其中之一便是读诗。沈从文回忆：“我头一次见到这个体面作家（徐志摩）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陌生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那时节正是秋天，沿墙壁的爬墙虎叶子五色斑斓，鲜明照眼。他坐在墙边石条子上念诗。”[466]除了新月社，徐志摩的家也常是聚会之所。1925年年底，徐志摩搬至北京中街租住。于赓虞回忆：“自《诗刊》发刊到停刊，这中间每周要在志摩家中开一次读诗会，在这个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节。”[467]这个读诗会既有对诗艺的讨论，也常是诗人第一次发表诗作之所。蹇先艾回忆：“每次在志摩家开会，你（刘梦苇）到得比谁都早，而且每回都有几篇诗带来给大家传读，当时几乎没有人不惊诧你的创作力的。”[468]

其次便是聚谈。熊佛西回忆，新月社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一般文人学者常到松树胡同去聚谈，或研讨学问，或赋诗写文，或评论时事，颇极一时之盛。除了聚谈之外，还有专门的讲座活动。有一次梁启超便应邀讲述《桃花扇》传奇，末了梁朗诵了《桃花扇》中的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469]。除了新月社常举行读诗会之外，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单个作家举办的个人读诗会，这种类似于“作品发布会”的形式由诗人朱湘率先倡议，[470]然而因故并未举行。这种读诗会偏于对诗歌音乐节奏的试验，和本章以读诗为目的相聚一处的沙龙聚会有所不同，故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在徐志摩组织新月社读诗的同时，清华大学的闻一多家里也召集了一个小小的读诗会。徐志摩在文章中称：“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471]在这个小规模的文艺聚集中，“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离我所定义的沙龙已经很接近。在这个“新诗人的乐窝”里，酝酿产生了后来的《诗刊》。然而因为参加人员的有限和持续时间较短，这个小沙龙在当时仅仅局限于诗歌圈。然而这样的文艺风气显然给朱光潜创办“读诗会”奠定了良好的文艺氛围。

除了实践上的努力，在诗歌圈，对沙龙这一文艺风尚提出理论倡导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以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和理论影响较深的两位诗人为代表，其中之一是李金发，其二是梁宗岱。李金发，20年代末中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早年留学法国，在诗艺上也深受法国诗歌影响。1934年李金发撰文呼吁法国式的文艺沙龙，文章中，在介绍了几位法国知名的沙龙女主人之后，他感叹：“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不致再文人相轻，我笑你，你骂我，弄得大家以后不好意思，各筑壁垒。”[472]李金发对沙龙的期待出于其联合文艺界的作用，认为可以避免“各筑壁垒，文人相轻”，而着眼点还在女主人。另一位提倡象征主义诗歌的诗人梁宗岱虽无直接的文章提倡沙龙，但我们可以从他对法国诗人马拉美的沙龙介绍中看出他的态度。梁宗岱对这个诗人沙龙充满了向往：“这真是法国文学史上底美谈：每星期二晚上，巴黎罗马街（Rue de Rome）五号的住宅里，聚集着一班青年-—当时及现在尚存的法国及欧洲文坛上许多显赫的名字。一灯荧然，在卷烟缭绕的重重薄雾中，马拉梅对他们柔声低谈艺术上底各种问题。这班青年诗人都把他底话像金津玉液般饮了，灌溉出来的便是日后绚烂的象征之花。”[473]或许这正是促发梁宗岱日后和朱光潜一起创办“读诗会”的潜在原因。[474]

这里，需要提一下胡适的文化设想。在30年代初期，胡适相继邀请徐志摩、梁实秋、张慰慈等人回京任教。朱光潜也正是在胡适的推荐下进入北大任职。胡适对朱光潜的期待很高，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明确表示希望他“和朱光潜君一般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胡适一直欲借大学之力来整顿文坛，在给梁实秋的信中，他感叹全国尚无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文科，“殊难怪文艺思想之幼稚零乱。此时似宜集中人才，汇于一处，造成一个文科的‘P.U.M.C’”[475]。胡适的意图是在北大打造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朱光潜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正符合胡适的期待。在“读诗会”进行的几年中，胡适虽也曾和梁实秋一起同沙龙成员发生过文艺上的争论，但对朱光潜沙龙组织的文化活动，一直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文学杂志》的创办。《文学杂志》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是胡适一手推动的。此是后话。

可以说，在朱光潜回京之前，北平文坛已经呈现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势。

第二节　朱光潜周围诗歌圈子的形成

在朱光潜举办“读诗会”之前，中国现代文坛已经有了不少尝试。如闻一多家的“黑屋子”聚会，新月社的“聚餐会”，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都曾有过具体的读诗活动。在朱光潜举办读诗会的同时，北平也还另有其他的类似活动，朱自清在《语文杂谈》中提到一位张仲述先生在南大电台诵读徐志摩的诗，而清华大学此时也有诵读会。[476]此外，朱自清日记还留下了他参加外国人哈丽特·蒙罗小姐诗朗诵会的记录。[477]至于朱光潜，虽然回国较晚，没有赶上之前的文化活动。但朱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读诗会”这一形式，对其十分认同：“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读诗会。”[478]

朱光潜召集读诗会，出于对西方文化形式的模仿，但显然也有着更长远的考虑，存有建设中国现代语体文的远大抱负——这是继早年胡适白话文运动之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语言改革试验。朱光潜的提议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支持，尤其是朱自清和梁宗岱，这两位对语体文一向抱有研究的热情，“当时朋友们都觉得语体文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以往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太不讲究，现在要想语体文走上正轨，我们就不能不在这方面讲究，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有时趁便讨论一般文学问题。”[479]这个定期集会，用卞之琳的话说，“开始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480]。

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一样，朱光潜的沙龙也选在自家庭院，没有走向公园或者咖啡馆，在北平文化人的活动日程中，我很少看到有逛咖啡馆的记录，除了沈从文、萧乾经常到来今雨轩等公园召集约稿会外，北平沙龙的举办地点更多选择比较具有私密性的家居场合。这样的空间是私人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公共性，某种程度上，是介于私密与公共、物理与精神之间的“第三种空间”。在朱光潜这里，这“第三空间”便是“慈慧殿三号”。朱光潜显然对这个院子充满了好感，他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详细介绍此处的风景：

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去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是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显然与一般民房不同。[481]

风景并不是迷人的，“荒凉”而“冷清”，和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幽静美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份僻静却也正适合做高谈阔论的背景。居所是具有传统特色的庙宇风格的建筑，而举行的活动却是西式的沙龙，这中间很有些中西杂糅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沙龙知识分子暧昧复杂的文化心态的一个折射。而与金-林沙龙合二为一相似，慈慧殿三号也曾一度有两位主人，一位是朱光潜，另一位是与其同居的梁宗岱。中间梁宗岱因婚恋问题远走日本，主人便成了朱光潜一人。与众多的对其他沙龙主人口才以及轶事的回忆不同，关于朱光潜的回忆显得单薄，在谈及读诗会具体活动的时候，人们也不大提及这位主人。似乎，朱光潜一直处于沉默静听的角色，他所擅长的是将思考付诸笔端。

图5-1　1934年，朱光潜在北平“慈慧殿三号”寓所前。

图5-2　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朱光潜和友人合影，右一为朱光潜。[482]

沙龙成员都是哪些？当年的参与者沈从文有过详细回忆：

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483]

《论朗诵诗》发表于1938年，离朱光潜“读诗会”结束的时间只有一两年的间隔，沈从文本人又是当事人，这份名单应该很准确。此外，顾颉刚1936年4月25日日记中提到：“到朱光潜家，为诵诗会讲吴歌。到研究院，记日记两天[……]今日同会：周启明、朱孟实、朱佩弦、沈从文、林徽因、李素英、徐芳、梁宗岱、卞之琳、冯文炳、孙子书、贺昌群、夏云、吴世昌（共二十人）。”[484]结合沈从文、顾颉刚、萧乾等人当年的回忆，“读诗会”成员可以列表如下：

表5-1　朱光潜“文学沙龙”“读诗会”成员情况一览表（1934年-1937年）

资料主要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年龄结构上，朱光潜沙龙显示出极大的兼容性，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其兼容在于师长辈和学生辈同聚一堂，而其代际之分在于，以1910为界，沙龙成员基本上可分为两类。1910年之前出生的大多为文坛已成名的前辈或者学院里的师长，如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罗念生、叶公超等，其中以周作人资格最老。他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人有着良好的旧学训练，同时也大多有很好的留学背景。这些成员是朱光潜沙龙的主力军，也为此沙龙的学理色彩和专业化奠定了底色。——这些文坛的前辈和元老们加入到朱光潜这个“后学”组织的活动中来，和朱光潜本人的“资历”不无关系。朱光潜虽然1933年下半年才进入北平文化圈，然而其年龄和学养都让他很有号召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朱光潜沙龙的这些老一辈成员大多并未迈入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多依赖一种“私谊”联系，沙龙中人多为新月派的旧人。从林徽因沙龙到朱光潜沙龙，可以说正折射出了北平文坛由新月派主政转而向京派过渡的过程。1910年之后出生的大多为北平高校的学生辈或者文坛新秀。这些人有孙作云、董同和、张清常等，这一年龄段的成员参与到朱光潜沙龙中，更多带有学习和参与的色彩，他们多数同时为前一个年龄段中学院派的学生或弟子，比如张清常、孙作云就是朱自清和叶公超的学生。[485]

从出生籍贯上看，朱光潜沙龙成员来自天南地北，并没有呈现出集中的地域色彩。有意思的是，这些后来在论争中被命名为“京派文人”的成员以南方人居多，这也和当年中国普遍的教育情况有关，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可以说，地缘的联结作用在朱光潜沙龙聚合中表现得并不鲜明。这与上海邵洵美的沙龙呈现出鲜明的“地缘”特征大为不同。在朱光潜这里，和金岳霖的“湖南饭店”类似，因为教育而形成的“学缘”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一方面，年长的沙龙成员和林徽因太太客厅成员一样，大多有海外名校的教育背景，这些人归国后又多选择在清华北大任教，另一方面，年轻的一辈，也多是北大清华的在读学子。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分享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会逐渐消除他们在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础上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群体。”[486]“清华北大”可以说就是朱光潜沙龙成员共同的“教育遗产”，借助这份价值不菲的“遗产”，朱光潜沙龙成员形成了一个比传统的地缘纽带更为密切的“知识共同体”，也让这个沙龙具有鲜明的学院色彩。在《中国文坛缺乏什么》一文中朱光潜认为，商业气息浓郁的“新闻纸”派正在弥漫中国文坛，而学院派因为过于清高固守书斋，这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经院派多加努力，给新闻纸派一个不可少的调剂”。某种程度上，“读诗会”正是朱光潜号召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进军文坛的一个努力。

围绕着此沙龙，日后日渐形成了“京派”这个文学群体。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沙龙在京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优雅的、经常性的沙龙聚会是‘京派’形成和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将北平的文人组织起来，形成相对固定的封闭的文人圈子和文学共同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公共领域。这不仅使他们在内部交流中产生一种凝聚的作用，而且也使他们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和疏离感。”[487]“文艺沙龙一方面是以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趋近或相容而结成，另一方面最终又通过自由讨论将这种思想倾向和文学风格调和发展和传播出去。沙龙缔结的稳固的文人圈子为某种文学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环境。”[488]朱光潜本人也承认：“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沈从文过从颇密，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489]

“京派文人”群体内部显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融合和分歧。从身份上看，朱光潜沙龙成员非常多样，北平各个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周作人、废名为代表的“骆驼草”同人，顾颉刚、罗念生等燕京学人，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朱自清、叶公超，北平文坛的新兴力量林庚、孙大雨等。身份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有学者、评论家、诗人、戏剧家、理论家，可以说是北平文坛的大聚合。然而这些人有着共通的特色，用朱光潜本人的话来形容，他们是“地道的文人派”。“地道的文人派”是什么样的人呢？朱光潜这样解释：“他们有经院派的训练而没有经院派的陈腐，有新闻纸派的流动新颖而没有新闻纸派的油滑肤浅。文学是他们的特殊工作，有时也是他们的特殊职业，当时他们的文学却没有完全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他们能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泥古也不超时，只是跟着自己的资禀和兴趣向前走。好的文学创作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他们有时也做经院派的考据批评，做新闻纸派所做的通俗化的工作，当然比这两派人做的更好。”[490]这原本是朱光潜对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群体的定位，然而和他创办读诗会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也是围绕在他身边的“读诗会”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特征。

在现代中国几个著名沙龙中，朱光潜的沙龙开办最晚，延续的时间也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两年左右，然而影响却是最大最深远的一个。下面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朱光潜沙龙的具体活动。

首要问题是：沙龙起于何时？又终于何时？最直接的证据自然是当事人的记录。然而目前关于此沙龙活动，当事人的回忆并不多，我主要从朱自清的日记内容来判断。朱自清是“读诗会”的最热衷者之一，[491]在日记中留下了比较详尽的关于此沙龙的记录。最早的记录是1934年5月22日，最末一次记录是1935年11月10日。基本上可以判断，朱光潜沙龙活跃在这个时期内。另据朱自清记述，沙龙每月举办一次。

至于“读诗会”[492]的具体活动，则并不完全与名相符，读诗会有诗歌诵读，也有戏剧扮演，还有学术演讲，同时自然有沙龙中最常见的观点争论。首先，诗歌诵读是最常见的，诗艺的讨论是朱光潜开此沙龙的初衷，读诗会自然偏重，朱自清也说“读诗会以新诗为主”。沙龙成员大多读过诗，其中尤以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为主。诗人有：早期白话诗的作者俞平伯，象征派诗人梁宗岱，抒情诗人冯至，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林徽因、徐芳、尤淑芬等，他们各有所长，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过诵读试验。评论家中，叶公超、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也读过诗。读诗是为了试验诗歌的音韵和节奏的规律。为此，他们尝试在多种诵读方法之间探索。或用方言：“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493]或区分新旧：钱稻孙读八股，董同和读《秋声赋》。[494]或辨别中西：孙大雨尝试找寻最恰当的元音来表达莎士比亚原剧的感情。以诗歌为纽带，读诗会将北平诗歌圈的诗人和评论家集聚在了一处。当然，诗歌诵读关注的面比较宽泛，不仅关注诗歌和文章的形式、音律和节奏问题，还在意诵读的感情表达以及是否有诗意等形式表演层面。1935年4月3日朱自清日记就记录了这一层面的讨论，他评论道：“张清常与唐宝兴才华出众。王小姐朗诵时声音发抖，口型亦颇不雅，孙作云不够认真。”[495]

诗歌而外，散文、小说也是读诗会经常诵读的内容。朱自清的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些诵读的情况。以1934年5月22日为例，众人朗读了《大摊儿》《孔乙己》《卡尔佛里》《给亡妇》《子夜》。1935年1月20日，朱自清朗读散文《沉默》。沙龙成员大概是想从这些诵读中考察中国现代语体文的特点。而何种文章适合诵读，怎样诵读才能达至最佳效果，是沙龙成员关注的重心。一则日记中朱自清评论道“稻翁读八股，声调至佳”，而“至董同和读《秋声赋》，真背书耳”（1934年5月22日）。对此，众人意见不一，朱自清认为“《子夜》之文实太啰嗦，不便诵读，其描写处尤然”，“愈工口语与文之愈近口语者自易成功，唐君是也。大抵不近口语之作，当另有读法。须着重咬字，使字有高尚感情（Noble Feeling），则尚远于口语声调”。而钱稻孙则认为“惟幽默轻巧之作乃能诵读”。

读诗会除了诵读，也有学术演讲。而演讲的议题主要是由沙龙主人朱光潜安排的。朱光潜作为诗歌理论家，既关注创作，也关注学术研究。可以说，朱勾连着文坛和学界。这些学术演讲的话题往往由朱光潜建议，同时也正是演讲者的研究领域。目前看到的记载有：一、“读诗会”邀请顾颉刚讲授“吴歌”；二、朱自清受邀讲授“一九二七年前新诗运动”；[496]还有一次，废名讲新诗，并分析自己的诗歌作品。

在沙龙中，因时间短暂和议题众多，某一个话题的“口谈”自然有不能尽兴之处，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些沙龙中的话题便又转移到相关印刷媒体上，继续进行“笔谈”。以1935年1月20日的沙龙为例。在这天的沙龙上，剧作家李健吾和一位“马小姐”扮演戏剧《委曲求全》的角色，这是李健吾本人翻译的外文剧本，原著者是王文显。根据朱自清的回忆，这次扮演显然是不尽成功的。其他人对这次演剧活动的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沙龙主人朱光潜在此日沙龙上的高论不见朱自清记载，想来朱本人更擅长“笔谈”——朱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长书评《读〈委曲求全〉》，刊于1935年2月10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对此剧大加赞扬，可以说是沙龙交谈的余绪和扩展。

争论是沙龙的题中之义，在这批崇尚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围绕着学术和文艺的辩论时常可见。朱自清日记1935年3月25日记载了与“P.P.”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他们各持异议。朱自清认为年轻读者不会对古诗感兴趣，但P.P.不以为然，认为新诗的读者也不会太多。[497]1935年1月20日的沙龙上，林徽因对梅斯菲尔德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了一番阐述。这句话是：“坦普尔（Temple）先生，你太多心了。我想买一块腌肉。”朱自清显然持有异议，认为她从这短短一句话里悟出的言外之意似乎太多了些。[498]朱自清为人敦厚，只在日记中私下表达异议。更为激烈的争论爆发于林徽因和梁宗岱之间，沈从文、萧乾都对此印象深刻。朱自清日记1935年10月22日也记载：“下午进城。沈从文告以林徽音与梁宗岱间之口角。”[499]可以看出，朱光潜的沙龙更像一个严肃的学术辩论会，与“太太客厅”里社交和休闲的轻松气氛大为不同。在此间，不仅客人之间针锋相对。主人之间也毫不留情面。梁宗岱回忆中提到：“朱光潜先生是我底畏友，可是我们底意见永远是纷岐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500]然而这种“吵嘴”显然是纯粹学术性的，是圈子内部的探讨。

李健吾的一段回忆很有可能就是读诗会的场景：

当着她（林徽因）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若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501]

除了沙龙当面的“舌战”，沙龙中人的“笔战”也很常见，他们撰文在报刊媒体上继续争论。纵览这时期沙龙成员的文章，发现他们的观点常常是互相应和的。例如朱光潜就与罗念生就节奏问题展开了几轮论争，而朱光潜的一篇对话体的文章《诗的实质与形式》更似乎是沙龙中争论的实录版。

此外，在朱光潜家沙龙里，杂志的创刊和编辑也是题中之义。《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的创办、编辑及《文学杂志》的创刊、编辑，均在朱家沙龙里进行。某种程度上，“读诗会”还兼任了这两份杂志编辑部的功用。来看陈世骧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

那天在朱先生家“诗会”上会见，到现在已有几个礼拜了，自己每日忙着教书，很少有阅读杂志和拜会朋友的余暇，不知先生所计划诗刊已怎样。今天趁着学校放假，把自己对诗刊的一点小意见写给先生……我的见解不一定对，但是我的注意点许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先生如果同意，下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是否可把以后诗刊中批评一栏规划的具体一点，凡是现代出过诗集对新诗有影响的诗人都分头讨论一下。以他们的作品为主，范围不怕狭，甚至只选一两首他的代表作来批判，从小地方推敲，把他们所用的工具检讨一下，用具体的例证判断他的情调、风格、成功与失败，总比空泛地讲些“内容”“形式”“艺术与人生”好些罢。[502]

从信里可以看出，在“读诗会”上，众人筹办了《诗特刊》，并对现代诗歌批评有深入关注。

沙龙很快传播开来，在社会上也很快引起反响。1935年2月7日《北洋画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稿《朱光潜发起读书会》，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

北大教授以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著名之朱光潜，最近发起在其寓所中举行读书会，集合现在旧都中之新闻人，各诵其所作品。其第一次会已于日前举行，是日到会者计有梁任公之子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音，喜剧作家李健吾，小剧场演员马静蕴，小说家废名，沈从文及其夫人，散文家朱佩弦，青年诗人林庚等。女性除上述各夫人外，尚有前本报记者吴秋尘之小姨徐芳，与朱光潜之小姨等，共二十余人，为最近北平文人罕有之盛会。……

开会时间为下午三时，最初为李健吾与马静蕴对读剧本《委曲求全》，剧本为清华教授王文显以英文著，由李译成中文，因李等最近将上演此剧，藉此机会作一练习……故是日李马所读即该剧末一幕。李马读毕，由朱佩弦读彼所作之散文《沉默》，朱后为废名所读自作之诗，并加以解释。废名与已死之梁遇春为北大同学，原为冯文炳，本以小说名。但其小说趣味如散文，故彼作诗实胜于作小说。废名与周作人曾同居一处，亦以受周等之推许而出名。是日彼解释其所作两小诗之意念，颇引起人兴趣。废名后，群请林徽音女士，读其作品。林以身体不适，辞。坚请，林始说一关于培根记日记之笑话……林后由林庚读其自作诗两首，林为现在肄业清华之大学生，最后梁思成唱广东戏一段儿散，此会拟每月举行，第二次已定在二月上旬举行，仍在朱光潜寓所，朱寓，即以离婚闻名之梁宗岱之故居也。[503]

介绍得如此详尽，难免让人怀疑有打广告之嫌。通篇行文对此“最近北平文人罕有之盛会”充满艳羡之情。与此同时，读诗会也传播到了上海文坛。江寄萍和禾子相继在《申报·自由谈》和《现代》上刊文，表达不同看法。前者持支持态度，认为此类活动可以停息文人间笔墨官司、养成健康的文化环境。[504]后者则谴责“睡在饥饿的恐慌中作着沙龙的梦的迷恋的文人们”，“是该醒的时候了，因为时代的巨轮是不容情地向前进展着的呵！”[505]“虎狼屯于阶陛”，尚“咬文嚼字”，禾子的文章对北平固守象牙塔里探究字句之音调节奏技艺的这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批评。可以说正戳中痛点。——对读诗会的批评主要来自南方文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读诗会的成员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平文化圈，以朱光潜的号召力和成员的影响力，北平文人实在不便置喙。

在朱光潜“读诗会”沙龙举行的同时，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以及金岳霖的“湖南饭店”仍然活跃。然而这三大沙龙之间微妙的区别还是存在的。金岳霖的湖南饭店客人大多为新月旧侣，学者居多，领域也更为多样，这些人因为金林同住的关系，也每每向邻家“太太客厅”“迁移”，由此形成了金-林沙龙“合流”的现象。然而，对于朱光潜的“读诗会”，湖南饭店的成员们却显得并不热心，他们多数不曾参加读诗会的文化活动。唯有林徽因热爱文艺，和客厅成员中的文人如沈从文、萧乾等频频光临朱宅。由此“太太客厅”的女主人成为“读诗会”的常客。此后的文化活动，也每每由朱林沙龙成员组织筹划，尤其是《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的设立，朱光潜的沙龙显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节　1937年前后的“胡梁论诗”

“胡梁论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历史公案。在这次论争中，朱光潜沙龙的诸多成员牵涉其中。因而，本节将借助对此论争的考证和分析，来考察此沙龙对北平文坛文人分化流变的影响。

论争的发起人是梁实秋。1934年，梁实秋辞去青岛大学教职，赴北大任教，此番来京是胡适几次三番“挖墙脚”的结果。胡适接连写了好几封信，督促梁实秋来京。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对梁实秋的器重以及二人交情匪浅。胡适希望梁实秋“和朱光潜君一般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并望其能成为“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些人才”[506]。然而，梁实秋北来之后的处境显然不如胡适所料，不仅没有成为这批生力军的“中心”，反而沦为“边缘”，乃至被孤立的境遇。原因是复杂的，直接的原因是人事上的纷争。梁实秋来京之前，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已经成型许久，而朱光潜的“读诗会”也已经初具规模。朱-林沙龙的合流，新月派的分化，和学院青年学子、文坛新人这些新兴力量的加入，让“京派”已有成型之势。[507]梁实秋30年代中期回京，工作关系属于北大外语系，而在文坛，则仍然是以新月派批评家的身份出场。和京派大本营“读诗会”的关系如何便直接影响他在文坛的处境。

在这场论争爆发之前，梁实秋与朱光潜沙龙的几名成员早已存在分歧和人事矛盾。其中之一是诗人孙大雨。孙大雨时在北平任教，是读诗会的积极分子。朱自清1935年2月16日日记：“孙大雨先生简要地讲了诗的形式问题。他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为例，读了九行诗，并解释如何使音调与感情一致。他还谈了莎士比亚的无韵诗，并强调莎翁诗形式的多样化。然后他朗读了自己的译文，并声称他尽了最大努力找寻最适当的元音以求符合原著的效果，但仍不成功。他说有位中国评论家曾声称这样的诗句是译不好的。但孙大雨先生还是译了。我们知道他指的是梁实秋。”[508]孙大雨在沙龙公开集会中不点名地批评梁实秋的翻译观，众人持“默认”态度。显然，梁实秋不大参加这个沙龙聚会，在这个群体中也不大受人待见。这里得提一下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筹划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一事。翻译成员为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和徐志摩五人。在翻译文体上，胡适建议韵文体和散文体都要尝试，并没有详加规定，大体要求是“有节奏的散文”。梁实秋则主张用散文体翻译。正是在翻译文体上，梁实秋与孙大雨发生了分歧。朱自清这则日记提到的孙大雨对梁实秋的批评便出自这里。

其次，是梁宗岱。正如梁宗岱本人所云“自从一九三一年我在给志摩论诗的信里向你请教过之后，你便不断地辱赐教言”——早在30年代初，梁实秋和梁宗岱便因为诗学观点不同而发生频繁的论争。[509]1933年后，梁宗岱和朱光潜同居慈慧殿，并共同主持“读诗会”，梁实秋回京后，显然不便常来常往。

再次，是沈从文。1931年-1933年之间，沈从文和梁实秋同时任职于青岛大学。然而两人相处得并不和睦，后来尤其因为小说《八骏图》关系趋于恶化。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身边的“绅士”同事，影射人物之一便是梁实秋。1933年，沈从文北上，继而和杨振声一起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频繁出入林徽因太太客厅，同时也是读诗会的常客。并且借着《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名义，经常组织约稿会。在“京派文人”这个群体中，虽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核心人物，却属于承上启下的中坚，和年轻的一辈如萧乾、卞之琳等走得尤其亲近，可以说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有此种种，梁实秋北来后在北平文化圈中的处境相当尴尬。

这种不睦的关系在《学文》月刊上表现得很明显。《学文》月刊是北平新月旧侣召集的，对其创办过程，胡适记载得很详尽：

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践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510]

胡适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文》月刊的创办人名单，其中余上沅、梁实秋、杨振声、闻一多、吴世昌、叶公超等都是新月社的前成员，而据叶公超回忆，创办人还邀请了北平文坛的一位“新人”，这就是朱光潜，朱光潜此时在北平文化圈很有号召力，邀请他加入也是情理之中。[511]初创时期的《学文》月刊，有着不小的野心，打算成为《新月》的继承者。然而，这本杂志只存在了短短的四期便告终刊。编者之间的分歧是导致刊物终结的主要原因。朱自清1934年9月15日日记记载：“闻说《学文》杂志因无人编辑即将停刊，梁实秋先生可能要另出一种季刊。”[512]创刊人众多，结果却“无人编辑”，而梁实秋另有所图，这暗示了编辑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1934年，新月社早已风流云散，北平文坛开始以朱光潜和林徽因的沙龙为纽带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圈子——学者多谓为京派，而梁实秋在这个由新月社向京派转化的过程中却表现了明显的分离，向冰心等人的燕京派靠拢。

以上都是本次论争的背景。直接的导火索是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同时也是朱光潜沙龙常客的林徽因的一首诗，这便是1936年3月15日刊载于《大公报·文艺》的诗歌《别丢掉》。

别丢掉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

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这首诗在林徽因的诗歌创作中并不特别，可以说带着她一向的特色：捕捉刹那间的情绪的波动，文字灵动跳跃，重视音乐感，喜欢用单音字。初读有点拗口，然而有林氏自己的个性在内。而且很明显，这是首爱情诗，纪念往昔的恋情。此诗发表后，3月20日，梁实秋化名灵雨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诗的意境与文字》，对林徽因这首诗作出批评。[513]文章采用读者来信的方式。梁实秋首先抬出胡适作诗的三大信条：一，说话要明白清楚；二，用材料要有剪裁；三，意境要平实。接着便对梁宗岱发表于3月13日《大公报·文艺·诗特刊》上的《法译陶潜诗选序》一文的跋语作出批评。在这篇跋语中，梁宗岱对胡适的诗歌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明白清楚”论容易让诗歌流于“浅薄”。梁实秋便针对这一点代替胡适反驳，认为固然“平淡”的诗有沦于“浅陋”的危险，但“浓郁”的诗也会有让人“糊涂”的后果。因而他主张不管意境是平淡还是浓郁，文字总要明白清楚。[514]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字才叫“明白清楚”呢？梁实秋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明白清楚，不是不准用典故，也不是不准用艳丽的字眼，更不是不准用古文辞的成语，这些都不足以妨碍一首诗之为明白清楚，明白清楚者，乃是在辞句上大致不太悖于普通语法与文法，要令读者在读完之后懂得诗人所要传达的意义。[515]

依照梁实秋的逻辑，在文法上让读者看不懂的诗，就不是好诗。接下来他“随便”举出了一个例证，这就是林徽因的《别丢掉》。

我不得不老实的承认，我看不懂。前两行我懂，由第三行至第八行一整句，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流水似的”是形容第二行的“热情”呢？还是形容第七行的“渺茫”呢？第八行是一句，但是和第三至第六行是什么关系呢？第十二行“只有人不见”是何所指？[516]

梁实秋此文可谓一石二鸟，既批评了梁宗岱的诗论，又批评了林徽因的创作。前文已述，林徽因和梁宗岱都是朱光潜沙龙的成员，梁宗岱还算半个主人，这一事件自然引起了“读诗会”成员的集体关注。我们来看一封信，这是1936年3月31日沈从文给胡适的：

……《自由评论》有篇灵雨文章，说徽因一首诗不大容易懂（那意思是说不大通）。文章据说是实秋写的。若真是他写的，您应当劝他以后别写这种文章。因为徽因的那首诗很明白，佩弦、孟实、公超、念生……大家都懂，都不觉得“不通”，那文章却实在写的不大好。[517]从此信可知，文坛已经有人猜出“灵雨”即梁实秋，此封信还告诉我们读过《别丢掉》一诗并表示认可的文人名单：沈从文、朱自清、朱光潜、叶公超、罗念生……皆是朱光潜沙龙中人。显然，在梁实秋批评文章发表之后，《别丢掉》此诗曾作为沙龙话题被讨论过。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懂”。既然“大家都懂”，梁实秋的行径，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1936年4月10日，在朱光潜沙龙作出书面回应之前，一名年轻学者水天同率先发文，对梁实秋和胡适的诗论表示质疑。水天同的文章题目是《胡梁论诗》，水天同认为“诗是一种经验，是两种心理间的一个作用，一种过程，其中包括作者与读者两种心理”。“明白”或者“晦涩”这些字眼，“若不作为整个的批评方法中的工具而希图把它尊为律条，单独应用，如试金石一般，那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518]。而这一点正击中了梁实秋的软肋，梁正是将胡适的“明白清楚”论作为律条。

我们再来看沙龙成员的反应。1936年11月1日，朱光潜在《大公报·文艺》发表《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519]朱光潜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事之争，而是从读者的阅读接受和心理差异上着眼，指出：“‘明白清楚’不仅是诗的本身问题，同时也是读者了解程度的问题。”“‘明白清楚’不是批评诗的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有许多类似口号的诗，毛病并不在话没有说得明白清楚，而在话的本身没有意味。就另一方面来说，也有许多诗，比如说阮籍和李贺的作品，对于一般读者并不够‘明白清楚’，但是仍不失其为好诗。”[520]如果说朱光潜从理论上为梁宗岱做了辩护，那么朱自清的《解诗》一文则为林徽因提供了支持。开篇，朱自清即明确表示支持朱光潜的观点：“今年上半年，有好些位先生讨论诗的传达问题。有些说诗应该明白清楚；有些说，诗有时候不能也不必像散文一样明白清楚。关于这问题，朱孟实先生《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大公报·文艺》）确是持平之论。”接下来，朱自清逐句回答了梁实秋对《别丢掉》的质疑：

这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说你“别丢掉”“过往的热情”，那热情“现在”虽然“渺茫”了，可是“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三行至七行是一个显喻，以“流水”的“轻轻”“叹息”比“热情”的“渺茫”；但诗里“渺茫”似乎是形容词。下文说“月明”（明月），“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和往日两人同在时还是“一样”，只是你却不在了，这“月”，这些“灯火”，这些“星”，只“梦似的挂起”而已。你当时说过“我爱你”这一句话，虽没第三人听见，却有“黑夜”听见；你想“要回那一句话”，你可以“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但是“黑夜”肯了，“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你的话还是要不回的。总而言之，我还恋着你。“黑夜”可以听话，是一个隐喻。第一二行和第八行本来是一句话的两种说法，只因“流水”那个长比喻，又带着转了个弯儿，便容易把读者绕住了。“梦似的挂起”本来指明月灯火和星，却插了“只有‘人’不见”一语，也容易教读者看错了主词。但这一点技巧的运用，作者是应该有权利的。[521]

朱自清用详细的解读证明：《别丢掉》并不很难懂。梁实秋在反驳水天同的文章时说：“举例原是最好的辩论方法，但举例外的例就不见得公平了，除非预先加以声明。其实，水先生举的例是一个很不幸的例，他原想举一个‘不很明白清楚’的例，而实在呢，那一首诗却‘很明白清楚’。”[522]——这同样的一段话正可以用来解释朱自清《解诗》一文的意图。[523]

当这场诗歌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远在上海的邵洵美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6年4月1日，邵洵美撰文《诗二十五首·序》，其中谈到胡梁论诗：“大凡不喜欢新诗的都说新诗看不懂，即连胡适之与梁实秋最近也再三说新诗应当要明白清楚，前者那种笼统的批评，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固执，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读过新诗。后者的说话背面有苦衷。新诗的现状，除了几个特殊的人才，的确有一种普遍的病象；但是胡适之与梁实秋所给的，只能作为暂时的药石，而不能作为永久的丹方。我以为诗是根本不会明白清楚的。”[524]接着邵洵美从修辞和题材两方面谈了读诗中存在“看不懂”现象的原因。一则诗歌中使用譬喻和象征时，诗便容易“曲折”；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新诗人的题材也随着变化。最后，他说：“总之，我们懂不懂是一件事，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不懂而说这是诗人的荒唐。”[525]之前，邵洵美还曾在《人言周刊》上发表《诗与诗论》一文，对梁实秋的文章提出质疑。他认为梁实秋缺乏批评家应有的了解的能力与虔谨的态度，对待象征主义诗歌存有偏见。邵洵美引用卞之琳的诗《距离的组织》作为例证，强调诗歌艺术构思的独特性，认为明白清楚在诗的领域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篇文章中，邵洵美还极力称赞梁宗岱的诗论著作《诗与真》，[526]这“一捧一贬”，显然让梁实秋感到极其不快。

因为化名，梁实秋自然不好突然“现身”与朱光潜沙龙成员一一论战，于是他便拿远在上海的邵洵美开刀。在《自由评论》第25-26期《文艺专号》书评一栏，借着谈邵洵美新诗集《诗二十五首》之际，对邵洵美《诗二十五首·序》以及《诗与诗论》两文作出反驳。同一期，还刊载了梁实秋反驳水天同的文章《谈一首“不很明白清楚”的诗》。此外，还有对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集《诗与真》的批评。[527]这一期“文艺专号”可以说是梁实秋的“答辩”专号。

这是此次论争的第一回合。梁实秋遭到了朱光潜沙龙的群体反攻。虽然林徽因本人并无回应，但朱光潜、朱自清和沈从文均以各自的方式对梁实秋做出了批评。而沙龙之外，邵洵美和水天同也予以了支援。在这第一回合的论争中，朱光潜沙龙成员的回应总体来说是温文尔雅的，是有理有据的。反观梁实秋的化名行为及批评文章中的措辞，大有挑拨胡适和梁宗岱关系之嫌。前文已述，梁实秋在北平文化圈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他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曾在与左翼作家尤其是鲁迅的论战中，对新月社做了诸多的辩护。但1934年后，新月派已经出现了分化，不复是上海时期的亲密合作了。对于新月派的回京和分化，学者高恒文有过详细的论述。“‘新月派’知识分子虽然重聚北平，朝夕相处，但已经分道扬镳了，成为‘议政’与‘治文学’两种旨趣的人生道路上的朋友。”[528]上海时期，当《新月》月刊出现“议政”和“谈文艺”的分歧时，梁实秋是和闻一多、叶公超、余上沅、沈从文持有相同立场的，“议政”派的罗隆基就曾在给胡适信中抱怨梁实秋等新月同人不为杂志供稿。而到了北平，梁实秋因人事纷争逐渐偏离了“谈文艺”的方向，开始向胡适“议政”派靠拢。梁实秋脱离《学文》月刊，另办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风格相近的《自由评论》，可谓一证。梁实秋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他与“读诗会”及“太太客厅”的人事纷争有很大关系。

对于第二回合的论争，当事人之一卞之琳曾在晚年回忆中，将导火索归于自己在朱家沙龙里无心的一句话。在卞之琳参加的这次沙龙聚会中，主人朱光潜讲到《文学杂志》创刊（1937年5月）集稿的情况，收到的稿子里有梁实秋的文章《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此文有针对孙大雨之意），卞之琳就说了一句：“奥，还有梁实秋！”卞之琳担心梁实秋喜论战爱批评的个性会让《文学杂志》“遭殃”，而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显然被众人领悟并且夸大了。“当时梁不在场，会后听人传言夸大了，说我不愿意和梁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这句话这样传到梁耳中，会如何触动他不快的反应，可想而知。”[529]

接下来《文学杂志》的出版似乎验证了这个“传言”，创刊号登载了卞之琳的诗《近作四章》和叶公超的诗论《论新诗》、戴望舒的《新作二章》和胡适的《月亮的歌》，[530]没有刊发梁实秋的论文。而是将其延至第二期发表。于是，论争的第二回合，梁实秋再度发声，由之前的对诗歌领域“晦涩”的批评扩展到散文领域。这便是1937年6月13日刊载于《独立评论》上的《看不懂的新文艺》。这封写给主编胡适的信，再度使用化名（絮如），信中梁实秋从中学教育的角度出发，批评北平文坛一些“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接下来梁实秋又故技重施，在批评文坛上的“糊涂诗文”之后，举出了三个例子，其中有两个例子分别是卞之琳的《第一盏灯》和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531]由此挑起了新一轮风波。

这一次，胡适显然已经知道了“絮如”是谁。他在这一期的编辑后记中评论道：“‘絮如’先生来信指摘现在最时髦的‘看不懂的新文艺’”，在“絮如”这个词上特意加了引号，显然有言外之意。总体而言，胡适对梁实秋的观点表示认可，而对作为“箭靶”的三个例子，胡适表示了异议。他将卞之琳的诗排除在外，认为是能“看得懂”的——虽然不算是好诗。至于其他两个例子，他认为是因为作者能力太差的缘故，值得“哀怜”。这就将何其芳的散文推到了风口浪尖。就在不久前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活动上，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因为林徽因的大力推荐而获选。可以说，何其芳的散文风格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太太客厅”和“读诗会”的文学品位的体现。对何其芳不留情面的批评，自然也是对其欣赏者和支持者的不认可。不论胡适是真不知何其芳和京派沙龙的关系还是有意为之，这都让朱光潜沙龙成员感到不满。

这回几乎动了众怒。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均发声对卞之琳和何其芳表示支持。周作人和沈从文都分别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教育的角度为两人辩护。周作人指出看不懂的东西有两种：“甲种由于思维的晦涩”，“乙种由于文章的晦涩”。前者犹如禅宗的语录、西洋的形而上学或玄学的诗文，这样引起的“晦涩”不一定是胡适所说的因为能力低下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作者为了营造某种情调而有意为之。从文艺方面看，周作人认为，假如看不懂或觉得不好，便干脆放下不看。而从教育上看，周作人承认“模仿”和“看不懂”于中学国文是不适宜的，但中学教员应该担当起责任来。

所以我以为中学教员只要对于教育与国文有主见与自信，便可自在应付，不必向社会呼吁，徒表白其无气力，纠正学生的看不懂的文章教员自有权衡。不必顾虑文艺与批评界的是非。看不懂的新文艺即使公认为杰作亦非中学生所当仿作。反过来说，中学生虽不合写看不懂的文章，而批评家亦未能即据此以定那种新文艺之无价值也。[532]

周作人的这个论断无懈可击，对梁实秋化名为中学教员呼吁胡适出面纠正文艺风气这一行为本身做出了否定。

沈从文在信中则自称是“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对胡适和梁实秋提出了质疑。他给出的理由是，文学是随着时代而变动的，不能以文学革命初期的“明白易懂”理论继续要求30年代中期的作家的创作。此外，从读者一方看，有喜欢明白易懂的，也有喜欢曲折的。至于某些看不懂的诗文，沈从文指出，胡适只说对了一半。那些所谓晦涩的作品可能正是某些作家“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而这样的文字对于文学发展显然“功大过小”。随后，沈从文对胡适和梁实秋做了这样一个定位：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人事，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533]

接下来，沈从文把问题引向中学教员的教育问题上，指责已有的大学负责人对现代文学教育重视不够。周作人和沈从文的这两封信，周作人的尚且周全委婉，沈从文的粗莽率直显然让胡适相当不快。因而在随后的后记中，胡适的回复撇开周作人，针对沈从文的观点发言。胡适似乎丝毫没有听进去周、沈二位的辩护，坚持认为，文字的表现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如果作者只顾‘有他自己’而不顾读者，又何必笔之于书，公布于世呢？”接着，严词厉色地训斥沈从文道：“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胡适一向以宽厚示人，这次让沈从文难堪，除了沈从文“忘恩负义”，不提当年提拔之情，反而公开指责，有失言之过外，还因为沈从文尖锐地指出了胡适这位“老前辈”的“落伍”，这正戳中了胡适的“痛点”。

至于废名，据卞之琳回忆，愤激之下，径直跑到胡适家理论。后来，废名在给当时尚在雁荡山的卞之琳写信道：“北平有一个无聊的‘中学教员’据说是大学教员做了一个无聊的勾当，不阻扰山中瀑布的清听也。”[534]从废名的口气，可以想见北平朱家客厅里众多成员对梁实秋此举的反感。这场论争在北平因为战争的到来戛然而止，却直接启发了一年后邵洵美的系列诗论《金曜诗话》的产生。

对于这次论争，邵洵美给出的解释是：“实秋先生讲那种话，大概是因为他继着他所接受的系统而对‘象征主义’有了成见的关系。”[535]这种文艺歧见，不仅让梁实秋将批评指向和他曾论争过多次的梁宗岱，更将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等人裹挟进来。而卞之琳对这次论争的定位是：“文艺歧见为个人意气引爆”的结果，可以说基本符合史实。[536]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梁实秋早年与沈从文、孙大雨等的人事纷争加剧了事态的演化。而与1933年沈从文发起京海论争之际北平沙龙成员集体“噤声”不同，面对梁实秋的挑战，朱光潜沙龙的知识分子们表现了积极参与的热情。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论争中，梁实秋的好友冰心以另一种方式对其表示了支持。这便是刊载于《自由评论》第25-26期合刊文艺专号里的《一句话》。

一句话

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

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

东风沉静地抚着我的肩头，

“且慢，你别说出那句话！”

那天晚上是密密的乱星，

树头上栖隐着双宿的娇禽。

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

“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

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

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

“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

今天天上是呼呼的风沙，

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

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

“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537]

林徽因《别丢掉》一诗中有这样一句“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朱自清在《解诗》中将这句话揭示了出来，认为这句话指的是“我爱你”。与梁实秋对《别丢掉》表示看不懂相反，冰心显然看懂了这是一首爱情诗，并隔空对林徽因做出了回应：“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