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沙龙”概念的引入和兴起

晚清以降，通过翻译，“沙龙”一词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文人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促使了中国传统文人由“清谈”“雅集”向“沙龙”的转变，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一方“公共领域”。本章将考察20世纪作为西方文化之一角的“沙龙”输入中国后的变迁和发展，分析20世纪中国文化人对沙龙的思考和接受，并对“沙龙”与“清谈”“雅集”“茶会”等词的异同作出辨析。

第一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沙龙”概念的引入

已有的关于沙龙的研究著作，大多从沙龙与女性文化的关系着眼。据考证，沙龙的前身正是以欧洲贵族女性为核心的“文艺宫廷”，在这些小规模的“文艺宫廷”里，一些文人学士充做谈士以资娱乐。后来，当此类谈话活动由宫廷走向私家庭院时，真正的“沙龙”文化开始兴起。17世纪，沙龙最先在巴黎产生，这时候的法国，女性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可以和男士在客厅里自由交谈，而当时的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尚不具备这样的宽松风气，沙龙的出现较之法国要晚许多。据欧美学者考证，最早的文学沙龙由德·朗布依埃夫人（Mme.De Rambouillet）创办，其沙龙自1608年开始创立，不少举足轻重的学者都曾出入其中，“1630-1648年是沙龙的最辉煌时期，每逢星期三，朗布耶公馆便成了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3]，对后世法国及整个欧洲的沙龙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4]到了18世纪，沙龙在法国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社会沙龙林立，代表了各种类型的审美和思想流派，并在整个欧洲逐渐蔓延开来，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沙龙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国。[5]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沙龙象征着精神层面的欧洲，并被当作“妇女解放运动的排演舞台”，成为欧洲精神文化与女性文化的一个凝聚点。

“Salon”一词来自法语，从词源学上看，“Salon”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空间意义，意指城堡里的接待大厅。后来，沙龙由一个空间概念扩展到文化活动领域。1737年，罗浮宫方形接待大厅举行艺术展览，简称为“沙龙”。然而直到1807年，在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丽娜》中，才出现了对于“沙龙”这一概念的运用，指向一类文艺谈话活动，自此，现代意义上的“沙龙”一词逐渐普及开来，并被我们今日用以指代昔日的文学沙龙。[6]与此同时，“展厅”意义上的“沙龙”仍然流行。波德莱尔就专门写过针对沙龙艺术展览的评论。到了19世纪中期，沙龙展览仍然兴盛，并对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文艺谈话意义上的沙龙对西方哲学、文学及艺术的影响更是深远。欧洲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描写沙龙人物的文学著作，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7]、屠格涅夫的《罗亭》[8]都是以沙龙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在沙龙里产生的，至于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则是沙龙生活的最直接产物。

沙龙最早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被动的输入，一是主动的引进。前者主要通过晚清来华的传教士或其他外国文化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大批来华，他们开办学校、编辑报纸、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中国洋务派也开办福州船政局等机构积极向西方学习。187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35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便有陈季同。陈季同在法期间，与欧洲政界人物多有交往，法国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9]陈季同从中受到法国沙龙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陈本人虽未直接提倡沙龙，但他写过专门提倡咖啡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陈介绍了法国咖啡馆浓郁的文艺空气，明确表达了对沙龙文化的认同。这篇文章后由张若谷翻译成中文，于《申报·艺术界》上发表。1891年陈季同归国，于1897年末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并倡议组织召开中西女子大会，以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一时风气之先。据《新闻报》记载，当年参会者达122人之多，内中不乏博学多才之人（《新闻报》刊载的《闺秀诗钞》写道“艳闻盛会尽英才，宝马香车络绎来。难得中西诸姊妹，成城众志绝疑猜”[10]）。这次大会由陈季同的法国夫人赖妈懿主持，可说是法式沙龙传入中国的早期雏形，主要是以倡议女子教育为发端的，因其参加者全为女子以及偶一为之的性质，更多具有的是仪式性的意义。

到了20世纪，在接触到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之后，知识界对沙龙这一文化形式的思考有了新的进展。梅光迪的文章是目前我看到的国人较早提倡沙龙的文字。1917年5月，梅光迪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新的中国学者：一、作为人的学者》（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公开提倡沙龙。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之所以变得雅致（urbanity），主要是沙龙客厅里的女性的功劳。在那以前，学者总是邋遢的，言语也很粗暴，简言之，他们从前是枯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究（pedants）。然而，沙龙客厅里那些文雅的女性，把他们调教得文质彬彬，稳重练达，我们从近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夫笔下那些名媛给予学者的优雅的熏陶，就可以知道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直到今天，法国女性在文化圈还是很有势力。法国学者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

歌德说：“与女性同游（society），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我想我们都有目共睹。美国男人的温和的行为完全是靠女性来维持的。没有女性的熏陶，男人就好凌霸、欺压、倨傲，传统中国的学者向来邋遢、暴躁、古怪，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优雅的女性雅致的熏陶了。与女性同游，可以让我们学得温和之气，以及我们最缺乏的举止得体之礼。而我们跟她们交往绝对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社交上的乐事。那其实是一种严肃的磨练，是一种削去我们棱角的磨练。[11]

梅光迪主要从男女两性的性别特质上着眼，希望提倡沙龙，意欲借助沙龙里女性雅致的熏陶，使得中国传统的学者能改变“邋遢、暴躁、古怪”的性情。显而易见，梅光迪理想中的沙龙是由女性主导的。在此之前，留学生胡适也在日记里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为了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12]

胡适意图造就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同时，这样的女子可以“化民成俗”。在中国历史上，高级妓女曾扮演过类似的功能，而其所处的青楼作为一个文人士子交往的公共空间，颇类似于西方的沙龙。试举两例。晚明名妓柳如是的风姿和善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佳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无限感慨：“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13]晚清名妓胡宝玉曾在自己的居所内与客“茗话”，据记载，胡宝玉“乔为男妆，轻裘缓带，冠缀明珠，手持金质烟管，从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已，遂作茗话。偶及灾赈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精神四属，不令座客一人向隅，仿佛堂属之相见于公署也[……]见宝玉正色庄语，顿忘为青楼”[14]。这里的“茗话”即几十年后现代文化人热衷的“茶会”。而胡宝玉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可谓善谈之女主人也。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誉为名妓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高等妓女文雅风采以及技艺都很出色。姚民哀在20年代写文感慨道：“伎女下称校书，亦曰眉史，命名何等雅驯。岂黄毛丫头，学得三声游板荒腔，便得谓之伎女。在昔伎女，必有一技之长，方能存在于交际社会，不则无澉饭之地。”[15]姚民哀指出了“伎女”“校书”技艺的高超，同时指出了她们身处环境的交际特征。在男女身份地位悬殊的社会里，男性往往不能与家中的妻妾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当时也没有其他的男女社交渠道，于是妓院便同时充当了这一社交功能，[16]一些才貌出众的高级妓女往往被士人引为精神知己，当聚众闲谈之时，可谓颇类似于西方沙龙里的女主人。

然而，胡适期待的新女性和梅光迪理想的“沙龙客厅里的女性”自然不是胡宝玉这样的名妓，而是接受教育的新知识女性。[17]“与女性同游，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歌德的这句名言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而言，无疑振聋发聩。这是较早的基于男女人格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对沙龙交际的倡导。在胡适、梅光迪两人的意识里，沙龙的光彩主要归功于沙龙女主人。

以上陈季同、梅光迪所谈的“沙龙”都是“文艺聚谈”意义上的，“展览”意义上的“沙龙”亦有人提倡。20世纪初，随着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关于法国文化和留法感想的文章也多了起来，这其中，就有法国沙龙艺术展览的消息。1921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天马会员报告法国美术消息》[18]，此文中，天马会成员江小鹣、陈晓江介绍了法国艺术展览的情况，其中就介绍了沙龙：“散龙（注：沙龙）是很正派的！国家会（国家美术展览会）就有些古怪了，但是十分新奇的作品，这两个会里面是不能陈列的。”[19]“凡一个美术家，先经过散龙里最好的，可以到小画院，小画院之后到罗克省白而，然后分到各省的画院里，到美术家死了后，再选到博物馆，最好的还可选到罗佛而。”[20]由此可知，“沙龙”一词是由海外留学生率先使用，并逐渐传入国内。最初的译名并不一致，比如这篇文中就译作“散龙”。

根据现有资料，国内最早在展览意义上正式使用“沙龙”一词的是刘海粟，1923年刘海粟在《天马会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提及天马会的成立是模仿法国沙龙的结果：“江君有鉴于此，建议于同志，创立常年展览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国中新的绘画陈列之，以供众览，其制盖仿法之沙龙、日之帝展也。”[21]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材料。1927年，《艺术界》也刊登了《林风眠发起北京艺术大会》[22]的通告。文中林风眠主张以“法国沙龙”的办法，倡办大规模的艺术大会。但大会的口号与“法式沙龙”的优雅闲适氛围颇不相和，而是充溢着激进的革命色彩。[23]此外，还有不少资料表明，民国以来在文艺展览意义上使用“沙龙”一词，主要集中在留法学生那里。到了30年代，“沙龙”这一新名词在中国语境中已经被广泛认可。刘海粟在《东归后告国人书》中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入选法国著名沙龙的情况。[24]

除了“沙龙”这一词汇，关于“沙龙风”的巴黎文艺氛围的介绍文字也很多。早在晚清外交使节的笔记中，就曾出现描写法国巴黎文化空间的文字。当年流亡在外的王韬笔下亦曾出现咖啡馆的场景：“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鲜有因而口角者。”[25]而民国的留学生们，更是为巴黎浓郁的艺术氛围着迷，在与中国国情比较的过程中，巴黎更显出高雅迷人的色彩。1920年，《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旅法的断片思想》，作者对法国国民的艺术修养之高深表惊奇：“巴黎的博物馆如Louvre和Luxem-bourg里面，许多的男女，抱着美术史，进去作考订生涯的，和带着画板，作临摹生涯的，都可以表现法国人艺术美的普遍化。”“反观中国的社会，哪里有美感的存在？”作者并将其提升到国民性这一层来，说“我爱这文艺思想熏陶出来的国民性，我爱这轻暖明媚的南欧气候风物”[26]。五年后，一位中国画家庞薰琴留法，在巴黎艺术氛围最浓郁的蒙巴尔拿斯区生活了两年，期间，他经常坐咖啡馆，感受着这里浓郁的文艺氛围：“咖啡馆并不是以来喝咖啡为主，而是文化界活动的场所，也不只是画家、雕刻家，还有文学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记者、交际花，例如‘琪琪’等等。”[27]而傅雷对巴黎文艺生活的描写更炫目多彩：“在巴黎，破旧的，簇新的建筑，妖艳的魔女，杂色的人种，咖啡店、舞女、沙龙，Jazz，音乐会，Oinema, Poule，俊俏的侍女，可厌的女房东，大学生，劳工、地道车，烟囱，铁塔，Montparnasse, Halle，市政厅，塞纳河畔的旧书铺，烟斗，啤酒，Porto, Comoedia，……一切新的，旧的，丑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加来（Poincare）至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地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旋涡中梦着……”[28]这股巴黎文艺风对中国学生的熏陶是深刻的，并潜移默化到他们日后的人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大多以“茶会”来指代“聚谈”意义上的“沙龙”。“茶会”一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明代文人画大家文徵明就有一幅作品叫《惠山茶会图》。而晚清以来，“茶会”一词得到了现代化的重新应用。在梁启超的书信、胡适的日记中都曾出现“茶会”一词，他们参加或举办的茶会实际上就是沙龙。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开办“茶会”一事：“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余人。”[29]胡适日记1913年12月23日写道：“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先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复为射覆，谜语，猜物诸戏。余拟数谜，颇自喜，录之如下[……]”[30]胡适这里所说的“茶会”，虽然形式上比较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实质已然是西方式的“沙龙”[31]。而另一位留学生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多次参加外国人主持的“茶会”的记载，[32]这些茶会事实上也便是沙龙。中国留学生频繁地参加国外的沙龙聚会，对沙龙这一文化空间多有接触，获益良多。回国后不少人继续保持了这一生活和社交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茶会”一词早于“沙龙”在中国文化人中流行。在30年代的文人公共交往中，“茶会”一词也更多取代“沙龙”成为众多文化人指代此类公共聚谈的一个常用词汇。

1898年曾朴与陈季同相识，在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法国文化和文学知识，对法国沙龙尤其着迷，从此便予以大力提倡。在曾氏眼里，沙龙成了他所向往的西方异域风情的象征。同时，借助沙龙交往，他欲引进异国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激发中国旧有文学的生命力。而留法学生李金发，则从沙龙功用的角度提出了别样的见解。李金发在他的《法国的文艺客厅》中写道：

法国的文艺客厅（Salons litteraires或音译作“沙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而很关重要的，且多为好客的贵妇人所主持，如现代之文艺俱乐部，其重要者如Deffand夫人Geoffrin夫人Necker夫人Récamier夫人Lespinasse女士之客厅，都红极当代的，任何文豪都出入她们的幕下，可是到了后来，报纸杂志发达了，作家聚会之处多在编辑室，或酒吧间，客厅渐随之而门庭冷落起来，到十九世纪末，已找不出几个重要的文艺客厅，一九一四年，还有几个次等的，到了一九二〇年简直消灭净尽。（当时还有许多咖啡馆，是大文豪来往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些。）这种风气是非常有趣，而值得提倡的，当代的作家，可以时常会面，联络感情，得切磋琢磨的益处，讨论问题，演讲，游艺，甚至组织政党，新进的作家亦可以有机会认识几个老前辈，不致埋没天才。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不致再文人相轻，我笑你，你骂我，弄得大家以后不好意思，各筑壁垒。为今之计至好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给各派文人聚集，则以后各报纸屁股必可少打笔墨官司，[……][33]

促进文人之间的友谊，消除文人相轻而致的笔墨官司，李金发的出发点在于促进文坛和谐局面的建设。其实在李金发撰此文的1934年，中国本土的情况并非如他所说“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上海、北平、南京，各式沙龙已经风生水起，只不过完全类似于西方沙龙模式的仅林徽因一家而已。至于邵洵美，对沙龙则有着更为具体详尽且高远的理想，他意图通过文艺沙龙的倡导，把文艺打进社会里去，一面推广文艺风气，一面改良社会，从培育一个“小规模的好社会”开始，进而达到实现“一个大规模的好社会”的理想。在邵洵美眼里，沙龙不再是一种消闲娱乐方式，也不止于引进西潮，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改造国民性和“文化救国”的意义。此时，沙龙成为了一种先进文化的象征，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所在。

“沙龙”这一新名词在晚清民国的引入和传播，自然和这一时期思想演进的脉络密切相关。正如学者章清所云“近代中国出现的诸多新名词、新概念也成为‘转型’的象征，甚至堪称‘重塑’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34]。沙龙的引入，与中国知识界理解、学习欧洲文化有关，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是Salon一词的音译，当“沙龙”引入中国之际，同时出现了其他形式的译名。比如邵洵美就用“花厅”一词来翻译“Salon”，他说只是为了一种字面上的漂亮，但很明显，从这个译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古典趣味。这个翻译和华林将“咖啡馆”翻译成“佳妃馆”在趣味上是一致的，都试图将西方的外来词“古典化”“中国化”，从中都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文化大批涌入之际，希望“化西入中”的意图。此外，如上文所说，“沙龙”在中国语境一度有两个指称。一是指美术展览意义上的。一是文人聚谈意义上的。这两个意义在沙龙初进入中国之际，一度连用。但在实际的传播中，文艺客厅意义上的沙龙更为人熟知。另一面，“沙龙”一词的使用情况，也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一部分趋新的文化人，如曾朴、林徽因、徐志摩、邵洵美等对沙龙十分热衷，发文倡议并身体力行，而另一部分文化人却依然坚守着清谈雅集的传统文人生活，对现代化的都市文化持拒斥态度。

概而言之，“沙龙”一词既是对传统文人清谈雅集的一种新命名，另一方面，它还指代了一种新型的文人生活和交往方式。这种方式随着西学的流行和传播，在中国大都市快速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现代”“洋气”和“摩登”的象征。由此，“沙龙”这一新名词所创造的新文化现象，以一种都会流行文化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化风景，此后的中国，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沙龙兴盛的时期。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沙龙的历史形态

理论上的倡导很快变为实际上的行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龙在中国便不是新鲜物事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苏州各地均有类似的沙龙组织召开，只不过有的比较正式，按期举行，而有的只举办一两次后就不了了之。在上海和北平，先后有曾孟朴、邵洵美、徐仲年、曾今可、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倡议并组织过沙龙活动。本节将对专章之外的沙龙做一简单梳理。

沙龙在上海主要以书店、茶楼、咖啡馆中的聚会形式举行。以书店为沙龙活动空间的有曾朴的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的金屋书店[35]，这两个书店都是沙龙主人自己出资经营的，可以说是曾邵两人建构“沙龙-出版”体系的重要平台，除此而外，值得一提的是内山书店。与前面两个书店不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并非文人，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这家书店之所以重要，是于此处自然形成了一个“文艺漫谈会”。鲁迅以及一群日本文学爱好者经常在此聚会谈天。

内山书店因为鲁迅的关系而声名遐迩，其实早在鲁迅与内山完造结识之前，内山书店于1923年就设立了文艺漫谈会，并出版刊物《万华镜》。20年代后期，内山书店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内山完造夫妇和上海文化圈往来密切，留日归国的文化人常常光临内山书店。曾朴、邵洵美沙龙重要成员之傅彦长在日记中记载了多次到内山书店购书会友的活动，比如1927年6月12日记载：“午后三时到内山书店，遇鹤见辅、田汉、王独清、郑伯奇、陈抱一、塚本助太郎、欧阳予倩。”[36]提到了多位创造社文人。

1926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华，和内山书店接触频繁，在后来的游记中他回忆内山书店的情况：

过了几天，M君将我带到位于北四川路阿瑞里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以外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说到老板，是一个很有朝气，明白事理，而且很有意思的人物。店的最里面，在火炉边摆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顾客可以坐在那儿喝茶聊天，——想来这家书店似乎成了爱书人聚集的场所。我就在那儿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老板介绍中国青年的现状。[37]

谷崎润一郎是20世纪初日本知名的唯美主义作家，此番来沪，受到国内文艺家的热烈欢迎。内山书店特地为其召开了一个中国作家见面会。郭沫若、谢六逸、田汉、欧阳予倩、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等都出席了见面会。[38]以此为契机，上海部分文艺界人士随后发起了一个“文艺消寒会”的活动。1926年1月29日，“文艺消寒会”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举行。在此之前的1月27日和1月28日，《申报》接连发布活动预告。宣称届时将会“举行聚餐，籍联情谊，公宴画家，大鼓家，京戏家，昆剧家，电影家等”，客人“则为德菱女士及谷崎润一郎君，并有剑舞、京戏、昆曲、大鼓等余兴”[39]。并列出了发起人名单：田汉、欧阳予倩、张若谷、叶鼎洛、傅彦长、周佛海、左舜生、唐有壬、黎锦晖、郭沫若、唐琳、谢六逸、方光焘等文艺家。从这一流派纷呈、身份多样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出，这个“文艺消寒会”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文艺联欢会”，也可以说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和本书所定义的沙龙有较大差距。[40]然而经常于内山书店举办的“文学漫谈会”，却是个文学小圈子的定时沙龙。据王映霞回忆，郁达夫当年经常和她去内山书店买书、座谈。[41]和鲁迅一样，郁达夫的书信也往往由内山书店中转。[42]

而当鲁迅成为常客之后，内山书店的漫谈便更加知名。内山书店的漫谈已经成了鲁迅的一个习惯。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到内山书店漫谈的信息，在给日本友人的书信中也常提及此会。1933年的鲁迅，基本上就是在家读书阅报写文章，对于此种处境下的鲁迅而言，内山书店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共文化空间，便显得尤为重要和难得。因此，这段时期，鲁迅非常高频率地往返于家和内山书店之间。几乎每天都去，隔天一去都觉得“有些扫兴”。久而久之，内山书店与鲁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关系。而一些文学青年去内山书店，不仅为了座谈，也有为了看鲁迅的念头在内。赵家璧回忆：“那时（1934年），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43]某种程度上，内山书店分享了鲁迅、郁达夫等文学家的声名，此处的文学座谈也因此成了鲁迅、郁达夫圈子的社交空间。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是重要的聚谈之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雅”茶楼。关于新雅聚谈的史料非常的多。鲁迅日记就时有记载。1930年2月1日：“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44]1933年2月24日：“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45]鲁迅去新雅多是受友人邀约，次数并不多。典型的新雅茶楼“死忠粉”要属林微音。也是邵洵美沙龙一员的林微音是新雅茶楼的常客，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新雅的经营状况：“它的早茶是从十一点钟开始。去那里喝早茶的，除了一班老客人以外，有在什么地方消磨了他的全夜而面现倦容的人。从维纳斯来的就有一些[……]下午茶是从四点到七点，而在四点与六点之间是它的最高点[……]”[46]除了营业情况，林微音还详细记录了文人在新雅的聚谈情形。由林微音的文章可知，常去新雅酒楼的文人有傅彦长、崔万秋、黑婴、张资平、邵洵美、叶灵风、刘呐鸥、高明、杜衡、施蛰存、穆时英、韩侍桁等。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朴、邵洵美沙龙中的成员。至于邵洵美本人，也是经常光顾，盛佩玉回忆说：“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兴，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但又不能总将妻子丢在家里，所以几次邀我一同去，果然诸位名家都在品茗。”[47]傅彦长在纪念曾朴的文章中也提到：“民国十七年，在我们这一群人里，还有每星期日到某某茶室去吃午时茶点的风气。这风气直到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才宣告结束。我们这一群人在那时都有吃了东西之后去批评，批评之后又去吃东西的兴致。”[48]“我们这一群人”即曾、邵沙龙的常客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等人，而此处的“某某”茶室即“新雅”。左翼作家也有光顾新雅的，如周扬、曹聚仁，用曹聚仁的话说：“北四川路横滨桥，有一家新雅酒楼[……]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49]新雅酒楼的客人比较复杂，老文人，新作家，革命的，不革命的，都列席其中，因此处沙龙成员多而流派纷呈，有人称其为“‘马路文人’的俱乐部”[50]，也有人直接将其命名为“无聊者的沙龙”。来看一则史料：

[……]（张若谷）同时又给我介绍认识许多的朋友：同他联合战线的朱应鹏同傅彦长、还有文艺界的战士邵洵美卢梦殊梁得所徐蔚南查士元汪倜然黄震遐周大融鲁少飞[……]我们每逢星期日，大家总是不约而同的从老远地方赶到北四川路虬江路转角的“新雅”，那里我们称为无聊者的“沙龙”Salon，是星期茶会的所在。在里面从早上八九点起一壶清茶，二碟点心，谈天说地，一直到钟鸣十二下，方才各自打道回府，这样的境遇，给我不少的兴奋，使我自然地倾向着文学。[51]

将新雅茶会称作“无聊者的沙龙”，一方面是调侃，一方面也是实情，经常到新雅聚谈的文人，也大多对私人沙龙和咖啡座谈十分感兴趣，比如这位作者鸟衣先生是张若谷的朋友，同时也是邵洵美沙龙常客。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作为一个崭新的都市消费空间开始兴起并流行。这些咖啡店主要分布于法租界和日租界内，老板多为西洋人和日本人。[52]因为环境幽雅，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都市时髦气息，几个时兴的咖啡馆吸引了一批热衷异国情调和都会文艺的青年文人，久之，形成了一个文学小沙龙。这个小圈子文人对坐咖啡馆十分热衷，他们并且在《申报·艺术界》副刊上主持了一个“咖啡座”的栏目，专门登载与咖啡及咖啡座谈相关的文章。

张若谷是“咖啡座”专栏的长期撰稿人，发表在此的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名字直接叫做《咖啡座谈》。在《咖啡座谈》序言里张交代了身边爱坐咖啡馆的一帮朋友，他们是朱应鹏、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曾朴、曾虚白等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馆，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53]而在黄震遐的笔下，“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只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她的最大的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54]。把坐咖啡馆视作“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显然针对的主要是法国沙龙式的“幽会聚谈”而非单纯的消费。

张若谷在文章中则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他们这群文艺青年咖啡座谈的情形：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55]

霞飞路的“巴尔干”，还有最贵族的“Marcel”和“Federal”，张若谷写来如数家珍，洋洋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据张若谷自白，他推广咖啡店基于三个理由。一是他认为咖啡是都会沉闷生活中的一种刺激和兴奋剂，且是文艺家灵感的助长物，是都会生活的象征。其次是座谈。在一篇文章中，张若谷进一步指出咖啡座谈作为都会公共领域可以让人们交流思想与智慧。这也是张若谷推介咖啡馆的最主要原因。都会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显然是匮乏的，虽然茶馆也承担了一定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但茶馆里常有贩夫走卒的身影，吵闹而紊乱，显然不是这些趣味西化的“西装少年”的理想去处。咖啡馆干净、优雅，正适合闲谈。反讽的是，除了俄国人开的咖啡店，日本人和西洋人开的比较贵族的咖啡店对中国人大多态度不好，且价格昂贵，不是他们所能消费得起的。于是，热衷推广者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和冷落。在这个背景之下，邵洵美和曾朴的固定沙龙便显得十分珍贵和奢侈了。张若谷自己也无奈地感慨：“所以有时我们宁愿多化几个车钱，老远赶到朋友家里去谈话，旁边烧起几杯咖啡来助长话兴，消磨光阴。”[56]可以发现，茶楼、咖啡馆和私人沙龙之间有着很多交集，热衷沙龙的文人往往同时也热衷去茶楼和咖啡馆。大体而言，有财力的选择在家举办定期沙龙，经济实力不够的则选择间或到公共空间小聚。第三是咖啡店有女侍提供周到的服务，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属于大胆新鲜事。在这一点上，田汉也是张若谷的同道中人，创办南国书店时，田汉便打算同时附设一个咖啡店，并在《申报·艺术界》上刊登招股广告，文中有“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的说法。

在顺应并推广咖啡馆潮流之际，与咖啡有关的文艺作品，也随之成了张若谷等人关注的焦点。比如张若谷推介郁达夫的翻译小说《一女侍》。对它的关注不在于小说本身的艺术性，而在于这是一个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一女侍》是英国作家乔治·摩尔的作品，刊于1927年第18卷第8号的《小说月报》上。张的“广告词”是：“在这几天的上海正闹着咖啡店潮流的当儿，凡有咖啡趣味者及一般喜欢享受异国情调的文学者，都应该咀嚼这篇可歌泣的生动的故事。”[57]在张若谷那里，似乎咖啡馆天生的就是文艺故事发生地。这篇文字末尾，张甚至署了“从静安寺路Federal咖啡店回后写完”的附言。而欧美作家Jean Moreas、Theophile Gantier、Maxime Rode、George Moore也因写过与咖啡馆有关的作品或经常坐咖啡馆而被张若谷大力推介。[58]此外，张若谷对俄国诗坛的“咖啡店时代”也很向往，也做了介绍。

除了这群文学青年，上海艺术界尤其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画家们对坐咖啡馆也十分热衷。倪贻德在《艺苑交游记》中提到一位叫陈宏的青年画家，“他在作画之外，唯一的消遣便是饮咖啡”，“他为了要过他的咖啡瘾，每天非去坐一两钟点不可的，有时也邀了友人去坐谈大半天”[59]。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对咖啡馆也有着类似的热情。用叶中强先生的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海的咖啡馆不仅在生产五光十色的异域想象和‘现代生活’，亦在孵育激进的革命话语。”[60]这也就是被鲁迅讥为“革命咖啡店”的现象。1928年8月8日，《申报·艺术界》刊登了一则“上海咖啡”的广告：“[……]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61]这则广告作者乃化名，很可能是主持这个《咖啡座谈》栏目的张若谷写的。虽然广告里提到的鲁迅和郁达夫并没有光顾这家“上海咖啡”，[62]部分左翼文化人热衷咖啡馆确是事实。而位于公共租界的公咖咖啡馆，在20年代末甚至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据夏衍回忆，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即在公咖咖啡店二楼举行，[63]之后筹备会还曾在此举行。至于鲁迅，后来也开始踏足咖啡馆，虽然他不喝咖啡喝绿茶。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即指此事。而田汉、冯乃超两人对咖啡尤为热衷，他们甚至都有开咖啡馆的计划。左翼人士选择在咖啡馆集会，和张若谷等人对咖啡馆的推介当然出于不同的目的，左翼作家更多的是考虑安全因素，位于租界内的咖啡馆，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沙龙类似，以自己殖民地的羽翼掩护着旨在推翻殖民的左翼作家的聚集。然而随着次数的增多，光顾咖啡馆的革命者由一开始仅仅出于选择一个安全的公共场所的考虑而逐渐转向关注咖啡馆本身的消费特色和娱乐休闲方式。“革命”的紧张感逐渐被咖啡馆的休闲感替代。——咖啡馆作为一个时髦新异的都会消费空间，和文化、政治的密切关联，也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共同体”（此乃叶中强先生提出的概念），即游离出“文派”“立场”“主义”“新旧”界分的新的都会空间，其间也折射出当年上海文人暧昧复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