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笔者对“沙龙”的关注起源于对知识分子研究的兴趣。知识分子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从都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这些都市空间大体有茶馆、书店、大学、会馆、公共媒体、同人刊物、社团流派等，在对这些空间的考察中，都市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和精神文化生活得以逐步呈现。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沙龙”是西方的舶来品，是现代中国都市空间中非常特殊又不大为人所注意的一种。借助此空间的考察来研究某几类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史，与此同时，从知识分子的视野来观察这一特定的都市空间如何在中国兴起、发展和衰落，以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那么首先有必要对“沙龙”的涵义做一界定。在西方文化中，“沙龙”一词本意为“客厅”，指有知识、有身份的男女人物以言谈和娱乐为目的的经常性的非正式聚会活动，一般是在宅院的客厅中举行，由一个女主人负责邀请和招待宾客以及主持沙龙交谈。此外，“沙龙”一词还有一个所指，即作为“艺术品展览”的空间和制度。这一个涵义比“文艺客厅”的所指要晚许多，它起源于1737年在罗浮宫方形大厅（the salon of carre of the Louvre）的一次艺术作品展。此后，人们便也用沙龙指称艺术展览。在中国语境里，“沙龙”同样有两个涵义，一是“文艺客厅”，知识人在此聚集交谈；二是“艺术展览”，有“展厅”之意。这两层意义上的沙龙的引进对中国现代文化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出于研究的方便和中国的特殊情况，本书将在如下意义上使用“沙龙”一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聚一处，以核心主持者的住所、客厅、书店为主要活动空间，举行的自由探讨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话题的社交活动。本书将以此文艺客厅意义上的几个沙龙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会涉及相关的文艺展览意义上的沙龙活动（事实上，这两种活动之间并不是截然可分）。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沙龙是个流行的文化现象，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北平两地。在上海，来华的西方文化人对其十分热衷。创办万国艺术剧院的弗里茨夫人的沙龙可谓一时之盛，胡适、邵洵美等都是座上宾。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沙龙则要数曾朴为先，邵洵美的沙龙与之关系密切，在人员上多有交集。到了30年代初，徐仲年和孙福熙创办了“文艺茶话会”，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多次举行沙龙活动。同时期的北平，林徽因和朱光潜的沙龙也先后举办，影响遍及京津文坛。除此之外，上海的内山书店、新雅茶楼及DD’S咖啡馆，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等地也有不少文化人的自由聚集和交谈活动，一则这些沙龙活动规模较小，二则缺乏核心长久的主持人，因此本书仅选取曾朴、邵洵美、朱光潜、林徽因这四个沙龙做个案分析，而在论及沙龙中国史之际也会将其他沙龙活动纳入其中。

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这个沙龙现象，是从怎样的一种历史话语里成长起来的，与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同时，沙龙的引进和流行与中国传统文人精神文化生活之一部分的“清谈”“雅集”有什么不同，在引进这一西方已经过时了的文化活动的同时，上海、北京这两个城市对沙龙产生了怎样的“同化”作用？这是本书要解决的一个前设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的关注将转到具体的沙龙空间。

首先要问的是“谁在说”？在沙龙里，谈诗论文的都是哪些人？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学群体特征？沙龙的成员一般毕业于高等学府，文化程度较高，在北京的沙龙成员主要来自学院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思想上主张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偏于西式，对纯文艺有坚定的追求，所在领域也比较广泛，不限于文艺界。上海地区的沙龙以留欧、留日学生为主，多为自由派文人，成员有文学家、画家、雕刻家等。我的分析重点在于：为什么是这几个群体选择了沙龙这一形式作为交往的途径？这些群体的内部交往结构是怎样的？沙龙与沙龙之间又存在怎样的交集和歧异？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权力场域？在对这些问题分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沙龙与时代环境、媒体、学院、都市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在多种关系的张力之中，不同的沙龙聚合产生了不同的知识群体。

接下来便是“说什么”的问题。在沙龙里，人们交谈的话题是什么？哪些话题是最引人兴趣的，哪些又是泛泛而谈，对话题的选择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怎样的关怀意识与思考？一般而言，沙龙话题比较宽泛，然而“讲学复论艺”大抵是核心话题。曾朴的沙龙主要关注法国文学，邵洵美的“花厅”与英美文学紧密相连，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文艺色彩浓厚，朱光潜的“读诗会”则以诗歌理论的讨论占了主角。本书将在上编的个案分析里对此做详尽探讨。

最后，这些频繁的沙龙活动对当时的思想、文学、批评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书的下编将着力于解答这个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本书将主要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着力于对具体沙龙组织机制进行考察，详尽分析沙龙所凝聚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性质、特征和影响。此外，比较研究将一直贯穿于论述的进程之中。其中之一是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中国沙龙与传统中国文人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比较，此外是由于沙龙的分布地区不同所造成的文化差异的比较。在理论上，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给我许多启发。

关于沙龙的研究，目前所见大多为外文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其建立的公共领域模式中，沙龙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哈贝马斯的理解中，沙龙和咖啡馆、宴会等机制一样，是城市中突出的文学公共领域，是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他认为，公众在17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而这些公众，或是指当时的宫廷臣仆，或是坐在巴黎剧院包厢里的城市贵族以及部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在这种贵族式的社交天地里，现代因素开始萌芽，而后随着许多华丽的室内沙龙的出现，宫廷宴会厅逐渐被取代。这些沙龙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仅是文学批评中心，也是政治批评中心，从而见证了公共领域由文学向政治的演进。

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之下，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讨论妇女与公共领域关系的研究著作，兰德斯《法国革命时期的妇女与公共领域》和古德曼的《文学界：法国启蒙文化史》以及苏珊·戴尔顿的《建立文学界：18世纪欧洲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重新连接》等都是基于此理论的基础上对沙龙妇女与启蒙运动关系的研究（这些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目前国内可见的关于沙龙研究的中译本，有《法国沙龙女人》和《沙龙的兴衰——500年欧洲社会风情追忆》以及《沙龙——失落的文化摇篮》，然而这三本书严格来说都不属于学术著作，主要是对欧洲沙龙的历时性描述。

国内关于文艺客厅意义上的沙龙研究，大概有如下几种：高恒文在《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一书中专辟一章介绍京派的两个沙龙，但流于平面的描述且比较简略。许纪霖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一书中将林徽因、朱光潜的沙龙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一脉做了简要论述。其余的以单篇论文为主。我所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篇：刘晓伟的《现代上海（1927-1937）沙龙的文化功用》[1]，作者在文中提到了三种沙龙类型，“咖啡座谈”“曾朴的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的花厅”，分别对其做了概述。李蕾的《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2]对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朱光潜的“读诗会”与京派文人的聚合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描述。此外，沙龙活动在林徽因、李健吾、朱光潜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中被多次提及，然多流于文艺性的泛泛而谈。

以上著作针对的“沙龙”指的都是文人聚集自由交谈的文艺客厅，至于“文艺展览”意义上的沙龙，研究者多为美术史学者。有人从艺术批评与沙龙的关系角度作出了研究：《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的起源——18世纪法国沙龙批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洪潇亭博士论文）、《法国艺术展览与现代艺术批评的兴起》（中国美术学院，洪潇亭硕士论文）；有人研究沙龙与绘画公共领域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绘画公共领域研究》（中国美术学院，葛佳平博士论文）、《竞争的公共性空间——18世纪中后期的巴黎沙龙》（中央美术学院，初枢昊硕士论文）。——以上论文针对的多是欧美沙龙。关于沙龙对中国现代美术展览制度和现代美术发展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

沙龙在晚清民国时期是个很流行的文化现象。而对于这一现象，逸事式的描述和平面化的历史梳理显然不足以显示它背后的丰富内涵。沙龙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功用，沙龙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特定文学方式及主题的关系，沙龙的实践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沙龙社交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以及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等等话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阐发，而这正是本书着力研究的重点，也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