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的中岛敦文学研究
1942年，中岛敦的短篇小说集《古谭》发表在著名的文艺杂志《文学界》2月号上。紧接着，在同年的《文学界》5月号上又刊登了中岛敦的长篇小说《光风梦——五河庄日记抄》。该作品被列为1942年上半期芥川文学奖的提名作品，与作家石冢友二的《松风》一起竞争，最后两作同时落选，这一期的芥川奖轮空。1942年7月，中岛敦的第一部创作集《光风梦》由筑摩书房出版，在同年的11月，第二部创作集《南岛谭》由今日问题社出版。在该年的12月4日，中岛敦因为宿疾哮喘发作辞世。中岛敦的包括名作《李陵》、《名人传》、《弟子》等在内的大量作品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其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时局的高压下，日本文坛几近荒芜。所以，在战前，中岛敦文学虽然以其高迈的汉文格调让人耳目一新，但是，除了一些零星的评论外，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最先发现中岛敦文学才华的是作家深田久弥，也正是他将中岛敦引荐给时任《文学界》编辑的河上彻太郎的。这两人对中岛敦步入文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河上彻太郎高度评价了中岛敦非凡的才华：“对有着如此能力的新人作家的出现，往大处说，我感觉到了我们文坛在想象力领域上的进步。出现了一个有着独特感受性的新人。他有着丰富的语言表达和幻想能力，而且很擅长讲述故事。”[1]中岛敦的《光风梦》被提名为1942年第十五届芥川奖候补时，在评审委员会里，诗人室生犀星力捧该作：“我为《光风梦》投上了一票。把《松风》排在了它之后。《光风梦》在我读到过的所有参选作品中是最优秀的作品。”[2]川端康成认为：“我作为预审委员会的一员，筛选出了石冢氏的《松风》和中岛氏的《光风梦》两篇。我希望给其中的一篇或者两篇都授奖，可是多数委员都反对。（中略）我不认为这两部作品没有获得芥川奖的资格。我到底无法相信《松风》和《光风梦》不如以往的获奖作品。”[3]其他的几位评审委员比如泷井孝作、小岛政二郎、宇野浩二等人分别以为：“觉得不像是创作……玄学臭味很浓”；“关于南洋的风物描写等，仅仅是诉诸文字方面，现实中的色彩也好，光线也好，对我们的五官没有冲击力。这一点，我觉得很无聊”；“《光风梦》在题材上确实是别出心裁，可是有明显的缺陷：冗长、散漫，写法也简易、粗糙”。[4]就在芥川奖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中岛敦的作品褒贬不一的时候，浅见渊的《文艺时评》（《文艺》1943.8）、山本健吉的《历史·物语·小说》（《新潮》1944.5）两篇评论文章则激赏中岛敦文学所独具的魅力。在早期的中岛敦论中，不能忘记资深作家深田久弥的存在。深田不仅将中岛敦引上文坛，在中岛去世后，其遗作《李陵》也是通过深田的整理和命名后才得以发表的。深田久弥在《故中岛敦君》（《文学界》1943.7）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和中岛敦之间的交情，还披露了中岛敦是如何将文稿寄存在自己处，以及自己又是如何将稿件推荐到《文学界》上去发表等鲜为人知的细节，成为中岛敦文学研究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战前所有关于中岛敦文学的评价中，最重要的当是由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岛敦生前好友中村光夫所撰写的《青春与教养——关于中岛敦》（发表在《批评》，1944.3、4合刊，后改名为《中岛敦论》）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中村详实地论及了中岛敦厚实的汉学教养和个人气质，并对中岛敦文学的特质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光风梦》和之前的获得芥川奖的诸作（其中绝不乏平庸之作）相比，不用说是一点都不逊色的。再进一步思考，在现代的青年作家中，从资质、作品风格来看，甚至在作品篇幅的长短方面，最接近芥川龙之介的难道不正是中岛敦吗？两人同样具有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极端的优点和弱点：渊博的学识、羸弱的身体、怯弱的自尊心等，而且，芥川小说的构思方法，至少是在他初期的短篇小说的构思方面，中岛敦的作品和他相比，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的了。再斗胆说一句，中岛敦的那些写得很成功的短篇小说，比起芥川初期的作品来丝毫也不逊色，有些作品毋宁说是还要超过芥川的水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中岛敦就是现代的小芥川。[5]
中村光夫对于中岛敦文学特质的这一评价不仅准确到位，在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奠定了后世对中岛敦文学评论的基调。所以有论者指出，中村光夫的这一评论是“在作家中岛去世一年后撰写的卓越的作家论，可以说，正是得益于此，坐实了学界对于中岛敦的评价，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这是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论文之一”[6]。
战争结束后，仅仅过了3年，从1948年10月至翌年的6月，由筑摩书房出版了第一次《中岛敦全集》三卷本，此举功莫大焉。这一套全集，不但网罗了当时能见得到的所有中岛敦创作的文学作品、日记、断片、信函之外，还附有中岛敦的同学、亲人、师友等人的回忆文章，也附上了当时能够看到的所有评论文章。这样的出版事业，为战后全面研究中岛敦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在这一时期，以“战后派”闻名的著名作家武田泰淳发表了题为《作家的狼疾——读中岛敦〈我的西游记〉》（初出《中国文学》1948年第1、2期合刊）的批评文章，他继承了中村光夫的基本观点，对中岛敦文学作出了好意的评价，并进一步地指出：“《山月记》也好，《古俗》也好，各自都有很漂亮的短篇结构。带有长于创作、虚构的芥川式短篇小说的外貌”；“收录在《我的西游记》中的《过去帐》两篇，无论是从技巧还是从思想上来说都是上好的篇什。特别是在把对‘世界的苛酷的恶意而抱有的谦逊的畏惧’用现代感觉表现了出来这一点上，预言了一种新意，尤其是预言了战后文学新动向，是带有启示性意义的作品”。[7]武田泰淳的上述观点可谓是高屋建瓴，为中岛敦文学研究开拓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中村光夫的中岛敦论构成了同一时期的双壁，被视为中岛敦文学研究的必读资料。
继武田泰淳之后，关于中岛敦文学的诸多评论中，评论家臼井吉见的见解十分重要，同样成为中岛敦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臼井在《中岛敦的文学》（初出《展望》1948.12）中，针对之前中村光夫、平田次三郎等人提出的将中岛敦文学的谱系追溯到芥川龙之介那里去这一看法，指出应将其再往前追溯到森鸥外那里。在臼井看来，中岛敦文学的气质比起芥川龙之介来，毋宁说更接近森鸥外。因为芥川的文学是一种“解释”，并没有能够将“自我精神作品化”，而在中岛敦那里，则将“受伤的自我的精神这一主题作品化”了。中岛和鸥外取自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性。鸥外历史小说的世界是建立在“自立的、自我信赖”这一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对的是，中岛敦的历史小说则是“受伤的、孤独精神”的产物。[8]
在同一时期的中岛敦文学研究者中，冰上英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冰上与中岛敦是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是日本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家。作为中岛的亲友以及中岛文学深刻的理解者，他参与了三次中岛敦全集的编撰工作，为中岛敦文学的面世和普及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冰上氏还多次为不同版本的中岛敦文学单行本写过解说，其中最早的一次是为新潮社1951年10月版文库本《风光梦·李陵》撰写的。其中，最能代表他对中岛文学理解水准的当是为角川书店1968年9月版文库本《李陵·弟子·名人传》所作的解说。在这篇文章里，冰上英广强调了中岛敦的汉学渊源，同时还指出中岛敦的才华绝不仅仅囿于汉学，在西学上同样有很深厚的教养。他指出：“对中岛敦而言，他丝毫也不拘泥于这样的传统节奏，积极将其扩展到西欧式的感觉、思考、怀疑等方面，并将其表现出来，他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9]冰上作为中岛生前的亲友，他熟知日常生活中的中岛敦形象，所以他提供的一系列的材料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价值。
在这一时期里其他引人注目的中岛敦研究论文还有西义之的《中岛敦的文学》（初出《北国文化》1953.1）。西义之在这篇文章里辨析了中岛敦文学与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的不同之处，强调了中岛敦文学创作手法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将中国古代传奇故事进行现代翻版，而是在传奇世界中大胆地植入了现代人的苦闷、渴望、孤独、不安等。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里遭到疏离的自我也只有在古典传奇的世界里才被赋予了正当的地位和权利。[10]
1959年6月至1961年4月，由东京文治堂出版了《中岛敦全集》全四卷本。文治堂版全集里收录了第一次筑摩书房版未收的作品、草稿、日记、书简、笔记等资料。中岛敦的遗作《弟子》、《李陵》也通过对比作者的原稿进行了复原和修正。以这次全集的出版为契机，中岛敦文学研究全面展开，一时间相关论文的数量激增，研究水准也较先前提高了一个档次。在这一次的全集出版活动中，校订者郡司胜义功不可没。
战后，随着《山月记》被选作不同版本的中学国语教材，成了国民性的教科书，关于《山月记》的研究也就渐次多了起来。首开先河的是增渊恒吉的《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问题——关于〈山月记〉的处理方式》（《日本文学》1956.11）。在同一时期，著名的《山月记》论还有：松村明敏的《中岛敦的〈山月记〉》（《国文学》1958.8）、分铜惇作的《〈山月记〉——教材的处理方法和教学实践的展开》（收录于宫崎健三编《小说的教学法》，右文书院刊，1958.11）。以上的《山月记》论更多的是从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着手，侧重于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增渊的文章展示了其文本细读的功夫，分析详实周密，成为中学生或一般读者了解《山月记》时不可缺少的指南；松村的论文重点分析了《山月记》中著名的“怯弱的自尊心”和“尊大的羞耻心”这一悖论式的构造，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分铜的论文分析仔细，类似课堂教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与学界对《山月记》的研究同步进行的还有对于长篇小说《光风梦》的研究。正如本文在前面所提到过的那样，《光风梦》曾经在1941年参加过第十五届芥川文学奖的角逐，在由川端康成等文坛大佬们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上毁誉参半，最终落选。小说《光风梦》在结构上由中岛的独立创作和主人公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日记交叉组合而成，而对于斯蒂文森日记内容的引用主要参照的是英国作家威利玛·列塔斯（Vailima Let-ters）的调查报告。所以，情况显得较为复杂。正如评委之一的小岛政二郎所说的那样，读者难以判断在该作品中，哪些内容是取自斯蒂文森的日记，哪些内容又是作家自己的独创。为了解决读者所抱有的这一困惑，岩田一男在题为《〈光风梦〉和Vailima Letters》（初出《一桥大学研究年报人文科学研究I》1959.5）的论文中，逐一检查了中岛敦所依据的威利玛·列斯塔的报告，最终将中岛敦的创作部分与斯蒂文森的日记内容作出了成功的分离。其研究态度是严谨的，结果也是令人信服的。后来，岩田将这篇力作做了简化，将其中的要点整理成了论文《关于〈光风梦〉》（初出《物语作家2》1959.10）。像这样，岩田的上述两篇论文推动了中岛敦文学，至少是极大地推动了对《光风梦》的研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田孝昭以极具思辨的分析写出了让评论界为之一惊的《中岛敦论——通往能动的虚无主义之途（上）（下）》（初出《解释》1959.8、9），他高度地评价了中岛敦文学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性，认为中岛敦是“我国真正的虚无主义文学，即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岛敦严肃地接受了患了‘狼疾’的自己，下定决心要以身去殉那病态的自我意识”[11]。成田的中岛敦论有很严谨的理论框架，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把中岛敦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深化了这一研究，对后来的中岛敦文学研究开辟出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来。
由文艺评论家福永武彦编撰的《中岛敦梶井基次郎》（角川书店，1959年12月）是中岛敦研究最初的单行本。从内容上看，该书不仅收录了多位研究者的论文、作品鉴赏，还编撰、整理了中岛敦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其中，收录在该书里的《中岛敦——其世界的鸟瞰图》一文，堪称是最能代表福永本人中岛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该文里，福永从高处着眼，对中岛敦文学的本质进行了指陈：“中岛敦把他自身的形而上学的不安，首先通过这样的形式，即通过私小说的形式来书写，并以此来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可是，他的这些作品与其说被称作是私小说，毋宁说是描写了自我内心的道德主义者的文学，也可以看作是追求自我的随笔，而且他对这样的思想加以小说家的技术操作，还对照性地加上了外界描写，像这样来构成了他小说的独特风格。”[12]福永所编撰的这本研究著作，即便是在今天，对中岛敦文学的研究者而言，依然是一部绕不开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就是在这本书里，收录了评论家菅野昭正的《中岛敦自我的形成》。在这篇论文中，菅野就中岛敦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北方行》作出了周密的论考，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这部一直不太为人所称道的作品的价值。以此为契机，学界对于《北方行》的研究就多了起来。
在前面提到的文治堂在出版四卷本《中岛敦全集》时，还追加出版了第五册补卷，题为《作家的月报》。其中，收录了大量关于中岛敦的研究文章和回忆录。在这部补卷中，值得重视的有著名评论家荒正人的《中岛敦论》、大西雄二郎的《中岛敦的一个侧面》、国冈彬一的《从汉书看〈李陵〉》等论文。其中，荒正人的论文篇幅长达五十多页，他并没有笼统地从中岛敦文学的整体中抽象出一个简短的结论，而是细致、绵密地梳理了中岛敦的重要代表作，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大西的文章主要是从中岛文学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受容关系入手来进行论证的，是日本学界最先研究中岛敦文学与帕斯卡尔哲学关系的代表作，其价值尤其珍贵。国冈彬一的论文则将中岛敦的创作小说《李陵》与其所依据的原典《汉书》作了细致的对比，得出了中岛敦的《李陵》并非是对《汉书》的机械临摹这一结论。当然，国冈氏的如此结论本身并不具有新意，但是他对两部作品之间的异同所作的整理是有价值的。
高田瑞穗的《中岛敦鉴赏——〈山月记〉1—4》（初出《国文学》1960.1—4），堪称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山月记》的代表作。作者以犀利的分析，揭示了蕴含在《山月记》中的各个层面的问题，有理有据，结论可靠，历来被视为研究《山月记》的经典之作。山本健吉的《传奇与历史小说》（初出《文学界》1962.8）着重考察了《光风梦》这部小说中所隐藏着的中岛敦的斯蒂文森观，最后得出了中岛敦是一个在经营文学的同时不放弃市民生活，力图将两者统合起来的非同寻常的作家这一结论。
经历了自战后以来十来年的积累，在1960年代的中岛敦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专业研究群体的出现。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的研究生涯是以对中岛敦文学的研究为中心的。他们的研究吸收了此前学界的成果，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重大突破。山敷和男在这一时期里先后撰写了《〈人虎传〉和〈山月记〉》（初出《汉文学研究》1960.6）、《中岛敦的李陵形象》（初出《汉文学研究》1962.10）。在这两篇论文里，山敷特别注重考察了《山月记》和《李陵》这两部小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中国的古典，将借用部分与中岛敦的原创部分作出了截然的区分，并详细地指出了作家如此活用原典的意图所在。这样的研究路数不但长期贯穿在山敷和男的中岛敦研究生涯中，也为中岛敦研究的后学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佐佐木充以其论文《中岛敦小论——与龙之介的比较为契机》（《国语国文研究》1961.10）为开端，先后发表了《〈李陵〉和〈弟子〉——中岛敦中国古典取材作品研究（一）》（《带广大谷短大纪要1》1961.3）、《〈牛人〉·〈盈虚〉——中岛敦中国古典取材作品研究（2）》（《带广大谷短大纪要2》1963.3）、《〈名人传〉——中岛敦中国古典取材作品研究（3）》（《带广大谷短大纪要3》1965.3）。从这些论文的标题都不难看出，佐佐木充的研究手法与山敷和男是如出一辙的。总之，在这样和原典的对比研究中，佐佐木充显示了他高超的本领，刷新了此前同一路数的研究水准，这些单篇论文成了日后佐佐木充的专著《中岛敦的文学》（樱枫社，1973年）的基础。他的这一系统的工作，算是对既往的关于中岛敦文学与汉籍关系的零星研究作出了总结性的清算，可谓是这一研究路数的集大成者，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