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临时起意编出的一本书。因为总觉得还没有做够做足，原是不曾有这样的打算的。师友不断的敦促，使得它或许未足月就生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勉强凑出，也不是不可以。一方面生性疏懒，一方面兴趣驳杂，使得所有事情总显得格外难以全功。加上编辑《废名集》，占用了十二年间相当部分的精力，则真正被认可为“研究”的，其所能够使用的时间实在也不能算多。而好玩的话题总是纷至沓来，自己的意志力又极为薄弱，不免这里来一点那里弄几下。到得需要收拾时，却发现到处线头，一地散碎。虽然或许多少都有点儿价值，但像我这样的，总不能全部打包，自以为有资格编“文存”。
也只有汇集此处的这些文章，还算自成系统，也是自己相对投入较多思考的结果。仔细检阅，这些文章的写作前后有十多年，除了再度证明自己的荒唐废时外，还发现主要想法其实一直没什么变化。这固然可见多年来的未曾进步，但换个角度，也说明原初的一些立场，至少在我自己这儿，总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说起来，进入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并非什么志趣使然。最大的缘由，恐怕还是与夏晓虹、钱理群、陈平原等几位老师原先熟悉，并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接纳。二十年前回北大中文系，陈老师作为导师开始指导我，这算是我“研究”的开始。自然，本书所涉及的诸多话题，也是陈、夏的主要研究方向，这可以说是师承的结果。至于钱老师，则是《废名集》的始作俑者。还有就是因特别的缘由而结缘的木山英雄先生，方法上我是受到他的一些影响的。当然，更多的同道，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诸多前辈、同事，对我的帮助不可缕述亦不可尽述。或者可以说，包括本书以外的，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对师友的“践约”吧。
我所在的这个学科，称为“现代文学”。但其实我的基本困惑，都是这个学科所得以构成的几个前提。首先，“现代文学”和“新文学”，在大部分使用场域，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替换，不过二者究竟是一物还是两物？如果是两物，那相互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次，“现代文学”是相对于“古代文学”而言的，那么现代的和古代的，这两个“文学”是一个东西吗？再次，“新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而言的，那么所谓“新”指的是什么？最后，“新文学”号称以白话代文言，而白话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凭什么说这时候才“代”？当然可以说这时的白话与古代的白话不同，但那究竟又不同在哪儿？
因此说到底，我这么多年所希望弄清楚的，就是自己身在何处。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新文学”的前史，所谓“近代文学”，其实是以之为工具，试图借此回答所谓“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究为何物。相关问题多多少少都有我自己的判断，而其中涉及较多的，是“书写语言”问题，主要就是所谓“白话”。古典白话和现代白话，普通人凭感觉可以一眼区分，但学理上如何界定，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汉语言学界，是可以借鉴的资源。不过当代语言学研究，主流的立场，语言学主要处理的是口语而不是书写语言的问题，形象而不准确的说法，研究的是“语法”而不是“文法”。事实上关于书写语言，语言学界投入的力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当然还是能看到可以归为新的“文法”现象的条目性总结。在我认为，语言学界以口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没有特别值得质疑之处。但文学界，首先要面对的就应该是书写语言的问题，因为文学最主要就是以书写语言为工具。而现实的局面，文学界基本上不去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只是表面上看似在处理此类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提出了成功的解答，比较集中的相关论述是通过有关周氏兄弟的那篇文章提出来的。在我看来，汉语现代书写语言，其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包括白话甚至文言的书写语言，在于书写形式的改变。也就是段落、标点等，作为附加要素全面参与写作，使得文本出现不同的样貌，这首先是篇章层面的问题。几乎我们所可以观察到的新“文法”，都多少是依赖标点、段落的出现而得以实现，并部分影响到口语。
进入晚清，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是借此判定“新文学”的性质，对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思考，是重心之一。可以说，现代书写语言是周氏兄弟等在新文学中造就的，而新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学，在工具层面上也正是由于使用的是现代书写语言，二者是一体两面。其次还有两个方面的动因，即新文学是怎么来的，当下文学的问题究竟在何处。这两个问题事实上相互关联。简单说，我觉得所谓五四“新文学”，是晚清提供的诸多可能性的最后抉择的结果。而历史的任何选择都有它不得不然的理由，也都带有它的利和弊。遗失在历史深处被废弃的路向，其主张也并非没有它的正当性。当下的文学来源于由五四开端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而“新文学”这种选择的利弊，随着历史的发展会逐渐被放大。那么“法由弊生”，存在于晚清而最终遭到遗弃的各种逻辑，重新发掘出土，作为当下的批判性资源，是可以引发思考的。
书中“新时代的旧人物”，其对象基本都另有专论，置于一书，正是“人”与“文”的对观。这些文章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成稿，同时也是另一种学术文体的尝试。我觉得历史研究，论述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叙述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好的叙述本身就是特殊的论述，横摆浮搁，置于不置可否，或者正是精微的分寸。而不同对象，所遗留的史料疏密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所考验的正是学者的“叙事”。
有时我也困惑，所谓历史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逝去的世界终究还是个世界，我们试图去重构“真相”，固然是不可能最终成功的冲动，但或许意味着事关“公平”的努力，并不因时过境迁而放弃。如此的话，对于“过去”的追究，就是给予“现在”以信心，那么也是为了“未来”了。要言之，人文学术的究极，无非就是世道人心。
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