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抗战以后的进展
一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新的历史条件——政治斗争决定文艺斗争的观点——保存史料的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八年离乱对于学术事业的影响当然是十分巨大的，那时已经没有长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了，出版业也大受影响，自然使得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和出版，处于不太景气的阶段。与1930年代相对的繁荣比较，这时的成果不多。1945年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四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对于胜利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把胜利推向全国，完成改天换地的任务，还不到坐下来反思胜败双方的经验教训的时候。
但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绩也还是有的，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人在辛勤地耕耘，而且也有些新的特色。因为有了1930年代的基础，这时有可能把思考推进一步，对某些领域作专门的考察。这时出现了新文学思潮史的专著，也出现了阶段史（抗战文艺史），说明新文学史的研究在向纵深发展着。
抗战时期的最早成绩，是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这是第一部现代文艺思潮的专史。
在这之前，徐懋庸曾于1936年出版《文艺思潮小史》（上海生活书店）。这是介绍西方文艺思潮史的，但其最后一章为“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是写五四至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近二十年的文艺思潮，不过非常简要，也算“附骥式”的，只是附在西方文艺思潮史之后。李何林很早就从事新文学运动资料的编辑工作，编过《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等书，作了一定的资料积累。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下简称《思潮论》），完成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当年9月由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出版。此书总结五四文学革命后至抗战前夕现代文艺思潮发展的状况，出版后曾由多家书店翻印。名称虽为“思潮论”，实际上是史的框架，亦为有影响的新文学史著作之一。作者政治倾向鲜明，生活书店所出各版均载鲁迅和瞿秋白（时称宋阳）的大幅铜版相片，称他们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这在当时是勇敢的行为。对于此书的特点，作者在《重版说明》中曾写道：“严格点讲，这不能算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因为我没有总结出它的‘史’的发展脉络或规律，我只稍稍提到每次斗争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原因，以原始资料为主。因此，只能叫作文艺思想斗争史资料‘长篇’，不是‘史’。”[1]
《思潮论》将1917年至1937年的文艺思潮变迁，分为三个段落，即“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1917—1925）、“‘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学问题”（1925—1931）、“从‘九一八’到‘八一三’文艺思潮”（1931—1937）。以上三阶段各为一编，每编均有“绪论”，介绍这一阶段的社背景，主要是政治斗争的情况。每编之第一章，均为“概论”，简要地介绍该阶段文艺思潮、文艺斗争的情况。正如作者所说，把这三章“概论”连在一起，似乎也就是二十年里文艺思潮发展的概貌。之下则设章重点介绍各阶段中重要团体、流派、作家的文学主张与论争情况。其中又尽量征引各家言论的原始资料，作者以自己的介绍、评价贯串连缀之。这样，基本上画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酝酿、讨论，再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轮廓。尽管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介绍过于简略，未能展现当时流派蜂起，各种外来文艺思潮纷至沓来，文艺思想百家争鸣的丰富多彩的面貌，但突出了各种思潮中革命文学思潮这一支，并给予中心的位置，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作为五四后新的文艺思潮中的主线。又以五卅为划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界线，虽已不为今人所取，但仍可自成一说，因为五卅前后，确有一个提倡革命文学的热潮，只是为实际革命运动的热潮所掩盖。李的划分，自有其历史的依据。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构搭的框架，最大特点在于尽力把现代文艺的发生、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动，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即文艺的变迁是社会变迁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前者受后者的支配、制约，因而前者之种种现象，必须由后者给予说明。文艺发展之所以划分出若干段落，乃是由政治斗争发展造成的。
李何林怎样考虑其著作的编制呢？他说：“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林琴南、梅光迪、胡先、章士钊等为‘古典主义’的维护者；‘创造社’诸人为‘浪漫主义’作家；‘文学研究会’则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郁达夫的一部分小说和徐志摩的后期诗篇是‘颓废派’‘唯美派’的作品；李金发戴望舒等神秘的诗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作；那么，‘五卅’以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到1930年‘左联’的成立及其以后，也就可以说是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时代了。本书的内容若依此编排论述，岂非较合于‘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的发展顺序，且较为世界化？”（《序》第6—7页。本书引文用李著建国前生活书店版）为什么李何林不采用这样的编排方法呢？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出于对中国新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后文学的差异的认识。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之社会基础是不同的，再者，五四后的新文学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学，也有诸多不同。五四后在中国文坛上，“并无欧洲似的‘古典主义’的时代，林、梅、胡、章诸人算不得‘古典主义’文学的人物，他们不过是二千年来封建的古典文学的送丧者而已。而且动摇妥协和前途暗淡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五四’，当然不会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产生了绚烂的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像嚣俄[2]一派），发育得不完全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会产生壮健的资产阶级文学是自然不过的事。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很少发扬蹈厉的新兴阶级的气概，很少乐观，多是苦闷、彷徨和颓废。况中国的‘浪漫’、‘自然’、‘写实’、‘颓废’、‘唯美’、‘象征’等等，又差不多同时纷然杂陈，不似在欧洲的时序较有先后，反映着各自时代社会的特质”（《序》第7—8页）。当时李何林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认识或许不很准确，所以这里的分析或亦不尽确切；但能看到五四后新文学与欧洲近代文学的不同，因而不照搬欧洲文学史的通常体例，这是很可贵的。
二是作者当时已经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因而十分强调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近20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会的急遽发展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文艺思想，不能完全重复欧洲二三百年来文艺思潮的过程；而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尽它的历史的任务”（《序》第1—2页）。作者怀着“显示文艺思想与其时代社会转变的密切关联”的意图，便按照现代社会政治斗争演进状况，来划分文艺思潮的段落。
为了论述文艺思潮与政治斗争的关系，首先便要判定不同时期各种思潮的阶级属性。对新文学重要的作家和社团，《思潮论》都从阶级观点指出其所属的阶级。例如，创造社某些作家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思潮论》则赞同王丰园《述评》一书的观点，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而到了五卅时代，才可以说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再到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这创造社和鲁迅茅盾诸人的‘论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讧’”。（第119页）李认为新月派要以“健康”与“尊严”来扫荡革命文学，则表明他们代表资产阶级。
在判别阶级性的基础上，《思潮论》对某些现象作出自己的分析。例如因为存在着相同的社会基础，所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尽管有截然相反的文学表现，却仍然有共同点，提倡着唯美主义的创造社，也不得不同时注意人生与社会，并且进而提倡比“为人生”更进一步的革命文学。《思潮论》认为：“这是时代社会使然，并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如果仅看到创造社的‘为艺术’‘唯美’的一面，而未看见它的另一面，就不但是不公平，即连他们以后的转变也无法解释了。那并不是突然而来的‘突变’呵！”（第106页）对一些重大的运动，更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说明，如介绍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是先“简要交代”了五卅前后中国各阶级的思想动向与政治态度，描述“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与阶级基础”，然后指出“这一大革命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就是革命文学以至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与反对”。（第116页）
《思潮论》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原始资料的保存，在记述文学运动史实同时，也保存了某些原始的风貌。又由于李著成书较早，作者又是“过来人”，与所记叙之事距离不远，看得较清晰，没有后来政治运动、人事变迁等种种因素的干扰，因而对史实的描述，便更接近原来的面貌，对今人具有历史见证的意义。如李著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经过，是1920年由郑振铎、耿济之等策划，后经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菊生商定，改组《小说月报》以登载新文学作品；筹备会公推周作人起草宣言，等等。述创造社成立，言系郭沫若、张资平……几位留日学生所组织。后来的新文学史著作就不这样讲了，而是根据这些历史人物后来的地位变迁来排先后的。
《思潮论》虽然主观上重视原始资料，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仍然有所遗漏。这正如作者在四川江津白沙镇写的《序》中所述：“编者僻处小镇，参考书籍甚感困难；取材不周，论述未免失当。”如述1923年后革命文学思潮的勃兴，只举了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为例，提到《新青年》上有蒋光赤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但未引述原文，可能因为手头缺这一期刊物。至于《中国青年》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的许多文章，都没有提到，则可能当时尚未发现。（这是不是也可以反证：1920年代引起足够的注意、真正有影响的，还是郭沫若等著名作家的有关主张？）
如果说上述这些缺点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则另一缺陷可能与主观原因有关。那就是作为注重史料保存的一部著作，书中引用的大量文字，大多不注明文章的出处，即何时发表于何种报刊。在有的“绪论”和“概论”中，甚至所引用文字的文章篇名也没有交代。例如在第三编的“概论”中为说明当时人们从三个方面反驳“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便引了三大段“左联”作家的文章，竟没有注明其作者、篇名、出处。这样，面对书中大段大段的引录文字，人们无法知道各自发表的具体时空（这有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有的甚至不知道是何人的言论，要费大功夫去查证，很不方便。
《思潮论》明显地受了苏联弗里契机械唯物论的文艺观的影响。书中把新文化运动说成“基于经济原因而兴起”（第4页），把不同文学流派产生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为社会制度，例如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当做资产阶级艺术，作为资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因此而判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是资产阶级的流派。类似情况，如把“陈西滢们”、“梁实秋们”判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把“整理国故”的主张与实践都视为“对封建势力投降”、“对旧文化投降”（第14、18页）等等，也都不很确当。
李何林对瞿秋白是十分敬佩的，在《思潮论》中对瞿的含有片面性观点的某些文章，也是倍加赞赏的。瞿秋白曾写过《论弗里契》，对弗氏理论有所批评，这篇论文在1932年1月即已发表，李何林不会没有读过，为什么到了1939年写《思潮论》时还不抛弃弗氏的错误观点呢？这与瞿秋白自己对机械论的克服未能彻底，因而影响了李，大概是很有关系的。
由于李写作《思潮论》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尚未发表，故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分析，便取了《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前的通常见解。
最后，李著内容的分量过于向后倾斜，显得前轻后重。对五四时期的介绍过于简略，未能反映出当时非常丰富多样的文艺思潮的面貌。相比之下，对第三阶段的介绍就显得多了。如第三编中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其史的地位，无论如何无法与五四文学革命比拟，但却用了大篇幅，摘引甚多，篇幅竟超过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和形式”一章的两倍多。又如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写了一章，成了全书最庞大的一章，约十万言，占去全书的三点五分之一，而且倾向鲜明，几近辩驳。而介绍五四到五卅这一整段的文艺思潮，篇幅还不到全书五分之一。因此，严格地说，这是一部重点叙述五卅后革命文学思潮兴起、发展的文艺思想史。
二 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纲》的特色和新因素——另一种学术风格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包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历史总结。这部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史，包括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概念，提出了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起始的时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性质，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和领导阶级，新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伟人等的论述，对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在六十多年后的今日，仍能感受到。这部著作的发表，是1940年代影响新文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新因素。首先是对解放区的新文学史研究发生重大影响。
1938年延安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第一届的必修课程中即有“中国文艺运动”一门。第二届（1938年8月入学）增设文学系，又设“中国文艺运动史”，为该系与美术、音乐等系的共同必修课。1939年至1940年，由周扬担任此课程。为讲授此课，周扬曾编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以下简称《讲义》），不过仅为自己讲课之用，未曾发表，而且也只完成引言、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部分。1986年，《文学评论》第一、二期上连载了引言和第一、二章的原稿。从《讲义》的观点，以及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来看，当是写于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
由于这份《讲义》实际上只是开了个头，未完成的部分很多，当年听过这门课的“鲁艺”学生，没有提供有关这门课程内容的回忆，因而今日只见一斑未得全豹。周扬是现代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之一，又从1930年代起，便参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他对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不仅会有很高的理论概括，而且一定包含着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会。如朱自清只留下一份纲要，周扬的《讲义》未能完成，也是新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遗憾。不过这不完整的《讲义》仍是重要的史料，正如《文学评论》的“编者按”中说的：“它反映了当时中国批评界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水平，也反映了周扬同志本人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风格、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3]这种风格、观念和访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讲义》的“引言”相当于“绪论”。第一章“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讲的是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主要内容是戊戌维新的文学改良运动。第二章“新文学运动的形成（1919—1921）”，讲的是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是提纲，但各部分列举的史实和所做的论述，还是较为详细的。整个《讲义》是一种史论结合的风格。既注意描述历史过程，提供主要史实，又有很强的理论性，那些历史过程和各种史实似乎都在论证着作者的历史见解。
《讲义》已完成的部分，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讲义》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来解释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毛泽东的著作一发表，周扬就将它运用于新文学史研究，将毛泽东的观点与具体史实融会贯通。虽然这是最早的成果，却不仅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在后来长时间里具有代表性。
《讲义》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文化是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又为它们服务的论述，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文学上的一切理论斗争，新的口号与新的运动，就都是反映这种情况的”。同样，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以五四运动为界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观点，《讲义》明确认定“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对这场运动的背景，《讲义》认为“假如在其外部条件上没有十月革命的影响，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哲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介绍，没有苏联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的大量移植，在其内部条件上没有从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中的传播，和许多共产主义者的作家艺术家的努力”，“新文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是不能想象的”。其他如对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所领导，新文学运动的四个发展时期等，也都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
因此，《讲义》与前此的所有新文学史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而且是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在肯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革新的进步性，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性的同时，也都对它们的局限性作了较细的剖析。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地位。这些，都是《讲义》的新因素。
其次，《讲义》仍然给予近代文学以足够的重视。其第一章整章是介绍近代文学的，从一般经济、政治情势，思想上的维新运动，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封建文学的没落，西洋文学的输入，到对文学改良运动中各种文体发展状况，如谴责小说、诗界革命、新文化等都有分析与评价。对某些过去研究家不很重视的作家，《讲义》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应给予应有的评价。一位是王国维，周扬认为：“论新文学运动，王国维的名字却总是被忽略，实则王氏在文学修养的深湛与见地的精辟上不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无与比肩的，就是以后也很少有人能及他。”在列举了王氏文学研究上各种成就后，又说：“这个人物有权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周扬的这一观点，今日已成为许多治近代文论者的共识，而在当时，敢于这样推崇王国维，敢于把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成就区别开来，则显示了一个史家应有的胆识。还有一位黄远庸，讲近代文学史也不大谈他的成就，前此只有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了一下，而周扬对这位“于袁世凯复辟时，因替帝制张目而被暗杀”的人物，因其在文学上发表过进步的见解，即被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的言论，也不抺杀他在文学上的贡献。
建国后某些新文学史著，对“政治第一”产生片面的理解，作家只要政治上有了点问题，便不可能上文学史，或者只能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入史。看来1940年代之初，还没有这种情况，周扬在《讲义》中肯定了王国维和黄远庸，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坚持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