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姊妹之交游
在吕氏三姊妹的交游圈里，有诸多共同朋友，他们对三姊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吕美荪师从蒋智由，交游广泛，与樊樊山、陈三立、严复、梁启超、英敛之、叶恭绰、朱孝臧、杨云史、费树蔚、梁鼎芬、王揖唐、吴郁生、陆丹林、潘飞声、范紫田、赵尔巽、孙雄、陈诗（鹤才）、龚筱楠、曹
蘅（经沅）、王季和、孙师郑（同康）、沈鸿烈、青岛海滨诗社诸子等均有诗词酬唱。而吕碧城师从严复，与樊樊山、易顺鼎、英敛之、叶恭绰、龙榆生、费树蔚、袁寒云、杨云史等人有较密切的交往。上述名流中，诸多亦为吕惠如的友人。
考察吕氏三姊妹的交游，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吕氏三姊妹广泛结交各界名流，相互唱和交流，近现代有很多高官名臣、文史哲精英都与她们发生过种种联系，他们大多对吕氏三姊妹怀有推崇赞赏之情。吕氏三姊妹早年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涉及教育界、文艺界，吕碧城还涉足政界、商界、佛学界，从而结识了当时许多名流，吕氏三姊妹也因此声名鹊起。
第一节 吕氏姊妹之亲疏
一、艰难度日
吕氏姊妹出身名门，其父吕凤岐1882年任山西学政，1886年自称赋性直傲，耻于苟同于世，亦不相宜，遂决计乞病退休。吕凤岐45岁生吕美荪、47岁生吕碧城、51岁生吕贤满，算是老来得女，对四姊妹甚是疼爱，吕氏四姊妹幼年过着无忧的小姐生活。不幸的是，1895年，吕凤岐五十九岁诞辰之际，其六安城南新宅落成，州官和绅学就新宅为寿，吕凤岐劳顿疾作，不过一月，撒手人寰。四姊妹的命运从此改变。因族人霸占财产，庭帏未能宁居，吕母茹痛弃产，带着四姊妹去来安投靠外婆家。次年，吕惠如嫁于严朗轩之子严象贤，时严朗轩司榷塘沽，吕惠如随严象贤至塘沽，吕碧城为求较好之教育，一同前往。这样，吕惠如和吕碧城在塘沽，而吕美荪和吕贤满在来安，这也为日后四姊妹之间的亲疏埋下了伏笔。她们相依为命，共渡难关。当时，吕母严氏和吕贤满在外家受恶戚所厄，惨无生路，饮鸩自尽。吕碧城和吕惠如一起努力，求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吕母和吕贤满方得救。这个时期，吕氏四姊妹虽然糊口于四方，但她们之间的情感还是很深厚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得她们心系彼此，相互勉励，共渡难关。
吕惠如作《分手感赋》，诗曰：“此去如群雁，分飞各一天。离怀托明月，齐向故乡悬。”“胜友初相识，临歧恨莫排，至情惟我辈，分手况天涯。芳草怜佳节，春云滞别怀，他时有归梦，先遣到秦淮。”[1]诗句道出了姊妹分离的悲伤和不舍之情。在极度困苦的情况下，她以“自来坚本性，不信入淮迁”[2]诗句与姊妹们共勉。其《白海棠和两妹》更显姊妹之情浓厚：
一寸相思竟未灰，化为瑶草傍阶隈。蝶衣粉薄凉侵骨，蟾魄香笼月满腮。湘女正宜同素泪，玉环原合住琼台。断肠谁唱朱家集，连理枝头寂寞开。（《吕氏三姊妹集·惠如诗稿》第3页）
吕美荪亦有同样的情怀，报以诗句“不羡春芳富贵家，幽人庭户自清华”[3]。其《寄诸姊妹》二首表达了对姊妹的依恋之情：
朝朝双泪湿征衫，别绪离愁此日谙。恨煞西风吹雁序，催飞孤影到江南。（《吕氏三姊妹集·眉生诗稿》第4页）
天际家山入望微，行行回首泪重挥。西风不解伤离别，偏送长亭落叶飞。（同上）
诗作悲凉苍绝，令人起秋风禾黍之思。
二、共办女学
1904年吕碧城从塘沽前往天津，先任《大公报》主编，后在英敛之、傅增湘、方药雨等人的帮助下，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同年，吕惠如、吕美荪相继赴津，任教于女学，至此，吕碧城姊妹进入一个共同创业的时期。三姊妹相互扶持，姐妹之情亦见深厚，这种其乐融融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09年。
在共同创业的时期，吕氏三姊妹各自的性格彰显无疑，虽偶有摩擦，但很快和解。在天津共同办学期间，吕碧城性格较为执拗，与很多人，甚至与最亲近的朋友英敛之都产生了矛盾。期间，吕美荪经常以调和者的身份，去帮助吕碧城协调关系。
吕氏三姊妹相处融洽，耕耘于女学，亦共同考察访学。1907年正月，吕美荪与吕碧城曾值新年散学之际，相携进京，寓在琉璃厂某园，悉心考察京师女界，并于2月18日在外域传习所演说，受到了有志者的同声欢迎，她们的演讲激情昂扬，闻者均为感动。[4]可见，吕氏姊妹为实现共同追求，相互协助，携手共进。
吕氏三姊妹还以诗词唱和，相互鼓励和安慰。如吕美荪《寄伯姊惠如》云：
笑共辞家别，何须醉浊醪。生涯原扰扰，江汉逝滔滔。久客翻怜惯，分飞亦自豪。相期莫相忆，鸿渐正秋高。（《辽东小草》第42页）
吕美荪为姊妹们的执着追求和伟大事业感到“自豪”，所以即便是分离，亦不应被儿女之情所困扰，而应化悲恸为力量。吕美荪前往奉天，仍任教女学，她和吕碧城两地相望，总是以诗互慰，如：
已看苍狗悠悠尽，何事人间伫苦辛。好向天风听涛去，自由自在两吟身。（《寄和碧城》四首之一，《辽东小草》第48页）
吕氏三姊妹之间的关系，正如吕美荪诗所云“人生恩爱情，首惟在同气”[5]，何为“同气”，想必就是性情相投。1909年之前，吕氏三姊妹同声同气，相互协助，在女学园地走过了一段共同之路。
三、姊妹反目
说起吕氏姊妹的矛盾，主要是指吕美荪与吕碧城之间的不合，而两人与吕惠如及吕贤满均能和睦相处。《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吕碧城》记载：“美荪，诗才不在碧城下，两人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友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她返身向观音礼拜，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戚友知无效，遂罢。”[6]左舜生亦云：“美荪与碧城以家事失和，致三十年不通音问，故碧城晚年孑然一身。”[7]可见吕美荪和吕碧城之间的不和，已是民国时期众所周知的一件事。但不和因何而起?1937年春夏间，《晓珠词》卷三手写本出版，其中《浣溪沙》一词及其篇末自注似乎道出了其中之原因。词曰：
莪蓼终天痛不胜，秋风萁豆死荒塍。孤零身世净于僧。老去兰成非落寞，重来苏李被趋承，浮名徒惹附羶蝇。
吕碧城又附注曰：“予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卅载者。其人一切行为，予概不预闻；予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读者安知予不得已之苦衷乎?”[8]词作最后一句在随后出版的《晓珠词》四卷本中改为“不闻媭詈更相凌”。[9]“莪蓼”即哀悼亡亲之词，“萁豆”喻手足骨肉，“苏李”借用苏秦之典故，比喻姊妹间的无情；古代楚人谓姊为媭，此处“媭”当指吕美荪。解读词作，可以看出吕碧城和吕美荪之间的感情破裂，至少吕碧城视吕美荪水火不容。从“不通音讯已将卅载”可以推测，吕碧城和吕美荪之间的矛盾产生于1907年后。根据严复日记记载，1909年12月吕美荪曾至严复公寓，求严复为吕碧城谋出洋。[10]可见，1909年她们的矛盾尚未激化；但至1937年，两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缓和。
姊妹为何反目?有学者说吕碧城20岁以后，其一姊一妹先后去世，她又同二姊吕美荪因为家产一事打官司，一直到死，她与吕美荪始终“情死义绝”，互不交往。[11]也有学者认为，两人因侍母之事而导致不和；[12]但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有待商榷。吕氏家族的财产在吕碧城幼年时已为恶族所占，因而没有可打官司的家产，吕美荪《记先大夫葬亲事》一文云：“先大夫昆季六人，子嗣尽绝，六房仅留七女，虽薄有遗产，俱不得承受锱铢。余女兄弟四人既长，各糊口于四方，自食其力。”[13]况1907年三姊妹分手后，吕美荪和吕惠如皆已出嫁，吕美荪曾为吕碧城谋出洋，而自言“时清光绪末叶也，彼时可求官费负笈欧西，卒以母老须养，势难远游”[14]，吕美荪为了妹妹和母亲自愿牺牲游学的机会。事实上，吕美荪和吕碧城都很孝顺。吕美荪常感慨“有母在堂不自惜，胡为南北久飘零”[15]，1910年，身在奉天的吕美荪写信给四妹吕贤满，信中提及侍母一事，其诗云：“灯前昨夜接家书，为道高堂白发新。函商往复遣予季，归侍庭闱老病身。”[16]而后，两人均赴沪与吕母同住。吕美荪于1911年南下，根据《吕碧城年谱》记载，吕碧城亦于1912年奉母居沪，直至1913年其母去世。因而，吕美荪和吕碧城不大可能因为家产或侍亲之故而反目。
阅读她们的作品，关于她们的矛盾，吕碧城似有论及，从“予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不闻媭詈更相凌”两句似乎可以看出，吕美荪曾经干涉过吕碧城的事情，也自恃姐姐的身份劝说过吕碧城，但吕碧城对此表示不满和愤慨，矛盾因此而起。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劝婚。1909年日本钦差胡惟德断弦，严复曾为吕碧城议婚，但严复1909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给其夫人朱明丽信中说：“此事早作罢论，据胡老二言，乃其兄已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亲，不知信否?吕碧城虽经母姊相劝，然亦无意，但闻近在天津害病颇重。”[17]吕美荪作为姐姐劝婚不成，无奈去拜访严复，不仅将吕碧城拒绝后的境况告诉严复，还主动拜托严复帮助吕碧城出洋留学。她的劝婚想必遭到了吕碧城的强烈反对，分歧自此产生。
另外，由于性格不同，吕美荪和吕碧城在生活方式和接人待物方面都大相径庭。吕美荪更多地继承了传统女性的特点，生活简朴、温厚、孝顺、重情，其“性疏放，颇不拘于细节”[18]，她“逢人劝善”“遇事尽力行方便”，日省其身，“过恶亟思痛改”[19]，故其朋友众多，并少有矛盾。吕美荪《余性疏慵，一裘五载，絮毵毵见客，有过而笑曰“曷易之?”爰答以诗》曰“交新期岁晏，物旧感情笃。况此敝褐温，餐坐谢拘束。”[20]连旧的衣衫都不舍得丢弃，更何况亲人和友人呢?从而可略见吕美荪的性情及生活作风。吕美荪喜欢四妹吕贤满，是因为吕贤满“能知孝母而友爱恭让”“食贫耐苦，独愉愉于亲旁”。[21]相比之下，吕碧城却似乎不具备“友爱恭让”“食贫耐苦”的优点。吕碧城一生多姿多彩，但性格怪异，自视过高，生活奢华，放诞风流，不免有才女的刚愎和浮躁之气。纸帐铜瓶室主记载：吕碧城“居海上同孚路，夷楼一角，位置井然，蓄犬一，女士琴书潜兴，犬即偎伏其旁，出入汽车代步，生活殊富赡焉”[22]。吕碧城亦自言“余尚奢华，挥金甚巨”[23]，吕碧城还常常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翩翩作交际之舞。[24]吕碧城执拗固执，个性极强，敏感尖刻。民国十四年（1925），襟霞阁主撰一文，披露人蓄养动物一事，吕碧城认为影射彼名，诬辱其人格，乃诉之于法，襟霞阁主惧其扰，匿居吴中调丰巷，易名为沈亚公。吕碧城更登报究探，谓如获其人，当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花卉立幅一以为酬。[25]吕碧城旅欧期间，对待路人亦是不相谦让。其《中途回巴黎车中琐事》记载了她在回巴黎车中和法国两个女子之间发生的事情：
午时予往餐车进膳，膳毕回厢，见二女子出殽于纸袋，以手劈食，油污狼籍。一叟复饷予纸烟，乃接受之，二女知予返自餐车，饱而吸烟，观彼饕餮，乃恼羞成怒，谓予不应在车厢吸烟，予即停止。须臾，一叟复从衣袋中取雪茄烟作欲吸状，予急取火柴进之，叟乃燃吸。予即向二女抗言曰：“彼亦吸烟，汝何不禁止之?”二女曰：“汝吸烟时我等方餐而恶烟味，现将餐毕，故不禁止。”予曰：“车厢本非进餐之所，肉类油污使同座憎恶。此车本有餐室，汝何不往该处（二女因餐室价昂，故不往耳）?”惜予不能用法语说明，仅用英语，彼此略谙大意。一叟笑曰：“只许吸大枝雪茄，不许吸小枝纸烟。”予曰：“孰不许者?”乃故意取烟吸之，喷吐其气于厢内，二女亦无如何。盖彼等有意向予寻衅，故予亦不让也。（《吕碧城诗文集》第391～392页）
对于车中遇到的法国两女，吕碧城不管自己对错，针锋相对，毫不谦让，还将此事记录下来，将其收录于《欧美漫游录》之中。其性格刚烈执拗，可见一斑。1942年冬，吕碧城胃疾复发，其友王学仁、陈靖涛等前去反复开导，劝其延医治疗，然吕碧城仍固执己见，不听劝说。吕碧城的生活作风以及执拗的个性必然遭到吕美荪的反对和批评。吕碧城刚愎成性，是不会听劝的，反而会对吕美荪产生强烈的厌恶之情。
其实，所谓的矛盾，只是吕碧城一方之见。在吕美荪心中则不然。吕美荪虽然对吕碧城有诸多劝说或批评，却一直视吕碧城为亲人。其诗曰：
负米走四方，奉母无甘旨。负土成高坟，哀悔自兹始。戴罪覆载中，愧彼婴儿子。同气共六人，二存四已死。有妹在远瀛，东西暌万里。孤走自谋活，辛苦未能已。海阔莫往视，何以对考妣。维我历崄巇，一世蚕丛里。倦投东海居，犹复虑盐米。岛客多重楼，我屋鹪巢比。……（《诗将付印自题稿后》，《葂丽园诗续》第77页）
本诗作于1933年冬，此时吕贤满早逝，老母去世，吕惠如病亡，诗中“有妹”便是指吕碧城。吕美荪因不能探视远在欧美的吕碧城而感到内疚，可见，吕美荪一直心系三妹吕碧城。而吕碧城对吕美荪的不满在内心中沉淀，一直到1941年，方才释怀。
四、生死之别
在吕碧城心中，吕惠如是姊妹中最亲者，在出版《晓珠词》时，特将惠如长短句附后。而吕美荪的词作中则反复表示对吕贤满的悼念。姊妹之亲疏远近可见一斑，这也许是早年的生活注定了她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吕美荪是个重情义的人，吕惠如及吕贤满的后事均由吕美荪料理。
1914年，吕美荪应厦门女子师范女学之聘，与其四妹吕贤满同行。学校在鼓浪屿孤岛中，四围海气氤氲、瘴氛至重，没过五个月，吕贤满忽得疾，民国三年冬旧十月二十七日（1914年12月14日）含泪而瞑，年二十有七。吕美荪伤心欲绝。按照吕贤满遗愿，吕美荪将其遗体运回上海，拟葬在万国公墓里其母墓侧。可当时租界已有定章，华人不得入万国公墓。尽管如此，吕美荪还是亲自赴工部局恳求总办西洋人，为妹求葬地，最终吕贤满方得葬在其母墓旁。若干年后，吕美荪重至鼓浪屿，仍旧怀着刻骨的悲痛写道：
相携临瘴海，乞食尚披缞。百难身犹在，孤途意莫哀。无违天地命，终荷吉祥来。与尔鸰飞比，何伤泪满腮。（《再到鼓浪屿示季妹》，《葂丽园诗》第14页）
吕贤满死后十四年，吕美荪仍伤痛不已，作11首诗追哭其季妹坤秀（即吕贤满），诗作《追哭季妹坤秀》写道：
吾笄汝尚幼，送汝学沪滨。自劬多志气，为疾此种因。及我走辽沈，送汝到双城。双城鸡林地，女学正须人。东车蜿蜒去，荒景使我惊。是时当八月，晴雪已飘庭。寒多体愈弱，念汝苦不胜。执别抚肩嘱，芦坑热须增。（《葂丽园诗》第54页）
双城始匝岁，母命旋歇浦。而我先月归，舶至岸迎汝。塞风变旧颜，惊见瘦如许。国沸不复出，相依守蓬户。逾年母弃儿，擗踊摧肺腑。汝痛不欲生，愿往追泉路。携汝南游闽，欲杀汝悲苦。五月远扬舲，双飞投瘴雨。（同上）
正如吕美荪诗作所写“我亦为君故，沉吟遂至今”[26]，每到吕贤满生辰之日，吕美荪总是悲痛作诗，以示悼念。“再仰瞻遗像，一拜敛悲襟。凝睇垆烟直，灵兮或来歆。含泫还我室，开卷遣哀心。”[27]吕贤满去世十九年重阳，吕美荪痛念亡妹作诗六首，觉得“繄余同怀亲，生未尽恩意。恩意无由补，徒酬以枯涕”[28]。拿出珍藏十九年的吕贤满的鞋子，睹物思人，悲痛更深，她悲呼“愿作飘风叶，盖汝孤坟黄。愿作惊霜蝶，飞汝长眠旁”[29]。哀痛之情难以言语。吕美荪曾为其先母严淑人及亡妹吕贤满营二发冢于青岛，濒海之山，衔哀作诗以记之。直至1935年，吕美荪在前往日本的船上，仍悲痛“母妹伤南天，垄草何萋萋。悲我同怀者，生在长相携。如何今日出，不得同笑嬉。回头避众客，涕下成涟漪”[30]。吕美荪情深义重，1925年吕惠如病逝于南京，其螟蛉女九岁，托吕美荪为之监护。吕惠如立遗嘱之律师意欲吞没其遗产，也是吕美荪为之诉讼。
时至20世纪40年代初，亲人相继离世，吕氏姊妹仅剩下吕美荪和吕碧城，她们亦年迈六十。在吕碧城去世的两年前，在澄切居士的调解下，两人方得不计前嫌，书信往来。澄切居士《吕碧城女士传略》一文记载：“前年（按：1941年）冬为其骨肉参商，驰书调解，始缔文字因缘。”[31]又记曰：碧城“庚辰（1940年）东旋，止香港东莲觉苑，成《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远道邮贶，诠法宗唯识，颇精审。且复书劝其姊美荪茹素，书词激切，余有诗颂之”[32]。《观无量寿佛经释论》于1942年夏方得在上海和香港出版，因而“复书”也应该在1942年夏秋间。1942年11月28日，在吕碧城去世的两个月前，她函寄张次溪，信中有言：“惟来函所谓于蔚（按：徐蔚如）公宅，内检得鄙人手札五十余通，可备刊用云云，此则为鄙人所不愿，请先寄还鄙处为要。所有芜函虽多讨论佛学，然大抵因一人一事请益之作，与公众无关。其中谈家务者，及涉及月溪法师者，尤不愿宣布也。”[33]“家务”想必涉及与吕美荪的矛盾，她不愿公布，意为已经释怀，是是非非已不再重要。
在清末民初时期，吕氏姊妹因命运多舛、才华横溢闻名于当时，她们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亦成为时人议论的话题。事实上，吕父去世后，吕惠如和吕碧城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故她们在文学创作体裁的爱好和性格上都有相同之处，她们同样喜爱词的创作，具有才女的执傲；而吕美荪和吕贤满相依为命多年，同样喜欢诗歌创作，性情温和，感情较为深厚。很明显，吕氏姊妹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吕美荪与吕碧城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 吕氏三姊妹与英敛之
天津《大公报》的创办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天主教教徒、学者英敛之对清末民初的教育、学术、文学贡献很大，对女权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追溯英敛之对女学的贡献，就要谈及吕氏三姊妹。英敛之与吕氏三姊妹是如何相识，又是如何共同创办北洋女子公学的呢?
一、相识
吕碧城三姊妹于1904年陆续与英敛之相识，而最先结识英敛之的是吕碧城。在她的介绍下，其大姐吕惠如和二姐吕美荪方得相聚于天津大公报馆。
久居闺阁的吕碧城怀叛逆心理，逃离塘沽舅舅家，只身前往天津。经方小洲夫人介绍，方得认识英敛之。英敛之1904年5月7日的日记记载：“方小洲偕夫人来，自同戢，方同春楼饭。”[34]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吕碧城便移居大公报馆，当日英敛之日记记载：“内人偕小洲夫人去聚与园，并邀沈绶清之夫人。晡，接得吕兰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住。”[35]方夫人即方小洲之夫人，当时方小洲在塘沽任吕碧城之舅舅严朗轩的秘书。吕碧城《予之宗教观》一文也证实了吕碧城与英敛之初次见面的经过。吕碧城到天津后，英敛之委以大公报编辑之职，并为之介绍诸多名流，如方药雨、张少秋、傅润沅、严范孙等。吕碧城亦向英敛之介绍其姊吕惠如，1904年5月18日英敛之日记有云：“接得碧城来函，内附其姊一函，四六文极工妥，颇为出色。”[36]可见英敛之在见到吕惠如之前，就已经十分欣赏她的文采了。
刚到天津十多天，吕碧城得知其舅严朗轩被撤任记过，需随其舅南归。但叛逆倔强的吕碧城不愿回乡，便写信给英敛之，托他代觅学堂。[37]而为了吕碧城的事情，吕惠如于5月24日只身由塘沽抵天津，晚上吕惠如被英敛之请回馆中同其夫人英淑仲同住。想必吕惠如的到来，是为了带吕碧城回塘沽，然后一起南返，可是见到吕碧城不愿回乡，吕惠如不得不于5月27日返回塘沽，和严朗轩商量吕碧城留天津的事。可能在吕惠如的劝说之下，严朗轩同意吕碧城留津，所以次日吕惠如再次赶回天津。5月31日，严朗轩亦至英敛之处谈吕碧城事，委托英敛之夫妇代为尽心。吕碧城读书一事虽经多人商量，但最终没有结果，原因在于吕碧城国学根底深厚，津京一带无适合吕碧城的学校。正当英敛之为之发愁之时，傅润沅来到大公报馆，说张印之愿与周缉之同办女学。英敛之“久蓄兴女学之志，惟苦于师范无人，不克开办，今得此天假之便，乃奔走组织，获诸君子之力，为天津公立女学堂”[38]。次日，英敛之就托傅润沅夫人偕吕碧城去张印之处，很明显，英敛之希望吕碧城能参与创办女学。同时，“灯下教碧城法字”[39]，英敛之将吕碧城当才女培养，将自己的法文知识传授于她。
随后，由于多种原因，严朗轩及其子严象贤、吕惠如移居天津袜子胡同，也一同参与女学堂开办筹备之事。通过英敛之1904年5月到9月的日记可以看出，英敛之力促女学之开办，大小事无不过问，亲自为校舍、资金奔走。与此同时，吕惠如一家亦在为女学创办而忙碌。吕惠如参加了天津女学堂章程的制定工作。此外，英敛之、吕碧城、姚石泉等合订女学章程，而商量女学章程的汇聚点就在大公报馆英敛之住处。
1904年秋，正当女学堂接受报名注册，准备开学之时，英敛之夫妇赶至上海为其三弟筹办婚事。吕美荪得知消息后，前往上海，得与英敛之夫妇初次相见。英敛之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午饭后，（朱）致尧处，车送碧城二姐梅生至，予与内人皆喜出望外。言昨由南京至上海，遍寻予等，未得，今日寻于中外日报馆，指向致尧处，始得之。”[40]致尧即朱志尧。可见，英敛之夫妇与吕美荪初次相见于上海朱志尧处。随后英敛之夫妇偕其三弟妇及吕美荪至上海大南门，步至幼稚园，再访务本女学。吕美荪与英敛之夫妇一见如故，在接下来的三天中，他们形影相随。英敛之视吕美荪为亲人，关心无微不至，连近视镜都为其购买，并于11月30日偕吕美荪由上海北上天津。吕美荪初到天津，和吕碧城一样都受到了英敛之的照顾，在任职于女学堂之前她一直住在大公报馆，衣食住行皆由英敛之为其准备。当时，吕美荪对于林纾有较高的评价，慕其译述驯雅，曾推想林纾窈窕其笔，必也风雅其人，故很想拜访。英敛之资助其路费，吕美荪方得赴北京晤林纾。可见，在经济上英敛之给予了吕氏三姊妹很大的帮助。
同时，英敛之为吕美荪介绍名流，还领其至日本领事馆，结识日本友人高尾夫妇及总领事夫妇等。1905年1月3日，英敛之送吕美荪至北洋女子公学，因吕碧城和吕惠如皆病，次日吕美荪正式代课。至此，吕氏三姊妹在英敛之的帮助下，齐聚天津北洋女子公学。而在相处过程中，吕氏三姊妹与英敛之夫妇诗词唱和、写字论画，其乐融融；英敛之对吕氏三姊妹无微不至，来回送往，宛如亲人，吕美荪诗作《析津寒夜出大公报馆，馆主英敛之伉俪步送返河北旅次》记曰“言笑倏起座，促去柝已示。摄冠裘送我，秦徐笃嘉意。联步出崇馆，超趯谢车辔。霜华涂何厚，静踏藉藉地”。[41]
二、矛盾
吕碧城是个性极强的人，较难与人相处。在1904年年底，吕碧城便与诸人不和，如傅润沅妻子。据英敛之日记记载：“傅润沅来，谈女学堂事，大致因其妻与碧城意见不和，故生出无数波折。”[42]随后，英敛之对吕碧城亦有诸多不快。在1905年1月8日日记中，英敛之首次记载了对吕碧城的不满情绪：“与碧城、梅生略谈学堂情形及办法。碧毫无定见，未尝出一决断语。予默念日后艰难，及众人退缩状，自顾绵力，虽任怨任劳，奈反对者群为抵隙蹈瑕之计，而共事者又未必与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也。为不快者久之！”[43]1905年1月25日日记亦云“：送碧城回学堂，路中略话，甚不合。”[44]而此时的吕氏三姊妹仍将大公报馆视为己家，将英敛之看成最亲近的朋友。1905年2月，吕美荪南归，吕美荪刚走没几日，吕碧城便与吕惠如发生口角，吕惠如不欲在学堂，因而当天留宿大公报馆。这次口角，想必是吕碧城的不对，故第二天，吕碧城向吕惠如谢罪，请其回学堂。[45]英敛之对吕碧城虽有不满，但仍然为三姊妹出版《吕氏三姊妹集》，其序言中不乏溢美之词。
英敛之与吕美荪友情日渐笃厚，与吕碧城却日渐疏离，1906年3月13日至5月5日，英敛之日记中仅有两次提及吕碧城。至1906年7月，英敛之对吕碧城的印象更加恶劣，这是在吕美荪被电车所撞期间，英敛之到医院看望吕美荪时，遇到吕碧城，“觉其虚骄浅薄之状，甚可恶，遂即辞归”[46]。次日，英敛之很早又到医院，与吕美荪闲话极久，吕美荪不愿英敛之与吕碧城之间龃龉冷淡，故和婉劝勉英敛之。尽管吕美荪在中间努力调和，但难以化解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矛盾。英敛之日记10月26日又云：“至医院，碧城在，觉其虚骄刻薄之态极可鄙，大不快，漠漠良久，遂出。”[47]英敛之看不惯吕碧城，而吕碧城亦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对英敛之“不甚佩服”[48]。这样，两人矛盾自然而生。1907年元宵节后，吕美荪再次从中劝解，还是未能挽回，吕碧城与英敛之矛盾激化。1908年10月1日《大公报》载署名耐久的《师表有亏》一文，曰：“女学虽要紧，那充当女学教习的人尤其要紧。不但学问要渊博，而且她品性尤其要端正。”“我近来看着有几位当教习的，怎么打扮的那么妖艳呢，招摇过市，不东不西，那一种妖艳的样子，叫人看着不耐看。”篇末还劝说女教习：“快快改良吧，别给新学堵嘴啦。”吕碧城疑为隐射讽刺，遂与英敛之决裂。英敛之1908年10月7日的日记亦记载：“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事实上，吕碧城和英敛之并未真正地决裂。辛亥革命后，两人仍有多次联系。1916年夏《万松野人言善录》出版后，英敛之曾送吕碧城一部，劝其信教，三个月未收到回复，所以写信去问。1917年《安蹇斋丛残稿》出版，其中有丁巳年写的《复某女士书》。方豪仍推测是写给吕碧城的，信中称民国五年吕碧城曾去香山访英敛之。当时吕碧城对佛学已颇有心得，英敛之希望其能信奉天主教，所以信中对佛教辩论较多。从信中得知，吕碧城曾写信给英敛之，自称“百忧铄骨，万念灰心”[49]，且“漏纸凄苦之词，一把辛酸之泪”，不禁让英敛之“怅惋悼惜，失欢短气”[50]，故复书一封，希望吕碧城能自振奋，力自超拔，可见英、吕二人道义交情不同一般。《复某女士书》阐述了人生之理，对佛教辩论较多，彼此的矛盾基本上化解。旅美之后的吕碧城对于英敛之当年对她的帮助和照料依然感动。她说：“予初抵津，诸友侦知窘况，纷赠旧衣服及脂粉、胰皂等，日用所需，供应无缺，其事甚趣，谊尤足感。”[51]
英敛之与吕惠如及吕美荪难免也有磕磕碰碰的地方，但矛盾是短暂的。英敛之与吕美荪的误会缘于吕美荪之婚事。从英敛之1907年4月到7月的日记可以看出，吕美荪未能及时告知英敛之结婚一事，英敛之为之不悦，但很快，吕美荪从奉天归来，与英敛之夫妇又一往热忱。1908年9月，英敛之与吕碧城绝交，但与吕美荪友情尚存。10月15日，英敛之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访吕美荪，作《关外旅行小记》。17日，吕美荪回访英敛之，谈近代诗章。1911年英敛之曾给吕美荪写信，惜未寄出，信中邀吕美荪同游花园。事实上，吕惠如对英敛之的不满，亦多因吕碧城而起。1906年底，吕惠如由奉天致信英敛之，曾大怒，颇有绝交神情，但短暂的误会很快化解。1917年，英敛之隐居香山静宜园，吕惠如曾致英敛之夫人英淑仲信函，有北上拜访英敛之夫妇之意。[52]
可见，与深厚的友谊相比，吕氏三姊妹与英敛之之间的矛盾显得微不足道。在短暂的不快之后，他们仍有书函往来，情感仍旧深笃，友谊一直保持终生。
三、英敛之眼中的吕氏三姊妹
此世最亲惟我辈，得天独厚是君家。苔芩契合神无间，水乳交融谊有加。邱氏一门饶蕴藉，刘家三妹并清华。沉沉女界数千载，一线光明丽早霞。[53]
上述诗句表达了英敛之夫人对吕氏三姊妹才学的赞赏之情，亦可见英敛之夫妇与三姊妹友情之浓厚。正因为如同亲人般的相处，英敛之方能看出吕氏三姊妹的异同，在他的眼里，三姊妹具有才女的共同特征，又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一）擅旧词华，具新理想
吕碧城刚到天津，英敛之委以大公报编辑之职；初次见面，吕惠如便与英敛之夫人“一见即针芥相投，苔芩契合，遂盟为姊妹，矢以永好”[54]；英敛之与吕美荪一见如故，并鼎力支持三姊妹创办女学。英敛之夫妇为何如此?唯一的解释便是英敛之被吕氏三姊妹的学问才华所吸引。在《吕氏三姊妹集序》中，英敛之将吕碧城三姊妹看成“祥麟威凤”：
得读两君诗暨词。惠如则典赡风华，匠心独运；碧城则清新俊逸，生面别开。乃摘其尤佳者，登之《大公报》中。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辞、鸣钦佩者，纷纷不绝。诚以我中国女学废绝已久，间有能披阅书史、从事吟哦者，即目为硕果晨星，群相惊讶。况碧城能开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尝谓自立即所以平权之基，平权即所以强种之本，强种即所以保国，而不至见侵于外人，作永世之奴隶。嗟呼！世之峨高冠、拖长绅者尚多未解此，而出之弱龄女子，岂非祥麟威凤不世见者乎。[55]
英敛之惊叹于吕氏三姊妹的卓越才华，他评吕美荪“素不屑弄事词翰，然落笔清灵，极挥洒之致，亦颇与乃姊乃妹并驾齐驱，各树一帜”[56]。对于吕碧城的学问更是赞叹，“人莫不诧为祥麟威凤，在闺阁中固今世之仅见者”[57]。英敛之称赞吕氏三姊妹能披阅书史、从事吟哦，各有千秋。不管是吕惠如的“典赡风华”，吕碧城的“清新俊逸”，还是吕美荪的“落笔清灵”，都让英敛之为之赞赏。
英敛之欣赏三姊妹的文学才华，更钦佩三姊妹能破旧锢蔽的新思想和独立自由之人格。他赋予吕氏三姊妹很高的评价：“吕氏三姊妹承渊源家学，值过渡时代，擅旧词华，具新理想，为吾国女学之先导，树吾国女界之标的。”[58]而吕氏姊妹的“新理想”与英敛之不期而同，这促使求才若渴的英敛之更加重视三姊妹。因而英敛之夫妇“以获交三姊妹为荣幸”，乃各录其稿若干，刊以行世，其目的为“俾我国女界中，得所观感兴起，并以识予夫妇交游之幸，钦佩之诚”[59]。英敛之不仅刊载其诗词，还广泛介绍三姊妹结识中外名流。三姊妹之所以能在教育界、文学界声名鹊起，实得力于英敛之的揄扬。
（二）性情各异
英敛之自始至终都肯定吕氏三姊妹的才学。在不断深入的相处中，英敛之对三姊妹的性情有不同的评价。在吕氏三姊妹中，英敛之最赞赏吕美荪。而吕碧城性格极强，不易与人相处。相对而言，英敛之夫妇对吕美荪和吕惠如之性情较为认可。
1.虚骄刻薄、放纵自恣——评吕碧城
吕碧城初见英敛之，作《满江红》，词作豪情万丈，因此让英敛之刮目相看。初次见面，吕碧城给英敛之的印象便是才女、奇女。英敛之以“极佳”两字来评价吕碧城的词作，常与吕碧城谈话至深夜。随着交往的深入，英敛之对吕碧城有另外一番看法：有才气，但虚骄刻薄。英敛之1906年9月28日的日记记载：“与碧城数语，觉其虚骄浅薄之状，甚可恶，遂即辞归。”[60]10月23日的日记又云：“觉其虚骄刻薄之态极可鄙，大不快，漠漠良久，遂出。”[61]吕碧城“性情高傲，目无余子”[62]，有时甚至不把英敛之、傅增湘等放在眼里。吕碧城这个缺点令英敛之难以容忍，故英敛之在日记里多次说吕碧城“可鄙”“可恶”。
英敛之对放纵自恣者大为不满，在他看来，吕碧城亦是一个放纵自恣、生活奢侈的人，这正是英敛之看不惯吕碧城的地方。英敛之在给吕碧城的信《复某女士书》中强调：“凡夫乐于放纵自恣者，无不以造物主为虚诞、以神魂不灭为狂妄，然凡抱此等观念者，其效果或近而显、或远而晦，皆无美善可言者也。”[63]英敛之日常喜欢俭朴之人，时常叮嘱吕氏三姊妹以此为要。1907年8月6日，英敛之送吕美荪由天津返奉天，嘱咐其此后生活上应以检点、朴素为要。[64]在这一点上，吕惠如、吕美荪尚好，而吕碧城则“手散万金而不措意”[65]，连吕碧城自己都承认自己“习奢华，挥金甚巨”[66]，这当然让英敛之大不满意。
对于吕碧城的种种缺点，英敛之虽有不满，但从内心里是理解的，将之解释为“遭家庭变故，感身世之飘零，百忧丛集，激而成此，衡以常情，无怪其然”[67]。他认为吕碧城性格怪异是因为她遭遇特殊，这种认识是合乎常理的。
2.神情豪爽、气度光昌——评吕美荪
初次见到吕美荪，英敛之对其第一印象极佳，英敛之用性情相投、俨如骨肉来比喻，1905年二月初五日英敛之日记记曰：“梅生（按：即美荪，英敛之笔误）自与予夫妇相遇，性情投契。俨如骨肉，相处百余日，不惟无厌意，而甚恨时日之短促。”[68]英敛之对吕美荪第一印象好，相处也日久情浓，他常与吕美荪“话良久”，且“畅谈极快”“相谈甚欢”。对于英敛之和吕碧城的矛盾，吕美荪常在中间作调解，英敛之自言“受其（按：美荪）和婉之劝勉，心为之大快”。[69]
英敛之对吕美荪的评价最高，1905年正月十一日英敛之日记记曰：“予偕梅生照相，只得一张，神情颇豪爽，绝似欧洲贵族妇女状。”[70]《吕氏三姊妹集序》也称：“眉生性豪爽，有古侠士风，言吐慷慨，气度光昌。”[71]可见，英敛之赞赏吕美荪，不仅在于她的才气，更在于她豪爽的性格。与吕碧城的刻薄相比，吕美荪的和婉之情、慷慨之气更让英敛之觉得亲切。
3.端庄浑厚、有清贵之气——评吕惠如
英敛之之妻英淑仲与吕惠如“一见即针芥相投，苔芩契合，遂盟为姊妹，矢以永好”[72]，英敛之亦视其为妹，彼此情谊深厚。1904年四月初十英敛之日记记载与吕惠如初次见面的情景：“九点，碧城之姊蕙如女史（即吕惠如）只身由塘沽来，极端庄、浑厚，可敬之至。午前移至佛照楼住。晚蕙如姊仍请回馆中同内人等宿。”[73]初次见面，英敛之便用“端庄、浑厚”“可敬之至”来形容吕惠如，这个评价符合身为长姊、已为人妇的吕惠如。在密切的交往中，英敛之越发察觉吕惠如具有很好的气质，觉其“颇显一种清贵气象”[74]。
四、英敛之对吕氏三姊妹的影响
在吕氏三姊妹走上社会最关键的时候，英敛之夫妇给予了她们最重要的帮助。这份友情，三姊妹都记在心里，不管是在亲密无间之时还是因误会而疏离之时，英敛之夫妇在吕氏三姊妹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吕惠如用“双情交映，两意相融”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友情，用“感君厚意”来表达对英敛之夫妇的感谢。[75]她称赞英淑仲“丰神散朗，大有林下之风。吐属英豪，岂仅闺中之秀。虽为巾帼，实胜须眉”“独明淡泊，天怀乃承”，对英敛之更是佩服。而吕美荪钦佩英敛之的才学、为人及爱国热情，也给予英敛之很高的评价，其《也是集序》曰“当世学识超迈、通贯中西者，新学界中固不乏其人，而都下英君敛之。尤负希世俊才，膨爱国热血，其兀兀矻矻，泪笔婆心，穷年尽日，以报纸扩民智，以危言警当权。”“敛之之为人不特富，于国家、思想，而于友朋尤挚。”[76]英敛之夫妇去世后，吕美荪忆怀旧事，悲痛不已，作《哭英敛之并夫人淑仲》：
昔我越洪涛，帆向津沽指。津沽远何至，谋食向兹里。登岸北风凉，衣敝不掩体。弱非逋亡客，望门思投止。赖有贤主人，为我卸行李。裁袍愧分绨，缩食感添七。伯鸾固我兄，德耀亦我姊。辉辉薄霄汉，于以见情伟。奋发激中肠，独立自兹始。志士重酬恩，应尔非德美。何期恩未酬，寄庑人双死。衔哀远莫赴，愿逐悲风起。飘我天朔方，摧膺荐馨芷。黄垆欲起扶，一恸二君子。惭无延陵义，挂剑报知己。（《葂丽园诗》第45页）
诗中称英敛之夫妇为知己、为兄姊，坦言正是有了英敛之夫妇的帮助和激励，三姊妹方能“奋发激中肠，独立自兹始”。的确，英敛之在经济上、生活上、事业上都给予吕氏三姊妹极大的帮助。同时，英敛之与吕氏三姊妹在思想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并非偶然，英敛之对吕氏三姊妹应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英敛之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其《说官》“自嬴秦以来，一统天下，专制之政兴，人主之权日渐尊崇，遂至高无纪极，而官之一途，亦不得不水涨船高，与民隔绝矣。故‘君门万里’之外，复有‘侯门如海’之谣。嗟呼！天泽之分别既严，人事之乖违日甚，降至今日，而官遂得蠹国殃民，擅威作福之专利商标矣！”认为“官尊民卑”之恶俗能贻误通国，“使吾民一蹶而无望复振，一亡而永不能复兴”[77]。吕美荪亦在大公报上发表言论：“夫我国丛弊之端，首在君民之分太悬，上下之情不达而窒。其间为蠹、为奸，病民误国者，惟官而已。”[78]
英敛之主张变法，对革命人士充满同情。吕氏三姊妹在英敛之的介绍下结识了秋瑾，虽未参与革命，但对革命者有着同情之心。1907年秋瑾遇难，吕碧城哀痛。六月，英敛之应吕美荪之邀，撰文抨击当局，题名为《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收入《也是集续编》。
英敛之努力地追求言论独立、自由，为此创办了《大公报》，顶着官绅的干涉，敢于发表言论，其《说报》认为报纸为“一国之代表”“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闭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消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征之。”[79]吕氏三姊妹受其影响，发现了报纸在宣扬民主、鼓吹女权方面的作用，纷纷作文在各大报刊上慷慨陈词。吕碧城更兼任大公报馆编辑之职。吕美荪亦支持办报，甚至为大连《泰东日报》的刊行，特写了《祝大连泰东日报》这首诗。诗曰：
晓钟声动东方白，濬智砭愚仰巨文。此是生公真说法，半天花雨落纷纷。（《辽东小草》第7页）
英敛之反对排满之论。1907年有排满者言“排满所以保我汉族，将其秕政漏习，一扫而空之，再兴中国，正所以不为异族奴隶也”，对此，英敛之批评这些排满保汉之论者不明利害，他们“目的既乖，识见尤谬”[80]。受此影响，吕碧城自言“无满汉之见”，吕氏三姊妹亦交异族朋友，如赵尔巽、袁寒云等。
英敛之早年注重教育，提倡为国家储备人才，尤其重视人格教育。其《今世人之人材果足今世之用乎》曰“造育人材固为立国之根本，而变化气质，最为世间之难事。中国刻当初变科举为学堂，其教育不普遍，课程不完备，自不待说；历观各报所记，学界风潮，各省学堂，无不闹事者；而闹事之原因，起于饭食者，十之八九”“所可断言者，足见吾国人格之卑矣！”[81]吕氏三姊妹能走上教育之路，要得力于英敛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吕碧城在《大公报》上相继发表《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和《教育为立国之本》，吕美荪也发表《书端中丞奏兴女学事》一文，都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兴女学的重要性。
吕氏三姊妹虽受英敛之的影响，但同时也保持着独立的见解，尤其在宗教思想上，吕碧城三姊妹并未踪其所仰。英敛之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天主教教徒学者，他于1895年二十九岁时便正式信奉天主教。从英敛之日记遗稿可以看出，在与吕氏三姊妹相处期间，英敛之日必弥撒，但民国后吕氏三姊妹的宗教信仰却与其相悖，这便引起了一场英敛之与吕碧城之间关于佛教的辩论。1917年，英敛之作《复某女士书》，根据方豪推测，这封信是写给吕碧城的，信中英敛之批判佛经禅集“因衡以科学名理途术，其间矛盾龃龉、相违相伐处，几于触目皆是”[82]，又认为佛学“于大本大源处既极背谬，且因其不能辅世泽民，而徒为社会人群害耳！”[83]当时，吕碧城已问学于道学家陈撄宁，同时对佛学已有心得，故英敛之劝导她“苦海回头，悬崖撒手”[84]。但无论怎么劝说，吕碧城对天主教始终未有所悟，最终还是皈依佛学。吕惠如和吕美荪亦未涉足天主教，她们虽未皈依佛门，却也是佛家虔诚的信徒。
第三节 吕氏三姊妹与秋瑾
一、结识与交往
秋瑾与吕氏三姊妹属于同一时代的女性，玉树琼枝，相映并美。她们都是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秋瑾与吕氏三姊妹的相识源于秋瑾与吕碧城“同时而同字”，秋瑾因此欲拜访吕碧城，经李道恒传递信息，英敛之夫妇做桥梁，吕碧城、吕惠如与秋瑾方能于天津见面。
1904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四）英敛之日记记曰：“道恒由京来，谈及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姓秋，适王氏者也。”[85]道恒，英敛之日记中有时写成道衡，即李道恒。由于他的介绍，英敛之才得知有秋瑾此人。5月19日英淑仲“发碧城一函”，应该是告诉了吕碧城关于秋瑾的事。吕碧城接到信后，当天由塘沽回英淑仲信，回函云“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时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于名地，阅历必深，自是新学中之佼佼者。若妹则幼无父兄指授，僻处乡隅，见闻狭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属同志，亦愿仰瞻风范，但未识其性情能与我辈相合否?伊到津时，望即函示。”[86]未见面，吕碧城已将秋瑾看作同志，对其风范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也表达了希望一见的愿望。5月21日，吕碧城由塘沽返天津，并于6月10日与吕惠如同时见到了秋瑾，当日英敛之日记记载：“早，蕙如姊来。十点，秋闺瑾女由京来，其夫王子芳及秦□□偕来，留午饭。予同王、秦单间房内。饭后，秋留馆，王、秦等去。晚，傅润沅来，谈极久去。秋与碧同屋宿。”[87]吕碧城旅居欧美期间，对与秋瑾见面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88]接下来的两天里，英淑仲、吕碧城及秋瑾同出同进。6月13日（农历四月三十日）早秋瑾欲返京城，欲与吕碧城赴京同行，而吕碧城决意不去。[89]回京后，秋瑾仍惦记天津一行，一周后，“秋闺瑾由京遣人至，取其诗稿，并与寄照相一张”[90]。据郭延礼考证“不久吕碧城又至北京回访，地点是在绳匠胡同的杜若洲家”[91]。秋瑾赴日本之前意欲与吕碧城“同赴扶桑”，故函告吕碧城，6月21日英敛之与吕碧城还特意到车站与秋瑾相见，可惜未能相遇。[92]事实上，秋瑾于1904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九）自北京启程赴日[93]，可能是因为秋瑾有事延迟一天，并未能及时告知英敛之及吕碧城，因而错过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吕碧城和秋瑾有书信往来。据郭延礼考证，1904年7月22日、8月26日《大公报》刊载秋瑾的两封残信，这是写给《大公报》编者吕碧城的；而吕碧城也有写给秋瑾的书信和诗词，这大约毁于“六·六”（按：1907年7月15日）之难了。[94]秋瑾创办《女报》，吕碧城为之作发刊词。清末丁未，徐锡麟陷于皖城之狱，秋瑾殉义，吕碧城悲恸万分。1916年秋，吕碧城与费树蔚等同游杭州时，感伤而作《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诗句有云“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95]，表达了吕碧城对秋瑾的悼念和敬佩之情。据林启鸿回忆，吕碧城曾作《秋瑾传》一篇，凌楫民为之介绍到纽约、芝加哥各著名报纸，各报莫不争为刊载。[96]
在秋瑾初次东渡之前，吕美荪尚未北上，故与秋瑾素未谋面，但其与秋瑾结文字交亦在1904年。据吕美荪回忆，秋瑾负笈日本时，频致书于她，吕美荪“皆勉以求学为覆，语不及他”[97]。秋瑾牺牲后，吕美荪愤愤不平，特请英敛之撰文抨击当局，题名《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后收入英敛之的《也是集续编》。
二、文人与革命家——女权观念及政治思想上的合与离
吕氏三姊妹和秋瑾都是新旧交替过程中挣扎忧郁的个体，亦是个性独立的新女性。吕氏三姊妹和秋瑾一样从婚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争取女性的自由。在同一年，她们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迈出了惊人的一步。1904年秋瑾与家庭决裂，东渡留学；吕碧城逃离闺阁，只身前往天津；吕惠如离开家庭，搬进北洋女子公学；吕美荪北上天津，投身女学。在婚姻观念上，秋瑾告诫女同胞的择偶标准是有学问、性情好的人，她藐视纨绔子弟，毅然与其夫王子芳决裂。吕碧城选择配偶的标准也并非“资产”和“门弟”，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98]，无合意者，便选择终生独身。吕美荪更是选择了自由恋爱。她们何其相似，在实现自身从“女人”到“人”的转变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女性解放事业的进步。
在女权思想上，秋瑾与吕氏姊妹心有戚戚。秋瑾慨叹当时社会之黑暗，尤其是女子仍旧处在黑暗沉沦之中。她在演讲中，以一句“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99]，警醒了多少女子，她为男女不平等鸣不平。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秋瑾提倡办报、兴女学，其《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中称创办女子学校为无量之事业，而创办《中国女报》也是“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100]。吕碧城三姊妹亦感同身受，她们对当时女子的处境有着强烈的不满。她们倡女权，主张男女平等，“夫君之于民，男之于女，有如辅车唇齿之相依”[101]。而倡女权，必须兴女学。吕碧城认为：“女权之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102]“盖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材为首务。岂知生材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乎?缘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基。若女学不兴，虽通国遍立学堂，如无根之木，卒鲜实效。”[103]吕美荪亦认为：“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女，本之本谓何?女学是已。”[104]吕氏三姊妹还身体力行，多年躬耕于女学园地。
在如何寻求自立方面，吕氏三姊妹和秋瑾所见略同，她们都认为只有女界“合群”，方能达到成功。秋瑾曰：“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105]吕碧城亦云：“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个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或腾诸笔墨，或宣之演说，或远出游历，无不以自立、合群为宗旨。……若于男女间论之，则不结团体。女权必不能兴，终必复受家庭压制”“吾深望同胞，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一人倡而千百人附；如栽花然，一粒种发为千丈树果，其根柢深厚，生机活泼，则同根之树，必无此枝荣彼枝悴之理。吾女同胞，特患狃于故态，不能结大团结体耳，何患不收花簇文明之效果哉！”[106]其《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再次强调：“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利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107]吕碧城又指出：“有世界必有竞争，而智慧之机发焉，优劣之种判焉，强弱之国别焉。竞争之道，惟合群乃能取胜，盖万事莫不成于合群，而败于解体也。”[108]吕美荪也主张“妙腕同携”“联合同志”来实现平权之目的。[109]
虽同样忧国忧民、深沉爱国，但毕竟吕氏姊妹是文人，秋瑾是革命者。她们在如何救国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主张。正如李又宁在《近代中华妇女自序诗文选》中所言：
秋瑾和吕碧城代表近代黎明期，先进妇女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人共同的大目标都是救中国于危亡，虽然她们主张采取的手段和程序有所不同。秋瑾代表的是革命救国的道路，是激进妇女的领袖；吕碧城所代表的是教育兴民的道路，是稳健妇女的翘楚。后者以为，要救亡图强，必须从教育和宣传着手，也就是以启发民智、转移风气，作为拯民救世的基本准备。[110]
吕氏三姊妹是文人，她们都在走着一条教育兴民的道路。秋瑾作为一名革命活动家，她把反封建的任务缩小为排满、推翻清朝统治，而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寄托于革命。吕氏姊妹则无政治热，无满汉之见，主张教育兴国。吕美荪曰：“余以负米之故，乞食于四方，而对于国家政事从无干预与言论。秋瑾负笈日本时，频致书于余，余皆勉以求学为覆，语不及他。及其为徐锡麟牵连而死，余恐因书札被累，心恒惴惴。”[111]吕碧城更道出了她与秋瑾的不同：“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112]吕氏三姊妹对革命者秋瑾心存敬意，但吕美荪在和秋瑾通信时，只勉励其求学为要，不言政事；吕碧城拒绝秋瑾的同为革命的邀请。究其原因，在于秋瑾与吕氏三姊妹政治思想上的不同，吕氏三姊妹主张教育改良，对于参政革命不太感兴趣。基于此，她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此秋瑾开始参加革命之实际行动，而吕氏三姊妹将满腔热忱和感受发诸于文章之中，推动女学运动成为她们主要的努力目标。
三、文学创作上的异同
作为20世纪初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吕氏三姊妹和秋瑾吸吮着时代风潮的气息，均一改传统女性狭窄的思想格局，在较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驰骋，高起步地选择自己人生的旅程。她们都有较深广的学养，在某个特定时期，又共具浓烈的爱国情怀，因而她们的文学总是同拯救、振兴祖国和妇女解放联结在一起。
吕氏三姊妹与秋瑾的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曾有相同之处。一是倡导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吕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和吕美荪《敬告女学界文》等文章异曲同工，强烈为女权呐喊；而吕惠如作品虽多散佚，但其《疏影》（莺啼空谷）和《踏莎行》（蕙径烟消）等词作亦有悔作女儿身之意。但是相对而言，秋瑾现存的13篇文章以及诸多诗词基本上都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吕氏三姊妹的文学作品内容较为丰富，文学性较强。二是作为20世纪初的女性精英，秋瑾和吕氏三姊妹共具同一种情怀，她们将这份共同的感情投诸于诗词，使诗词中洋溢着浓郁的爱国热情，如：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秋瑾：《感事》，《秋瑾集》第77页）
乘舆迁播向西驰，想见秋风动黍离。秦地山河迎辇跸，京畿烽火遍潢池。危时谁下袁安涕，和议仍劳魏绛辞。剩有蟠根仙李在，北门锁钥要能持。（吕惠如：《庚子书愤》，《吕氏三姊妹集·惠如诗稿》第4页）
仲宣吾乡豪，山岳气峥嵘。仰吞日月光，吐作世界明。壮游走辽沈，岂为宦情撄。亦欲览山川，一抒豪宕情。何期客中遇，投诗谊自殷。捧诵谬矜许，使我颜为頳。愿君挥戈手，怒浪斩长鲸。风云一叱咤，天下看澄清。元勋垂竹帛，芳馨千载名。（吕美荪：《奉酬王揖唐先生》，《辽东小草》第22页）
新诗如戛玉丁东，颁到鸿篇足启蒙。帷幄运筹劳硕画，木天摛藻见清聪。光风霁月情何旷，流水高山曲未终。霖雨苍生期早起，会看造世有英雄。（吕碧城：《和铁花馆主见赠韵二首》之二，《吕碧城诗文笺注》第10页）
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秋瑾和吕氏三姊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发诸于诗词，有一种磊落不平之气。
但吕氏三姊妹和秋瑾奉献于社会的行为方式不同，她们诗文创作的风格路数也是不尽相同的。庚子事变后，秋瑾的诗词多为革命所作，豪气冲天，气势磅礴，如：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诗》，《秋瑾集》第86页）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第79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江红》，《秋瑾集》第101页）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秋瑾集》第112页）
秋瑾生性豪侠仗义，其诗作之气势如江河喷薄而出，壮吞山河。上述诗作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夸张的表现手法，将诗人火一般的炙热感情与救国救民的革命壮志相结合，使得诗歌更为高亢，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表现了一代女杰甘为祖国捐躯的豪迈胸襟。秋瑾诗歌以刚劲、雄健的艺术风格著称。吕碧城诗词虽有似“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113]一般的抱负磊落之气、雄健豪爽之音，但此类语句少之又少。像秋瑾这种充满豪侠之气的作品，在吕美荪诗词中寥若晨星，在吕惠如诗词中更是没有的。此外，迥然相异的生命历程，使她们中后期的创作题材、风貌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区别。秋瑾就义时仅32岁，其作品始终贯穿着雄浑、高亢的侠气。而吕氏三姊妹的诗词由外向转为内向，重于抒写内心波澜，人情味浓厚；由悲愤转为感伤，增添了不少哀慧情味。然而，她们营造的意象依然邈远，独辟或凄美、或优美的诗词新境界。
此外，秋瑾是革命者，为便于宣传和演说，她主张用白话文。1904年9月22日，秋瑾在东京创刊的《白话》杂志第一期问世，该杂志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语、俗语为文，故秋瑾有诸多白话之作。而吕碧城反对白话，主张用雅洁的文言文，除了《纽约病中七日记》之外，其创作皆用文言文；现存吕美荪和吕惠如之作品亦均用古典文言文，无一篇白话之作。
吕氏三姊妹与秋瑾同样拥有才女之不落世俗的理想和不凡的才华，同样喜欢用文字表情达意，但她们并未因为相遇或相知就有了共同的人生坐标，她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欣赏、勉励人生。如果将20世纪初的女界比喻成黎明前幽暗的苍穹，那么吕氏三姊妹和秋瑾便是分布在苍穹中不同方位的明星，她们遥遥相望，互映成辉，成为女界先进女性的不同典型代表。
第四节 吕碧城与严复
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近代颇有名望的女教育者、文学家吕碧城相差30岁，在《大公报》馆主英敛之的介绍下，严复与吕碧城得以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而就在吕碧城与英敛之决裂之时，严复和吕碧城频繁来往，亦师亦友，情谊不同一般。如果说吕碧城走上社会后英敛之是她的伯乐，那么，严复便算是吕碧城真正的知己、敬仰的师长。
一、天津初识及此后的交往
严复和吕碧城相识的中介人物是英敛之。严复“识英君敛之于辛丑（按：1901年）”[114]，1904年吕碧城得识英敛之时，严复与英敛之已是多年的挚友。
1904年严复和吕碧城相继到过天津，两人本可以相遇并相识，但因几天之差，而错过了一次相见之机缘。1904年5月，吕碧城从塘沽前往天津探访女学，得识《大公报》馆主英敛之，并深得其欣赏，5月8日，英敛之亲邀吕碧城迁居大公报馆。严复亦在辞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职后，于4月18日居津。但在吕碧城到达之前，严复已于1904年4月28日离开天津，南下上海。此后，严复游走于国内外，严、吕两人无缘相遇，但严复对吕碧城姊妹还是很关注的。1906年8月30日英敛之日记记载：“严又陵来电探问梅生伤事。”[115]梅生即吕碧城二姐吕美荪，当时和吕碧城、吕惠如供职于北洋女子公学，并与英敛之交情深厚。严复在《女子教育会章程序》中又记述曰：“倾者碧城吕女史，以清芬之后，倜然远览，知闺门教育之不足，不惮孤力之寡助，起而为社会教育之事。求有以斐变通国之女子。自草女子教育会章程数十章，托吾友英君敛之邮求吾序。”[116]当时，吕碧城姊妹深受英敛之的赏识，英敛之介绍她们广识当时的名流。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英敛之在严复与吕碧城见面之前，已向严复介绍吕碧城姊妹，严复和吕碧城虽未见面，但早已互知彼此。
1906年严复和吕碧城终于在天津见面。10月严复入都，任留学毕业生考试的考官，经过天津，方得与吕碧城相见。英敛之1906年10月9日的日记云：严复于此日由上海到达天津，英敛之到其客栈谈论颇久，然后偕严复至大公报馆，“乃电话招碧城及蔡志赓来”[117]，严复为吕碧城、蔡志赓各写一条幅。这是在英敛之介绍之下，五十四岁的严复与二十四岁的吕碧城第一次见面。
严复和吕碧城见面之后，书信往来不断。严复于1906年12月给朱明丽的信中曾提到其收到吕碧城信函。此年严复为吕碧城的《创办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书函往来使严、吕两人的情谊日趋深厚。1907年夏严复代其甥女何纫兰复吕碧城书，在信中严复对吕碧城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1907年严复赴京入学部参加考试留学生，道经天津，再次访吕碧城。而此次首先获得严复到来之消息的不是英敛之，而是吕碧城。英敛之9月30日日记曰：“碧城来，言严又陵至津，本日晚车进津。”[118]后吕碧城与英敛之及其夫人英淑仲乘车至客栈，晤严复及其甥女何纫兰。
1908年严复与吕碧城见面频繁，并授学于吕碧城。9月4日至20日严复在天津与碧城见面不下七八次，严复于9月13日至北洋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吕碧城；于是，严复书“明因读本”四字于课卷，吕碧城遂以“明因”为字；[119]1908年10月至1909年严、吕二人多次互访，赠送诗词，探访病情；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更是不断，情谊日趋深厚。尤其是1909年下半年，严复以师长的身份与吕碧城谈及婚姻问题，严复为吕碧城独身不嫁深感忧虑，感叹“此儿不嫁，恐不寿”[120]。正值日本钦差胡惟德断弦，并有意与吕碧城结婚，因而严复亲自为胡、吕二人议婚；吕碧城则托严复“向端午桥要求前往美国游学”[121]。而议婚一事最终由于吕碧城无意，便作罢论；出洋之事也因为严复有感于吕碧城未精英文，又当北洋换人之际，爱莫能助。
1912年北洋女学停办，吕碧城离职，旋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此年，严复亦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两人共同服务于袁世凯总统府。此后，便无史料记载他们之间的交往了。
二、严复眼中的吕碧城
严复《秋花次吕女士韵》诗有云：“秋花趁暖开红紫，海棠著雨骄难起。负将尤物未吟诗，长笑成都浣花里。绿章乞荫通高旻，剑南先生情最真。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棐几皆前因。故山丛兰应好在，抽叶悬崖俯寒濑。山阿有人从文狸，云旗昼卷声
。”[122]诗作紧扣吕碧城当时所处之境，借用陆游“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的典故，透露出严复对吕碧城的理解、祝福和爱护，也刻画出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严、吕之间淳厚的友谊、浓厚的师生情的建立绝非偶然。这份情谊的建立不单是因为吕碧城敬佩学贯中西的严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严复对吕碧城的欣赏、同情和理解。严复在1906年1月所作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慨叹道：“盖自学堂议兴，朝廷屡下诏书，大抵训勖吏民，穷力兴学。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123]他认为女界亦然，“近日直隶女学颇多，然常患无教员”[124]。随后，严复就见到了身为北洋女子公学的倡导者、总教习兼国文教习，主持全校事务的吕碧城，对于这个奇女子，严复当然会刮目相看。
严复赞赏吕碧城神采、品格、学识三方面，尤看重后两者。严复用“神驰左右”来形容吕碧城的神采，用“品谊之卓”来评价吕碧城的品格。[125]1908年9月吕碧城与英敛之、傅增湘关系破裂，对此，严复自有其见解，“英敛之、傅润沅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吕碧城）不甚佩服此二人也。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126]对于吕碧城与英敛之、傅增湘之间的矛盾，严复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当是吕碧城不佩服英、傅二人。虽然吕碧城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但是严复还是看到了吕碧城的独特品格，依然赞赏她“高雅率真、明达可爱”。最让严复频频称赞的是吕碧城的学识，严复称其“学识之优”[127]。1908年10月24日严复在给何纫兰的信中指出：“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小（二十五岁）。故所学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128]这是颇有名望的严复对吕碧城公允的评价，也是对其学识的肯定。
严复给予吕碧城理解与同情。吕碧城刚刚走上社会，她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精神和处世之道，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在处世方面曾四面楚歌。对此，严复分析道：“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尘（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馋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129]知吕碧城者莫过严复，对于吕碧城当时处世之艰辛、所处之境遇，严复总能给予理解和同情，并给予吕碧城师长般的关心和爱护。严复认为吕碧城“身体亦弱，不任用功”[130]，故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而吕碧城不以为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严复深为其个人问题而担忧，因而曾亲自为之议婚。
对于心高气傲的吕碧城，严复为何给予欣赏、理解和同情?这与严复对“新女性”的看法是离不开的。严复认为：“吾国禁女子干外事者，四千余年。干外事者，微论恶也，即善有不可。世变大异，至今思想议论，乃略殊前。顾女子行事，稍稍露锋颖，循常之徒，辄相视大诧，甚者以为宜诛。嗟夫！使吾国礼俗，长此终古，则亦已耳。必以进步为期，凡此皆所必至应有者也，又何讶乎?”[131]因而他能够理解和认可特立独行、显露锋颖的吕碧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教育思想上的离与合
严复于1904年4月南下上海，而移居上海的本意，据他自己说，一是为了逃避北京的那种政治环境，一是有心在教育上做点工作。他在一封未曾发表过的私人信件中说：“复之私心，则欲东南择地，自立私学，与百十同志为入学得子计。”[132]与此同时，吕碧城也意识到“凡国家欲求存立，必以兴学校、隆教育为根本”[133]，因而她竭力协助英敛之、傅增湘办学。严、吕相识之时，吕碧城也正供职于《大公报》和北洋女子公学，投身于办报和教育当中。
严、吕二人都关注教育。不同的是，严复强调教育对挽救国家的意义，关注社会普及型、大众化的教育。他甚至强调实业教育。相对而言，吕碧城更为关注女子教育及其对女子解放的作用。此外，在认识吕碧城之前，严复虽已意识到中国妇女所面临的境况，在谈到男女平等时说：“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134]严复将中西妇女作比较，指出中国男女不平等，并提到了男女平权之说。但此时的严复对于女界解放之现状并不乐观，且未曾提出任何女学之理论，他只是在慨叹：“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135]和严复不同，吕碧城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感同身受地来谈男女不平等，且身体力行，投身于兴办女学之实践，并发表文章，参订女学章程，提出了诸多女子教育思想。教育思想上的“离”使得严、吕二人相互更具吸引力，更易互相影响。
吕碧城大力提倡女学，鼓吹女性独立自主，她的女学思想及其创办女学的实践对严复的教育思想冲击很大。严复在为吕碧城的《创办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时，肯定了吕碧城创办女学的意义，他认为“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谨庠序，使民备其孝弟忠信，毗乎德之事也。”[136]在与吕碧城的交往过程中，严复欣赏像吕碧城这样有思想、有抱负的新女性，他似乎看到了女界的希望，他一改以往仅仅从理论上提出男女不平等，而从思想上意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女学。1906年11月下旬，何纫兰托严复在上海创办女学，严复大力支持，为之四处奔走。1906年11月29日严复在给何纫兰的信中云：“星期归来，极承甥以图立完全女学见勖，舅老矣，岂堪汝曹如此责往望?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月望前后，拟赴秣陵，掉此蹇舌，以完全女学一说南洋端午帅。事若果成，皆吾甥之功矣。”[137]1906年12月严复力劝端午桥兴办上海女学，“成就有完全国粹教育者。”当时端午桥任两江总督，严复力劝其出资。可见，严复希望上海女学能够像吕碧城倡办的北洋女子公学一样，成为公立女子学校。此时严复看到了当时绅办女学的目的，大多借此为交接官场之具，女学程度及成效不佳，严复对何纫兰感叹道：“风潮尚少，而谣诼则随地而兴；故舅虽发此宏愿，为女界出一臂之力，然而每念人言，未尝不畏，他日事成，吾但愿充一国文教员，每日两小时足矣。”尽管如此，严复仍力促何纫兰创办女学，并为之拟定了七条女学宗旨，如“此校管理员用女”“重汉文、科学、卫生、美术，而西文则兼习”等。[138]而这些条例在比其早两年的吕碧城等人制订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其中有云：“聘请练达老成女士一位为舍监，常川住堂监，视学生起居、饮食，并照料堂内各事”“创办之始有国文女教习二位，分授各教科及外国文”。[139]相比之下，严复所拟章程在《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显示出更为开放的特点。除了给何纫兰筹款、拟定女学章程，严复还为其介绍了一位学习的榜样、一位同盟者——吕碧城。这也正是吕碧城所期望的，因为她一直认为创办女子教育会的目的就是“以联络同研究女子教育，期于女学之发达为宗旨”[140]。严复阅读吕碧城所作的《创办女子教育会章程》后，深受启发，并为之作序，同时将此章程拿给何纫兰看。何纫兰复吕碧城信曰“近于舅氏处得睹大著《创办女子教育会章程》，不觉以手加额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知音难觅，相识恨晚，何纫兰对吕碧城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从中亦可看出吕碧城对严、何二人的影响。
1907年6月上旬，应两江总督端方之召，严复在南京参加出洋赴美留学生的考试阅卷事宜。临考时，男子仅70余人，女子不过10余人而已。女子程度尤浅，接到题纸，相互对觑，不能下笔；英文勉强写一点，而文法亦多支离。结果女子10余名考生竟无一人及格。[141]这种现实状况更让严复感到兴女学的必要性，他也因此更加体会到吕碧城的工作意义之所在。同年9月，严复赴京入学部参加考试留学生，道经天津，访碧城，他借此机会约吕碧城与何纫兰见面。严复希望吕、何二人相互劝勉、共图女学，振兴女子教育。此外，严复还身体力行，于1907年4月7日为谋创女学于京师，与善耆、端方、严修等联名发表《内外城女学传习所募捐启》。
此外，在交往过程中，严、吕二人所阐述的教育内容也逐渐趋“合”，严复在探讨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认为“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142]吕碧城汲取此种教育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女子教育之中。她在《兴女学议》一文中先论德育，再论智育和体育，提出“德育者是学界中可进不可退之要点”。
辛亥革命前，严、吕二人在教育思想上由“离”趋“合”；辛亥革命后，各地女校的数量日益增多，遗憾的是，吕碧城和严复都从女学园地退出。1912年北洋女学停办，吕碧城辞职。此时的政治激流汹涌澎湃、变化不定，严复和吕碧城同时卷入政治的漩涡，眼光也从女学园地转移到政治领域，只不过吕碧城毕竟是一个文人，本无太大政治热情，曾经沧海之后，她更希望能够独善其身，因而她很快从漩涡中解脱；而严复拥有着足够的政治热情，这份热情足以支撑其随政治激流漂流得很远。
四、吕碧城留学与严复西学思想之关系
吕碧城于1920年初走出国门，旅美游学。随后她相继旅居欧美十多年。通过严复的日记可以看出，早在1909年，吕碧城已有出国求学之念，且最先向严复提起。在当时女界之中有此想法的人并不多见，吕碧城算是容易接纳新事物、新思想的前卫者。但观察严复和吕碧城的交往，我们不难发现，吕碧城有出国之念，与严复的西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严复与吕碧城相识于严复仍旧倾心与渴慕西方文化之时。严复的西学思想对吕碧城影响很大，甚至波及了吕碧城后半生的生活。在《救亡绝论》一文中，严复曾强调要通西学、废科举，就算是“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143]；《国闻报缘起》也明确指出民要“通外情”。严复在谈到男女平等时，认为女学要效仿西方，妇女可以远涉重洋，自去自来，增广见闻。[144]严复的上述思想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反响很大，吕碧城也不例外。吕碧城始终认为其业师之所以伟大，在于学贯中西。对于严复的西学思想，吕碧城是崇拜至极的。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还亲自为吕碧城翻译《名学浅说》，并逐日讲解。《名学浅说》序云：“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145]《名学浅说》为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的著作，严复亲自传授西方学说，增加了吕碧城对西学的兴趣，也激起了她了解西方文化的愿望。
另外，严复曾多次考试留学生，又在学部任职，再加上当时与吕碧城交往的朋友中，唯独严复有出洋之经历。基于此，吕碧城出洋之念油然而生，故托严复为她谋出国求学。尽管吕碧城及其二姊一再相求，但是严复有感于吕碧城“一字英文不识”，最终吕碧城出洋一事未能如愿。虽出国未成，但此事坚定了吕碧城学习外语的决心，后几经波折，吕碧城于1921年游学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美术，进修英语。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吕碧城几出国门，旅居海外长达十三年之久。
出国后，吕碧城秉承师志，认为“自清季，与世界各国交通以来，吾人所需之学除本国所有外，尚须加以世界之智识”[146]，因此也尝试翻译西方著作，将西方译著介绍到国内，相继翻译《美利坚建国史纲》、编译《欧美之光》和《法华经普门品》。在翻译国外著作方面，严复强调“信、达、雅”，以文言文翻译。他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47]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自序亦云：该书“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148]。受其影响，吕碧城所译《美利坚建国史纲》之凡例指出，有些法制名词在“有关重要处，仍附以英文”[149]，以确保翻译之“信”。另外，吕碧城亦反对白话文，她所译著作皆用文言文，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出吕碧城对其业师严复的承传。
五、严复与吕碧城之晚年：学术思想上的传统回归
晚年的吕碧城和严复在学术思想上遥相呼应，承接默契。严复早年提倡西学，甚至是全盘西化，而晚年则趋于回归传统。吕碧城同样经历了出洋求学—旅居欧美—看重传统文化的过程，最后提倡“东学西渐”。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天演论》用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严复认为中国在外患日迫的历史条件下，其希望、前途也只有从这里寻求。他有感于“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150]，故介绍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其目的在于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繁荣、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时过境迁，严复晚年在政治上趋向保守，他反对卢梭式的革命精神和激进手段，不赞成辛亥革命，甚至后悔自己翻译《天演论》而加剧革命风潮，他由早年的倾心西学转变为大力提倡中国文化经典。
吕碧城认为“吾国中有较善耶稣之教”[151]，即佛教，并于1930年皈依佛法。晚年在谈《天演论》时，吕碧城与严复的看法一致，只是她更多地从佛家戒杀的角度来评判《天演论》，认为《天演论》所介绍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1942年吕碧城于香港所作《感逝》诗之题注云：“业师严几道先生，学贯中西，译述甚富，尤以首译《天演论》著名，然物竞天择之说已祸欧人，若当时专以佛典译饷世界，则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为此，而先生晚年有诗云‘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亦自怨深矣。”诗又云：“祸水洪荒破太空，伊谁移译徂西东。争知饮鸩传天演，犹自伤麟怨道穷。门仰高风曾立雪，墓埋奇气欲成虹。惟怜燕许如椽笔，未作仁言溥大同。”[152]吕碧城认为严复与其以燕许之笔译《天演论》，促使杀戮，“不如以佛典译饷世界”，以“仁言”期“大同”。
严复晚年思想变化很大，他于1913年领衔发起成立了孔教会。1914年至1915年又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及筹安会发起人。严复政治如何，姑且不论，单就学术思想而言，其晚年还是钟情于中国文化，特别是给予了儒家思想较高的评价。严复认为“耐久无弊”的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是“最富矿藏”，[153]并预言孔子之道将成为“天下潮流之所趋”[154]，还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155]。严复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
虽然吕碧城辞去总统府秘书之职后，所走的道路与严复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饱览西方文明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年以后的吕碧城佛、儒兼通，她宣扬传统文化，提倡国学、东化西渐，其《女界近况杂谈》曰：“予草此文时，适得友人程君白葭来函，谓曾向当局建议在奉天办一大学，招考中外大学文科毕业而有国学根柢之人，优给膏火，教授有系统之国学，并预备低级之学科，待东西洋人来学。毕业后，介绍至各国大学为汉学讲师，俾发扬东方文明，导全世界人类入于礼让之域云云。韪哉！此议实获我心。”吕碧城认为“礼教有随时世变迁以求完善之必要，而无废弃之理由”“迨世变愈剧，乃慨然叹欧美功利主义锐进至极，受大创挫时方返而旁求救济之道，孔教、佛教均有弥漫全世界之时。”[156]凡此言论，与严复之观点如出一辙。吕碧城倡言发扬中国文化，因而她深深忧虑国内之情景，“故国青年有发誓不看线装书之说，而纽约学士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方取吾国周秦诸子学说，移译而公布之。他国之所尊崇我者，即吾国所自鄙弃者，转拾他国余唾，乞邻酰以骄侪辈。循是以往，则将来国人欲考查其自有之文献者，须往异国求之，真有就胡僧而话劫灰之感。”[157]为了传承国学，提倡中国文化，直至1942年，吕碧城还在香港东莲觉苑为苑众讲《文史纲要》。
20世纪初是急剧动荡的时期，思想的碰撞常常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女性解放运动日益猛烈，女学蓬勃发展，凡此种种需要新思想的支撑。对新女性来说，严复的西学思想无疑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吕碧城就是新女性中一个呼吸新鲜空气、重新塑造自我的典型。而轰轰烈烈的女界革命给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一个强烈的震撼，以吕碧城为代表的女学思想让学贯中西的严复重新调整和补充自己的教育思想。因而考证与分析严、吕二人不足十年的交往，不仅可以一览严、吕二人在交往过程中思想上的变化，似乎还可以展现那个年代启蒙思想家对新女性的影响。
第五节 吕美荪与梁启超
一、相识
关于梁启超和吕美荪的相识，吕美荪回忆曰：“壬戌年，（梁启超）讲学金陵，以诗唱和，结为友。”[158]可见，吕美荪和梁启超相识于南京。1922年8月，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吕二人一见如故，诗词唱和，结文字之交。及梁启超北旋，吕美荪为之送行，并作诗四首：
陵晨万迹江干雪，元戎小队送君别。笳声轩轩鼓声烈，书生翻谢壮行色。
贫庐走别忧采薪，愧我不出江干门。挥君送君自兹去，时望令问来远闻。
三月讲学一朝别，瑶华篇赠多群英。过江珠玉照行李，愧有玞珷随之行。
知君惜别江南柳，良友嘉朋尽回首。金台芍药能作花，多折将离寄钟阜。（《送任公北旋》，《葂丽园诗》第34页）
诗作道出了二人南京交往的细节，以及送别依依不舍之情。此后，吕美荪与梁启超仍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吕美荪过生日，梁启超写心经为其祝贺，吕美荪赋诗答谢曰：
四海穷归后，空山蕙不馨。卅年惊发白，双鬓看人青。示以波罗谛，何如耒耜经。吾将治瓜圃，遣此息劳形。（《生日任公写心经为寿赋谢》，《葂丽园诗》第34页）
梁、吕二人交情非同一般。吕美荪自言“厥后对先生之出处，余颇有献言”[159]，亦言“任公在世鼎革后，当局屡促之出山，不得已也。余终劝止之。”[160]在“出山”与否的重大事情上，吕美荪都能给梁启超建议，由此可见梁、吕二人交谊之深厚。在吕美荪看来，正因为与梁启超交情深厚，而失去了与康有为相见的机会。吕美荪对康有为同样敬佩。民国某年，康有为寓居沪西，吕美荪往访之，康拒而不见。当时，梁启超与康有为已在某些方面决裂，所以吕美荪推测曰：康有为“盖知余与梁任公为文字友，恶其徒而兼及余，是亦贤者偶有所偏耳”[161]。不管吕美荪的推测是对是错，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梁、吕之间的友谊在当时已为众人所公认。
吕美荪与梁启超一见如故，并成为至交，并非偶然。这首先要追溯到吕美荪的老师蒋智由。根据吕美荪的《蒋观云遗诗跋》可推测，民国初始，1913年前后，吕美荪居上海，求学于蒋智由。蒋智由（1866—1929），字观云，浙江诸暨人。蒋智由与梁启超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1901年，身在国内的蒋智由，投稿致《清议报》，并发表在其“文苑”一栏中，梁启超一见，“大心醉之”，并赞其心“益横亘胸中”[162]，遂于1902年与蒋智由结为文字交。自此，两人讨论国家大事，诗词唱和，书信不断。1903年末，蒋智由东游日本，与梁启超见面，并协助梁启超《新民丛报》的编撰工作。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及留日学界共创政闻社于日本。蒋智由和梁启超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交情，这为梁、吕二人相识，并很快成为挚友奠定了基础。故1935年吕美荪东游瀛洲之时，还特意去访问蒋智由和梁启超在东京的旧居，怅然作五律一首：“风物吾来认，望门投止过。故人皆不在，羁客怆如何。大命倾残运，百年亦逝波。嘉游转惆怅，消尽兴嵯峨。”[159]其次，梁、吕二人志趣相投，同样有开办女学的经历。梁启超提倡母教，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说法，鼓吹兴办女学以救国，并于1898年5月31日与康有为、郑观应等人筹办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堂，这是历史上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这种“家塾”式的私立女学对后来者影响很大。至吕碧城创立的北洋女子公学，才可以说是第一所官立的女子学堂，而吕美荪姊妹便是此所公立女学的中坚管理者和执教者。志趣和经历上的交集，使梁启超和吕美荪相见如故，视为至交。
吕美荪将梁启超视为兄弟，梁启超去世后，吕美荪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哀痛之至，不禁作诗挽之：
昔临江介游，频过我草堂。钟阜倾高盖，石城累嘉觞。谬许称薄才，视宛兄弟行。如何海上琴，轸绝成连亡。空藏箧笥书，珠尘犹夜光。素车远莫赴，川路迥且长。挂剑悲靡由，哀襟郁难忘。齐物理忽达，收泪亲（观）彭殇。（《吊梁新会启超》，《葂丽园诗》第69页）
吕美荪再次回忆了与梁启超南京交往之情景，赞颂了梁氏的博学和才华，表达了哀伤之情。
二、吕美荪评梁启超
梁启超在晚清民国时期，可谓家喻户晓。他在吕氏三姊妹心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吕碧城论及梁启超曰：“生平可陈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纪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164]而吕美荪则将梁启超视为朋友、兄弟，如：
有友托西山，来展申交义。生结文字知，殁洒岩阿涕。（《西山展梁任公墓》，《葂丽园诗续》第17页）
谬许称薄才，视宛兄弟行。（《吊梁新会启超》，《葂丽园诗》第69页）
吕美荪比较了解梁启超，私下将其视为哲人。其诗《吊梁新会启超》云“皇灵凋哲人，河洛泻哀涕”[165]。同时又认为梁启超“实为书生，能坐言而不能起行也”[166]。
吕美荪给予梁启超很高的评价。在吊唁梁启超时，吕美荪赞扬梁启超一世修名，认为以其一生的作为，最终能流芳百世：
斥鷃惭下林，曾语在山泉。能闷流终清，临俯谢潺湲。泉本无心出，良悦啁啾言。大壑有长松，贞厉晚以坚。佳人遗世立，斯为一代妍。幽涂倏冥漠，体孰同黄玄。寿夭理岂齐，非关天所全。修名一以立，万古终华年。（《吊梁新会启超》，《葂丽园诗》第70页）
诗作用“泉”“松”“佳人”等意象来称赞梁启超一生不凡的作为和坚贞的品格。吕美荪对梁启超的为政、为文、为人亦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如：
慷慨望落日，片云来万里。夕过华山阴，朝发潇湘沚。阴霾欲相合，缥缈从此始。纠缦自光华，肯作太清滓。自昔舍成霖，从今卷为绮。纡舒得自性，岂傍东岩起。搴旻组文藻，尔辉何炜炜。窈窕垂鸿章，长为天地美。（《赠答梁任公》，《葂丽园诗》第27页）
吕美荪赞叹梁启超的才思，自言“所惭才思绌，无以比君丽”，评梁启超“为文浩瀚溟涨，若川海至”[167]，认为其“文雄不可见，万古蜕冠佩”[168]。在文章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梁启超以他雄姿的文风，主导文坛许多年，故吕美荪评论梁启超为文“天意宁可窥，斯文日衰敝。三十轼坛坫，梁子崛新会。握瑜复怀馨，舌笔徒雄姿”[169]。
梁启超晚年的生活正如吕美荪所写：“展骥嗟太行，中道乃摧毂。寂寞守空山，著论成丹箓。”[170]犹如梁启超，吕美荪中年就走上了归隐著述的道路，两人的道路不期而同，吕美荪作诗描述梁启超的晚年生活，诗云：
一鹤翛然去，江湖满地初。慨慷睨今古，辛苦到虫鱼。世浊元须酒，镫青耐著书。袐魔崖下月，应过饮冰庐。（《寄任公袐魔崖》，《葂丽园诗》第34页）
梁启超归隐之后，青灯黄卷，吕美荪对其生活方式极为赞赏。诗歌结尾一句更道出了对梁启超的钦佩之情。
在吕美荪与梁启超交往的过程中，吕美荪以“无政治热”之思想感染着梁启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梁启超晚年的生活方式。吕美荪视梁启超为兄弟、诗友，在与梁启超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之时，梁启超以其渊博的学识影响着吕美荪，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创作视野，丰富了其诗歌的题材。
第六节 吕碧城与南社
一、加入南社
南社是我国旧民主主义时代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1907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于1909年在苏州虎丘举行首次雅集，从而正式成立。加入这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倾向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族气节，反抗清朝，鼓吹革命，所创作的诗歌文章，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吕碧城于1914年6月1日填写入社书，加入南社，介绍人为朱少屏，吕碧城加入南社的次序登记号为第418名。同年8月参加在上海徐园举行的临时雅集，当时与会者有16人，张默君亦在座。
1913年6月南社成员14人修禊于崇效寺，赏花赋诗，对袁世凯有所讥讽，南社社员还纷纷作诗文鼓吹国民党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发表宣言，谴责袁世凯的种种罪恶。“二次革命”失败后，社员又作文抒发悲愤之情。1914年春，高旭编辑《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广泛征求近人作品，南社社员纷纷赠诗作序，提出编选意见，多数人主张排斥依附清政府和袁世凯的作家和作品。奇怪的是，正当南社强烈反对袁世凯之时，身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的吕碧城怎么愿意加入南社，又如何能够加入南社的呢?
一是因为思想和兴趣上的契合。这与南社的性质有关，“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171]。南社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革命”二字，契合了吕碧城此阶段关心社会的心境；而文学团体，并且写古典文学，正是吕碧城的兴趣所在。虽然吕碧城于1912年被聘为总统府秘书，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她看清了政治的无情和可怕，她根本就没有政治雄心，相反，与其一生相伴的是多彩的文学。吕碧城与袁世凯及其儿子袁寒云，交情不同一般。早在1904年，吕碧城姊妹能够办学，便是得到了袁世凯的帮助。到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行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通过吕碧城的诗词，亦可看出虽为总统府秘书，吕碧城也不尽赞同袁世凯，就是这种不尽赞同，使吕碧城加入南社成为可能。
二是因为南社社员的思想开放。南社社员多有游历国外的经历。高旭游学日本，陈去病赴日考察。他们思想开放，广交有识之士。吕碧城的介绍人朱少屏亦然，他幼年就读于南洋中学，后留学日本。南社社员，数以千计，朱少屏接触最多，几乎普遍认识，他大量介绍有识之士加入南社。
三是因为南社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团体。1914年，吕碧城加入南社之时，正是南社极度辉煌之际，众多人士纷纷入社，有精英人物，也有官僚政客和浮薄文人，南社成为一个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团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团体。另外，吕碧城的身份虽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但吕碧城符合《南社条例十八条》之头条规定“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172]。此外，当时的吕碧城具有相当的威望，当属南社所需要的精英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吕碧城参加南社之后的两年里，南社举行了四次雅集，分别是第12、13、14、15次雅集，吕碧城均未出席。期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并恢复帝制，南社社员纷纷作诗文讨伐，反袁情绪高涨。吕碧城可能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袁氏父子之间的交情，不便参加南社的多次雅集。虽于1915年8月辞去了总统府秘书之职，但吕碧城并没有涌入倒袁之洪流，亦未强烈抨击袁世凯，只是在其诗歌中流露出对袁世凯荒谬行为的遗憾。
1917年4月15日，吕碧城再一次赴上海徐园，应邀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第16次雅集，与会者还有吕碧城文友余十眉和张默君。这是吕碧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南社的雅集。
二、创作与南社
南社有61位女性作家，成就最高的是吕碧城、徐自华姊妹和张默君。柳亚子在《介绍一位现代女诗人》中云：“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但有一种怪现象，在同光体诗人中间，没有一个出名的女诗人。大概他们主张中国固有文化，认为内言不出于阁，是女子的本色，奉章学诚的迂腐议论为天经地义吧。在南社派中间，举得出名字的，却有旌德吕碧城，湘乡张默君和崇德徐自华、蕴华姊妹，足以担当女诗人之名而无愧。”[173]在南社元老的眼中，吕碧城当属南社女诗人中的佼佼者。
（一）加入南社，促进了吕碧城的诗词创作
除了介绍人朱少屏之外，吕碧城交往较多的是张默君、余十眉、陆丹林、刘豁公和陈无我。吕碧城和南社社友一直保持着联系。1929年吕碧城应陆丹林之邀，为其题作《红树室时贤画集》；1926年1月31日的《申报》载有刘豁公的《碧城女士以新译美利坚建国史纲暨所著信芳集见赠赋此谢之》；1939年，吕碧城数次致函沪上陈无我居士，讨论蔬食、轮回诸问题。与吕碧城相联系的南社社员大多是其文学上的挚友，他们之间诗词唱和，间有题赠，如吕碧城词《念奴娇·为刘豁公题〈戏剧大观〉》（文章何用）、《祝英台近·为余十眉题〈神伤集〉》等。吕碧城还与他们相携郊游，寄兴而作，如1917年二月，吕碧城偕女界名流张默君、陈鸿璧、唐佩兰共游苏州邓尉，作《邓尉探梅十首》。此外，南社刊物《南社》亦为吕碧城提供了展现诗词才华的场所，吕碧城诸多诗词如《游钟山和省庵》《浣溪沙》（残雪皑皑晓日红）和《绮罗香》（磺热珠霏）等都相继发表于《南社》。
（二）吕碧城受南社文学主张的影响，在创作上曾试图向南社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