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文章下乡”：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运动
《抗到底》编辑后记（摘要）
教育士兵，动员民众，是抗战的急切需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动员民众，教育士兵的重要工具。本刊有见于此，所以作抛砖引玉之举，先为士兵和民众们编这一期通俗文艺专号。
（原载1938年3月1日《抗到底》第5期）
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正是这一口号，将抗战爆发后即已自发开展的通俗文艺活动，凝聚为一个自觉的、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参与的、影响深远的通俗文艺运动。
应该说，鼓励和支持通俗文艺，一直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文化政策。早在193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就制订了《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也就是《抗到底》第5期出版的这个月），国民党召开中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把抗战教育与宣传的重点，转移到乡村民众身上，宣传方式则是注重“文艺作品之供给”，“以收潜移默化之效”。[1]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稍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都致力于通俗文艺读物的撰写和编辑。教育部的“民众文库”和政治部的“士兵文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宣传教育为宗旨的通俗文艺读物。中宣部甚至对文协提出要求，希望每个月供给五种通俗文艺读物，由中宣部印行。[2]
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运动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文艺界。他们把抗战时期的文艺通俗化运动看做是1930年代左联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继续和扩大，并且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以很大积极性投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左翼诗人穆木天，他在武汉创办《时调》等诗歌刊物，发起朗诵诗运动，明确提出：“朗读诗运动是大众化的一条基本路线。”[3]1937年10月19日，武汉文艺界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会上演员王莹朗诵了高兰的诗《我们的祭礼》，诗人柯仲平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朗诵诗运动由此而迅速扩展开来，由武汉而至重庆、桂林、延安、广州、昆明、香港，风行一时。[4]穆木天在积极推动朗诵诗运动的同时，也热衷于通俗文学的写作，写了《抗战大鼓词》，传播抗战英雄事迹，如《游击队雪地退兵》、《江北铜匠王阿毛》等，很受市民读者欢迎。另一位著名的鼓词作家是赵景深，他也是采集平型关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事和轰动一时的抗日英雄作题材，像《姚子青》、《阎海文》、《八百英雄》等都有很强的时效性，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通俗文艺运动的组织者，无疑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最有力的推动者有四人。首先是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他在文协成立会上的演说词题目就是“为士兵与民众准备精神食粮”，主旨也在要求组织作家集体写作通俗文艺。他先后出资设立三户图书社、创办以士兵和民众为对象的《抗到底》，都是意在为通俗文艺提供发表与出版的阵地。他自己也写了大量“丘八诗”，用通俗语言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这些诗在《抗到底》和武汉《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都引起强烈反响。《抗到底》还发表专文，将冯玉祥的《抗战诗歌集》和胡适的白话诗相提并论。[5]
通俗文艺运动的实际主事者与代表作家，是被称为“通俗文学三老”的老舍、老向（王向宸）和老谈（何容）。[6]老舍和老向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老向和何容是北京大学的同学，他们三人又同时被视为幽默文学作家，此时和吴组缃同在冯玉祥办事处，同为文协首届常务理事，无形中形成了小的文人群体。[7]老舍在谈到“我怎样写通俗文艺”时说：“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的宣传”，“而宣传之道，首在能懂，（新）文艺既久与民众无缘，今也欲事宣传，写新文，画新画，则老百姓不懂，故不能不求通俗”，“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8]老舍所写通俗文艺后来编辑成《三四一》一书，收三篇鼓词，四出旧形式新内容的戏，与一篇小说。其中京剧《忠烈图》、大鼓词《王小赶驴》都产生了相当影响，老舍还因此获得了“抗战的刘宝全”的称号。[9]此外，老舍根据他参加慰问团在前线的经历，写有长诗《剑北篇》，也是进行“新旧相融的试验”[10]。但老舍却认为这些“旧瓶装新酒”的试验“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离真正的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因此，在抗战中后期，老舍在自认对抗战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以后，就放弃了通俗文艺写作，回过来写自己熟悉的新文学作品，而把通俗文艺的写作留给了“专家”。[11]
他的朋友老向就是这样的专家。老向出身河北农家，认定“中国真正的富源”是“三万万不知不觉的农民”，唯有“将这些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开掘出来”，“自动起来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的复兴之日”。[12]因此，他在1930年代就参加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定县实验区的“文艺教育”队员。抗战爆发后他又出任《抗到底》主编和文协出版部副主任，这里摘录的《编辑后记》就是他起草的。他是以从事通俗文艺创作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启蒙教育为自己的事业的。他的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发表于《抗到底》第5期“通俗文专号”上的《抗日三字经》。发表后交三户图书社出版，初版一万五千册，二日售罄，再版一万五千册，五日售罄，三版不到一个月，行销四万七千册。后由文协交给中宣部，印行十余万册，分发到前线各战区的连队士兵及战区附近各县乡居民。教育部门也将其列为“非常时期民众丛书之一”向社会各阶层推荐。而且作者和编者宣布“欢迎翻印，以广流传”，“在翻印的时候，本刊愿代为设计一切”。[13]因此，此书出版后，即被各种宣传机构大量翻印，爱好者辗转传抄，各地书店竞相出版。在传播中，多种版本都增添了当时当地的新内容，或适应当地读者接受的需要，有所删节，更有大量仿制之作。许多油印本都不署作者、出版社名，成了抗战时期文人、民众的“集体创作，自我教育”的启蒙读本，不仅传播了“全民抗战”的理念与信念，而且进行了国史教育、励志教育，高扬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以至成为那一代人的永恒记忆，至今还能背诵：“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祖国，务当先。”[14]这也应该算是抗战初期的文化奇迹。
三老中的老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写通俗文艺，自然有语言实验的目的，他的作品在技术上相当成熟，大部分做到了鼓词能唱，韵文能诵，通俗故事能够朗读，因此影响甚大，代表作有鼓词《收复涞源》、《夜取昌平》，通俗韵文《日皇愁》、《王得胜放步哨》等。
老向起草的《编辑后记》里，还特意提到通俗文艺运动的另一个推动力：“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如通俗读物编刊社，如晏阳初，孙伏园，瞿菊农，顾颉刚诸先生，对于民众读物有精深的研究，有伟大的贡献。”这里所说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前身是三户图书社，成立于1934年7月，由顾颉刚担任经理，于战前就出版了通俗读物近200种，在华北地区民众中颇有影响，但因其活动集中于农村，未被占主流地位的立足于城市无产阶级的左翼所注意。抗战爆发后，新文艺从都市走向农村，就给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抗战前三年，生活书店出版了通俗文艺作品近100种，占其出版物总量的一半，其中大半出自通俗读物编刊社同人之手。文协成立不久，召开“怎样编制士兵读物”座谈会，因新文学家对此毫无研究，就约请通俗读物编刊社参加，以后又合作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并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上发表顾颉刚等人的文章，集中而系统地介绍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与实践经验，影响所及，一时成了通俗文艺运动的主流观念，以至方向。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来说，‘旧瓶装新酒’首先是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的立场”，“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15]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根据中国固有文化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二者融合为一，成一种适应中国的更高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旧瓶装新酒正是我们这一主张在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和方法。”[16]当时就有人注意到这样的“旧瓶装新酒”论的“排他性”：“他们对于新文学是取着一种一律抹杀的态度，既不承认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抗战文艺，更不承认报告文学，朗诵诗等等以文化水准较高的大众为对象的文艺。”[17]于是，就引来了胡风、艾青等人的批评。在1938年4月，《七月》召开的座谈会上，艾青指出，“一提出利用旧形式马上到处是旧形式，热闹得不得了。甚至于有人想利用这种现象来威胁新形式，几乎要把新文学运动一笔勾销”。胡风并不拒绝旧形式，但他担心，以“旧瓶装新酒”作为抗战文艺发展的方向，就会把抗战启蒙运动简单化和卑俗化，他要坚持的基本立场，是发展新文学，而不是利用旧形式。[18]有意思的是，胡风的批判，遭到了老舍与茅盾的反驳。老舍认为，“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此外别无企图”，以为提倡通俗文艺试图全盘代替新文学，是毫无根据的“神经过敏”。[19]茅盾则强调，“新文学所当引以为惧的，倒是新文学的老是停滞在狭小的圈子里，所以大众化是当前最大的任务”，“要完成大众化，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题一脚踢开完全不提”。[20]显然是要把通俗文艺运动纳入到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系统里，将以城市工人和市民为对象的“新形式的大众化的文艺”和主要针对农民的“运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相互配合起来，以“完成我们的文艺大众化的任务”。[21]这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通俗文艺运动的独立性。
这样，我们在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运动里，会发现各种推动力量、参与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差异的：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位”派和“新文学本位”派都坚持“新”、“旧”二元对立的立场，以其中的一元否定或化约、改造另一元；老舍则持折中态度，期待二者的并存。新文学阵营内部，胡风和茅盾的分歧，如研究者所说，显示了不同的传统资源的冲突：“胡风看重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茅盾则更重视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传统。”[22]这就意味着，虽然战争初期在抗日大潮之下，实现了文艺界、思想文化界的大联合、总动员，但1930年代固有的分歧依然延续了下来，这也就孕育了在抗战中后期的分化，首先引发的就是以后要讨论的“民族形式”论争。
（钱理群主要依据段从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40年代文艺运动》编写）
[1] 《国民党中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期·第2编·政治（一）》，第38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 老舍：《会务报告》（1938年7月2日），1938年7月2日《抗战文艺》第11期，收《老舍全集》第18卷，第26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3] 穆木天：《诗歌朗读与诗歌大众化》，《时调》1938年第3期。
[4] 章绍嗣：《踩踏出诗歌大众化的荆棘之路——试论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李建平、张中良主编：《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第77—7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胡绍轩：《读“抗战诗歌集”》，1938年12月28日《抗到底》第19期。
[6] 田青：《老向的创作与年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7] 参看段从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40年代文艺运动》（博士论文）第4章。
[8] 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全集》第16卷，第215页、217—218页。老舍：《释“通俗”》，《老舍全集》第16卷，第564页。
[9] 茅盾：《关于鼓词》，《茅盾全集》第21卷，第3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宝全为著名的演唱大鼓词的老艺人。
[10] 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老舍全集》第16卷，第221页。
[11] 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全集》第16卷，第215页、217页、218页。
[12] 老向：《保定的平民教育》，《人间世》1935年第27期。
[13] 老向：《编辑后记》，1938年3月《抗到底》第5期。
[14] 参看章绍嗣：《一部军民争相传颂的抗战教材——老向〈抗日三字经〉与武汉琐谈》，《抗战文化研究》第3辑，转引自段从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40年代文艺运动》（博士论文）。
[15] 段从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40年代文艺运动》（博士论文）。
[16] 王受真语，见《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记录》，原载《通俗读物论文集》，引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2集，第5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7] 穆木天：《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
[18] 胡风：《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1938年5月1日《七月》第3集第1期。
[19] 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1938年10月15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收《老舍全集》第16卷，第574页。
[20] 茅盾：《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1938年6月1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6期。
[21] 穆木天：《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
[22] 段从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40年代文艺运动》（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