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纯学术的古文论研究
李壮鹰(1)
［摘要］继承与重构，讲的不是古文论研究的内容，而是研究的目的，或者说是研究导向。不管古文论能否在今天被继承、被重构，这个问题的提出，都超越了古文论学术研究范围。要想让古文论研究真正学术化，必先要确立其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古文论的失语，是历史的选择，是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必然结果。古文论虽然丧失了现实的应用性，它作为历史的足迹和古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精神成果，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古文化研究领域来说，回归学术，其实也就是回归元典。
［关键词］自主性 回归学术 国学
关于古文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老问题。单以我本人的经历来说，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上海跟郭绍虞等先生进修时，学界就已经提出了如何在继承古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王元化先生所倡言的在文心雕龙的体系的基础上来建构民族文论新体系的有趣设想。但三十来年过去，这个目标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学界还就“继承”和“建构”问题本身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争论。于是有“失语论”，有“转换论”，有“不通约论”，有“对话论”……异议蜂出，莫衷一是。我想，一个话题谈了几十年没有结果，这就好比跋涉在同一条路上寻找失物而无所获一样。这时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停下脚来，冷静地考虑考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同样的，要解决古文论的继承和重构的难题，现在也似乎有必要对这一话题本身进行反思，想一想它是否合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对某个问题没有答案，往往是因为这个问题压根就不该提出。
严格说起来，继承与重构，讲的不是古文论研究的内容，而是研究的目的，或者说是研究导向。而这种导向是基于现实的功利而提出来的，它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贯彻的“古为今用”的学术研究原则的体现。我觉得，不管古文论能否在今天被继承、被重构，这个问题的提出，都超越了古文论学术研究范围。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应有它之外的目的，哪怕这个目的是如何的高尚，都会成为研究的蔽障而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客观真知。因此，要想让古文论研究真正学术化，必先要确立其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我们的人文研究，长期以来鲜有自主的地位。它总是沦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从属于现实的功利和政治的需要。故学者搞研究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研究对象的确立总要从现实要求出发，理论的研究要从实践需要出发，对旧的问题的检讨要从新的建设出发，随之而来的是，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从政治观点和主流意识出发。对于这些“出发”，有一句口号最能涵盖，那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具体到古文论来说，多年来我们著书撰文，无论是写教学大纲还是专著，开宗明义总要提到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我们总是说：“为了继承而研究”、“为了借鉴而研究”、“为了指导今天的创作而研究”、“为了构建民族的文论新体系而研究”……这些“为了”，也就是古文论在今天的效用，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成了研究者申辩学科自身存在理由的铁则。在很多人看来，离开了现实效用，学科研究即不能成立，学校课程即不能设置。两千多年前，战国的韩非曾把诸子的学术比作在棘端上雕刻沐猴，虽精巧绝伦而没有用处。“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之说。”他以“无用”为由，一股脑儿抹倒了先秦诸子争奇斗艳、灿烂辉煌的各种学理研究，故我们都说韩非是历史上狭隘功利主义者的典型。其实，以现实功用为准来衡量学术的价值，是我们古今的一贯立场，国人之于学，传统上务求“经世致用”、“有补乎时”，那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今天，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也首先是看它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我国，“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断语，不啻对一项学术研究的死刑判决。
而现在，我们可以试着问一下：可不可以去掉“研究”前面的那些“为了”，把研究本身当做目的？换言之，“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研究是否可以成立？疏离于现实功用和价值体系之外的纯学术研究是否可以成立？古代文论，作为我国古人对当时文学的总结，曾对历史上的创作和鉴赏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既存的事实；而五四以来随着国人文学观念的质变，古典文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在现代文学作品面前“失语”，这也是一个既存的事实。
古文论的失语，是历史的选择，它是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必然结果。人为地想留住它，把它们作为标准理念用来批评现代作品、或者把它们“转换”为时髦的语汇，“重构”出一种适应现代的理论，恐怕都属于一种冬烘而迂腐的想法。但是古文论虽然丧失了现实的应用性，它作为历史的足迹，作为古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精神成果，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正如对于一处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用铲、刷进行清理爬梳，使它露出原貌，就是为了搞清楚它本身，而并非为了套用它的格局来搞建筑，或是抠出它的砖瓦来盖新房；专家们从头到脚地研究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也只以认识尸体本身为宗旨，决不是因为这块干肉对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营养价值，当然更不是为了把她弄活，然后许配给某位董事长当夫人。
作为现实的人，做事每考虑到现实的功用，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学术研究处处以现实的功用之有无为取舍，那就不会产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霍金的《时间简史》；人们也就永远发现不了古老的恐龙和邈远的星球。从前西方有位学者，洗澡后放掉浴盆中的水，发现水从漏孔流下时所形成的漩涡总是从右向左旋转，于是，为究明原因而殚精竭虑，最后终于发现地磁场的规律。因为他为之献身的研究与日常功利毫无联系，故被邻人疑为騃愚和疯子。然而，他的研究是伟大的、他的成果是伟大的、他的精神也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精神。事实证明，他的研究不但有用，而且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只能说是他这项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因为他在研究中只求的是“是”，从未想过研究对象以外的“用”。相反地，假使他从效用出发去研究，他肯定得不到事情的真谛。
学术研究的真正动力是为了求真，而求真是人类精神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心安理得”，是说人心在未寻到真理之前，总是焦虑不安的，他要求索、要寻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直到寻到了真理，才如一块石头最后放稳，像一个游子找到家园，此古禅德所谓“得个休歇处”。精神休歇在得理之后，故曰心安于理得。人不能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寻找真理，抱着功利的想法而寻找到的也不会是真理。黑格尔说“真理是最无用的”，因为它作为客观的自然法则，远远超越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囿限，故用功利、价值的尺度是无法衡量的。上个世纪初，西方流行一种“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的法则，说人的思想是把确立概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做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做最高目的。众所周知，这是一种违背真理本性的实用主义观点。好在这种观点虽然至今还被某些政客奉为法宝，但并没有取代西方传统上的学术自主观念。综观西人的学术研究，我们得承认，不论是在人文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我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学术的独立有正确的态度。有学者查西方辞书中对“学术”的释诂，《牛津高级辞典》释为“学者式的，非技术的或非实用的”；《美国传统辞典》释为：“与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研究有关的，而非与技术或职业性的研究有关的。”“纯粹理论或推理的，无实际目的或意图的。”（转引自李伯忠《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可见西方人强调的是学术的非实用性和无目的性。学术以自身为本位，无外在之目的，学者在研究中才不会被各种因素所干扰和障蔽，从而澄明其心，抟聚其力，真积力久，故能探骊得珠，直造实际。日本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不少领域是中国人望尘莫及的。现代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都出自日本人之手。但似乎至今还没见一个日本人声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继承，也没有人讨论它的“重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中国古代理论的古代意义，并没有像我们的学者那样去谈什么“现实意义”；戴震有句话：“欲求新知，先明古义”，古义、本义你还没整明白，何谈现实意义？
中国人的最大弱点，是历史与现实不分。保守者以古代今，激进者以今度古。“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过去我们受历史的羁绊，不能很好地认识现实；现在我们受现实的羁绊，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而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后一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我们的很多学科，包括古文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学术。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从古文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现实功用出发。而从功用出发，必有先入之见；不求真而求“用”，必拣择、宰割研究对象，从而使研究失去客观性。据称，如今为数不少的古文论研究者都很有“现代意识”，他们不屑进入古代文论之中去做长期的、认真的、踏实的考察，而是预先怀着某种“现代”理念，挦撦一些古文论的材料去填充。其研究根本不考古文论的原义，而对一些概念进行想当然的解说，故往往会出现指鹿为马，看朱成碧的情况，而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建构”。其实，这是对学术精神的背离，也是对古代文化遗产的践踏。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5年写过《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对康有为、谭嗣同在学术研究上的“托古改制”——也就是“古为今用”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批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以天统天之说，尤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尽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王国维指出：“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勿以为政治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欤！”我觉得王国维在一个世纪以前说过的这些话，对我们的研究倒很有现实意义。
在当前这浮躁、空疏的学风中，重新提出回归学术，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古文化研究领域来说，回归学术，其实也就是回归元典。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史上，为了矫正理学心学的空疏浮泛，曾经有一次规模浩大的实学运动，至乾嘉时期蔚为壮观，那时涌现出成批的学术大师，这就是清代著名的朴学。针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朴学学者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发扬“言必证实，义必切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他们的研究方法的最大长处，就是建立了元典文本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大量第一手典籍的清理爬梳，搞清隐于其中的事实本来面目。早期的朴学学者，为了对抗心学的空洞玄虚，虽也提倡“经世”，但综观朴学的基本精神，则在于真正建立学术之自主，其研究唯着眼于存真去伪，离此之外别无目的。在朴学中，所有的文本，并非如很多今人所认为的只是研究的材料，而是研究之旨归。因为所谓“材料”，是可以随意取舍、砍削，用以营构别的建筑的工具，而朴学家眼中的文本则不然，它不能是工具，而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本身。朴学家的一切考据研究都是从文本典籍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的。除了究明事实，他们也不想建立什么理论。在他们看来，发现一条事实，比提出一打空洞的理论都更有价值。当然，他们在充分的引证和精确的考辨之后会有结论，而因其结论下得有根，故如一棵树，不仅不可夺易，而且还有生命。清代的朴学充溢着科学的精神，它是中国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高峰。我想，要扭转目前古文论研究的颓风而使之真正成为学术，清儒的治学态度和朴学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发扬的。
顺便说几句，清儒的朴学迤逦至晚清，一直到上个世纪初，面对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一些学者出于对本民族的文化学术的维护，于是提出“中学”的概念，倡导以中学为体，这“中学”，后来又改称“国故”，再后称为“国学”，故“国学”即“国故”、“中学”，实际都是指的是用来与西学相抗衡的朴素的考据之学。据悉，目前国内有一场热火朝天的“国学热”，“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几岁的孩子每天都背《三字经》、《千字文》；热到电视里净演古装的戏；热到某位教师整天不“品”别的，专门“品”《三国》，听他“品”的还挺多，连中学生都跟他一块“品”；热到出现了国学超女，其国学“心得”，多次付梓，红遍全国，一销就是多少多少万……作为一个对中国自己的学问感兴趣的学人，我首先为这种“热”而欢欣鼓舞。它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在经过了种种洋风的冲击，盲目地跟着外国人跑了一段之后，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忽然站住了，转而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产生了兴趣。这是件大好事，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恢复自信的表现。但是，把这种“热”叫做“国学热”，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在现在备受欢迎和追捧的一些大众文化消费性的东西，还实在称不上是“国学”。如上所述，“国学”即“朴学”，它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它是在我国经过漫长的历史陶铸而渐渐成熟和确立、集中体现着中国学人的智慧和中国民族文化精髓的一种高端的领域。不论在学术对象、学术内容，还是治学路径上，国学都是有严格界定的。概略地说：国学在研究对象上以中国历史为中心，在研究材料上以中国古籍为凭借，在研究路径上以广泛占有原始典籍、诚实朴素地梳理材料、客观地剖析材料为基本方法，博涉而深造，取精而用宏，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以长期的功力为代价，从史籍之海中去寻找历史真实与真谛。说实话，历来有兴趣研究这门学问的就不多，至于有资格研究这门学问的就更少。这倒不是说一般人不能研究，而是大多数人坐不起这个冷板凳。国学的深入在于“冷”，只有耐得住寂寞，一坐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辈子，志于古，忘乎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才会学有所获。故国学是寒带植物，只有在“冷”中才能长起来，而靠“热”是搞不成国学的，因为它不是群众运动。说全民都搞国学，就好像说全民都搞原子弹一样可笑。
现在看来，作为国学之精髓的老实考据的学风，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蕴藏着极大的生命力，它是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基础，不论在海外的华人世界还是整个世界论坛上，它已经为我们赢得了很大的声誉。我认为，不光是古文论研究，整个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牢牢抓住国学，发扬国学，要多出为国学而献身的学者。而要发扬国学，首先就要给国学正名。如果把一些时髦媚俗的无根之谈和庸俗之论都叫做“国学”，把目前出的多而滥的本来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书都说成是“国学经典”，那么国学也就太不值钱了。再回到古文论。据我了解，目前有一批学者，正在潜沉静默地实践着国学的治学宗旨，把古文论真正当做学术在研究。这些学者应该是古文论研究的希望，尽管在目前闹哄哄的论坛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将来的惊世之鸣必发于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传世之作必出于他们。让我们给他们加油，为学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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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壮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