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姆对高更产生认同的心理和时代机缘

第一节 孤独的流浪者

中国古代圣哲孟子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他的“知人论世”说明确地突出了“知人”与“论世”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占据的优先地位。只有理解了关于作者的人格、经历、时代和环境的综合知识，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作品的意义，从而更进一步地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要了解毛姆对高更产生心理认同的原因，就必须先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毛姆对印象派画家的浓厚兴趣可以追溯到1903年毛姆在巴黎游历之时。^[2]这一年的8月，高更在塔希堤岛去世，他歌颂原始与质朴生活的画作引起整个欧洲艺术界的轰动。毛姆置身街头，切身体会到高更给巴黎文艺界带来的震动。奥帝莎街上的那家名为“白猫”的咖啡馆兼饭馆是高更生前与其他画家朋友聚会谈论画艺的地方。在那里，毛姆认识了许多意气相投的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插图画家彭尼·斯坦利（Penny Stanley），雕塑家保罗·巴利斯（Paul Barris），画家亚历山大·哈里森（Alexander Harrison），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和爱尔兰画家罗德瑞克·欧科纳（Roderick O’Conor），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高更有过接触。其中，脾气暴躁的欧科纳曾与高更一同在阿旺桥附近写生。毛姆因此多次专程拜访他，饶有兴味地坐在他的画室中听他讲高更的逸闻趣事。毛姆从欧科纳的讲述中了解到高更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一生。

高更诞生于“六月革命”之后的巴黎，父亲是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因担心革命形势对他不利，遂带领全家前往秘鲁。母亲是南美洲的土著人，高更经常自夸身上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高更年幼时随父母远渡重洋，浩瀚神秘的大海，秘鲁的异国风情，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都注定了他日后与西方工业文明背道而驰，并无限地追求奇异的原始文化。成年后的高更在巴黎一家著名证券公司任职股票经纪人，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过着富庶的中产阶级生活。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抛弃了职业和家庭，潜心习画，曾三赴布列塔尼地区风景优美而富于野趣的阿旺桥写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由于对文明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远涉万里来到南太平洋小岛塔希堤，断然与文明社会决裂。在物质生活贫乏困顿，但精神生活却宁静丰富的状态下，高更创作出大量惊人的旷世杰作，成为与凡·高和塞尚齐名的后印象派大师。

欧科纳对毛姆讲述的故事非但没有满足他对高更的好奇，反而更激起毛姆进一步探访画家身世的决心。1916年，毛姆携同助手吉拉德·哈克斯顿来到塔希堤，追寻画家生前的雪泥鸿爪。高更传奇的艺术人生使毛姆敏锐地感到这位画家的生平故事将会是很吸引读者的写作素材。他们走访了当地与高更有过接触的土著居民，包括发现高更遗体的温尼布莱得船长和栀子花酒店的老板娘洛娃依娜。老板娘在高更最穷困的时候给予过他物质上的资助。她告诉毛姆有一次高更生病没钱买药，附近一家人曾好心收留并照顾了他。作为感谢，高更在主人家的玻璃门板上画了三幅画。毛姆和吉拉德立即驱车前往，以两百法郎的价格把仅存的一幅买回家。画中采摘芒果的塔希堤女子是高更在岛上的情人泰胡拉，它被画家题名为“伊甸园中的夏娃”，毛姆将它挂在“毛庐”别墅的书房里，直至最后去世。^[3]塔希堤之旅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于毛姆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几幅在欧洲值几十万英镑的高更名作，而是使毛姆十多年来决意要为画家创作小说的计划得以准备完毕。《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思特克里兰德除了是英国身份和对待家人的态度不同之外，几乎就是高更的翻版。他同高更一样把追寻艺术梦想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剥离了爱情、道德伦常和一切世俗的观念，他们都在塔希堤这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偏僻小岛上，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了人生的理想，也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归宿。

作为一个靠严肃写作为生的文学家，毛姆享有他的同行们难以企及的成功。然而，功成名就、金钱和荣誉却从未使他的孤独飘零感有丝毫的减弱。回望他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到这种孤独感的由来。毛姆的父亲曾是英国驻法国领事馆大使，每年领到的俸禄可以支付一大家人的奢侈生活；母亲优雅、贤淑，给了她的四个儿子最温柔的母爱。在互相挚爱的父母的庇护下，过着娇宠生活的小毛姆却在10岁左右时，突然变成孤儿。因为他的三个兄长与他年龄相差很大，而且已经全部在寄宿学校读书，所以只有他一人被送往英国，由惠斯特堡镇的叔父抚养长大。从毛姆在自传体小说《人生的枷锁》里的描述看，这位不苟言笑的小镇牧师让年幼的毛姆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幼年失怙恃、寄人篱下的痛苦。^[4]他在小说中描写到这样一幕：叔父切下一个鸡蛋上的小尖角，作为莫大的恩惠递到菲利浦的眼前。这个细节把叔父的自私与冷漠刻画得淋漓尽致。童年生活的记忆被法国突维尔海滨的明媚阳光和英吉利海峡的阴冷海风切割成两块色调反差巨大的碎片。老年的毛姆在回忆录中感叹道：“我的童年生活是很不幸的，那时我总是夜夜做梦，梦想我的学校生活最好也是一场梦，梦醒时我便会发现自己原来仍在家里，仍和母亲在一起。我母亲去世至今已有50年，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仍未痊愈。我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这样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幻景中。”^[5]

入学坎特伯雷皇家学校并没有让毛姆摆脱痛苦与孤独的阴影，口吃的生理缺陷让他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的数学和拉丁文功课成绩优异，年年获得优秀奖学金，学业上的成功却未能消除他与日俱增的疏离感，身体上的缺陷促成心理上的残疾，这是口吃给毛姆带来的最大阴影。他无法像其他普通小男孩那样学会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把童年不愉快的往事慢慢抛在脑后。这位未来的小说家通过在小说中塑造身患残疾的人物形象，如《人生的枷锁》中的菲利浦和《卡塔琳娜》里的卡塔琳娜，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不让血淋淋的伤口有复原的机会。由残疾造成的敏感和自卑，使他在成长时期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喜欢离群索居，远远地站在一边，作为一个旁观者打量着他时时渴望逃离的世界。

毛姆成人后的另外两件事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疏离感和对文明世界的不满：失败的恋爱和婚姻，以及与吉拉德·哈克斯顿不被认可的同性恋关系。早年丧母的悲痛经历使毛姆非常渴望女性的关爱。然而他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女人只让他对她们充满了仇恨与厌恶之情。毛姆个头矮小，因为口吃更是沉默寡言。他在40岁生日时向已经谈了8年恋爱的苏·琼斯求婚。自信满满的毛姆却遭到苏直截了当的拒绝，并被告知他除了名气和鼓囊囊的钱袋外毫无吸引力。毛姆经过两年时间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信心。1916年，他与莎莉·威尔肯结婚。他们的婚姻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毛姆沉静、内敛，有点深藏不露，莎莉则活泼外向，精力旺盛。毛姆认为莎莉只在乎他的钱财，欺骗他的感情，使他蒙受离婚的羞辱，因而对此耿耿于怀。他不放过任何公开的机会责骂莎莉，直到她去世多年，还出书《回顾》挞伐前妻。在毛姆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被他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他将西方社会的女人概括为太精打细算，太狡猾，太“文明”。毛姆在《总结》中回顾他的爱情经历总是透露着凄凉：“虽然我多次恋爱，我从未体验过得到爱情回报的快乐。我爱过好多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关心我。”^[6]毛姆从他的私人助手吉拉德·哈克斯顿身上找到寻求多年的慰藉，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同性恋在20世纪初还不能为公众所接受，王尔德就曾因同性恋而被判刑入狱，这给毛姆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加之一向爱面子，所以他始终不敢公开与吉拉德的关系。最终英国政府还是因为道德风化问题拒绝给吉拉德入境许可，毛姆不得不带着吉拉德长年侨居海外。他在晚年时曾对他的侄儿罗宾说：“我生活中一刻幸福的记忆也没有。”^[7]

毛姆同高更一样，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主义情结，永远对生活的现状不满，也永远有着难为世人所理解的孤独，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孤独者和路上的流浪者。他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都曾因为母亲的去世和生活的巨变，儿时的幸福生活被永远封存在了记忆之中。高更在南美利马度过的童年在他脑海中留下朦胧而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促使他不断再现那原始绮丽的梦境。为了在画布上实现儿时的记忆，高更追寻着自己的梦境，一步步远离文明社会，最后在蛮荒的南太平洋小岛定居。他用色彩和画布奇迹般地重建起他的童年、他的热恋和他失落的天堂。毛姆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离开，他希望在旅行的路途中体味别人无法理解的孤独，在流浪中感受自我和精神的自由。他希望在一种新的人生体验和新的生存境界中找寻到灵魂的安然停泊地。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他曾说：“我开始意识到旅行所能带给我的好处，那就是，一方面，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可能会服务于我写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带来精神的自由。”^[8]在《客厅里的绅士》中，他也提到过旅行是一个不追求名位的人和接近完全自由的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节 永远无法企及的人生

摆脱这个世界和舆论的束缚，在大自然的力量中扔弃令人痛苦的、永恒的个人特性，成为无虞一切束缚的、生命短暂的生物，不再去忍辱追求喝彩和跟名流贵人周旋。这种自由是毛姆一直追求的，“我对于生活的一贯要求主要就是自由，身外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在我的生活方式上和写作方式上，都要自由”^[9]。在他的年表上不断地记载着：“往西班牙、意大利游历”“赴南太平洋游历”“赴锡兰、缅甸游历”“往西印度群岛游历”“赴远东游历，先后到达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开始旅游远东、美国、欧洲和北非，前后达十年”……直到86岁高龄，他还进行了一次长长的世界之旅。所以他的女儿无奈地说：“爸爸总是不在家。”^[10]对于毛姆的这一“癖好”，并非如批评界所解释的：毛姆天性好动，喜爱旅行。毛姆在精神上是极其孤独的，他渴求人世的温情，却总是希望落空；他洞悉自己身处的社会和人性的种种弊病却无能为力，他在西方社会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这种孤独感如顽症恶疾一般，伴随他终身。他的每一次出行，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在流浪。他一路苦苦寻找自由生活的真正所在和能使他的灵魂停泊的地方。因此，渴望自由的毛姆被高更义无反顾地追寻萨特式的绝对自由所折服。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借叙事者之口表达了对这种选择的认同：

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平静地度过一生好像缺少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恐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都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11]

然而他的每一次离去最后都以回家告终，虽然他也向往天上的月亮，却无法像高更那样完全漠然地置脚下的六便士于不顾。毛姆对金钱是非常在意的，他常对周围的亲人说：“金钱好比第六感官，少了它，就别想让其余的五种感官充分发挥作用。”^[12]毛姆是为数不多的能在生前就充分享受到成功的作家，与生前处处碰壁的高更相比，他实在太幸运。出版他的书籍和短篇小说集的版税每年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汇来，《刀锋》稿酬50万美金，一个短篇故事可以卖到一千英镑，26年里有29部戏剧上演，在同一时间里伦敦竟上演他4部戏剧，数十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坐落在里维埃拉海边的“毛庐”，当时价值60万英镑，是一个有着11个仆人打理的豪华别墅，往来其间的客人有瑞典国王、暹罗国王、温莎公爵、首相丘吉尔、西班牙王后等。毛姆享尽了财富带给他的舒适生活。他讨厌贫穷，讨厌为了量入为出而不得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人生的枷锁》中，穷困潦倒的老画家富瓦内好言劝说菲利浦放弃学画：

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你得处心积虑，锱铢必较，绝不为赚得一个先令而付出高于一个先令的代价。你常听到人们说，穷困是对艺术家最有力的鞭策。唱这种高调的人，自己从来没有亲身尝过穷困的滋味。他们不知道穷困会使你变得多么卑贱。它使你蒙受没完没了的羞辱，扼杀掉你的雄心壮志，甚至像癌症一样地吞噬你的灵魂。艺术家要求的并非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提供的保障：有了它，就可以维持个人尊严，工作不受阻挠，做个慷慨、率直、保持住独立人格的人。^[13]

早在1915年出版的《人生的枷锁》中，毛姆就开始公开流露出对这位画家的特别喜爱。《人生的枷锁》是毛姆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书中主人公菲利浦的经历大半取材于毛姆35岁之前的生活。菲利浦投身医学之前，曾在巴黎学画，他的这一段经历完全是植根于毛姆在巴黎与众多画家交游时的所见所闻。毛姆来到巴黎立即兴奋地欢呼：“我投身到一个所有人都热衷于艺术的全新世界。”^[14]菲利浦习画时结识的四个画家朋友——劳森、克郎肖、克拉顿和弗朗内根就是分别以毛姆在“白猫”咖啡馆结识的杰拉德·凯里、詹姆斯·毛里斯、罗德瑞克·欧科纳和彭尼·斯坦利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在菲利浦为未来是继续学画还是投身医学而迷茫不解时，毛姆不但让失意的老师从经济角度劝说他放弃学画，还安排他与克拉顿展开了一次意义深刻的谈话。交谈中，克拉顿以他在布列塔尼遇到的一位画家为例说明天才艺术家与世俗生活的格格不入。在克拉顿的回忆中，这位画家的行为举止像个十足的无赖，他对待自己的妻儿和帮助过他的朋友态度粗鲁，可他恰恰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为了一心一意地当画家，他心甘情愿抛弃了一切。菲利浦从这番谈话中悟出一个道理，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身上有一股力量、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驱使他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并让个人生活从属于整个艺术事业。他像中了邪似的受着本能驱使和愚弄，生活从他们身边一溜而过，一辈子就像没有活过一样。菲利浦意识到自己与天才艺术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果断地放弃绘画转而学医。让菲利浦获得启示的这位画家正是高更本人。

从1903年毛姆在欧科纳的画室里产生为高更创作传记体小说的念头到1919年小说的最后问世，其间时间的跨度长达16年。让毛姆对高更的兴趣保持了如此之久的原因不仅仅是画家奇特的生平故事符合了当时时髦的“艺术家即流放者”的主题，也并不完全是毛姆知道这样的故事能够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最为重要的是高更的经历让毛姆看到自己向往已久却没有勇气选择的人生。毛姆一直以爱德华时代的绅士自居，他也的确有着那个时代的绅士所具有的气质和风度，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讲究生活的精致细节。而高更的性格则外向且果敢，他所具备的素质正是毛姆所缺乏的。他作为印加人的后裔，身上涌动的原始人血液使他成为这样一类英雄——敢于牺牲所有的一切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是面对贫困和疾病的啃噬也在所不惜。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人性的解放，一种挣脱尘世枷锁的洒脱，正是这种洒脱不羁和他身上的那种生命的活力打动了毛姆，他不顾社会规范、特立独行的纯自我的生活方式，是毛姆所向往的一种自由状态。弗洛伊德在其《创造性作家和白日梦》中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创造性作家成年后的一些强烈经历能唤醒他对早期经历之事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促使他在创造性写作中实现未完成愿望的满足”。^[15]由此可见，高更传奇的一生唤醒毛姆潜藏在意识深处渴望自由的愿望。19世纪晚期，在许多反抗正统文化的艺术家当中，高更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位。他代表了一种彻底而决绝的自由和解放，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对毛姆具有某种魔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毛姆在羡慕和敬佩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反叛的结果：高更生前饱尝贫困的折磨，在小岛上因为无钱治病，才55岁就孤独离世。正如《人生的枷锁》中菲利浦的一番告白。他从克拉顿那里听说高更的故事后陷入了沉思：“（高更）为了能用颜料将人世给予他的情感在画布上表现出来，他竟不惜牺牲一切：舒适的生活、家庭、金钱、爱情、名誉和天职。这还真了不起。可他菲利浦就是没有这种气魄。”^[16]这番话道出了毛姆自己的心声，无论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多么孤独，也无论他多么渴望挣脱人生层层的枷锁，他始终不能像高更那样有勇气与西方繁华的物质世界彻底决裂。与高更相比，毛姆在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更成熟老练的平衡能力。他渴望逃离的世界却又满足了他奢华的物质需求，他不愿放弃他不满的现实，也不愿放弃那虚幻的理想，所以即使他非常厌恶他所生活的环境，也无法像高更那样决绝地切断与文明世界的所有联系，而只能通过手中的笔选择一个灵活性、适应性和游动性最强的位置，抒发自己的崇敬之情和对远离文明世界的原始生活的无限向往，以此成功地保持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毛姆对绘画艺术的情有独钟是文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除了文学创作和旅游之外，收集名画也是他的最大爱好。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毛庐”别墅里，收藏着雷诺阿、莫奈、高更等印象派画家和毕加索、马蒂斯、劳伦辛等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在这些名家画作中，毛姆从塔希堤岛土著居民手中购买到的高更名作，始终单独挂在他的书房里。出版于1962年的《怡情篇》是毛姆以88岁高龄创作的最后一本书，书中所谈皆是他收藏的名画，这本书是毛姆毕生醉心于绘画艺术的一大明证。虽然这本书只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眼中的名人名画，但它的确反映出毛姆对绘画艺术的评价比别的艺术都高，因为“在那里他发现了人世的美好、安慰和灵感。而长久以来，喜欢沉思默想的毛姆，总是希望在凝视这些画作中，力求超尘绝俗”。^[17]毛姆选择高更与他做伴书房，在埋头创作之余，抬头即可凝望到书桌对面墙上的那幅塔希堤少女采摘芒果的图像，高更的画作带给毛姆小说创作的启示必定就诞生于这位作家对画家的凝神观照中。

第三节 时代精神的召唤

文学和艺术的任何研究都不能脱离文学家和艺术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如风的姿态决定了飞沙、麦浪的方向和水波的纹理，社会背景和创作风气是影响艺术家创作题材、体裁、风格的潜势力。^[18]从毛姆和高更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人类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之一。此时的西方社会经过资本的急剧膨胀，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扩张粗暴地践踏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就作为西方精神支柱的理性和人道原则，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开始分崩离析。19世纪的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国内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加上海外殖民地的不断扩张，英国成为雄霸欧洲乃至世界的“日不落”帝国。但同时，在繁荣富强的维多利亚鼎盛时期，那一时代的艺术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文学大师，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真实情景，揭露了充满痛苦、幻灭和绝望的社会另一面，那是盛世的面纱遮掩下的虚伪、欺诈的世界。到了19世纪末期，统治英国大半个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垂垂老矣，大英帝国也开始由盛极走向衰落，英国社会内部也和当时的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充满了危机。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现象，以及许多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现象。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迅速增长的物质文明使社会趋向整体化。“整体”成了一种渗透一切且至高无上的东西，从而使以个体存在着的人因遭受它的压迫而无法再把握自己的命运。“整体”对个人的取代，则使人感到自身意义的匮乏和虚无；另一方面，巨大的物质膨胀使得物的力量覆盖了整个生存领域，人处于物的挤压之中显得十分卑微、渺小甚至是变形。物欲的追求替代了更高意义上的精神追求，过去为人们所热烈景仰的诸如美、崇高、真诚和爱等精神理想纷纷遭到厌弃和贬抑。科技发展引发人们思维的革命，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西方的种种反理性哲学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大行其道，它们宣扬以本能、意志、直觉、潜意识和荒诞的存在取代对世界理性的把握。

面对这种异彩纷呈、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毛姆、高更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一样，表现出精神人格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看到传统价值观的种种弊端，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希望挣脱常规的束缚。高更列举出西方所谓的道德观念“就如洪水一般，道德怀着对博爱的仇视把我们压垮，让自由窒息。宗教道德、爱国道德、士兵道德、宪兵道德……统统的都是屁股道德”。^[19]毛姆也借笔下人物之口喊出：“什么荣誉、爱国、信仰，统统见鬼去吧。”表达出摆脱旧秩序和旧时代的强烈渴望。而另一方面，面对一个支离破碎，需要再生的世界，作家和艺术家们感到无所适从。叶芝在其21世纪初写的一首诗中说道：“一切都四散了，世界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叶赛宁的金色田园被钢铁骑士践踏时，他忧心地说：“能打动我的只有对正在逝去的可爱的动物世界的忧虑，死气沉沉的钢铁和机器具有的强大力量使我不安。”^[20]茨威格自杀前悲呼：“我自己的语言所熟悉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21]艾略特更是将现代人视为“空心人”：

我们是空心人，

我们是稻草人，

互相依靠，

头脑里塞满了稻草。唉！

当我们一起耳语时，

我们干涩的声音，

毫无起伏，毫无意义。^[22]

但是，“空心”的现代人并没有丧失追求意义的信念，而是依然用那双饥渴的眼睛在寻找着希望和光明：

一无所见，除非

眼睛重新出现

像死亡的暮色王国中

永恒的星星

多瓣的玫瑰

空洞洞的人

才有希望。

“上帝死了”，人却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眼前的世界?如何重返失落的家园，创造一个闪烁着“永恒的星星”、开满“多瓣的玫瑰”的艺术“王国”?这引起艺术家们的关注。高更转向了东方的原始文明。在一个四周充斥着金属的冷漠光泽的灰色文明世界里，高更用原始人充满生命活力的原色，唤醒了人们的生命热情，他希望重塑人的神性，使人在信仰迷失的年代成为自己精神的主人。最终他的努力在他去世后不久得到人们的认可。“在高更身上确实有着某种原始人的、印第安人的野性。它比那些享有艺术专利权的学院派艺术大师的陈腐幻想更加动人……”高更自己意识到，“一旦与我们丑恶的文明脱离关系，逃到还没有被欧洲工厂污染的远方的魔岛上去，躺到野蛮的、丰富多彩的塔希堤岛那未开垦的大自然中去，就能从那里带来现代雅利安人衰败了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富有独创性的全新作品”。^[23]毛姆则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出现代人的孤独、疏离和幻灭感。他的作品涵盖了现代作家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体验。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精神依凭的重要性。毛姆的侄子罗宾回忆叔叔曾说过的话，“假如一个人得到整个世界，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是没有意义的”。^[24]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之于整个物质世界要重要得多，失去了灵魂，人就变成了一堆僵硬而没有任何意义的空壳。毫无疑问，在否定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必须提倡另一种价值观或生存方式，既然旧的伊甸园不复存在，所有的光辉神圣荡然无存，那么应该寻找新的家园取而代之，以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白。

20世纪初，由绘画界开始兴起的这场弘扬生命张力的艺术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处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作家毛姆，尽管与高更属于不同的艺术创作领域，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存在分歧，但他们寻找精神家园，探问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意向和过程竟是如此相同。他们都曾经试图在旧的世界和传统秩序中寻求出路，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打击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异族的精神支柱，希望用古老的异族文明来拯救已经沦丧的西方文明，消除西方人面对荒原般的世界时所产生的失落和迷茫。而高更从“文明人”复归“原始人”的生命历程更是给毛姆以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人性的完善一直是毛姆小说作品探讨的主要问题。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如《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寻欢作乐》等，以及同时期的短篇小说都记录了他希望通过寻求人生的意义，恢复人与宇宙自然亲密无间的交流过程。他在后期创作的小说中塑造了多个像高更那样反抗文明社会的异化、埋头走自己道路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