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斗争,农民群众打垮了地主的封建统治,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这个运动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丰富的内容,丁玲同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反映这个运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是1946年夏天华北土地改革的情况,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桑干河畔一个名叫暖水屯的村子。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写土地改革中斗争恶霸这个过程(按照作者原定的计划,要分为三个阶段写: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实际上主要写出了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只开了一个头)。

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把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写出来,而只是比较详细地写了斗争恶霸这个过程,但已经相当充分地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展示出来了。小说是从地主、农民、干部以及时局、历史根源等各方面揭示出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在地主方面,斗争对象钱文贵是一个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人物,他曾施展了很多阴谋诡计,如他送儿子参加八路军,把自己变成“抗属”;为了攀结干部,他把女儿嫁给村治安员张正典,又企图把侄女黑妮嫁给农会主任程仁;他还实行假分家,以及利用小学教员任国忠去乱放谣言;等等。这样就使得斗争增加了很多困难。在农民方面,主要的就是觉悟不高,还普遍存在着变天思想,地主阶级的威势还沉重地压在农民的头上,因此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也就难以迅速地开展起来。在干部方面,问题就更多:首先,工作组的领导者文采是个具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作风而又缺乏经验的人,他认为钱文贵是中农,又是“抗属”,不应作为斗争对象;其次,干部不纯,村治安员张正典变节投降,处处卫护钱文贵,农会主任程仁也因为黑妮的关系在斗争钱文贵这件事情上产生消极情绪。这给斗争增加了严重的阻碍。

小说在表现这场阶级斗争的时候,也注意到时局和历史根源方面的关系,如农民的阶级觉悟不高和变天思想的产生,主要就是时局的影响以及多年受压迫所造成的结果。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蒋介石匪帮的势力还相当雄厚,农民怕共产党站不长,怕地主阶级进行报复。而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农民思想意识上沾染的阴影如宿命论、个人打算,等等,是难以很快就清除的。

所有这些方面,就使得这场阶级斗争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内容。实际上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土地改革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要消灭地主这样一个阶级,这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的内容原就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把土地改革这场阶级斗争简单化,它是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场阶级斗争的复杂内容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农村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也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比较深刻的反映。农村的阶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地主阶级内部、地主与农民之间,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决不是如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这是往往为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所忽略的,一般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往往把农村的阶级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部小说反映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点很容易为一般人忽略,一般人往往认为即同是地主阶级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实际上并不如此。如小说所反映,钱文贵、李子俊、江世荣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抗日战争期间,钱文贵摆下圈套,使李子俊和江世荣当了甲长,在土地改革时期,钱文贵又在任国忠面前说李子俊的坏话,企图陷害李子俊。就钱文贵的家庭内部说,也有着较为复杂的情况。钱家的家庭成员的处境是不相同的,儿媳妇二姑娘在丈夫参军之后天天在公公的淫邪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下惴惴不安地生活着,侄女黑妮是个孤女,在家庭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另外,如前所述,钱文贵的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的女儿嫁给了村治安员。这样的地主家庭是够复杂的了。

地主与农民之间也不单纯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除这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使得阶级关系复杂化起来。如地主钱文贵,除了前面说的他的儿子是解放军,女婿是治安员外,他的大哥钱文富是个贫农,他的已死的弟弟(黑妮爹)也是个贫农,他的堂房兄弟钱文虎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媳是富农的女儿。另如钱文贵的儿女亲家——富农顾涌,他的家庭关系也很复杂:大女儿嫁给了富农胡泰的儿子,二女儿嫁给了地主钱文贵的儿子,儿媳出身贫农,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儿子(顾顺)当了村青联主任。这样就构成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无限复杂的阶级关系,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是对农村社会没有深入观察的人难以反映出来的。

比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了农村阶级斗争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发掘出了农村社会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现实意义,突破了概念化与公式化的藩篱,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一个显著的成就。这方面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社会的知识是丰富的,对农村斗争的观察是深入的。

其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反映出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战斗能力的成长。这点是非常可贵的,从这方面可以显示出土地改革的伟大作用。

土地改革是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可以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农民得到土地,在经济上获得翻身。同时,土地改革还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打垮地主阶级的政治上的威风,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除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外,还有精神上的翻身,即阶级意识的觉醒。单是经济、政治的翻身还不够,还须精神上的翻身,地主的势力不仅在现实中拔除,还应该在农民的脑子中拔除。我们应该注意,精神上的翻身应该是特别加以重视的,因为这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做了细致而成功的刻划,这主要通过侯忠全这个老年农民体现出来。侯忠全是个思想非常落后的老年人,他有严重的宿命论思想,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在自己的命上,“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他完全变成了地主阶级的恭顺的奴隶,在斗争地主侯殿魁的时候,他把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偷着还了侯殿魁,“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是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马”,大家要他去和侯殿魁算账,他见侯殿魁之后却拿着扫帚扫起地来。他怕儿子斗争地主,把儿子关在房子里。这都说明他的阶级觉悟是多么低。但象侯忠全这样阶级觉悟低的人,最后也终于觉醒了,关于他觉醒时的情况,在“醒悟”一节(五二节)中有着非常真实而生动的描画。那是在斗争了钱文贵之后,侯殿魁偷偷跑到侯忠全家来,一见侯忠全就跪下磕头,求侯忠全饶恕,还塞给侯忠全两张十四亩地的契约,小说中这样写着侯殿魁走了以后的情景:

他走后,这老两口子,互相望着,他们还怕是做梦,他们把地契翻过来翻过去,又追到门口去看,结果他们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都伤心了,侯忠全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他在沙漠地拉骆驼,风雪践踏着他,他踏着荒原,沙丘是无尽的,希望象黄昏的天际线一样,越走越模糊,他想着他的生病,他几乎死去,他以为死了还好些,可是又活了,活着此死更难呵!慢慢他相信了因果,他把真理放在看不见的下世,他拿这个幻想安定了自己。可是,现在,下世已经成了现实,果报来得这样快呵!这是他没有、也不敢想的,他应该快活,他的确快乐,不过这个快乐,已经不是他经受得起的,他的眼泪因快乐而流了出来,他活过来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不是那末一个死老头了。……

他并且声明他不再把分得的地退给地主,他说:“不啦!不啦!昨天那末大的会,还不能把我叫醒么?哈……”这情景是真切动人的,这是全书最好的章节之一。

在侯忠全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上面,充分显示出土地改革的伟大作用来了。若不是实行土地改革,若不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斗垮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威风,侯忠全的阶级意识是难以觉醒过来的。

小说不仅写出了象侯忠全这样的老年农民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也写到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了恶霸钱文贵之后阶级觉悟的提高。恶霸钱文贵虽是个中等地主,但对农民的威胁是很大的,他是沉重地压在农民心头上的黑影,在暖水屯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也是联系着国民党政权的祸根。有了钱文贵的存在,农民的变天思想、宿命论观念以及其他种种个人顾虑,才一时难以拔除得掉,等斗争了钱文贵之后,农民的这些混乱思想和个人顾虑消除了,斗争的积极性增加了。在四八、四九、五○这三节(“决战”之一、之二、之三)中,对农民群众由于扣押了钱文贵而增长的斗争积极性做了较为突出的刻划。

小说也写到农民的战斗能力的成长。在旧社会,农民曾长期地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这种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处得久了,在思想意识上和实际行动上都会变得非常软瘫,在思想上既承认了地主的剥削是当然,在和地主展开面对面斗争时也会变得手足无措,这种情况不但老年农民有,青年农民也有。三二节“败阵”和三八节“初胜”就非常生动地写了这种情况。在“败阵”一节中,写了老年农民郭柏仁等向李子俊的女人要红契的场面,结果是,和李子俊女人碰面之后,佃户们为那女人的哀哭乞求弄迷糊了,一起溃退下来,郭柏仁还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安慰起李子俊女人来:“你别哭了吧,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求的。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你歇歇吧,咱也走了。”这情景是真实的,这也显示出作者对现实观察的深刻,如果只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是难以写出这样真实动人的场面来的。在“初胜”一节中,情况有些不同了,这次是郭柏仁的儿子郭富贵等向汪世荣要红契,虽然青年小伙子王新田在斗争中表现了慌乱,但红契是要来了,而且还和江世荣算账说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次的“初胜”,是接受了上次“败阵”的教训的,这说明,通过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斗争,农民的战斗能力是成长了。

土地改革对战斗能力的锻炼不仅从一般农民群众身上体现出来,也从干部身上体现出来,农会主任程仁就是由消极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的。土地改革的伟大斗争清除了程仁身上存在的弱点,锻炼了程仁的战斗意志,使程仁终于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触到的方面很多,但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就是以上分析的这些,即反映出了农村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战斗能力的成长,小说对这几个方面的反映都达到了相当真实和深刻的程度,小说是在现实的历史的深广基础上和农村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反映出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思想斗争的。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成就。

在人物创造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有着若干的成就。

在人物创造上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农村各阶级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即各种类型的地主、农民和干部,而对地主和农民的创造尤其成功。在创造了真实多样的人物这点上,同样显示了作者对农村社会了解的透彻和观察的深入。

几个地主具有不同的类型,他们的性格也各有差异。钱文贵是个土地不多的中等地主,但他是一个恶霸,是暖水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具有阴险狡诈的性格。李子俊是个破落地主,性格胆小怯懦,和钱文贵的性格恰成对照。侯殿魁除了是一个地主之外,又是一个反动道门(一贯道)的头子。江世荣以及未出面的许有武也各自有着不同的面目。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地主虽然同属于一个阶级,但彼此的情况是并不相同的。

在地主阶级人物中,以钱文贵和李子俊的女人两个人物塑造得最为成功。

做为一个中等恶霸地主,钱文贵这人物是写得很真实的。钱文贵是庄户人家出身,因为从小爱跑码头,和县、乡的官僚阶层有了联系,就在暖水屯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夫,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乡长甲长,可是人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小说这样写着他的外貌:“不知道是那一年还上过北京,穿了一件皮大氅回来,戴一顶皮帽子。人没到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子。”简单的几句话就活现出了这个农村流氓的外形。作者从各方面揭示出了钱文贵的奸滑狡诈的性格,象一般人说的,“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的人”,人们又把钱文贵的阴险狡诈概括在几句顺口溜里:“钱文贵,真正刁,谋财害命不用刀。”共产党来了以后,四处清算复仇,暖水屯斗争了许有武和侯殿魁,钱文贵却摇身一变,把儿子送进八路军,使自己变成“抗属”,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村干部有的是他的朋友”,他还把五十亩地表面上分给两个儿子,实行假分家。他把儿子送进八路军之后,对人说他就是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但背地却对亲家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着个‘抗属’。”他把五十亩地分给两个儿子,形式上分了家,但却不准儿媳另分开过日子,他说:“分开了谁给我烧饭,我现在也是无产阶级,雇不起人啦。”这又说明,钱文贵不但是一个恶霸,而且是一个流氓无赖。这些性格特点都是符合钱文贵这样人物的实际情况的。钱文贵不同于《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韩老六是大恶霸,钱文贵不是,因此在土地改革中,钱文贵也没有象韩老六那样做出罪大恶极顽抗到底的活动,只是在内心里渴望着共产党的政权垮台,蒋介石的政权复辟,只是唆使小学教员任国忠去乱放谣言,去告发李子俊,小说只在第六和二九(“密谋”一、二)两节中对钱文贵的活动做了一些描述。钱文贵之所以在土地改革中没有太多的阴谋活动,一方面因为是一个中等地主,势力本来就不算顶大,一方面也因性情狡猾,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在人民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他不会冒险的去孤注一掷的。在对钱文贵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作者掌握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做得恰如其分,没有对他做过于浮夸的描写,没有把他丑化,这点是有些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同志已经指出来过的。不过,还必须指出,所谓掌握着现实主义原则,仅仅指对描写象钱文贵这类中等恶霸地主来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恶霸地主都象钱文贵这样,事实上更多的恶霸地主是比钱文贵凶恶得多,罪恶也比钱文贵大得多,象韩老六那样的恶霸地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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