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骆驼祥子》
一
老舍先生在抗日战争前那一阶段中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六七部长篇小说，就中最成功的一部是《骆驼祥子》。由《老张的哲学》到《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跃进。《骆驼祥子》不唯是老舍前期创作中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五四以来所有现实主义创作中较优秀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骆驼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故事。它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祥子原是忠诚老实的乡下人，十八岁父母死后到了北京，“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做各种卖力气的事混饭吃，后来拉了人力车。初拉车时，他真诚老实，连价也不会要；而且他要强、勤奋、有向上心，他省吃俭用，一心想买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茶里饭里的自苦，一滴汗，两滴汗，不知多少万滴汗，整整三年，积了一百块钱，终于买了一辆车。祥子有了自己的车，不再交车份儿。但不久军阀混战，祥子连人带车被乱兵拉去，结果把车丢掉，只逃出一个光人，三年心血化为乌有。以后祥子遭受了一连串的不幸：被孙侦探敲诈去仅剩的三十多块钱，老婆虎妞死去，拉包月时被夏太太染上花柳病，心爱的小福子流落到白房子后吊死……。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使得祥子灰心了，性情变坏了，他开始堕落下去。不再勤奋、要强，不再拼死拼活地拉车，能省些力气就省些力气，过一天算一天。他开始吃烟、喝酒、赌钱（以前是决不干的），“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做的对”，“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自怜便自私”，祥子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变成了无赖，动不动和人打架，见便宜就沾，各处骗钱花。最后索性车也不再拉（他不愿出力气，而且病也使他不能再拉，信用也丧失得赁不出车来），干起更省力气的事，给请愿团打旗子，红白公事打仪仗。祥子象赖狗一样生活着，只有静待死亡了。
从人力车夫骆驼祥子的半生遭遇，可以看出旧社会是何等罪大恶极，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命运是何等悲惨。很显然，作者写这部小说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揭露旧社会的罪恶，揭露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害。作者意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令人痛恨的事实：在旧社会，劳动人民个人的努力往往是徒然的，劳动人民勤奋、要强，想做个好人，但到头终不免成为社会的牺牲，而趋向于堕落。这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意图所在，也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揭露出了旧社会一个血淋淋的现实角落，在这个角落里，有敲诈，有剥削，有刽子手的凶残和专横，有劳苦人的悲苦与眼泪。这虽是一个小的角落，却充分显示出旧社会罪恶的实质。只要看看当初的祥子和后来的祥子是何等的判若两人，就知道万恶的旧社会是把人残害到如何的程度。最初的祥子，身体结实硬棒，“象一棵树样上下没一个地方不挺脱”；待人处事忠诚老实，不失乡下人本色；勤奋，要强，有向上心，热爱自己的车，热爱自己的工作，“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最后的祥子，变成个乖戾刁赖的混混儿，“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月不剃一回”。红白公事打仪仗时，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至妇女，他也去争，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命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对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做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翻眼，蒙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当初那个体面要强的祥子，看旧社会把祥子残害到什么地步了呵！“旧社会使人变成鬼”，这部小说恰正表现了这一罪恶事实，忠诚善良的劳动人民祥子是由人变成鬼了。
读了《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不禁引起我们对残害人的旧社会的无比的痛恨，也不禁引起我们对被残害的劳动人民的无比的同情。面对着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我们不禁毛骨悚然。我们读后的心情是沉重的！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也就是它一直受着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直到今天还具有着生命的理由。
很显然，在《骆驼祥子》里面，老舍先生对旧社会罪恶的揭露，比较初期《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是深刻得多了。
老舍在这部小说里，非常明确地从社会制度着眼，写出了祥子所以堕落的社会原因。象祥子这样一个老实、诚恳、善良、要强、勤奋的人力车夫，终于变成了一个懒惰、自私、乖戾、肮脏的无赖，这责任由谁来负呢？是祥子自己的过错吗？这点作者清楚的回答了：这责任应该由万恶的旧社会来负，祥子没有过错。
作者表现祥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这点，不仅从全书的故事看得很清楚，而且在小说中若干作者的直接叙述里也显示得很明白。作者一再通过祥子的心理这样说：“要强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祥子要强而公道一些！”这是祥子对旧社会的控诉，也是作者对旧社会的控诉。作者在叙述祥子变懒、和人耍刺儿时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可以看到作者是多么同情祥子，爱祥子，作者把祥子的懒和耍刺儿的原因完全归到社会方面去，一点不责怪祥子，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最后小福子吊死，祥子灰心之余变得更加堕落时，作者更加愤激地对旧社会做了有力的控诉：“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作者还会用比喻说到祥子的何以变坏：“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变成什么人，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
所有这些，都可看出作者是从社会制度着眼，把个人的遭遇和社会制度联系了起来。这样的观察现实，已具有朴素的唯物的观点。自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在当时已经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不是这样的。当时的作者，还只是在左联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之下从事创作、具有一定进步意识的作家，他还没有象一些直接参加到左翼文学阵营内的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一样具有着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他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他的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人道主义精神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获得的。
由于作者当时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爱和同情，也由于作者能够比较本质地观察并反映现实，就使得《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具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进步意识。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相当彻底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本质，并给予了旧社会以无情地批判。这些都是很可贵的。
在这一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和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日出》几部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所达到的水平也是相差不多的。就是说，《骆驼祥子》《倪焕之》《家》《日出》几部作品，都是由五四到抗日战争这期间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较优秀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二
老舍先生在他的选集“自序”中曾说到他自己是“寒苦出身，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又曾说到他和苦人们交朋友，彼此帮忙，密切地来往，因此就“理会了苦人们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情形，就是说老舍对城市劳苦人民的深厚的爱和无比的熟悉，在《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中是表现得非常显著的。这也是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真实感人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作者对人力车夫祥子的深厚的爱，由前面所引的原书一些文字中可以充分看得出来。另外类似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的，如：“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困苦的击打。”这是作者在写到祥子被孙侦探敲诈了钱之后，用来替祥子申述冤屈的一段说白，作者还继续这样写着：“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劳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可以看出作者对祥子的爱和同情实在太深厚了。
作者对劳苦人民的深厚的爱和同情，不仅表现在对人力车夫祥子上，也表现在对其他劳苦人民身上。作者除写出了祥子的不幸遭遇之外，也写出了其他劳苦人民如小福子、二强嫂、老车夫和小马儿祖孙等的非人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这几个人的下场，其悲惨程度并不下于祥子！特别是象小福子那样一个纯朴善良的女孩子，被父亲卖给一个军官，又被军官丢弃，回家做暗娼养活弟弟，最后流落到三等妓院白房子，终于在松林中吊死。对这样一个年青女孩子的惨死，我们能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吗？能不痛恨吃人的旧社会吗？
即便是写到自然景物的时候，作者也不禁和社会联系了起来，流露出他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贫富不均的阶级社会的诅咒。如作者这样的写到下雨：“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那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由于对劳苦人民具有同情与热爱，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写出了劳苦人民若干优良品质。如写到祥子因曹先生变故累及自己，被孙侦探把钱敲诈了个净光，曹先生一家逃走，让他一个人看房子，他不敢呆在曹宅，逃到隔壁王家，这时祥子脑子里曾一度闪出了偷曹家的念头，“为曹宅的事丢了钱，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吗？”但立即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而且引起了自责：“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做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又想别人会偷，孙侦探也会拿走东西，又犹豫起来，但终于又克服了：“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叫心上多个黑点儿！”这表现了祥子的义气。另如写祥子始终不想乞援于刘四，以便继承人和车厂，觉得“那样是没有骨气的”，表现了祥子的倔强。在第十节，作者写到车夫们对老车夫（小马儿的祖父）的同情与帮助，表现了劳苦人民的阶级友爱。如果不是首先对劳苦人民具有同情与热爱，是决不能写出他们的优良品质来的。
作者对城市居民是异常熟悉的，在这部小说中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对所描写的人物异常熟悉，所以才能把人物写得极为真实而生动。对主人公祥子刻画的成功是不用说了，就是其他一些较次要的人物，如虎妞、刘四爷、小福子、二强子等，也无一不写得栩栩如生。虎妞的泼辣，刘四爷的刻毒，二强子的刁赖，都刻画得非常成功，都是通过了富有特征的行动和语言突出了他们的性格，不是极端熟悉这些人物是难以写得这样成功的。开始第一节对北平洋车夫情况的介绍，显示了作者对这方面情况的透熟和常识的丰富，不和这些人物有多年的相处，绝难理解得这样深切。作者这样写着车夫们的跑法：“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象一对蒲扇在地上搧忽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这不仅说明作者对人力车夫的熟悉，而且也显示出了作者的对现实生活的敏锐细致的观察能力。第十六、十七、十八三节中对大杂院的环境和居民生活的描写，也同样显示了这点。再看作者如何描写祥子买车的情况：
……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铜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你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这里画出了铺主的生动的形象，更活现了祥子爱车如生命的心理状态，作者是真正“理会了”祥子的“心态”的。
本书在语言方面有很多优点，如简净、流利、丰富、口语化等等，这也是老舍所有作品的优点。老舍非常熟悉北京市民的语言，对北京方言运用得非常纯熟，也对北京方言作了必要的提炼和加工。他的语言形容事物准确而丰富，可以够得上“信手拈来皆成妙喻”的境界。且引一小段为例：
……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这段充分显示了作者语言的丰富、准确和生动。用毒辣、雄壮、流利、蛮悍四个词非常准确地形容出了四个人骂法的特点；礼尚往来、英雄遇上好汉、亲军这样的成语的运用，不唯生动、幽默，而且也收到了挖苦、嘲笑的效果。假若放在一个语言贫乏的作者的手里，这段文字一定就会写得平淡无奇。
这种丰富、流利、出色的语言，贯穿在整部小说里面。这种出色的语言，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动人，本书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也很简单，抽象叙述的地方很不少，但读起来一点不沉闷，而且有很大的吸引力量，会使你手不释卷地一气读完。所以能如此，我觉得语言占着相当重要的成份，哪怕是一件最普通的事物，放在老舍的手里就会叙述得趣味横生。
作者语言的口语化，是应该特别值得一提的，这是很可贵的一点。在抗日战争以前那个阶段，能够运用口语化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多，除了老舍之外，还有张天翼，这是两位运用口语化大众化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显著的作家。当时大部分作家的语言，知识分子气味和欧化的情形是很严重的。象《骆驼祥子》这样的语言，口语化，具有民族风格，就是今天读起来也觉得非常亲切。
老舍的语言，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优点，就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文学语言应该准确，精炼，富有表现力，应该保持民族共同语言的正确和纯洁，这是起码的，无须说的。除这之外，文学语言还要求具有能显示作者个性的独创的风格，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但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五四以来老作家中，具有自己独特语言风格的已经不多（这里最杰出的例子是鲁迅），在今天一般青年作家中是更谈不到了，大家彼此所运用的语言都是相差不多的。茅盾先生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作品可说是缺乏独特风格的。张三的作品如果换上李四的名字，也认不出到底是谁写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在作品的形式方面多么缺乏创造力。”（《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这所谓形式方面，语言应该是主要的。
茅盾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曾指出当前文学作品语言方面的种种缺点，并号召作家们在语言方面多下功夫。这号召是很重要的，作家们——特别是青年作家们应该坚决响应这个号召。因为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工具，语言使用不好，还谈什么文学创作，更还谈什么好的文学创作。五四以来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有显著成就的前辈作家们，在语言方面都是很卓越的，他们在这方面也都是曾下过苦功的。
在这里再谈一谈老舍先生的幽默风格。老舍先生是富有幽默才能的，他的幽默也是出了名的。一件最普通的事物经他一说就趣味横生，就能招笑。他的幽默有时失之过火，变成油腔滑调，这在最初的几本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里面表现得很清楚。但到了《骆驼祥子》就不同了，这里的幽默不再滥用，幽默本身也有内容得多了。老舍自己曾说到“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可是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时常因为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贫嘴恶舌，油腔滑调。到四十岁左右，读书稍多，青年时期的淘气劲儿也渐减，始知语言之美并不是耍贫嘴”（《老舍选集》自序）。在《骆驼祥子》中，“油腔滑调”确实没有了，而且这种适度的幽默还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光辉，使这部小说变得更加生动和引人。我们必须弄清楚，幽默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东西，如果运用得好，它可以使作品生色起来的，果戈里、契诃夫、鲁迅的幽默就是明显的例子。
有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解放后，在老作家中老舍先生最先写出了象《龙须沟》那样优秀的作品，其实读了《骆驼祥子》，就知道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龙须沟》和《骆驼祥子》写的都是北京的劳苦人民，《龙须沟》中解放前的情况简直就是《骆驼祥子》中的情况。老舍对北京劳苦人民早具有深厚的爱，早熟悉他们如自己的家人，语言又早就非常大众化，他能在解放前写出《骆驼祥子》这样出色的作品，自然不难在解放后很快写出《龙须沟》这样优秀的创作。可以说，写《龙须沟》这样的题材，对老舍说，是早就有准备的（自然，对人民政府的热爱也是老舍之所以能写出《龙须沟》这样作品的重要原因）。
三
现在要谈一谈这部小说的不够之处了。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缺点主要是对几个人物处理得不够妥当。
首先是阮明。作者把阮明写成是个为钱出卖思想的投机家和所谓“革命者”，“一来二去，他（指阮明）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为钱出卖思想的投机家的“革命者”，在当时容或有，但不能代表真正的革命者。这样处理容易被人误会成是讽刺一切革命者，即便不生这样误会，但光写出这样一个“革命者”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又这样写到革命组织：“急于宣传革命的机关，不能谨慎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自然这也是不能代表真正的革命机关的。这是由于作者当时受生活圈子的限制，和革命者、革命组织没有接触，对革命活动不理解，只看到革命投机家，没有看到真正革命者，以致写得不正确不合理（这里所谈到的对阮明的几段描写，在解放后出版的本子里面都已删去）。
其次，对曹先生这人物也批判得不够。从小说中看来，曹先生是个胆小怯弱的空喊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他（指曹先生）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曹先生。作者对这样一个人物未给予批判，甚至有意袒护，且看曹先生被阮明告发“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又被侦探追踪时，作者怎样写他的心理活动：“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这里作者不唯对曹先生这类人物的胆小怯弱的行为有意袒护，且而对被反动统治者逮捕下狱的前进人士也给予了讽刺，认为“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下狱是“造成虚假的名誉”的机会，认为下狱者是“冒牌的战士”，这都是不正确、不妥当的。
对虎妞这个人物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她的泼辣、粗野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这性格也适合她的身份。但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如把她写成是色情狂式的人物，写她嫁祥子是为了祥子身体强壮，给祥子好东西吃是为自己享用，还写她羡慕小福子卖淫，借给小福子房间，是为了“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把小福子的被蹂躏看成是享受。这样处理不妥当。虎妞受着刘四爷的压制，四十来岁才结婚，容或有对性的变态心理，但她终也是个不幸的女人，过分渲染这点是不必要的。而且，还过于夸大了虎妞对祥子的害处，如写到虎妞逼祥子娶她时，作者这样写祥子的心理活动：“在这个无可抗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运气是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作者又这样写到祥子新婚后的情景：“他想不起哭，也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象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能跑的腿，跑不出去！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他第一得先侍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她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象被猫叼住的一只小鼠。”类似这样对虎妞的描写还有不少。我觉得，虎妞自然有她的可厌之处，祥子也确实不喜欢她，但把她写成一个吃人的妖怪，仿佛祥子的命运她也要负很大责任，却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虎妞也是个不幸的女人，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牺牲者。
与虎妞相同，对妓女白面口袋处理得也不妥当。写白面口袋到妓院卖淫是为了享受，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不过，这几个人物都并非主要人物，作者处理他们的这些缺点，对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并无多大损伤。也就是说，这些缺点，对这部小说来说，只能算是细微的缺点，它动摇不了这部小说的价值。
最后，关于祥子的下场，有的同志认为处理得不妥当，认为这太消极，认为不应该叫祥子堕落完事，应叫祥子做出反抗乃至革命行为，等等。我的认识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样处理是可以的。因为，一个劳苦人民由于社会的残害而堕落了，这在旧社会不但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本质的现象。写出象祥子这样的劳苦人民的革命行为，自然未尝不可以，但那样处理所显示出来的主题就和这不相同了。就是说，写出现实中新生的萌芽事物，即写出祥子的革命行为（这在当时说并非是普遍现象），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这不等于说，写出较常见的也是本质的事物，即写出祥子的堕落来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就不可以，不必要了。一个作品有它自己所要完成的主题，它的故事和人物的行动主要根据这而编排出来，有很多人却不愿作品所企图完成的主题和所描写的特定的题材范围，一律要求作品中的人物要爆发革命行动，不然就是消极的。一定要求祥子要做出革命行为，这要求是脱离了作品的实际（它的主题与题材），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