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抓住我的出神状态

我的诗作从未受到过大陆评论界的关注，甚至还以为我是“第三代”或更新一代的小儿科。不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创作起步上来讲，我都是最早的、孤立的先锋诗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幼稚地进入诗的冥想和写作，写下了大量的初稿，我生活在湖南，这是个号称有“湘军”的省份，但这个省的人文环境是令人打寒战的。我还没见过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或诗人，他们功利欲强得已变形。写作只是一种载体，是一种可以达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工具。尤其到了八十年代后，竞争的动机愈加功利化。许多人已经不择手段地进入官方机构或制造“轰动”的机遇，他们也不顾如何结尾，只要能显赫一次就可以接近他们想要的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我在湖南写诗，北京等地已经闹哄哄的了……我1986年去深圳时，第三代诗人也崭露头角了。我是默默无闻的人。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要有足够的创作功底才能成为自己生命意识的诗人。我思考和创作，不断地写……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也忙中偷闲地写出了《两界河》、《走过从前》、《还魂鸟》、《孵太阳》、《浑音》及《复活岛》等诗集。

即使在先锋诗界我也是常常“缺席”的人，因为我已经不善于交际和活动，随着年龄增大更不屑于为诗而应酬什么了，我写作的目的渐渐比青春时代更纯粹了。我的苦恼只是“写什么”或“怎么写下去”的问题。我有创作的欲望，而我很厌恶自己的一套技术和习惯，我有良好的审美观，想接近时代，但我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时代的切口。而现实的不堪几乎都不是入诗的好材料。

许多年来，我一直学习着生活。为了生活我几乎忙碌了半生半世，也累得奄奄一息。但这不是我痛苦的因素，我的痛苦仍然是没有读书和写作的心境。已经有种“失灵”的基因潜入我生命之中，我常常麻木地呆呆地痴想……

当许多外地朋友都用电脑写作时，我仍然买不起这套设备。手工写作已经弄乏了我，因为我在九十年代还写过一些中篇小说，全部是一字一句手写的，我不该这样写，因为我并不功利。当然我不完全消灭功利，总有一天功利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绝不会蛊惑我，我已经不会激动。我对它毫无憧憬，但我希望自己有一本本诗集在世界上发行。因为我的创作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台湾黄粱先生在信中评价我是“汉语诗歌”的首席诗人，这种评价会为我招来一群“敌人”，因为在大陆我从未被任何评论家赞扬过，突然成为“首席诗人”，未免让人觉得太难堪了，但我并不怯弱地退出“先锋阵营”，我是永远固守阵地的独立的自由写诗的人，自由创作成为我的生命运动、生活活动的重要东西。我有这种瘾趣。

对于一位诗歌评论家，诗学功底是最重要的人文工具，在大陆多少狗屎论文充塞着诗界，却从不见智慧之论。黄粱先生对我的诗歌评述远远超过了他主编的“大陆诗丛”对我的诗集选择的意义。

他几乎说出了我的许多诗歌朋友对我没有完全解读的见解：

①原初的命名——这是一种创世的语言，有别于观世语言的描写。（属于前描写）

②出神状态——这是一种“体觉化”（身体）的语言，有别于现实“机制化”的语言状态（大脑）；以此恢复感官的原始机能与位置的深度知觉，进行从知觉回返符号的溯源过程，以此打破现世存有的界域。

③阴阳回环视界——打破对立性、支配性的二元思维，以思维与感官共时至涉的状态，达成一种多重视境的交叠。

④末世启示的氛围——将天地人的序列倒置，重创欲望、权力、语言的神话，呈现荒芜混沌的原初荒原气息，使空间中的元素重新复位，再将人的本体性也一并解构为客体，完成纯粹精神空间的建筑。

自由才能“出神”，黄粱先生对我诗作中的“出神状态”是很敏感的。而我的出神是生命的悟性给我的，是进入冥思的。我一“出神”，诗化的东西就会凸现，就怕不“出神”，写些文字的东西。我反对“语言诗派”，唯“语言论”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弱智倾向，生活是语言以外的东西，大气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纪末的最终选择。我们以往的写作都是铸剑，等待天、地、人高度的灵性达到存在的一致和谐。于是剑的天籁里会发出它的光与刃的声响——那种俗耳听不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