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和“猎狗”
“猫”是幼时同我们一起玩大的朋友，因为长我们几岁，弄堂里孩子玩“官兵捉强盗”游戏时，“猫”总不用“猜咚哩猜”就自认了最辛苦的“官兵”，玩“打仗”游戏时，总默认我们封官许愿，他则剩下当个听候差遣的“小兵”。有一次玩“盘夜猫”游戏，大伙串通好了捉弄“猫”，等“猫”到弄堂外“蒙眼”，便各自躲回家里，那时天还很冷，“猫”穿着一双大棉鞋，又是呵气又是搓手，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东搜西寻，饿着肚子在西北风里守候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大家吃完晚饭笑嘻嘻地走出来，“猫”才一声不吭地回家，也并不计较。
“猫”有个很莫名其妙的毛病，凡有人同他吵架，只要“猫哭喽猫哭喽”地嚷一阵，“猫”便真会嘴巴一歪呜地哭起来。因此哪怕再小的孩子掌握了这个制胜窍门，也不怕同“猫”吵架，大凡吵不过时，嚷一声“猫哭喽”，再学一阵“猫”哭样，便可使“猫”落荒而逃。
“文革”时，因“猫”父有“特嫌”，“猫”的母亲被里弄干部动员疏散人口去安徽凤阳乡下。“猫”那时还在读小学三年级，回家来死死抱住坐在行李上的母亲不肯放行。“猫”母舍不得“猫”，便立时决定带了孩子中最小的“猫”，一起去乡下落户。“猫”就这样告别了童年时的小伙伴，去了他本不该去的地方。从此只在过年的时候回一趟城里，回来时总带着一大兜鞭炮，吃完年夜饭就下楼来一串接一串放，散在地上的零炮从不像“猎狗”那样不许人偷捡，见到我们几个也总很慷慨地给上一把，不像“猎狗”那样小气，于是小些的孩子都喜欢“猫”。逢他过完年拎着包随母亲回乡下时，总很怅然地趴在窗台上观望。
一晃都长成了人，有一年不见“猫”回来，弄堂里的伙伴乘凉时便谈起了一些有关“猫”的小道，据说是“猫”的家人传给楼下人家听的，说“猫”在乡下谈了个朋友。
“猫”终于又回来了，因为“文革”的结束，家里重新兴旺，原来一起住的亲戚都去了国外。“猫”人虽回了城，户口却没办回来。没有人当面问“猫”关于朋友的事，只是有人劝他，既然人先回来了，何不外面去做些生意，反正他家里外国亲戚多的是，进口一台彩扩机冲印相片，坐收渔利，何乐而不为！据说“猫”的家人也这样劝过“猫”，“猫”却始终默然，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只说“猫”戆得要命。
“猫”在上海闲着，便时常教我游泳。有一回，刚能蹦几下子的我偷偷游到了深水区，被教练发现，挨了一通臭骂，“猫”不服气，就和教练吵了起来。教练问“猫”是什么人，能否管得我的死活，“猫”说是我哥，死活他管，教练便严肃地要“猫”写一份保证书，“猫”跑到办公室，在保证书上很认真地签了名，教练无可奈何，“猫”却提心吊胆地始终游在我身边，生怕出事，这一年我终于学会了游泳。
“猫”又令人百思不解地回乡下去了，就在大刮“回城风”，知青们纷纷赶着回城的时候。“猫”的问题有些特殊，家里人又老实，虽说花侨汇券送了不少礼，却始终不能将户口办回来。
谁也不知道“猫”回乡下去干什么。一年后，“猫”又回来了，蓬乱的头发像一堆干草似的披在肩上，脸又瘦又黑，原先很魁梧的身躯也一下子塌陷了许多，一个瘦弱不堪的姑娘跟在“猫”的腋下，黄黄的脸，一副外地人的表情，犹如一个发育不全又加营养不良的小姑娘。有经验，有观察能力的女人都喜滋滋地看出了乡下姑娘肚子的变化。“猫”生了肝炎，因为乡下医疗条件差，才不得已回城里看病，同时结婚。女人们用同情加诡秘的口气传说着有关“猫”未婚先孕的故事。乡下姑娘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了，常见她提着饭盒和网袋蹒蹒跚跚地去医院服侍“猫”，日复一日，终于服侍到“猫”出了院，乡下姑娘自己却又被送进了医院，早产。便又轮到“猫”拖着病后的身子，提着饭盒和网袋去医院服侍乡下姑娘，日复一日，随后又常见暂时寄居在上海的“猫”夫妻抱着那个先天不足的病孩一趟趟去医院。
“猎狗”当了服装个体户，赚到一大笔钱，开始筹划去日本。“猫”的母亲终于把户口办回来了，同时也准备出国。“猫”和乡下姑娘却又回凤阳去了。“猫”的母亲告诉别人，“猫”的阿姨早就替“猫”办好了出国手续，“猫”的妻子抱着“猫”哭了一夜，“猫”终于没有走。
就在“猎狗”拿到签证成行的那天，“猫”又回来了。几个幼时的朋友好不容易才认出已彻底变成乡下人或外地人模样的“猫”，便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弄堂口停着接“猎狗”去机场的大客车，“猎狗”的妻子正在向一大群女人兜售剩下的一堆旧衣服。“猫”似乎完全局外于这些商品经济带来的新气象，同大家微微一笑后，便抱着长大许多的女儿去街上。
“猫”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安琪。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