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少年
咫尺弄堂走到底
百年市井皆成戏
苏州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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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是上海的一条优雅马路，我在其间的一条新式里弄里长大，但这并不表明我的身世有多么显赫，事实上，我的家庭只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普通职员之家，符合愚园路许多弄堂职员居多的特点。我们家在1950年代之所以能住到似乎还算是有些钱的人才能住得起的愚园路上，同我的父亲有关，他是一家纺织厂的技术管理人员，至于是高阶还是中阶，我也不太清楚，但他那时的月薪是200多元，所以才有能力从二房东手里用几根金条的代价顶下还不算差的小弄堂里的独用新里房子一层。青少年时代我一直在那里生活，附近弄堂的小孩差不多都相互认识。我们也一直被其他区域生活的人称作“愚园路上的人”。在那个年代的尾声，我目睹了抄家、揪斗、武斗、戴高帽子、剪小裤脚管、包括这座城市的市长在西藏中路押车游街等足以写一部长篇的乱象。本辑中的一些散文也可以视作大背景下的“非虚构文学”，自然许多想象的记忆不能完全当真。
风筝、烟屁股和我们的梦——晒台回忆
晒台坐落在沿街的那幢公寓大楼顶上，和我们所居的红砖楼有天桥相接。
在整个一条街上，数我们的晒台最大。我们一直为此而骄傲。
“猎狗”，红砖楼大房东的孙子“猫”，和我们一群更小的孩子，在晒台上度着欢快的童年。
“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猎狗”从他当红卫兵头头的二哥那里偷出一捆废旧传单挟在腋下，率领我们登上晒台，走到西北角上“呼啦”将传单撒出，看见过往的行人朝纷飞的纸片涌来，以为又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我们便一起猫着腰格格窃笑。
春风乍起，“猎狗”和“猫”便领着我们扎风筝，扎各种各样的风筝，然后通过地面选拔，将最棒的一驾带上晒台去放，无数的风筝在空中盘旋、飘摇，“猎狗”爬到晒台上小屋的平顶，我们的风筝也因此飞得最高，鹤立鸡群，盖住了这一带所有的风筝。迎着猎猎的风声，我们便一起欢呼起来，站在高处一边擤鼻涕，一边不停地牵扯、接线，舞蹈般走步的“猎狗”，俨然成了我们眼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尿急的时候，不撒手的“猎狗”稍一背身，就站在高处无所顾忌地朝四周喷尿。有一会“猎狗”在晒台角上拣到一个只吸了一半的烟屁股，便从看晒台的胖嫂那里借了火柴来重新点上，为了不让我们告发，先胁迫我们每人抽上一口，再稳稳地眯缝着眼，得意地过他的烟瘾。
夏天的故事总有些浪漫，其余的孩子玩毕下楼后，“猫”把我悄悄拉进晒台上的小屋，我弄不清静悄悄的阳光下会发生什么，只和“猫”一样，好奇而专注地望着天桥那头“猫”家里的那扇落地钢窗，窗开了，一个高挑丰满，肤色黝黑的女人袅袅婷婷地走过天桥，走上晒台，在干燥耀眼的地上铺一条毛毯，再铺一层篾席，随后脱下粉红色的衬衫，解开了乳罩——那是“猫”的小姑，“猫”的祖父和白俄女人的结晶，“猫”知道他小姑每天这时候晒日光浴的秘密，“猫”屏息静气地将鼻子贴在窗玻璃上，我觉得他似乎想喊叫什么，但“猫”并没有叫，叫的是埋伏在小屋平顶上的“猎狗”，我看见“猫”的小姨微笑着穿起了衣服。
春夏秋冬，我们在晒台上玩耍，用竹竿钩取高大梧桐树上的麻栗子开仗，在晒台上溜着冰打弹子，放焰火的节日晚上，全弄堂的人都可以搬着凳子到晒台上笃笃定定、清清楚楚地看礼花。
但晒台终于没了，一排加层的房屋把公寓大楼最终也变成了一只火柴盒。“猎狗”说，“最后去放一次风筝吧，”我们便一拥而上，“猎狗”将风筝放到半里外的云端，还想把它放得更高更远，便爬到晒台边搭着的脚手架上，风筝的引线突然间断了，“猎狗”一紧张，便从脚手架上栽了下去，……在那一刹那，我闭上了眼睛。
10月8日，我在日记本上写着：“‘猎狗’不见了，晒台也没有了。”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