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私信背后的性灵

陈寅恪:私信背后的性灵

一直爱读名人的私信。在我看来,一个人真实的心灵未必跳动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却很容易呈露于写给亲朋的私信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4月8日写给好友、表妹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一封旧信,信中一些内容就使我特别感动。

陈寅恪在信中说:“……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必休息或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并不然,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成舍我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殊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百圆,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

要完全明白这封信的意思,得了解一下相关背景。1928年,陈寅恪先生在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应傅斯年邀情,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然而,因为陈寅恪舍不得离开美丽的清华园,并未赴时在广州的史语所上任。1929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同仁汇合,在购买和整理清宫内阁档案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战事蔓延,北平岌岌可危,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被迫南迁上海,后又由上海迁往南京。陈寅恪没有随所迁移,继续留在清华。1936年春,傅斯年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南京参加史语所会议,就未来的大政方向和发展方向进行商讨,陈寅恪此信就是对傅斯年来信的回复。

从陈寅恪回傅斯年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为人处世的风格。第一,他将在大学教书看得非常重要,上课极其认真,讲一次课事先要预备数日,他不愿请假,更不愿请长达两三个礼拜的长假。第二,他特别在乎“纲纪精神”,也就是规则,觉得自己身在北平,却遥领地处南方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没有道理,希望史语所准其辞职。

人的某种行为背后总有心理动因。陈寅恪将在大学教书看得很重,除了当时大学教授待遇较为丰厚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寅恪觉得国难当头,自己留在大学教书,可以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种子,唤醒某些沉睡的国人,这比搞专职的学术研究更具意义。陈寅恪那么在乎“纲纪精神”,则是由于中国一向是人治社会,人们普遍漠视规则,处理公共事务概以人情衡之。作为一个游学西方十多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人表率,以保持自己在士林中的良好形象。

陈寅恪致傅斯年的私信,放在世风有些沦落的今天,尤显出其灵魂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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