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书生气”
咱们这个社会比较推崇“会来事”、“会做人”的人，“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是许多人的人生哲学。看重原则、讲究坚守的“书生气”一向遭贬斥。然而，在我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世故、圆滑，恰恰是“书生气”。
历史上，真正受人尊敬的大文人、大学者普遍都有几分“书生气”，司马迁在李陵假降匈奴后为他辩护，而不是像别人一样迎合皇帝的意志大批特批，是“书生气”；杜甫在李白得罪权贵，被迫离开长安浪迹江湖时，“国人皆欲杀，予意独怜才”，是“书生气”；当年的民国政府参政员张奚若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专横，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后，拒绝参加有名无实的“参政会”，是“书生气”……我们不难设想，如果这些人遇事则见风使舵、逢迎权贵，他们还能让今天的我们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意吗？陈寅恪先生也有这种“书生气”。1958年，中山大学一些运动积极分子展开了对陈寅恪的批判，他们的大字报使用的语言充满杀气，比如“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除了大字报，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资产阶级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屑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绣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四个爪的龙”。讲到白居易《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更有人揭露陈寅恪猫在家中偷偷研究唐代的杨贵妃入宫前，是处女还是非处女，与唐玄宗的儿子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等。（后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研究这些是要弄清唐代的婚姻制度）。
面对波涛汹涌的讨伐，1958年7月下旬，陈寅恪致书中山大学校长，提出两项要求，大意是：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了此残生。
在今天看来，陈寅恪不过是想保护读书人的羽毛，不愿无辜遭受别人的诬蔑攻击而已，但在当时，他做的事无疑石破天惊，一般人根本不敢选择。其一，他得有真正的血性。血性是个好词，凡是有点知识、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愿意用它装点自己，然而，一旦真正遇事的时候，有的人却以种种借口开溜了，只有品格纯正、看重自己的精神生命超过生理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在关键时候体现出个体的性情。其二，他要有不惧更大打击的精神。陈寅恪出生于1890年，到1958年的时候已年近七旬，年轻时还曾留学日、德、瑞、法、美，阅历丰富，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以践踏知识、侮辱知识分子为时尚，他绝对不会无知到认为自己写这种信会获得什么好处。明知河里有鳄鱼，还要游向深处，原因只有一个：在陈寅恪眼里，站着死去比跪着活着更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后人多称陈寅恪是“国学大师”、“教授的教授”，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后人未必知道，即使仅仅在尽情释放自己的“书生气”这一点上，陈寅恪也堪称后世学人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