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悲观论学人的选择
读过不少民国史著作，深为一些前辈学人对国家、民族的那种责任感而感动。以前总认为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要逃离沦陷区奔赴大后方，是因为他们对抗战前途非常乐观，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光复国土，自己可以继续以前的安宁生活。事实却告诉我，其时很有一些爱国学人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
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收录了抗战初期一些学人的诗作，从这些诗作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37年底，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冯友兰和临时大学的学者游览衡山，拜谒二贤祠（为纪念朱熹、张栻的论学而建），情不自禁，吟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里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冯友兰、朱自清、吴宓、陈寅恪四人的诗中都提到“南渡”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南渡”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借用冯友兰所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话说是：“稽之往史，我民族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所以堪哀，是因为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对时局持悲观态度，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一是因为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军力薄弱，物质储备、人员素质都很难支撑长期的消耗战；二是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社会不公、官民不睦，沦陷区的主要汉奸政权就有三四个，抗日战争期间自愿、半自愿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居然超过百万人。所有这些，都使学人们忧心忡忡。
对战时形势的估算如此悲观，然而，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杰出学人从未想过卖身求荣，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苦难的祖国共进退，用知识打造民族的心力。他们知道，国家就像一栋大房子，不要说这栋房子全部倒塌，就是屋顶烂个窟窿，公民也会遭受无数的风雪雨霜。个人要想活得有人格有尊严，就必须千方百计保住国家这栋房子。何况，国家越是危难，越需要大家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只有这样，国家才有机会起死回生。
认为某种国事不可为却偏要执著地付出自己的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那一代“悲观”论学人们最值得后人敬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