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第一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悲观论学人的选择

读过不少民国史著作,深为一些前辈学人对国家、民族的那种责任感而感动。以前总认为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要逃离沦陷区奔赴大后方,是因为他们对抗战前途非常乐观,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光复国土,自己可以继续以前的安宁生活。事实却告诉我,其时很有一些爱国学人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

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收录了抗战初期一些学人的诗作,从这些诗作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37年底,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冯友兰和临时大学的学者游览衡山,拜谒二贤祠(为纪念朱熹、张栻的论学而建),情不自禁,吟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里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冯友兰、朱自清、吴宓、陈寅恪四人的诗中都提到“南渡”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南渡”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借用冯友兰所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话说是:“稽之往史,我民族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所以堪哀,是因为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对时局持悲观态度,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一是因为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军力薄弱,物质储备、人员素质都很难支撑长期的消耗战;二是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社会不公、官民不睦,沦陷区的主要汉奸政权就有三四个,抗日战争期间自愿、半自愿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居然超过百万人。所有这些,都使学人们忧心忡忡。

对战时形势的估算如此悲观,然而,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杰出学人从未想过卖身求荣,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苦难的祖国共进退,用知识打造民族的心力。他们知道,国家就像一栋大房子,不要说这栋房子全部倒塌,就是屋顶烂个窟窿,公民也会遭受无数的风雪雨霜。个人要想活得有人格有尊严,就必须千方百计保住国家这栋房子。何况,国家越是危难,越需要大家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只有这样,国家才有机会起死回生。

认为某种国事不可为却偏要执著地付出自己的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那一代“悲观”论学人们最值得后人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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