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未付红尘
岳南
在文学上，游宇明先生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界定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美文家，他的美文佳作不时出现在《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日报》等众多纸媒上，并被央视“子午书简”栏目三次播出，选入教材、文集，其数量之多，恐怕他自己也无法准确计算了。前一段又听说《读者》、《格言》等受众广大的刊物纷纷与他签约，更证明了其美文的影响力。有人说他是杂文家，《杂文报》、《杂文月刊》、《湘声报》等杂文主阵地时有他攻城略地的身影，国内各种杂文奖项经常闪烁他的名字，最权威的几种杂文年选总有他一席之地，《杂文选刊》曾为他做专辑、专访，大为红火。
近几年，游先生开始把精力和视角投向民国时期的大师巨子，以及那些有担当、有风骨、坚守民族大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物，这个转变正如游先生对我的剖白：“也许是因为对过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颇痴迷于史书，读过的史书少说也有一两百本，读史书又喜欢关注那些活得元气充沛的人，时间长了，眼前经常人影飘动。”那么，在游先生的眼前飘动的是些什么人呢？从《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张伯苓、辜鸿铭、胡适、鲁迅、朱自清、梅贻琦、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寅恪、吴宓、丰子恺、弘一大师、杨树达、叶企孙、吴有训、顾颉刚、成舍我、林语堂、傅斯年、赵元任、刘文典、叶公超、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宗岱、严怪愚，等等，正是这一批人物，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留下了不朽的盛业和一大笔值得后人追思缅怀的精神遗产。
回眸民国时期的人物与文化，很像一部现代版的春秋战国史，人才辈出、大师如林、百家争鸣、精神昂扬、思想自由、学术文化如同星河灿烂繁荣，令人心向往之……面对这一盛景和精神高地，连同站在高地上的鸿学硕儒，游先生在观察和书写中，没有刻意去描绘全貌、全景，或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捕捉人物的侧面和生活中不太为人看重或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从这些小处勾勒出人物的音容风貌，传递一种真性情、真精神和大境界，给读者以启迪心灵的洗礼。
从书中的第一辑可以看到，被学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发现自己任职的清华理工学院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因而自己也连续两年未请假一点钟。按陈氏的说法，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但自己心中默默有个誓约，非有特殊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的情况。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当年的清华如何如何了得，出了多少人才，培养了多少大师云云，须知培养大师是有条件和要付出代价的，从陈寅恪先生透露的这件小事上，可窥知和领悟到一点什么。
像陈寅恪这种宁可自己付出代价也要坚守规则的事，同样体现在傅斯年身上。抗战时期，傅斯年率领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李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坚决拒绝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欲聘时在桂林的陈寅恪遥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职并支专任之薪。陈傅二人既是柏林大学的同学，又有亲戚关系，表面看起来傅似乎有点无情，但恰恰通过“无情”这一点，可证那一代文化人视原则、规程的重要几乎超过了生命，亦证其人格力量的伟岸和风骨所在。——走笔至此，我想读者看过《傅斯年当年的忧虑》这一篇短文之后，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自己是陈寅恪或傅斯年，能不能具有这样的品质，能不能在彼时彼地这样做并在社会的现实里有所坚持？这或许是游宇明先生暗中为读者出的一道促其反思人生的试题吧。
顺便说一下，书中第一辑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小标题，不是随便拟出来的，实是引自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句子。范氏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赞美他的老师严子陵。这个句子被游先生借来做提纲挈领的引子，确实是恰到好处。在这个小标题之下，我们看到大师们群体的雕像和仰之弥高的精神风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现实和学术界的追求目标。正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支柱，才有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哲学教授金岳霖冒着敌机轰炸，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才有了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才有了社会学家陶云逵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等丰功伟绩。而从这些鲜活的例证中，后来者才更加直感地触摸到自由知识分子背后那一根瘦弱与坚硬的脊梁。所谓铁肩担道义，世事多舛而情怀不改、信念不衰，在这一群大师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的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
当然，正如冯友兰教授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大师也有大师性格中的差异和不足，师生、同事间的口舌、义气之争自是难免。如书中毫不隐讳地再现了鲁迅与史学家顾颉刚之争，国学大师刘文典等对作家沈从文的鄙视等尴尬之事。而我认为游先生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是《两种“谢本师”》，文中，作者特别择取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谢本师”事件加以叙述。其事发生在清代著名朴学大师章太炎与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之间。俞樾当年科举考试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后把讲舍命名为“春在堂”。章是俞的学生，俞对章氏出校之后结交维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辫子等举动极为不满。1901年，章太炎去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拜访住在苏州曲园的俞樾，俞氏声色俱厉，对章的行为大加指责。章太炎很不服气，当即反驳，后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离开师门，但两人并未真的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然文章中不乏微词，整个基调却充满敬意。章太炎寓居上海时，有次专程赴苏州凭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厅中一幅写着“春在堂”的匾额，认出是先师俞樾的遗墨，立即命同行的陈存仁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走到左厢房，章太炎辨认出这是他旧时的读书处，请房主拿出纸笔留字，房主只有笔墨而无纸张，章太炎在墙上留了两首诗，黯然而别，故事到此结束。游宇明文章的老到和技高一筹之处在于，在看似故事结束之后继续书接上回，笔锋一转，点出周作人与沈启无师徒反目的事例示众。如此对比，文章的立意、境界和所达到的高度就显得大不同了。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曾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等并称“周门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对周作人亦步亦趋，抗战期间，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沈启无担任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但沈觉得老师当了大官，自己的官帽子太小，对周作人深怀不满，竟至反目成仇，最后发展到相互在文章中讥讽、攻击对方……对上述两次“谢本师”事件，游宇明认为不可同日而语，章太炎的“谢本师”为公不为私，所以，章在不得已的“辞谢”里有对师恩的念念不忘和对老师出自内心的敬重。这样的“谢”虽然也是悲剧，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温暖，能够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而沈启无的“谢本师”却完全源于个人的私欲，而且这私欲还与他们师徒在民族大义上的失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其“谢师”也就“谢”得鬼鬼祟祟、有气无力，师徒都被后人看不起。
“谢本师”本身无所谓对错，因什么而谢却标示着一种品位和思想境界。
——思往事，立斜阳，而今风云已更改，当时却道寻常。《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正是把民国时代看似寻常的事重新发掘、展示出来，以期让读者在新的现实和语境中得到启发和教益，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
岳南，1962年生，长期致力于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12部。另著有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南渡北归》等十部。其中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