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西四郡的建置
其实，汉武帝对于匈奴的关注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根据《资治通鉴》卷十七的记载，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诏问公卿是应该讨伐匈奴，还是执行和亲政策。当时，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倡言和亲。鉴于当时国力，武帝还是听从了韩安国的建议。但翌年又改变主意，转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人聂壹亡入匈奴，以马邑“城降，财物可尽得”，诱使匈奴至马邑而击之。当然，这只是牛刀小试。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武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但是，关于如何“灭胡”，武帝心里并没有底；马邑之战，无异于玩火。
从前面的论述知道，汉高祖七年确定的和亲政策，确保了边境80余年无大事。马邑之战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10]。汉武帝当然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大月氏来使求援，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颅作为饮器。大月氏愤怒异常，恳请汉朝共击匈奴。汉武帝正在考虑如何“灭胡”，闻知此讯，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听虚实。张骞以郎应命前往，一去13年，直到元朔三年(前126)才回到京城，带回来大量的西域信息。[11]其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打响。元光二年(前133)六月，汉武帝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率兵30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40年的战争。
张骞回到汉地不久，就以校尉身份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由于对前线了解颇多，出征比较顺利，张骞也因此得封博望侯。这一年，为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也就是张骞回到汉地的第三个年头。[12]武帝也从这次战事中看到了解决边患问题的途径，他终于下决心讨伐匈奴，并从大规模拓展西域开始他的壮举。又过两年，即元狩二年(前121)，张骞与霍去病出击匈奴，后期当斩，赎为庶人；而霍去病则越战越勇，“出北地二千余里……斩首虏三万余级”，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追至祁连山下。这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是汉朝与匈奴之间实力较量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受到这次战役的鼓舞，汉武帝初步决定建置酒泉郡、武威郡以打开西域门户。当然，河西四郡的建置，《史记》《汉书》的记载颇多分歧。陈梦家先生《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梳理排比资料，论证较详，但是依然不能视为定论，因为所据史料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处。尽管具体年代有较大分歧，但是总体来看，武帝是在讨伐匈奴的征战中，逐渐将河西四郡建置起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当然，诚如颜师古所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13]就是说这里还保留着匈奴的国号，属于藩属国的性质。10年以后的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4]。这依然为属国性质。
武帝当然不会以此为满足，他的目标是完全掌控西域乃至全国。就在凿通河西走廊的同时，又南北出击。就在建置张掖、敦煌的同一年，先是大兵东南直下，灭掉南越国，将岭南地区分为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归交州刺史部所监察。同时，在河西走廊西南，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兵力，平定西羌反叛。[15]河西走廊的西南地区也已经为汉兵所掌控，西汉后期，西海(即今青海大部)得以最终归附。[16]这个时候的武帝有些志得意满。就在河西四郡建置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前110)，他登上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由此不难推想汉武帝对于自己开通西域后的欣喜程度。[17]
这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北部尚存匈奴威胁。为此，汉武帝又开辟居延要塞，直插匈奴腹地。《史记·匈奴列传》：“汉使光禄徐自为……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而据《汉书·武帝纪》，这一年是武帝太初三年(前102)[18]。居延要塞为汉兵控制以后，匈奴主力被迫远遁大漠，而留下来的也已经与当地汉人完全融合。从此，河西走廊就不再是匈奴属国，而完全由汉人所接管。其监管范围包括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及青海部分地区。《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张掖两郡均“武帝太初元年开”。武威是“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就是指河西四郡的正式建置时间。
河西四郡最初议置于元狩元年(前122)，至后元元年(前88)最后正式建置敦煌郡，前后长达三十年。实际上，在这34年间，汉武帝的功绩当然不仅是“列四郡，据两关”，还包括开发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鲜等战役。在这些拓边战争中，河西四郡的建置，是西汉与匈奴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武帝在太初四年曾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19]这只是就复仇的层面而言，事实上，河西走廊的开通，其意义远不止于此。《汉书·西域传赞》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兽、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宾，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20]这段文字，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武帝建置河西四郡的意义。
从政治意义上说，一个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而对于汉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西汉时期，汉武帝选择了军事手段。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是匈奴草木水源丰盛的牧地，其中的焉支山和祁连山为两个天然的屏障。《史记·匈奴列传》之《正义》《索隐》引《西河故事》记载：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后汉书·西羌传》也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还在于，以河西四郡为中轴，北至居延，南下西海，屯兵移民，也就有力地控制了西域诸国。早在文帝时代，晁错就认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乃“当世急务二事”。文帝深知其利害关系，“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这里所谓“塞下”主要是指代北等地。而武帝则把这项徙民政策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诚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故《汉书·西域传》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盐泽，即鄯善，已经将军事设施修筑到新疆地区。这样，西域三十六国便在掌控之中。
从经济意义上说，开通河西走廊之后，打通了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诚如贾捐之所云，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21]
可惜的是，《汉书·西域传赞》对于文化方面的意义几乎没有涉及。其实，从文化上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其良性互动的关系，也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