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北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1)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2)河西四郡的建置；(3)流寓西北的文人；(4)西北文人的崛起。文章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接触的频繁，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保存了很多中原由于战乱而佚失的文化典籍。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置，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譬如佛教，正是通过河西走廊而传入中国；魏晋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文学发展而言，在两汉之际以及汉魏转折这两个历史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也保存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也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
一 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
河西走廊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唯有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东起西汉核心地区，西接西域门户，同时又南“接陇、蜀”[1]，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历史上，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向来有所谓金张掖、银武威之美誉。战国以来，这里长期为匈奴所占据，匈奴人在获取丰富给养的同时，又与西羌联手，不断地骚扰中原。秦始皇曾派蒙恬统率30万大军设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北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却并没有遏制住匈奴向内地扩张的野心和实力。
楚汉相争格局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刘邦曾想在平定内地的同时，也能解决秦始皇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原的边患问题，但在当时，国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高祖七年(前200)冬十月，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又率兵追击韩王信，铜鞮(今山西沁县)一仗，韩王信大败，逃到匈奴。刘邦乘胜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步兵未尽到，冒顿率精兵40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幸亏陈平设计，刘邦才得以狼狈逃出。[2]面对匈奴如此强大之势，刘邦接受刘敬建议，确定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基本内容是“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3]。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
刘邦死后，冒顿派遣使者送给吕后一封书信，颇多侮辱之词。如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读信时樊哙在场，义愤填膺，扬言“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结果使季布喝止，说：“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平城之歌》，余音在耳，所有的人都感气短。在这种情况下，吕后只得屈辱回信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4]只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别无选择。
文帝刘恒起于代王，戍边多年，深知匈奴问题的复杂尖锐。时间再往前推几年，也就是在刘邦临死头一年曾发布《择立代王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5]最后四字说得很沉重，由此可见这里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文帝即位三辅后，面对着“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6]的严酷现实，他也别无长策，还是得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和亲诏》中称“和亲以定，始于今年”。尽管退让再三，就在文帝死的头一年，匈奴还是派3万兵骑侵入上郡，3万兵骑侵入云中，杀略无数，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匈奴与汉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朝廷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匈奴。双方军队，遥遥对峙。从当时双方军事部署来看，这显然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匈奴凭借着强大的骑兵优势，转战游移，灵活多变；而汉朝军队的每一次调防，动辄数万，大军深入，除了兵源问题而外，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补给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被动防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景帝刘启初年也曾派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解决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7]。这一建议得到景帝高度重视。《汉书·晁错传》：“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8]车、马、人，匈奴有其天然优势。为弥补自己的短处，景帝开始处心积虑，充实兵马。从近年发掘的景帝阳陵陪葬坑所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车马俑来看，虽然只是实物的三分之一，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尺寸差异，但是这里透露出强烈的信息，即汉景帝已经把兵马问题摆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兵马。显然，景帝已为此作了积极准备。据《汉书·景帝纪》注引《汉仪注》，在长安附近设养马场，养马多达30万匹。后继者武帝所以能够与匈奴连续作战多年，除经济后盾外，其父汉景帝也为他在兵马上作了充足的准备。
汉武帝上台时不过16岁，意气风发。从现存史料来看，汉武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尽早解决边患问题。为此，他作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解地方王侯的势力，迅速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朝廷的强枝弱干的格局。譬如，缩小诸侯王国的疆域，取消他们自行任命官吏的特权。第二，在经济上，启用大商人桑弘羊，逐渐实行盐铁政府专营的经济政策，与民争利。铸钱之权，收回中央。“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也就是说，严禁各地私自铸钱。《汉书·食货志下》在叙述上文之后又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第三，在思想上，倡导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武帝即位之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9]这一建议得到武帝的认可。这是整治思想界的开始。当然，由于窦太后的干涉，这项举措很快就夭折了。倡导者之一的郎中令王臧也为窦太后所逼杀。6年后，窦太后死，汉武帝亲政改元。十一月，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对策。公孙弘再度出仕，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拜为博士。董仲舒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从此，儒学思想便成为当时为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解决匈奴问题再次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