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人在1934年发起成立的旨在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媒介对抗当时占据日本中国研究学术中心地位的传统汉学和支那学的小小文学研究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虽然在1943年就已经宣布解散，而且在战前只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小社团，但是作为20世纪日本第一个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团体，特别是研究会的同人会员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使得这个社团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个传奇。因为这个研究会的存在在1930年代的日本极具特殊性。
一 竹内好的第一次北京留学
1932年8月7日，还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竹内好，参加了由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组织的赴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游学项目。在结束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旅行后，竹内好又自费前往当时的北平，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也许连竹内好本人都没意识到，这一个月的北京之旅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他后面的人生。竹内自己也承认“我和中国发生关系就从这个时候开始”。[1]
1932年8月22日，竹内好参加的游学旅行团在大连解散，他随即从大连坐船到天津并于8月24日上午从天津坐火车抵达北京，下榻位于前门东交民巷附近的一声馆，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游学生活。抵达北京初期，竹内好和来自京都大学和文理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参观游览，在逐渐习惯了北京的生活后，竹内好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聘请中国学生做家庭教师学习中文；二是四处收集文献资料。也就是通过这次的北京之行，竹内好第一次和中国现代文学邂逅。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区别。虽然他在刚进入东大的时候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支那小说集》，《国际无产阶级丛书》，四六书院出版），除了觉得很幽默外没有特别的感受。因此对于竹内好来说第一次北京之旅也是他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现之旅。在记录此次北京之旅的竹内好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他的购书经历。如9月8日买了《胡适文存》，9月11日花两毛钱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民主义》，9月20日花五毛钱购买了《小说选集》，9月24日在琉璃厂的文化学社、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和世界书局购书，9月25日又花两毛钱购买了《乐群》创刊号和《小说选刊》，9月27日在西单购买了《语丝》周刊第1～40期，9月30日又购买了《创造周报》和燕京出版的《新闻研究》。也就是在9月30日下午，竹内好离开北京到天津踏上了回国之旅。在北京购买的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刊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的重要图书资料。
短短一个月的北京之旅不仅使竹内好深深倾倒于古都的魅力，同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我的目的是要抓住中国人的心，自己去理解，哪怕能深入其内心一步也好。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朝夕相处的公寓里的仆人们，对我来说他们充满了魅力，越是如此，我越是对与他们在内心深处所存的隔膜感到不安，感到焦虑。我感觉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但是我抽不出这种规则。从经验上讲我确信这样一种规则只能通过文学来获得。”[2]正是基于文学是一个民族生活情感的总和这样一种文学观，竹内好深感要理解现代中国，要了解活生生的中国人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于是他开始尽可能收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然而也正是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了解，在竹内所购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以张资平的小说最多。当然这与张资平当时是极为著名的畅销作家不无关系。回到日本后的竹内好首先阅读了郁达夫的书，在阅读中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以郁达夫为题提交毕业论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决定要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计划去中国留学四五年。1933年12月，竹内好提交了其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在同期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专业的34名毕业生中，《郁达夫研究》是唯一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可以说，1932年的第一次北京留学改变了竹内好的人生轨迹，也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二 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
面临毕业的竹内好在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之后，就着手两件事，一件事是找工作，他当时想去“满铁”工作，不过愿望并不强烈。比起找工作他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就是琢磨成立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小团体。
当时还是处在啃老阶段。虽然三月份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没有就业的希望。本来是计划去满铁最终也失败了。看着朋友们（当时就职考试和毕业时间相重合）都去工作，我自己闲散地过着日子。另一方面，我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日趋频繁。大阪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Cogito”。没有参加“Cogito”的那些左翼色彩较浓的朋友中间兴起了一股演戏热。我属于后者。后来演戏活动越来越冷清，于是我和毕业于浦和高中的RS相关人士联系，开始筹划成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小组织。但是组织一个研究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几度沮丧之至。[3]
文中的RS是社会科学读书会的简称，这个读书会主要是阅读研究唯物辩证法相关书籍，不过成员们很少参与实际的左翼运动。1931年竹内好进入东大后，即加入了该读书会，武田泰淳也是这个读书会的成员，不过两人都不是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尽管如此，他们去读书会的时间远比去教室和研究室的时间多得多，因而两人的相识也是在读书会。还是通过读书会，竹内好、武田泰淳又结识了冈崎俊夫。说起来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渊源颇深。他们俩就是竹内好上文提到的毕业于浦和高中的人士。虽然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上的是同一个高中并且只差了一个年级，而且武田泰淳的伯父曾在冈崎俊夫上中学期间资助过他，但是在高中上学期间他们彼此并不是很熟悉。而这三个人就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竹内和武田虽然在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年级，也在读书会打过照面，但是他们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是在1932年5月。当时竹内好去找武田泰淳借《马氏文通》并聊了一个多小时，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友谊。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竹内好就踏上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4]甚至说竹内好和武田泰淳的相遇可以说是一个事件，由此可见这两人在20世纪日本中国研究学界的重要性。
在竹内好的上述回忆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提到的大阪的朋友组织的“Cogito”。“Cogito”是笛卡尔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的拉丁文译文。《Cogito》是由竹内好在大阪高中时的同学保田与重郎、田中克己等人在1932年3月创刊的同人杂志，该杂志深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它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举动就是在杂志中为即将创刊的杂志《日本浪曼派》[5]大做广告。《日本浪曼派》于1935年3月（1938年3月停刊）正式出版发行，这个杂志也成了日本浪曼派的言论阵地。保田与重郎着眼于对以西方为代表的“近代”进行批判的同时，极力赞美古代日本，提倡“回归日本传统”的文学理念，这样一种思想，在战争期间给予日本青年人很大影响，极大地激发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鼓励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日本侵略战争的前线。而保田与重郎本人则因在战争中美化战争的言论在日本战败后遭到了不得出任公职的惩戒。
从《Cogito》创刊之日起，竹内好就非常关注《Cogito》，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未创刊之前，他的日记中经常会有关于和友人讨论《Cogito》的记载。在1933年1月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Cogito》进入第二年发展势头更加良好，杉浦[6]的小说也有了不小的进步。可喜可贺。但是回顾过去的一年，又感到一抹寂寥。”竹内好的这抹寂寥可以说来自他对高中同学们的羡慕以及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和无能为力之感，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尽管如此，在这一年里竹内好仍然开始琢磨成立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小团体。在竹内好的潜意识里这也是与《Cogito》的一个小小对抗。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的创刊号也恰好选择在1935年3月出版，不可否认，在竹内好创办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发行《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保田与重郎以及《Cogito》具有很强的存在感。竹内好心中隐藏的与《Cogito》的竞争意识不言而喻，在6月26日的日记中，竹内好看到新出的《Cogito》后，马上就在日记中写道，保田是不可小视的。竹内好也从不讳言他的这样一种竞争意识。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他率领的一群“钝才”向保田与重郎那样的“英才”发起的挑战。这样一种说法虽然带有一种自嘲的意思，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竹内好的时代选择研究中国在世人眼里是没什么大出息的行为，只有不出世之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中国文学》和《Cogito》这两个刊物实际上显示了竹内好和保田与重郎两人选择不同的媒介对日本近代进行思考这一本质的区别。
虽然一直怀有一个成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小团体的念头，但是因为此前一直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直到1934年1月，竹内好才开始具体实施自己的想法。根据竹内好1934年的日记记载，早在这一年的1月4日，他就和横地伦平[7]、冈崎俊夫商议成立研究会之事，但最终没有得出结论。1月24日，他又和武田泰淳见面，力邀其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通过和武田聊天，竹内好发现他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小说，甚为感慨，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此后，竹内好开始和他的同伴们一边继续谋划成立研究会，一边开始大量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看一下竹内好1934年1～2月的日记，就可以发现他们对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热情。在这两个月之中，他们互相借阅的书籍有《青年界》朱湘纪念号、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茅盾的《春蚕》、丁玲的《在黑暗中》。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与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杨哲民、顾志坚、王莹等人的交流实时了解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4年3月1日，横地伦平、佐山峲[8]、武田泰淳、冈崎俊夫和竹内好五人齐聚位于东京芝区白金里町89号（现港区白金台2-89）的竹内宅召开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会上确定将“中国文学研究会”作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名称，每月1日和15日召开两次研究发表会，并策划出版同人杂志。出席会议的五人均为东大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这一天可以视作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之日。这个时候竹内好24岁、冈崎俊夫25岁、武田泰淳才22岁。
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之后，主要是以参加会议的五个人为主召开了两次研究发表会，不过都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与此同时，竹内好为了研究会的发展开始积极寻找潜在的志同道合者。1934年6月6日，竹内好前往汉学会听松井武男所做题为“中国文坛的新倾向以及茅盾的短篇小说”的演讲，但是听过之后他发觉演讲者松井几乎没有读过茅盾的作品，于是立即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寄给他，由此与松井武男相识并通过他相继认识了增田涉和松枝茂夫。增田涉、松枝茂夫和松井武男也都是东大中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过比竹内好他们要早毕业好几年。
中国文学研究会在3月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并宣布成立之后，研究会的发展似乎就遭遇了困难。但是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波折由于当事人并没有留下具体的记录，现在已不得而知，只是根据竹内好的日记可以推断，研究会筹备会时的五个人中，除了竹内好和武田泰淳毕业[9]后没有工作，处于待业状态外，其他三人都已经找到了工作，因而很少有时间顾及研究会的工作。再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竹内好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前途颇不乐观，感觉失望，后来他甚至产生了逃离日本前往中国东北的想法，这也是他积极寻求去“满铁”工作的原因之一。虽然研究会成立之后遇到了困难，竹内好也产生了挫折感，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一如既往地投身研究会的工作。由于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的坚持，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尽管遭受了挫折但并没有中断，在认识了松井武男、增田涉等人后，他们遂邀请这些学长协助研究会的重建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1934年7月17日竹内好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开始商议中国文学研究会重建事宜，由于和预期基本相符所以甚是愉快……”[10]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一句“商议重建事宜”就传达出3月1日成立的研究会实质上陷入了困境，因此“竹内好们”才会积极寻求新的同志，而一句“甚是愉快”透露出竹内好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重新见到曙光时的喜悦之情。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只是几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谋划成立的小小社团，但是他们却有着长远的志向，并没有把研究会仅仅定位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的兴趣小组，而是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了比他们年长的包括体制内外和中国有关的人士，希望建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因此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他们就明确提出要去和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们进行交涉。竹内好本人就承担了接触当时在中国研究领域比较有名的一户务[11]和池田孝[12]的任务。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甚至还希望有像山田盛太郎[13]或是藏原惟人[14]那样的人士加入他们的社团。不过由于竹内等人均是东大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而东大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是传统汉学的重镇，所以他们邀请入会的对象也基本以东大校友为主，而且是以反正统的汉学为选人标准[15]。这样一种标准仿佛预示着他们要从内部向传统汉学发起挑战。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在第一次见到增田涉后，竹内好直觉应该邀请他加入研究会，而增田涉也表现得非常积极，表示自己和鲁迅、佐藤春夫拉得上关系，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增田涉此后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由此拉开了他们几十年友谊的序幕。
虽然竹内好等人向各界人士发出了不少的邀请，最后同意参加的人却不是太多，加上竹内好等三名发起者，中国文学研究会最初的成员一共只有七人，其他四人是增田涉、松枝茂夫、松井武男和一户务。在这七个人当中，增田涉和松枝茂夫当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增田涉当时正在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而松枝茂夫则在帮他进行校对工作。松井武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汉文老师，所以对政治问题极其敏感，一开始就和其他会员意见不一致，后来因为发生了“谢冰莹事件”，就此退出了研究会。在七人当中只有一户务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但是一户务除了出现在最初的会员名簿上并做过一次研究发表外，几乎没有和中国文学研究会发生太多的联系。
在竹内好等人拜访的所有人中与中国文学研究会渊源颇深的当数新居格。新居格（1888～1951）毕业于东京大学政治学专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也进行文学创作，被认为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一员。其在政治上持无政府主义立场。他先后于1929年和1934年两度来华。第一次来华时，新居格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中国现代文学家相识，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次中国之行中，对于新居格来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1934年5月23日在内山书店巧遇鲁迅，并进行了长谈，这是他第一次与鲁迅相见。在和鲁迅道别之际，新居格请鲁迅赋诗以作留念，鲁迅当即写下那首著名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短短的会面让新居格感受到了鲁迅那“不屈的灵魂，反抗的精神”。[16]而第二次到中国时，他去了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是因为他对赛珍珠的作品发生了兴趣，希望能与赛珍珠会面，虽未果，新居格仍决定翻译赛珍珠的《大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曾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大地》潮，虽然当时流行的不是新居格的译本，但是新居格是日本翻译赛珍珠的第一人。由于新居格当时已是知名人士，又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所以当他得知周作人、徐祖正为即将在北大开设日本文学讲座赴日采购书籍时，就提出召开一次由日本文人主办的欢迎宴会。刚开始他提出由中国文学研究会协办，后来干脆委托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因为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所以竹内好等人欣然应允。
1934年8月4日，在东京山水楼饭店，中日两国文人济济一堂，由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周作人、徐祖正欢迎宴会”在此召开。这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正式对外使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会名。参加这次欢迎宴会的日本文人有佐藤春夫[17]、岛崎藤村[18]、有岛生马[19]、堀口大学[20]、柳泽健[21]、新居格、正宗得三郎[22]、松村梢风[23]等20余人。竹内好等人的授业恩师盐谷温和竹田复[24]也参加了欢迎宴会，欢迎宴会的主持人则由新居格担任。但凡对当时日本文坛有所了解的人从上述参加人员名单中都可以看出，这次欢迎宴会的规格颇高，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初出茅庐的小小文学研究社团来说，能够承办这样一次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在中日两国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人面前展示自己，绝对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研究会向公众展现社团的绝佳机会，从此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开始知道有中国文学研究会这样一个社团存在。此次欢迎宴会也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式开始公开活动。
中国文学研究会采取同人会员加普通会员的组织形式，其中同人会员是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他们负责研究会的运营以及后来出版的会刊《中国文学》的编辑发行工作。同时同人会员要承担比普通会员更多的会费，普通会员只需要每年缴纳1日元购买一年的《中国文学》即可，但是同人会员每年需要缴纳2日元。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同人们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发行会刊《中国文学》，关于《中国文学》将在第三章中专门论述。除此之外，正如筹备会时规定的那样研究会开展了定期的研究活动，比如组织例会（定期发表会）、恳谈会（一共举行了三次，主宾均为中国文人：谢冰莹、董康和钟敬文）、读书会和讲习会。这其中例会坚持的时间最长，内容也最为丰富（具体见表2-1），而读书会主要是指《浮生六记》的读书会，先后进行了11次，持续了近半年。讲习会是在例会停止后，研究会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类似例会性质的活动，举办的次数有限。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其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937年7月7日之前。可以说从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是研究会研究活动最为稳定和活跃的时期。这一点在例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表2-1 例会内容
看了表2-1可以发现，例会是一个定期稳定进行的学术活动，基本上一个月举行一次，演讲人并不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内部成员，可见研究会从其成立初期就采取了十分开放的态度，而且讲题也并不限于中国现代文学，但是倾向性十分明显，特别是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关注度很高。遗憾的是例会在1937年7月8日以后戛然而止，最后一次演讲人是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也似乎十分巧合，因为就在这次例会后不久，武田泰淳去了上海，竹内好去了北京，中国文学研究会也陷入了低潮期。
尽管成立之初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研究活动方面处于相对稳定而活跃的时期，但是由于研究会只是一群志趣相投者自发组成的松散的小社团，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如财政困难、人员变动大等诸多问题。而这些因素导致研究会初期在组织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期间发生的两次事件给新成立的研究会以沉重的打击。一次是“谢冰莹事件”，关于“谢冰莹事件”在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另一次则是所谓武田泰淳会计事件。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处于财政紧张的状况之中，运营费用主要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维持，而且还常常出现会费滞纳不交的情况。当经费不足的时候一般是由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吉村永吉[25]自掏腰包来补齐。武田泰淳会计事件发生在1937年6月，当时因为竹内好要去北京留学，所以将研究会的事务所从竹内好家里迁至本乡的和田楼。在这一段时间里武田承担了研究会的会计工作，但是由于他做账粗陋，遭到了吉村永吉的严厉诘问。武田泰淳后来在《去研究会的路上》一文中回忆说：“但是在楼顶上也曾开过热闹的同人会。楼顶上光影交错，在这交错中，用激烈的语言攻击对手最合适不过了。那些话随风飘散，又随风传到耳朵里。在夜风中我也曾经被猛烈攻击过。当时还没觉得怎样，但是喝了点啤酒后不可思议地亢奋起来。当我坐上电车的时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是生气还是郁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直盯着站在我前面的人的裤子，眼泪不停地滴落在我的膝盖上。”[26]可见当时武田泰淳受到了多大的刺激，同人们对于他指责的激烈程度也可想而知。事实上研究会活动结束后，竹内好因为担心武田受不了打击就陪他一起坐车回家，后来他在信中告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坐车绕了山手线[27]两圈并且一直在哭。这件事情引起了竹内好的极大愤怒，他认为吉村永吉的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对武田泰淳的批评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并且其他那些保持沉默或是没有否定吉村批评的人实际上是吉村的帮凶，他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吉村的批评实质上是研究会对竹内好或是武田泰淳的批判，因此他要做出反击。竹内好认为这次事件比“谢冰莹事件”发生后松井武男的退会性质更为严重，是本质上的对立。他甚至在8月中旬写给松枝茂夫的信中说开始后悔成立研究会，但是又不忍心毁了它，所以想把研究会托付给增田、实藤和松枝三位年长者，而自己则打算另起炉灶。这次会计事件可以说暴露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也是研究会成立后遇到的一次重大危机。但是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当事人吉村永吉、武田泰淳先后接到征兵令离开了日本，竹内好在他们之后也去了北京，所以事态并没有继续扩大，研究会依然维持了现状。不过两年之后当竹内好结束留学回到日本后立即对研究会进行了改组。其实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研究会同人会员就几经变动，1936年4月第一次正式公布的研究会同人会员名单如下[28]：
竹内好、冈崎俊夫（东亚学校讲师）、武田泰淳、松枝茂夫（上智大学、法政大学讲师）、增田涉、曹钦源（京北商业学校讲师）、斋藤护一（东大中国文学专业助教）、实藤惠秀（早稻田高等学院教授）、丰田穰（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阵内宜男（早稻田大学学生干事）、土居治（东大中文在读、37年毕业）、千田九一、吉村永吉、冈本武彦（东大中文在读、38年毕业）、饭塚朗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首先是和研究会成立之初的七人名单相比，一户务、松井武男的名字都从同人会员名单中消失了，他们或是成为一般会员，或是完全和研究会脱离了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千田九一、饭塚朗等刚刚大学毕业或是还在上学的学生。其次，从这份名单还可以看出，在同人当中有固定职业的人很少，虽然像松枝茂夫、冈崎俊夫写的是讲师，但他们其实都是代课老师，并不是正式的教职，而千田等人当时都是在日语学校以教授留学生日语为生。由此可见，在1930年代，一名中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如果没有家庭的资助他们经常面临经济的窘境，这也是大家对财政问题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而这样一群经济上并不富裕的人集合在一起凭着自己的热情一直坚持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种勇气确实令人钦佩。
会员名单到了1937年10月又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正式名单中的斋藤护一和冈本武彦退出了研究会，这份名单没多久又发生了变化，1938年2月正式公布的同人名单如下：
饭塚朗、饭村联东、梅村良之、冈崎俊夫、小田岳夫、小野忍、实藤惠秀、阵内宜男、曹钦源、竹内好、武田泰淳、千田九一、土居治、丰田穰、增田涉、松枝茂夫、吉村永吉
可以发现在这份名单中新加入了饭村联东、梅村良之、小田岳夫和小野忍四个人的名字。在这四个人中小田岳夫最为有名。小田岳夫（1900～1979），就读于旧制东京外国语学校（现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中国语专业，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1924～1928年曾担任日本驻杭州领馆的外事书记官，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毅然从外务省离职专注文学创作，1936年终于凭借作品《城外》荣获芥川文学奖，这意味着小田岳夫终于获得了日本主流文坛的承认。《城外》是一部反映19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中许多内容取材自小田岳夫在杭州工作时的经历。小田岳夫从杭州回到日本后一直没有间断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并参加了《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在这次翻译工作的基础之上，小田岳夫完成了他的《鲁迅传》（筑摩书房，1941年3月），这是日本的第一部鲁迅传记，或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鲁迅传记。后来小田岳夫还协助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完成了他的“鲁迅”式小说《惜别》。
1940年，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了改组，这次改组取消了同人制，改为干事制，在改组之前，研究会会刊上公布了最后一次同人名单：
饭塚朗（在北京）、饭村联东、猪庄八、冈崎俊夫（朝日新闻社名古屋支社）、小田岳夫、小野忍（富山书房）、神谷正男、实藤惠秀、（早稻田高等学院教授）、阵内宜男（出征中）、曹钦源（东洋大学讲师）、竹内好、武田泰淳、千田九一（出征中）、土居治（出征中）、丰田穰（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增田涉（兴亚院嘱托）、松枝茂夫（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目加田诚（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吉村永吉、梅村良之（1月27日病逝）
最后一次的同人会员名单和前一次相比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最核心的几位同人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像目加田诚这样在学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士，可以说研究会的力量在一点点增大，社会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此外，研究会同人会员屡屡发生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研究会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志同道合者的组织，尽管人员变动相对频繁，但是正因为有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增田涉、松枝茂夫、实藤惠秀这样坚定的同人会员，研究会才有可能在复杂而困难的时代坚持活动长达八年，也正因为研究会是一个自由的、志同道合者的小团体，会员之间可以坦诚相见，在学术上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自成一家。正因为如此，研究会才会成为一个传奇。
三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使用“中国”作为会名的社团组织。在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二年，亦即1935年，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式出版了自己的会刊《中国文学月报》（该杂志后改名为《中国文学》，下文在论及该杂志时除了特别强调以外，全部统一为《中国文学》）。这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份使用“中国文学”这一固有名词为刊名的杂志。虽然在研究会的同人们看来，使用“中国”并不是一件值得刻意提起的事情，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一词还是成了一个问题。这使得竹内好不得不在《中国文学》创刊号的后记中特别加以解释：
对于我们这个研究会似乎存在着一种误解。其实研究会会名“中国文学”和“支那文学”同义。除了想避免在同文的两国之间固有名词不经翻译就不能通用这一不便之处外，别无他意。作为普通名词，说“支那文学”也无妨。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只是现代文学也涉及古典，如果可能的话不仅是文学研究也想延伸至一般文化研究。[29]
在上述说明中，竹内好仅仅轻描淡写地将使用“中国”一词作为会名及会刊名字归为翻译的问题。但是仔细揣摩竹内好这段文字会发现实际上此处的“中国”并不是日本当时普遍使用指称中国的“支那”的简单翻译，而“中国文学”实际上也并不像竹内好所说的完全等同于“支那文学”。要知道，那个时代的“支那文学”的内涵是中国的古典。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一词对于年轻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承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作为“Republic of China”的日语翻译日本政府使用了“支那共和国”。所以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个年代的日本人指称中国时就是使用“支那”。“支那”（China）一词最早出现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代，源于梵语中的cina，是“秦”字的拟声词，是外国人对古代中国的指称。而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使用“支那”两个汉字来模仿“China”的发音，日语发音则为“shina”，属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出现的外来语中的一个。但是原本不具任何现实意义的“支那”很快变成包含复杂意义的固有名词。
据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实藤惠秀的考证[30]，日本使用“支那”指称中国始于明治维新以后，起初这个称谓并不含有贬义，甚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张维新、反对清政府统治的中国人还特意使用“支那”指称自己的国家。如梁启超就曾多次在报纸上撰文使用“支那”一词。那时还有一批流亡日本的革命活动家特意称自己为“支那人”，以此来和清政府划清界限。而中国人从日本人嘴里听到“支那”一词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的签订、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等日本一系列向外扩张的进程中。实藤惠秀特别指出：“‘五四运动’之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直抗拒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31]其代表是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来往密切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但是一部分日本文人却是对“支那”一词情有独钟。著有《唐山感情集》的日夏耿之芥就曾说过，“支那”二字对他而言传达出了“威震世界的一流文化国家的传统和历史的微妙感”。[32]这也许就是鲁迅曾经说过的中日两国文人的心意毕竟是不能相通的一个具体表现吧。
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支那”持有这样一种怀旧之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大批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那时候日本的儿童看见留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叫他们“tyangtyangbouzu”（意为清国奴、猪尾巴奴）。这让留学生们倍感屈辱。而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中译本序中曾写道：“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留日学生一听此名，即如芒刺背，心中非常痛苦不安。”[33]
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1930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发出命令：“不得接受含有‘支那’的公文。”即英文必须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则书写为“中华民国”。也就是不再接受来自日本政府含有“支那”一词的公文，必须全部改为“中华民国”。1930年11月，日本政府被迫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布了“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在此之后，日本政府即将公文全部改为“中华民国”。
那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吗？在战后，竹内好曾回忆说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曾有汉学老先生特意写信劝他们将“中国”二字改为“民国”，认为此“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老夫子的迂腐成为当时年轻气盛的研究会会员们的笑谈。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并不是“中华民国”的简称。那么，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在什么场合下使用“中国”呢？据研究会中的年轻会员、在后期一直协助编辑《中国文学》的斋藤秋男回忆：“‘中国’是中国文学团体以及会刊的固有称谓，会员们的日常谈话中依然使用‘支那’一词。”[34]实际上如果阅读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文章，可以发现，在实际使用中“中国”还是“支那”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很多时候都是在混用。比如在创刊号中，竹内好一直使用“中国”，而为中国人所熟知的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则自始至终使用“支那”。而且增田涉和许多日本文人一样对“支那”一词抱有一种怀旧之感，虽然身为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但他在战前发表的文章中几乎从未使用过“中国”一词。混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内好发表在创刊号上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以中国文学研究和日支两国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研究团体。”在此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中国和支（那）两个固有概念同时并列出现了。其实也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心目中原本“中国”与“支那”就是并存并且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换言之，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实在的中国依然是“支那”。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有别于传统汉学和支那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也主要意味着不同于汉学和支那学所研究的文学范畴，是他们在指称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时使用的固定名词。所以尽管他们知道中国人对“支那”一词深恶痛绝，但是在大部分的同人会员那里实际使用时“中国”和“支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存在。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还是“支那”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曾在第64期《中国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支那和中国》的文章专门对这两个语词进行阐述。在这篇文章里竹内好对日本使用支那和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他特别指出，“中国”这一称呼的使用最早和日本的左翼评论有关，如“中国共产党”即属于这一类，而在文学方面，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呈现共时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盛行的时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在这一前提之下，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拥有了共同的主题。但是具体到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热爱中国一词的清新。少年的行动之梦往往源起于对衣着追求的冲动。但这不是全部的理由。我们多多少少都读过一些支那的文字，多多少少都认识一些支那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多么讨厌被称为支那人，相反当我们说中国的时候，他们又是何等之欢喜。基于这样一种单纯的国民心理的洞察，我们使用了中国。[35]
仅从这一段文字看，“中国”似乎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也是为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选择。而且竹内好说只是“基于一种单纯的国民心理的洞察”，仿佛是为了取悦与他们交往的中国人才如此，但实际上，当时真正能够体会中国人被称作“支那”“支那人”时感到的屈辱的那种情感的日本人究竟能有多少是一个问题。因为当你不是真正想走进对方内心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感同身受的。而年轻的“竹内好们”却敏锐地感受到了“支那”“支那人”包含的侮蔑之意，也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人那倍感屈辱的心理并表示出相当的理解，因而他们果断地选择了“中国”。事实也证明这样一种洞察和选择给研究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当中国文学研究会还没有为日本学界所承认时，其大名却早已传到了中国国内，其会刊《中国文学》在日本连杂志目录都进入不了，但在中国，《中国文学》却被翻译、被介绍。中国的一流学术杂志如《燕京学报》《语言所研究集刊》等都主动与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杂志交换。由此可见，在1930年代，“中国”一词对于中国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笔者大胆地猜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杂志名为“中国文学”，郭沫若也许不会欣然为他们题写刊名了。然而研究会使用“中国”一词绝不是仅仅为了取悦中国人，那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为了打倒汉学、支那学的传统，中国文学这一名称绝对是必须的”。[36]因而可以说将“中国”一词作为会名和刊名是一种战略选择，“中国”一词是以对抗汉学和支那学为宗旨的研究会的生存依据，“中国”一词是研究会的立身之本。
四 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同时代的中国人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以研究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宗旨的小小社团，研究会的同时代性还表现在研究会的主要同人会员表现出了强烈的与中国人交往的意愿。他们与当时隐居在日本的郭沫若和一批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保持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会员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和了解“活着”的中国的最好途径。
阅读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日记、回忆文章时，有一个名字出现频率颇高，他就是郭沫若。1928年郭沫若逃亡日本，经村松梢风斡旋隐居在千叶县市川的须和田。早在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冈崎俊夫就通过藤枝丈夫认识了郭沫若，而竹内好则是为了撰写其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于1933年特地前往市川向郭沫若请教，后来竹内好又带着武田泰淳前去拜访郭沫若。从此郭沫若便开始了和这群年轻日本学子的交往，他们或是向郭沫若请教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坛之事，或是通过郭沫若认识一些在日本的留学生或是去日本留学的文人。特别是1935年前后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出于各种原因纷纷东渡日本，其中很多人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拜访郭沫若，而郭沫若又将其中的一些人介绍给竹内好等人，就这样通过郭沫若的引荐，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先后认识了谢冰莹、杜宣等人。而在他们的交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月26日，郭沫若应中国文学研究会之邀，在位于东京的学士会馆以“关于易的研究”为题进行了一场公开演讲。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这场演讲可谓盛况空前，到场听郭沫若演讲的人数达到了104人，竹内好在日记中提到当天的会场甚至呈现出让他“泪流满面的盛况”[37]，并且演讲的文字稿早早被岩波书店旗下的《思想》[38]预定出版，这一切都超过了“竹内好们”的预期，让中国文学研究会又一次为主流媒体所熟悉。而这次演讲在郭沫若来说则是友情演出，虽然他当时在日本的生活很艰难，研究会同人之一的松枝茂夫曾在回忆文章里描写他所看到的郭沫若家那破烂不堪的门。
与年轻的“竹内好们”不同，稍微年长一些的松枝茂夫和郭沫若的相遇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1927年进入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学习的松枝茂夫，偶然经朋友介绍知道了位于东京神田三崎町的中国留日会馆里有一间小小的售卖中国新式出版物的书店。当时正是创造社文学风靡的时代，所以书店里有很多创造社同人们的作品出售，松枝茂夫立刻被郭沫若所吸引，并开始进行大量阅读，短时间内他所阅读的包括郭沫若作品在内的中国新出的书籍达到了上百册[39]。他据此写下了《中国文坛一瞥》《续·中国文坛一瞥》，分别发表在当时东大中文学生们出版的《支那哲文》杂志第四期和第七期上，这两篇论文引起了和郭沫若私交深厚的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注意，经他介绍松枝茂夫与郭沫若相识。文求堂是在日本战败前位于东京的一家以销售中文书籍为主营业务的书店。该书店与郭沫若、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会有着不解之缘，因而在此有必要做一介绍。文求堂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出生于1880年，1900年毕业于旧制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毕业后不久，田中庆太郎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这一次的中国之行让田中庆太郎和中国的古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日本后不久，他就将原来位于京都的祖业文求堂书店迁至东京，文求堂从此成为主营中国古书和中国字画的专门书店。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文求堂重新开业，此时正处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所以文求堂也开始转而经营一些新式出版物以及汉语教科书。而正是后者引领研究会的年轻人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除此以外，文求堂还出版了不少书籍和汉语教科书。当时隐居日本的郭沫若就是通过文求堂出版了其有关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著作。不仅如此，文求堂老板还从经济上积极扶持那些有志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年轻人，比如松枝茂夫。后来松枝茂夫为翻译《反正前后》向郭沫若请教有关问题，而郭则在松枝所持有的《反正前后》的第一版上用红笔删除了三分之一。[40]松枝由此认为这是郭沫若对书中所呈现的德国表现主义的不满。松枝茂夫还经常和郭沫若、田中庆太郎一起去东京浅草欣赏当时名噪一时的流行艺人Enoken的演出，而郭沫若观演后的一句感言给松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亚戏剧当初也就是这个样子吧，现在大家都吵吵这就是世界的古典……”[41]短短一句，生动地体现了郭沫若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看法。
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和郭沫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年底，当时郁达夫到日本各地演讲和考察，关于郁达夫的这次日本之行学界有各种说法，因为和本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不做深入探讨。到达日本的郁达夫受研究会之邀发表演讲，但是由于在前一天他参加了留学生们举行的反日集会，被日本警察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参加第二天的演讲。尽管郁达夫没能出席当天的演讲会，但是他仍和郭沫若一起参加了研究会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郭沫若写下了“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的诗句，郭沫若和郁达夫十年之后在异国相见，两人都感慨颇深，接到郭沫若的赠诗，郁达夫写下了《春帆依旧在》以和之：“却望云山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宴会之后，两人还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日本年轻学子一起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这张照片充分表明了中国的著名文人与一群热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人的忘年情谊。而最能表达两者之间情谊的应该是郭沫若为研究会会刊所题写的刊名“中国文学”了。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做进一步的阐释。可以说郭沫若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鼓励研究会的同人们坚持自己的方向，鼓励他们研究中国的热情。
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不久，曾经遭受了一场致命的打击，这就是“谢冰莹事件”。以《从军日记》（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闻名于世的北伐女兵谢冰莹曾于1931年和1934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第一次留学时，船刚到长崎她便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后来在东京的留学生举行了“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大部分留学生因此回国，谢冰莹也因组织成立“抗日爱国会”，遭到日本警察驱逐出境的判决，在赴日仅两个月后即同年11月回到了上海。1934年谢冰莹又一次到日本。她去找郭沫若商量，希望进入东大或者是早稻田留学（她最终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随本间久雄和实藤惠秀攻读日本及欧美文学）。郭沫若后来将她来日本的消息告诉了竹内等人，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随即去与她进行接洽。据谢冰莹回忆，他们当时找她的目的有二：一是请她去参观一下竹内好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藏书；二是想邀请她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恳谈会，希望她能讲讲北伐时的从军经历以及在日本的学习及创作计划。[42]谢冰莹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于1934年12月9日出席了在山王小泉亭举行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恳谈会，并以“我的文学经历”为题进行了演讲。长谷川时雨[43]、若林泽子[44]、村田修子[45]等人悉数到场，参加者共计36人，因而在竹内好看来，谢冰莹的这次演讲会算得上盛况。然而好景不长，1935年4月2日，当时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去日本访问，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在溥仪访问前日本警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很多留学生被捕入狱，这其中也包括当时下榻于中华青年会馆的巴金。而谢冰莹则是在4月14日晚被目黑区警察逮捕。在此之前即4月12日晚她曾被上门的警察盘问是否知道溥仪访日一事，在被问及是否反对“满洲国”时，谢冰莹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是她被捕的直接原因。1934年4月23日的《读卖新闻》还专门对谢冰莹的被捕进行了报道：
知道女士（笔者注：指谢冰莹）经历和思想的文坛和中国文学爱好者对这一突发事件惊愕不已。大家都认为这也许是警视厅的误会。但是让警视厅外事科忌讳的是该女士来日以后，以她为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而这其中有两、三张左翼面孔。这一点也加重了她赤色的嫌疑。加之还从她的住处搜出了60张总计1600日元[46]的现金，这笔巨款的来源和用途都令人生疑。[47]
上述报道中关于谢冰莹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存在明显的错误，不过这则报道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和谢冰莹在当时确实来往密切。这样的误会对于刚刚起步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是致命的。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创刊不久的会刊《中国文学月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由于会刊影响力有限，所以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而这个时候站出来为研究会说话的是新居格，他在报上撰文为研究会进行辩护：
我看到了报上关于中国女作家谢冰莹被目黑区警察署传唤的报道。据报道说，谢冰莹来日本后以她为中心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还是谢冰莹女士来说，肯定都是很麻烦的事。为何如此说，因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和谢冰莹没有任何关系，早在她来日本之前就已经成立很长时间了。该会是由一群认真的、搞学术的人士组织而成。[48]
谢冰莹在被关押20天后得到释放。在这20天里谢冰莹遭受了酷刑，最后在柳亚子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于1935年夏天回到上海。她的第二次日本留学也宣告结束。后来谢冰莹写下了《在日本狱中》（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40年）来回忆这段往事。在“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可怜陪我坐牢的武田君，不知后来出狱了没有？”此处的武田即是指武田泰淳，在文中他则是以山井君的名字出现。
在谢冰莹被捕同时，武田泰淳也被捕了。在此之前武田泰淳因为参加左翼活动曾被捕两次，所以他一直是警察高度关注的人物。而第三次被捕，除了他以前的经历外，更重要的还是他和谢冰莹来往频繁的缘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谢冰莹当时的住处大鸟公寓是武田泰淳帮助介绍的。在所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中，和谢冰莹来往最密切的当属武田泰淳，因为他们俩在相识后不久就开始了中文和日语的交换学习。谢冰莹的住处离泰淳家的寺院长泉院不远，所以谢冰莹经常到泰淳家里参与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们的聚会，与他们探讨中国现代文学。
谢冰莹在警察局待了20天，武田则待了整整45天。
和谢冰莹一样，武田泰淳也用笔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武田泰淳在1947年11月出版的《复刊〈中国文学〉》（总第101期）上发表了小说《谢冰莹事件》。在小说开头泰淳就写道：“谢冰莹女士事件对于24岁的我影响深刻。自那以后，我变得小心翼翼，不论做什么事，都是先存疑，然后再去疑。在变聪明了的同时，也失去了天真。”[49]这次事件给予年轻的武田泰淳的打击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让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努力构筑中日之间彩虹桥的年轻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美梦破碎，让武田泰淳意识到了现实的冷酷。也是由于这次事件，以往热情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泰淳的母亲再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里见到中国年轻人了。
这次突发事件不仅给两名当事人谢冰莹和武田泰淳留下了难以言说的影响，也直接导致成立不久的研究会产生了分裂。
“谢冰莹事件”发生后，早期的同人松井武男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因而就此脱离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松井武男是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活动的会员。但他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教，所以格外在意政治等敏感问题。研究会成立之初曾明文规定，发稿时一律使用真名，但是松井不顾众人的反对，始终用笔名在创刊初期的《中国文学》上投稿。而松井的这次退会后来被竹内好、松枝茂夫反复提及，可见当时对研究会产生的影响之深。松井晚年曾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
我渐渐疏离研究会是在一位叫谢冰莹的中国女革命作家来了以后。那个女作家在她下榻的匾额后面放了一点钱，被刑警发现了，他们认为那不是旅费而是一笔有嫌疑的钱，所以就盯上了她。出了这件事后，斋藤护一——他是在我之后做研究室助教的，他对中国文学也很感兴趣，还有那些很单纯的，如千田、中岛千秋等都不被那些老先生们所待见，也因此找不到教职，我觉得这很不好。我和两方面的人——也就是竹内、武田、冈崎他们一伙和那些以后要当老师的那帮人一起做中国文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武田还被抓了起来，我觉得这样一来可能会有好多学生都当不成老师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太对不起先生们了。于是我就下船了，以后就完全从那方面退了下来。[50]
其实松井武男的退会并不出乎意料，早在研究会成立之初，竹内好就在日记中透露出对松井的不满，认为他不是同路人。但是松井武男退会这一行为明确说明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当时的处境。因为并不被正统学界所认可，所以加入研究会的年轻人有可能不被把持学界话语权的老先生们认可，从而丧失就职的好机会。尽管有人因此退出研究会，但是松井文中提及的千田九一、饭塚朗等人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相较于郭沫若、谢冰莹这些已经成名的人士来说，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来往最多的还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留学生。对于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人来说，除了通过书籍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来了解活生生的中国，通过他们来了解中国文坛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中国留学生数一度跌破2000人，此后逐年回升，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上升至将近6000人。中国学生之所以大规模东渡日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进步青年难以立足；其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日元汇率低迷（1933年以后1日元=0.25美元，而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后，禁止白银流通开始改用法币，此时的法币汇率为100法币=30美元），由此导致在东京的生活费用甚至要低于上海，于是大批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选择去日本留学。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当时除了经郭沫若介绍与留学生们相识这一途径外，他们还拥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东亚学校。东亚学校又叫“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战前日本一所著名的以中国留学生为授课对象的日语学校。留学生们先在这里学习一年日语后再去报考日本的各大学。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大量涌入，东亚学校也盛极一时，据东亚学校校史记载，1935年年底在校中国留学生有近2000人，由于教室不够，每天要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授课，所以需要大量的日语教师，在当时的日本，与中国相关的学问都是属于冷门专业，即使是东大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实属正常。因此日语学校的老师就成为一时找不着理想工作的毕业生的最佳选择之一。由于东亚学校学生多、课时多，所以收入在当时也属于上等。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为每月40～60日元，而在东亚学校因为课时多，刚毕业的学生的薪水也超过了100日元/月，因此在找到正式的理想工作之前，东亚学校的工作对于学中文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冈崎俊夫、竹内好、千田九一和饭塚朗先后都在该校担任过日语教师。因为这种关系，中国文学研究会中的年轻同人也和不少中国留学生有了交往，上面提到过的谢冰莹当时也是在东亚学校补习日语。竹内好曾这样回忆他们和留学生的交往：
我们不做旧的那一套，希望能够直接了解活的中国、现在的、同时代的文学，所以仅凭书本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于是自然而然地和他们（笔者注：中国留学生）开始交往。他们也想学习日本，学自然科学的另当别论，学人文科学的那帮家伙还是对人有着深刻的关心。不如说是他们对活生生的现实更为关注。所以希望结交日本朋友。日本的知识分子是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我们。[51]
从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中日两国青年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了解现实中的对象国的态度。也可以得知，中国文学研究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处在边缘的小团体，并不属于日本的主流。而留学生们也不为当时的日本主流社会所接纳，这样的结果就是处在边缘的研究会和中国留日学生有了交集，他们通过日常的交往对对方的国家和青年有了一定的认识。关于这一点武田泰淳有着很深的感悟：
和中国年轻人那鲜活的对日情感相碰撞，我就感觉自己从看的人、研究的人变成了被看的人、被研究的人，自己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上铁路学校、东大法学部，去剧团，上日语学校。他们知道日本大米的价格、电费和煤气的价格。面对我这个对日常生活费用一无所知的人，他们惊愕不已。他们在我家凉爽的寺院（笔者注：武田泰淳的父亲是一家寺院的住持，他们一家就生活在寺院里。在日本，和尚是属于经济较为富裕的阶层）操着流利的日语捉弄我这个怎么学也学不好中文发音的人。[52]
由此可见，通过交往他们发现了和中国留学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虽然拼命想了解现代中国，但由于两者境遇的差距，双方并不能够十分相通。这一点在一次两国年轻人都参加的茅崎之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3年，正在东京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语的杜宣通过郭沫若的介绍认识了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从此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934年的夏天，武田泰淳建议杜宣等人去茅崎过暑假，并介绍他们住在自己亲戚家中。茅崎位于日本著名的海滨休闲胜地湘南海岸，现在是日本著名的旅游城市。不过当时茅崎还只是太平洋岸边上的一个小渔村。由于杜宣他们在茅崎，在周作人、徐祖正欢迎宴会结束后，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也相约去茅崎度假。当时参加这次海滨之旅的中国留学生有杜宣、沙文汉、陈修良、蒋宛如、顾凤城、李祥麟等人[53]。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参加者则有竹内好、武田泰淳、横地伦平、佐山峲、冈崎俊夫。关于这次海滨之旅杜宣在其回忆性文章中曾多次提及，竹内好在日记中也提到过，但都不详细。只有武田泰淳在旅行后不久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剧本《月明、听笛声和风声》。这部剧本只是后来在1970年4月在《文艺展望》杂志上刊登过，在第一次编辑武田泰淳全集时，也未被正式收入，只是在《武田泰淳全集增补版》第十八卷中被收录。武田泰淳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曾经还写过这样一部作品，他也是很久以后才在一个旧箱子里发现的原稿。时隔40年之后原稿重见天日，武田泰淳为此在剧中加了许多的说明，在相当于前言的部分中武田泰淳明确表示剧中的松川是以竹内好为原型，菊池的原型是冈崎俊夫，而滨田就是武田泰淳自己。出场的中国留学生则有杜宣夫妇、顾凤城、王莹（剧中的叶）等。
虽然这部戏剧取材于那一次的茅崎之旅，但其中虚构的成分占了很大比例，因为是一群年轻人的交往，所以恋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其中重头戏虽然是中国青年之间的复杂的男女纠葛，但也穿插了中日青年之间的情感，那就是菊池和剧中的中国女性叶的恋爱。在现实生活中冈崎俊夫和中国女明星王莹确实有过一段恋情，在《月明、听笛声和风声》中武田泰淳借滨田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菊池不是说过制造混血儿就像任务一样吗？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好不起来，在两国间架桥很困难的啊，所以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尽量多造一些混血儿。”[54]剧中的日本青年虽然也觉得很困难，但对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多多少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虽然混血儿这种貌似很不靠谱的想法带了一些滑稽的色彩，但是确确实实表达了当时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中国青年交好的愿望。和满怀理想的日本青年相比，中国青年则要现实得多，悲观得多，剧中的中国青年陈这样说：“我们喜欢风，但是风太大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法紧紧握手，风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不能得神经衰弱，我们要变得没感觉。”[55]而中国青年口中的“风”明显指的是日本的对华态度和野心。风越来越大，则指他们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侵华的脚步越来越大，他们和日本青年之间的友谊前途渺茫，最后全剧在一句“再见”声中落下帷幕。这句“再见”预示了他们后来的命运，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武田泰淳等人就再也没有和那些中国留学生见过面，直到1962年在开罗召开亚非作家会议时，武田泰淳和杜宣才在第三国相见，而竹内好和杜宣的重逢则是在1963年杜宣重访日本的时候。当武田泰淳在1970年第一次发表这个剧本时，他还在想杜宣是否能理解他写这个剧的意图。对于武田泰淳来说：“如果没有矛盾很快就能解决的单纯的信念，也就不存在青春的喜悦和哀愁，也就不会有那怀有哀伤之梦的三个人的存在。男女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当时的三个人是一点都不懂。中国人也有男有女，存在着复杂的男女关系，在这个剧中终于出现了一些苗头，但是那些苗头终究埋葬在了摸索和低迷中，像月夜的风和笛声那样消失了。”[56]正是他们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让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年轻同人结识了一群有着七情六欲的中国青年，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自己祖国命运的迷茫，这一切都告诉他们这是不同于古代典籍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1] 「孫文観の問題点」『竹内好全集』第五巻、25頁。
[2] 「孫文観の問題点」『竹内好全集』第五巻、26頁。
[3] 『竹内好全集』第十五巻、42頁。
[4] 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中野重治年轻时积极参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文艺批评文章。中野重治也是日本转向文学的代表作家。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参与创办了《新日本文学》，和《近代文学》一起扛起了日本战后文学的大旗。
[5] 笔者注：创刊者在杂志出版之时特地使用了不带三点水的“曼”字。
[6] 杉浦正一郎，竹内好高中时的室友。
[7] 竹内好的东大同学，参与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活动。
[8] 竹内好的东大同学，参与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活动。
[9] 竹内好大学毕业后没能如愿进入“满铁”工作，处于待业状态；武田泰淳因在校期间参与左翼活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几乎不去学校，最终选择了退学，他因为家庭原因也没有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