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0年代的日本中国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武田泰淳在谈及研究会成立的契机时曾写道：“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反感所谓汉学，与其说是反感，不如说是毫无兴趣。通过汉学接触支那文化，我们觉得很不满足，感觉上就很厌恶。并不是说看穿了汉学的本质，而是受不了围绕汉学的气氛，受不了内含于汉学之内的儒学气氛。作为一个日本人，一定还有别的研究支那文化之路。我们自己折磨自己，我们决心自己去寻找那条路。我们对于京都学派的支那学有一定的关心，但是先人之学是先人的，而且支那学和我们的精神有着相当的距离。”[1]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竹内好、武田泰淳们挑战的是日本汉学和支那学，因而在进入研究会的世界之前首先有必要梳理那个年代的日本中国研究状况。
一 日本汉学和支那学
毋庸置疑，竹内好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灵魂，没有竹内好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存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源于竹内好的个人体验。1932年8月，还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当时的名称是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竹内好参加了日本外务省资助的“朝鲜满洲修学旅行团”，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修学旅行。修学旅行结束以后，竹内好并没有按原计划回日本，而是去北京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自费留学。恰恰是这两个月的北京留学改变了竹内的人生轨迹。日后竹内好回忆第一次北京留学时曾这样说道：
我虽然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专业，但是上学期间我几乎不去学校，是个懒学生。能拿到毕业证我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当然不去学校的理由之一是学校的课很无聊。但我原本也不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学上大学的。如果不上大学就不好意思找父母要生活费，必须自食其力。要想玩儿最好是有一个大学学籍，所以我上了大学。当时最容易上的就是文学部，其中尤以支那文学科最好进。[2]
竹内好的这段回忆仿佛是在调侃自己的大学生活，但实际上揭示了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研究在日本学界的窘境。同时仔细阅读上述这段看似十分轻松的文字，会发现在竹内好的回忆中“支那”和“中国”处于并存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竹内好的原点就出现了“中国”还是“支那”的问题。竹内好所属的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科”则是当时日本正统中国研究的重镇。1930年代的日本中国研究可以说是“汉学”、“支那学”[3]和“中国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其中前两者“汉学”和“支那学”是正统的学院派研究，而第三种“中国研究”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研究画等号，之所以使用“中国研究”主要是将之与前两者的学院派研究区分开来，当时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一批被称为“中国通”的人士进行的为配合日本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中国社会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汉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事实上在英语中关涉中国研究的两个概念“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主要指以法国中国研究为代表的、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而后者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中国研究。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翻译分别为“中国学”和“中国研究”。在国内现今基本上使用“海外汉学”一词统一指称国外的中国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我们历史渊源悠久的日本，关涉中国问题研究时也有两个概念——“漢学”（读作kanngaku）和“中国学”（读作tyuugokugaku）。由于同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中国人很容易想当然地就将这两个概念翻译成“汉学”和“中国学”，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日语中的“漢学”并不是一个和“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概念，日语中的“漢学”是一个和“汉学”（sinology）有着不全然相同的学术范畴和全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学问。而和“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应该是日语中的“中国学”，但“中国学”只是一个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开始使用的概念，而战后的日本中国学则是既包括战前的“支那学”也包括传统汉学在内的、内涵十分暧昧的概念。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与“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学问一直被称作“支那学”，因此在讨论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有必要严格区分日语中的“漢学”和“中国学”两个概念，同时在使用“中国学”时也应该保持高度的谨慎。在下文中将使用日本传统汉学或是日本汉学指称日语中的“漢学”，而在说明日本战前的中国学时将会使用“支那学”这一概念。
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不可能离开日本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历史，虽然在这方面，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钱婉约先生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都给予了详细而全面的探讨，但是借用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对“中国”二字的解释，即为了避免所谓“同文同种”所带来的误解，在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世界之前，在此还是有必要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这一前提之下，再次简单梳理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这两个学术概念以及1930年代日本中国研究的状况。
严绍璗先生在其《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虽然都是以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作为基本的背景，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畴。”[4]
“日本汉学”作为一门涉及中日双边文化的独特的学术，它是指在日本古代社会中，以中国文化的导入为广阔背景而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专门性研究，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中国观”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差异——则是“日本汉学”具有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换言之，即“日本汉学”不仅仅表现为日本人从学术上阐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而且表现为日本研究者主观上具有把研究对象充作自我意识形态抑或社会意识形态——即作为哲学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的强烈趋向。[5]
由此可见日本汉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研究中国的学问，它是借助中国古典形成的日本人所特有的“中国观”，而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中心是儒学、汉诗和经史文章。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可以上溯至公元300年左右，经过漫长的发展，到15世纪中叶受宋元文化的影响，传统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发展壮大。到德川幕府时代，传统汉学作为御用学问达到了其鼎盛时期。特别是强调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核心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京都，以汉学家中江藤树为代表的阳明学开始发展，阳明学的出发点是回到中国的古典。这一回归古典意味着日本儒学开始形成。
日本儒学的形成开始于17世纪后半期，首先是林罗山的弟子山鹿素行对以中江藤树为代表的回归中国古典派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伊藤仁斋则对以朱子学为典范对中国古典进行释义的林氏朱子学的谬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朱子学是建立在后世对《论语》和《孟子》两大儒教经典的恣意解释之上，因而对其提出强烈的批评，力主回到《论语》和《孟子》的原典，力求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之上把握儒学的真谛。由于他在京都开设古义堂教授汉学，他这一派汉学又被称为古义学。在仁斋以后，荻生徂徕创立了古文辞派。古文辞派不同于其他汉学流派的最重要一点是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法。古文辞亦即古代语言，也就是说，古文辞派反对当时占据日本汉学主流的“汉文和训”阅读法，“汉文和训”即按照日语的训读法，改变语序诵读中国原典的方法，而古文辞派主张按照中文语序来诵读原文。古文辞派的核心思想认为：“文化价值的基准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圣贤政治家也就是‘圣人’或者说‘先王’所作所为之中。”[6]加藤周一高度评价荻生的学问方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荻生的方法，就不会在18世纪出现富永仲基[7]的思想史方法，也不会产生本居宣长[8]实证主义的文献学。19世纪前期产生的水户学[9]也深受荻生学问的影响。[10]
荻生徂徕死后，日本传统汉学日渐式微。1868年明治维新彻底摧毁了幕藩体制，日本开始了其近代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传统汉学作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学问逐渐被人们抛弃，人们更热衷于西学的学习，传统汉学和西学此消彼长可以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一见端倪。江户时期有三大主要教学机构：培养儒学和汉学人才的昌平坂学问所、培养西学人才的开成学校和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所。这其中昌平坂起源于林罗山1630年开设的儒学私塾，1690年被命名为昌平坂，1797年成为幕府直接管辖的教学机构。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昌平坂被明治政府接收，改名为昌平学校，并于1869年和开成所、医学所合并为“大学校”，昌平学校为大学本校，开成所为大学南校，医学所为大学东校。但此时的昌平学校已不再是以儒学、汉学教育为中心，而改为以皇学（日本国学和神道为主要内容）为主、汉学为辅的教育模式。1869年7月，改制为大学校的昌平学校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中枢机构，但是由于皇学派和儒学派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1870年8月刚改制不久的昌平学校不得不暂时关闭，此后再也没有恢复，1871年正式宣布废校。昌平坂以来的汉学系统在此时已经中断。后来昌平学校虽然被纳入1877年正式成立的日本第一所按照西方大学制度建立的新型大学——东京大学的谱系中，但是和东京开成学校（开成所→大学南校）、东京医学校（医学所→大学东校）不同，昌平学校（昌平坂→大学本校）和东京大学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日本汉学在近代教育体制内的复权要等到东京大学成立以后。
东京大学成立之初设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又分为“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和“和汉文学科”。虽然和汉文学科的建立预示着日本汉学朝向学院体制的回归，但是实质上日本汉学在学院内部处于弱势地位。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日本汉学是“虚学”，竭力加以排斥，转而大力提倡西学，汉学一度陷入衰退。但是明治天皇为了巩固其皇权，于1879年发布了《教学大旨》。该大旨的执笔者是儒学家元田永孚。《教学大旨》明确提出要以仁义忠孝为国民道德的核心。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日本传统汉学呈现复苏之势。具体表现在188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进行调整，改为第一哲学科、第二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第三和汉文学科。而在第三和汉文学科中的和文学主要讲授日本的历史和古典，而汉文学则讲授中国典籍和历史。1882年，时任东京大学总长（即校长）的加藤弘之强烈主张加强汉学教育，因而在“和汉文学科”之外增设了“古典讲习科”，并分为甲部和乙部。甲部以讲授日本国学为主，乙部则主要讲授中国经典，乙部故又被称作“支那古典讲习科”。“古典讲习科”自1883年开始正式招生，学制四年，招生人数40人（国费15人，自费25人）。但实际上“古典讲习科”只招收了两届学生，两届毕业生加起来共44人，而且他们均未拿到东京大学的学位证书。1885年“和汉文学科”又被拆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1889年在此“汉文学科”的基础之上正式设立“汉学科”。1903年“汉学科”分拆成哲学专业的“支那哲学科”和文学专业的“支那文学科”，1906年东京大学派遣当时还是副教授的盐谷温（1878～1962，1902年毕业于东大汉文学科）赴德国留学，盐谷温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正式开设了支那文学讲座。1948年这两门学科正式更名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盐谷温在1912～1939年担任东京大学支那文学讲座教授，这段时间也正是竹内好等人在东大学习期间，中国文学研究会中的绝大部分同人都是上述支那文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的授业恩师正是盐谷温。
1889年虽然在东京大学正式设立了“汉学科”，但是该科并没有招到学生，形同虚设。东京大学代表着当时日本教育体制和学术体系的最高峰，从其中国学问相关科系的设立即可看出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仍需时日。
1887年，德国人里斯（Ludwing Riness，1861～1928）受聘担任东京大学史学科的教授。里斯是德国兰克学派的传人。兰克学派是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1795～1886）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该学派倡导如实直书，即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里斯的到来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传到了日本，影响了以白鸟库吉[11]、内藤虎次郎[12]、津田左右吉[13]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学者。
1889年，东京大学在以讲授西洋史为主的史学科外设置了“国史学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史学科除了讲授日本史以外还兼授中国历史。1894年，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那珂通世（1851～1908）正式提议将日本史以外的外国史分为“西洋史”和“东洋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同时开设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三门课程，由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日本的东洋史的含义远比英语的“Oriental History”复杂。那珂通世如此解释他的“东洋史”概念：
世界的开化，并非只属于欧洲人。东洋诸国特别是如皇国、中国、印度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无疑也产生过广大的影响。且皇国位于东洋的东端，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与东洋诸国有着最密切的关联，作为国民对东洋历史的盛衰沿革，不能不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所以，一般中学历史科中在国史和西洋史之间，应该加入东洋史一目。[14]
从那珂通世的上述说明可以发现，对于欧洲人来说日本属于东洋，但是那珂通世虽然强调日本与中国、印度同属东洋，但是在谈到东洋历史的时候，却将东洋史置于日本史和西方史之间，由此可见，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是除了日本以外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历史。而那珂通世的学生则对“东洋史”这一概念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说明：
东洋史，是以东方亚细亚为主，阐明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相并立，构成世界史的另一半。[15]
由此可见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所能影响的势力范围。在那珂的提议之后，日本以“东洋”命名的著作和学会纷纷出现，日本东洋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形成的开始。
说到日本的中国学必然要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京都“支那学派”，“支那学派”是指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为代表，以京都大学为大本营的中国学研究者。这一派的学者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基本上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并和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有密切的交往。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日本开设了第二所帝国大学即京都大学，这时距离东京大学的成立已过去了20年。京都大学是一所不同于东京大学的崇尚自由学风的新型大学。学校成立之初共开设四个分科大学即法、医、文和理工。但是文科大学却迟迟没有招生，直到1906年才正式开学。共分为两个学科：史学科（1906）和文学科（1907）。1919年，文科大学改为文学部，并在京都大学设立了支那文学讲座。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京都大学成立了“支那学会”，这是一个由当时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发起的组织，主要成员为哲学、文学和史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支那学会不同于日本传统汉学，主张以实证主义的新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其后，支那学会中的学生辈成员又发起成立了“支那学社”，“支那学社”的中心人物有本田成之、小岛祐马和青木正儿等人。他们于1920年9月发行出版了杂志《支那学》。他们的老师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也常常为《支那学》撰稿。《支那学》在日本中国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发刊词[16]如下：
周末学术讨究自由，百家竞起，诸学并进。人无高下，学无轻重，呜呼亦可谓盛。汉唐训诂，宋明理气，各个风靡其世，执学柄。至前清考据，至民国西学，学亦交替隆盛吗？应神以还，常引我者为汉学，突如其来覆之者为西学，学亦有沉浮吗？人不顾支那学，再无当世之甚，然彼是彼，我是我，高举晦藏，以己之洁不可止。……此即本刊发生之所以。
这份发刊词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说起，力主人无高下，学无轻重，从汉唐的训诂一直到清代的考据学，长期以来日本汉学都是引领日本的学问，但是西学传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汉学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在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近代化的进程，西方成为日本顶礼膜拜的对象，学问也因此有了高下之分，西学为高等学问，而传统汉学则沦为下等学问，受到人们的轻视。“支那学社”则明确表示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认为汉学是低人一等的学问，所以要创办这样一份杂志，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从这份发刊词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以后传统汉学在日本学界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但这还不是重点，更值得关注的是短短一份发刊词里出现的三个概念，首先撰稿者指出在西学出现之前传统汉学一直是主导日本学界的学问，然而当西学出现之后，颠覆了此前作为学问先导的传统汉学的地位，在那之后人们不再重视的不是传统汉学而是“支那学”，这里概念的变化不是撰稿者的笔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谈论传统汉学时撰稿者要特意使用另外一个概念呢？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概念使用的变化意味着撰稿者对江户末期以前的日本传统汉学的肯定，而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汉学现状则持批评态度。[17]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一代学人对老一代所做的日本汉学持批判态度。再联想一下，在京都大学成立之前东京大学的汉学科在日本学界的地位，我们有理由认为京都支那学派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的对抗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18]而正是形成于京都的“支那学”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的基础，这是一门迥异于日本传统汉学的学问。
“日本中国学”是以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具有双边性质的独特学科，这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称它古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已经具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日本文化通过自己的运行机制，筛选、接受并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益于他们本身发展的成分，并在其近代化之前的最后三百余年中，形成了独特的“汉学”。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汉学”的成果，为“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门学术的历史，具有漫长的“史前”准备时期；称它年轻，这是因为“日本中国学”并不是“日本汉学”自然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更不是所谓“汉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是与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步入近代同时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是日本近代文化的一种形态。从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上说，它与“传统汉学”的关系，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说的“否定”，是指的辩证法的“否定”，不应有所误解）。“日本中国学”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一种学术，它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仍然是年轻的。[19]
上述这段文字极为精辟地指出了传统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发展高级阶段，而是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独立学问。并且日本中国学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它是日本近代文化的一环。
1923年，迫于欧美等国的压力，日本也决定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在《对支那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的框架之下，经东京和京都的日本中国学学者共同商议，决定分别在两地成立研究机构，分别由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负责，而京都研究所则早于东京研究所于1929年成立，而京都支那学派的重要成员都成为这个研究所的评议员。1938年，由于两地研究机构的不同倾向，京都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1941年以后，两者之间来往密切。1945年日本战败，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虽然日本中国学与日本汉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史，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相同点就是二者的关注对象从来就不是同时代的、活的中国。这一共同点至少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是毋庸置疑的。
战前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学。而东京大学的汉学会、斯文会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会分别是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学研究的大本营。
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不同于东京大学的传统汉学研究。特别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传统汉学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现在我们所讲的sinology。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日本传统汉学和东洋学虽然都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汉学家、支那学家和东洋史学者所关心的只是古代中国的问题，现代中国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这其中也偶有传统学界的学者曾一度对现代中国产生过兴趣。比如京都支那学派的学者青木正儿早在1920年就在《支那学》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一文，该文一共连载了3期，在这篇介绍性的长文中，青木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且特别评价了鲁迅。青木的这篇文章给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以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才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趣。尽管如此，这些极少数的学者们也无法抗拒日本国内无视同时代中国的潮流，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他们最终远离同时代的中国，仍旧回到了传统中国。日后，青木正儿曾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上撰文表达自己当时的寂寞之情。尽管青木本人放弃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的介绍却给更年轻的一代学人以很大的影响，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也毫不讳言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青木的这篇文章给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同时代中国的窗口，因而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时不可以忽视青木正儿这篇文章的意义。
二 1930年代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
虽然日本汉学和支那学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社会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代替学界研究现代中国的是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被称作“国策研究机构”，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机构所做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被称作“中国通”的人从事现代中国研究。“中国通”在当时被称作“支那通”，是一个有歧视性含义的称呼。而对“支那通”的歧视其实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的蔑视之上。被称为“支那通”的这群人包含形形色色的人，有军人、媒体从业者、商人，也有留学生，可谓人数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敏感地捕捉巨变中的中国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特别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这些“中国通”不再满足于仅仅向日本国内介绍中国的现实，也尝试从专业的角度去解读现代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一方面集大成的代表作是由波多野干一主编、创元社出版的《亚洲问题讲座》。由于他们和中国文学研究会并无太大关系，在此不进行介绍。下面将重点介绍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有关的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三个机构。
学界不关注同时代的中国，与之相对应，在战前的日本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也以英语、法语和德语为主，汉语（在此指现代汉语）学习并不在学生们的第一选择之内，如果要学汉语，就必须上商业学校或是私立的语言学校。这样一种外语教育政策本身就意味着现代中国不是日本文化所要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一个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的对象而已，因此可以说在战前日本严格意义上的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并不存在。但是这一情况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军队惨败，中国成为世界列强蚕食的对象，为了对抗俄国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近卫笃磨[20]等人提出了“支那保全论”和“日支提携论”，此主张一经提出，日本社会对同时代中国的兴趣明显高涨，出现了各种研究中国的机构。这其中就包括东亚同文会。
1898年11月，在近卫笃磨的倡导下，长岗护美[21]、陆羯南[22]、犬养毅[23]、谷干城[24]、岸田吟香[25]、根津一[26]等人发起成立了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原东亚会的成员有很多都和康有为、孙中山有联系，政治色彩较为浓厚。而原同文会则更多关注中日间的经济协作。最终，通过近卫笃磨的协调将合并后的东亚同文会的纲领定为：一是保全支那；二是帮助改善支那以及朝鲜；三是研究支那以及朝鲜的时事并付诸实施；四是唤起国民议论[27]。
东亚同文会在教育方面的最大投入也是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南京同文书院成立，由根津一任校长。南京同文书院是为了实施东亚同文会向中国汉口（后改为上海）和广东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而成立的。后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同年8月将学校迁至上海。1911年5月并入刚成立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要旨是：讲中外之实学，教中日之英才，树中国富强之基，固中日辑协之根。期之所在保全中国，策定东亚久安，立宇内永和之计。[28]按照此要旨，学校建立之初设政治和商务两个专业，1914年又增设农工专业，该专业还下设中华学生部，招收中国学生。1921年东亚同文书院成为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指定学校，1939年升格为大学，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该校随之关闭，而原东亚同文书院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回到日本后成立了现在的爱知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有两大特色引人注目：一是重视基于儒学的精神教育；二是强调书院学生的学习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深入中国民众，感受中国民众的气息。这也就是书院的学生在毕业前夕都要进行“调查旅行”的根本原因。
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起源于书院成立之初，当时日本外务省受英国之托派遣书院学生就俄国对中国内地的渗透状况进行调查。承担这次调查任务的是书院招收的第二届学生，他们一直深入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并带回了详细而完整的调查记录。日本外务省为这次调查支付了3万日元的酬金，这也成为书院学生进行调查旅行的原始基金。从第5届学生开始，书院的每届毕业生都要在毕业前一年的夏天申请中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到中国内地进行调查旅行。调查旅行成为书院学生的必修科目。这项调查旅行从1904年开始持续近40年，参加的学生达4000余人，调查路线约700条，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对特定区域所进行的最庞大的地理调查[29]。调查报告即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学校还要求学生自费出版这些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学生们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按规定还要写日志。所谓日志近似于流水账性质，主要记录每天都去了哪儿、怎么去的、看到了什么、见了谁、吃了什么等看似很琐碎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些流水账成为观察当时中国的绝好记录。这些记录不是学者能做出来的，也不是“满铁”调查部能做出来的。学生们的这些调查报告后来结集成《支那省别全志》（18卷）和《支那经济全书》（12卷），由东亚同文会出版。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战前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最基本的资料。
虽然东亚同文书院被视作日本培养“中国通”的间谍学校，但不能否认的是东亚同文书院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才。学院的中国教授王学文本身就是中共特科成员，他在书院的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侵华日军中开展工作，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西里龙夫曾因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散发传单被捕。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后来都因为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而被捕入狱，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获得自由。日本战败后他们都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中坚。
继东亚同文书院之后登场的就是1907年成立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06年11月“满铁”正式成立，1907年4月调查部成立。“满铁”总部由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地方部和调查部组成。调查部位于大连“满铁”总部之内，该调查部的成立与“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文装武备”的意志息息相关。所谓“文装武备”即是“以文治设施应对其他来者的侵略，一旦形势危急之时配合武力行为”[30]，也就是说殖民地统治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是要善用教育、卫生、学术等广泛的“文治设施”，如果能够通过这些文治设施笼络当地的民心，殖民地的人民便会对日本产生敬畏之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日本抵抗外族的侵略，而文治设施的核心就是调查机构。“满铁”调查部因袭了后藤在台湾任总督府民政局局长时期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其调查负责人为他在台湾时期的智囊冈村参太郎。冈村参太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研究生院，后留学欧洲，回日本后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从冈村参太郎的履历看，他的调查学术性质还是颇为浓厚，在此意义上，“满铁”调查部的调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质。但是“满铁”的性质则决定了“满铁”调查部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研究组织。因为“满铁”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营铁路为主业的营利性机构，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充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理统治机构。调查部成立之初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般经济调查；风俗习惯的调查；保管图书。也就是说“满铁”调查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志方面进行基础调查和研究。但是其后随着后藤新平及其继任者中村是公的离任，调查部的活动也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低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应对苏俄的建立，“满铁”调查部重新开始活跃，而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日益扩大，“满铁”调查部的调查范围也随之扩大到中国全境，调查部的人员和规模也不断扩大，“满铁”调查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支那抗战力调查”和“日满支圈通胀调查”即是这一庞大智库的调查成果。
“满铁”调查部在不断进行其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关的军事情报收集的同时，调查部内部也进行情报分析和整理等活动，为了完成这些工作，调查部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各有不同，在调查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类似“自由主义”的氛围。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对思想和言论的管控也不断升级，一些在日本国内无法立足的自由主义者和曾经的左翼运动参加者也纷纷加入调查部，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调查部内部出现了以大上未广为代表、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的“经济调查派”。因此，“满铁”调查部成为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宪兵的眼中钉，分别在1942年9月和1943年7月以有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嫌疑为由对调查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搜捕，总共有44名调查员被逮捕。这两次搜捕行动被称为“‘满铁’调查部事件”。事件之后，调查部规模也随之缩小。1943年第二次搜捕后，调查部与其他机构合并改名为调查局。“满铁”调查部的调查活动事实上宣告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本战败投降，“满铁”职员回到日本面临再就业时，原调查部职员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各高校，成为大学教师，承担起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工作。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会旧同人、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小野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承担了日本学术体制外的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工作，到了1938年，在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又出现了一个有着军方背景、以中国研究为重点的机构——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是由当时的陆军中佐池田纯久提出建议、日本陆军和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设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其目的是效仿“满铁”调查部，建立一个囊括研究中国、苏联远东地区、东南亚、中东和东亚的全亚洲研究机构。虽然东亚研究所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但是如果具体看一下其组织架构图，就会发现中国研究是其重中之重。在其组织架构图中，清楚地表明了东亚研究所对中国进行全面而细致研究的构想。在其下属五个部中，第三部中国部是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部。东亚研究所又被称为“幻影研究所”，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其存在时间极短，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这个研究所实际存在仅8年，因此很多研究活动并没能大规模展开或者是中途遭到挫折陷入停顿；二是因为东亚研究所是为了完成所谓“大东亚战争”而成立的政策研究、调查机构，为达此目的几乎动员了所有日本国内与中国、亚洲研究相关的大学、研究所、调查机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调查人员，因此有很多研究都是在极其保密、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研究所的一切资料都被禁止携带出研究所，研究结果也处于保密状态，甚至是研究所的职员名单也属于机密，所以时至今日，东亚研究所仍是一个谜；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东亚研究所的高层在日本战败之前就已经知道战败不可避免，所以早在战败之前就秘密销毁了大部分的资料，而且这些高层中的一部分人害怕战后遭到清算，很早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今天对于东亚研究所有所了解的人少之又少，而相关研究资料也很缺乏。[31]
三 1930年代前期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上两节的讨论中曾指出，日本传统汉学和战前日本中国学并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因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文学并不在日本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同样，战前的现代中国研究更多的是为了配合日本的侵略战争这一基本国策而进行，所以以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为代表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而文学这种不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学问自然也不会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现之前，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这并不表示没有零散的研究出现。日本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即是第一节中曾经提到的京都支那学派的代表人物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1908年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其代表作《中国近世戏曲史》力图使用现代文学概念来讨论中国古典文学中不被人重视的戏曲。后在文学研究之外还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民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写下了《中华名物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名物学”。除以上这些成就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木是日本中国学界第一个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1920年，他在《支那学》（第一卷第1～3号）上连载发表了题为《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32]的论文。这篇长文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坛的准确把握和其文学批评的精准度。在这篇长文中青木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文章开篇即指出：“近年来，中国文坛不断涌现革新之气，人们称之为文学革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鼓吹白话文。”其后，青木具体介绍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章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并评论说胡适的主张过多地关注形式的改良而轻视内容的改良，而陈独秀“三大主义”中的“国民文学”主张和胡适的“文章八事”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主张则触及了文学内容的革命，但遗憾的是缺乏具体的说明。
在充分介绍新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青木正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主要文学类型进行了精准而独到的点评。在谈论诗歌时，青木重点分析了胡适的《尝试集》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唐俟（即鲁迅）的诗：
这其中胡的诗喜欢动不动冒出点西学的新智慧，以期能有所新意；而沈的诗则能看得出他一方面立足于本国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想摆脱旧习的努力，但是往往会踏入古人所吟诵依旧的诗境。刘最具文人风采，但是难免有肤浅之嫌疑。唐作诗不入诗意，淡泊之诗境，仿佛是吃茶泡饭般，一切都淡淡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很一般。在这众人当中也许比其他人传统一点吧，但最解诗境富于诗人天赋的当属沈君。从措辞上看，刘粗笨、胡平明、沈优雅、唐平俗。毫不忌惮地说在这些人当中有望成为新诗人的不是主倡者胡，反而是沈刘二人。[33]
上述对于新诗的点评不可谓不精彩，特别是对每个人特点的把握十分到位。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胡适时不时在诗中冒点西洋味，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青木在文章中明确介绍了胡适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青木在对唐俟的诗进行点评时使用了日本的饮食茶泡饭，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其实青木并不知道唐俟就是鲁迅，因而也不可能想到他和日本的关系，当然青木是纯粹从诗的赏析角度进行评点，但是用日本最为平民化的饮食来评点具有日本留学体验的鲁迅，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意外的巧合。之所以说青木正儿并不知道唐俟是鲁迅的笔名，是因为在后文他特别提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
在小说方面，鲁迅是有未来的作家。就如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悚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34]
由此可见，青木正儿又仿佛是一位预言家，对于鲁迅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短短两句话的点评是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鲁迅文学进行的第一次评价。青木的这篇《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开启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然而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当时日本学界并没有得到回应，青木本人此后也没有再过多关注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当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青木在其会刊《中国文学》上发表的《支那迷》一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大正8年在大阪出版了《大正日日新闻》，朋友劝我写点有关支那现代文学的介绍性文章，我也跃跃欲试，但是写了两、三次后，这份报纸便倒闭了。第二年我们发行出版了《支那学》，我开篇第一篇即写了与文学革命相关的文章。那一段时间是我最为热衷于支那现代文学的时期，就像今日中国文学研究会诸君一样，兴致勃勃向前进。而且那时候没有同志，就我自己孑然一身孤独地行走于旷野之中。看到今日诸君之盛况我不禁感慨万分。[35]
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青木当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情，而“孑然一身孤独地行走于旷野之中”更是让我们对那有意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找不到志同道合学术伙伴的年轻学者的寂寞之情感同身受。然而也许青木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那篇文章激发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增田涉和松枝茂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并使他们从此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之路。
增田涉在其回忆录中就这样写道：“《支那学》杂志上发表的青木的论文，也许是将中国文学革命介绍给我国的最初的，或可能是唯一的文章。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当时是旧制高中的学生，读了《支那学》的那篇论文，我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文学革命’，知道了胡适、鲁迅的名字，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有了兴趣。”[36]松枝茂夫也如是回忆这篇文章对他的影响：“读了青木正儿先生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深受感动，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文学。”[37]
更为重要的是，《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开启了战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大门。在那之后日本关于鲁迅的翻译和研究层出不穷，在所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对鲁迅的研究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丰硕。可以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介绍的核心始终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尤其如此。
据戈宝权考证，世界上最早的日译鲁迅作品是1922年6月4日在北京出版发行的《北京周报》第19期上刊登的周作人译《孔乙己》。[38]其后《北京周报》又陆陆续续发表了《兔与猫》（第47期，鲁迅自己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上）》（第96～102期，第104期，第112～129期，第131～133期和第137期）。《北京周报》是成立于北京，由日本人藤原镰兄经营的远东新信社旗下的一份面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发行的报纸，主要报道中国的时政要闻，以及居住在北京或是到访北京的日本人的情况。而《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为时任《北京周报》主编的丸山昏迷。但是由于丸山昏迷中途病逝，《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工作只完成了上册，最后这个任务落到了增田涉的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周报》虽然在日本国内也拥有少量读者，其主要发行对象依然是以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为主，因而注定这是一份读者相对较少的报纸，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有限，不可能和当时在日本国内拥有众多读者的《改造》等主流媒体相提并论。而在日本国内最早出现的日译鲁迅作品则是1927年发表在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的《故乡》。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鲁迅作品的翻译，不过正如丸山升指出的：“这一时期，除了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以外，鲁迅的名字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39]
除了鲁迅的作品外，当时日本国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更多地停留在概述性介绍层面，而且这些介绍性文字主要刊登在日本国外发行的媒体上，面向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如《满蒙》[40]，或是日本国内的非主流杂志如《同仁》（关于这份杂志将在下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之上，因而影响力极其有限。不过早于《大调和》刊登《故乡》之前，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国内影响力颇大的杂志《改造》出版了其夏季增刊号《现代支那号》。《改造》杂志是由战时在日本享有巨大影响力的出版社改造社发行。1919年4月新闻记者出身的山本实彦设立了改造社，为了对抗老牌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改造社于同年4月发行了综合性杂志《改造》。改造社在当时改造日本社会的大背景下，出版了不少左翼言论的出版物，包括1928～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此同时其旗下杂志《改造》上也发表了不少左翼言论的文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也发表在这份刊物上。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改造社牵引了当时日本的左翼论坛。[41]
由于当时日本整个经济不景气，创刊不久的杂志《改造》很快陷入了困境。为了挽回败局，改造社率先推出了“1元（此处为日元）书”的出版计划，改造社在报纸、杂志上广登广告，告诉读者改造社即将推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每月出一本，每本定价1日元，并且该出版计划完全实行预约制也就是只有进行了预订的读者才可能以1日元的价格购买到《现代文学全集》里的书。由于1日元只相当于当时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2%，所以意味着普通的日本人可以用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一出版计划可以说颠覆了以往书价昂贵、文学全集与平民百姓无缘的观念，消费者蜂拥而至，日本的文学经典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走进了平民的世界。作为推出这一计划的改造社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该销售计划推出之时，出版社估计销量能达两三万套，但实际结果是预订出了25万套，改造社赚了个盆满钵满，一扫破产的阴影，成为当红一时的出版社。一时间“1元书”成为日本出版界的流行产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改造》推出了特刊《现代支那号》，《现代支那号》特刊的出版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
经历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军部和资本对中国的兴趣日趋强烈，并不断追求扩大在中国的利益。前述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的建立都和日本国内的这样一种诉求息息相关。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日本人经由朝鲜到达中国东北，同时还有大批日本人前往当时的“魔都”上海。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文人，最著名的要数木下杢太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这四位具有所谓“支那趣味”的文人。这四个人给日后的竹内好以很大的影响，而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关系密切。但是这些人到中国来后对现实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更多的还是关注中国的古典、中国的美食以及中国的女性。他们的所谓“支那趣味”其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即对现实中的中国漠不关心，认为已经逝去的中国才是他们憧憬和怀念的对象。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可以说开启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关心的先河。在这一期的编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有政府和政府的友好往来，有实业家和实业家的往来。但是这次本刊策划的重点则是在文坛、论坛。仅从这点来说尚属首次。[42]
为了出版这一期的《现代支那号》，当时的编辑上田清敏特地远赴上海拜访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在听取内山的意见之后，《现代支那号》向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田汉等30名中国文人和木下杢太郎、幸田露伴、长与善郎、佐藤春夫等日本文人发出了征稿的邀请，最后刊出了19篇中文文章，按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短篇小说、戏曲、诗和评论。
短篇小说：
张资平《库拉索》，凌淑华《酒后》，杨振声《阿兰的母亲》，
徐志摩《海韵》，陶晶孙《短篇三则》；
戏曲：
丁西林《压迫》，郭沫若《王昭君》；
诗歌：
徐志摩《海之声》，闻一多《春光》，饶孟侃《三月十八日》；
评论：
胡适《近代西洋文明之吾人之态度》，李人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性质》，冯友兰《中国哲学的贡献》，高一涵《中国的学生运动》，马寅初《中国的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区分》，陈望道《中国女子的觉醒》，林骙《新支那的青年运动与日本的立场》，西滢（陈源）《中国新文学谈琐》，顾颉刚《苏州的歌谣》。
这其中，胡适的《近代西洋文明之吾人之态度》刊登在了卷首。在上述所有文章中直接涉及中日关系的，一目了然即是林骙的那篇《新支那的青年运动与日本的立场》。在这篇文章里，林骙明确指出：“日本人受那些上了年纪的支那通的误导，对于当今支那青年之心理以及当今支那之青年运动完全不了解。那些上了年纪的支那通只知道支那的老年人，只知道支那过去的事情，就凭着他们的那些经验研究支那对策，所以就不行。”[43]
林骙这番对当时日本中国研究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明确指出当时的日本研究者只对旧的中国感兴趣，而对发生了变革的中国漠不关心，因此这样一种中国研究毫无意义。尽管《现代支那号》并不能完全传递当时中国文坛的现状，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大的欠缺，但是在当时日本国内的大环境之下能够刊登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这件事本身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笔。然而，《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并没有在日本的学界和知识界开启关注现实中国的大门。直到3年后即1929年7月，另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杂志《思想》才再次推出《特辑支那号》。然而这一期特辑的推出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人认为《思想》的行为非常不合时宜。[44]
由此可见，在1920年代下半期至1930年代上半期亦即所谓昭和十年代（1925～1935年），现实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存在。而且看一下《现代支那号》的目录，但凡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特集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缺陷。《现代支那号》所收文章的作者基本上分属192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创造社、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等几个主要文学社团。上述作者中，郭沫若、张资平和陶晶孙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而胡适、徐志摩则是新月派的同人；西滢（陈源）是《现代评论》的主编。相较于创造社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文学社团，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成员则基本上是从欧美归国，并在大学担任教职。由此看来这份特集的偏颇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1920年代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另外两个主要文学社团语丝派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则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入选这一期特集。不过也有日本学者[45]研究指出，当初改造社也曾向周作人约稿，但是遭到了周的拒绝。而谈及拒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日本人绝对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他们阅读中国人写的文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是为了看看高等华人们都在说些什么，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像是在看猴子耍马戏般。周作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和他日后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提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个案，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日本真正对现代中国发生了兴趣。而山本实彦后来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更将出版《现代支那号》的意图表露无遗：“连编辑这期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也是为了教给走入绝境的支那杂志界该如何进行编辑。不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日支亲善。”[46]一种居高临下之感跃然纸上，也可以看出《现代支那号》的重点不在于其编辑内容如何，而在于出版本身这件事，因而也不可能对其旗下杂志的内容没有能够反映中国现代文坛的全貌这一事实进行丝毫的反省。山本实彦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主流媒体对现代中国的看法。
除了《改造》杂志的这一特集外，日本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持漠视态度，而那个时候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则是以《文艺战线》和《战旗》为代表的日本左翼文艺杂志。除了杂志之外，当时还出版了几本类似中国现代文学史概论类的专著，如濑沼三郎的《现代支那文艺》（万里阁书房，1930年）和柳田泉的《现代支那文学之鸟瞰图》（新潮社，1931年）。这种寂寥状况的改变要等到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月报》的创刊。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文学研究史》中有如下的评价：
中国文学研究会从1935年开始发行了其会刊《中国文学月报》，刚开始是一份小小的册子，从1940年开始发展成为杂志《中国文学》，做出了越来越多的成绩。[47]
吉川幸次郎的这一段话可以说高度概括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介绍方面的地位和贡献，在下文中就将顺着这一线索全面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世界。
[1] 『武田泰淳全集』第四巻、筑摩書房、1971年、3頁。
[2]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竹内好全集』第四巻、筑摩書房、1981年。
[3] 1945年后改称“中国学”，在下文中还将有具体阐述。
[4]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2页。
[5]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42页。
[6] 吉川幸次郎「漢学小史」『吉川幸次郎全集』（決定版）第十七巻、筑摩書房、1987年、42頁。
[7] 富永仲基（1715～1746），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其研究奉行彻底的批判实证主义，以去神话、去权威为其核心。
[8] 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家、文献学家和医生。通过研究日本的古典，寻求日本独自的“道”。
[9] 水户学派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常陆国水户藩（位于现茨城县北部）形成的儒学一派。以1657年设立的彰考馆（研究历史的机构）所保存的儒学、史学文献为基础，也融入了日本国学、神道的因素。其后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势力逐渐扩大，极大地影响了德川幕府后期的尊王攘夷运动。
[10]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説」『加藤周一著作5』、平凡社、1982年。
[11] 白鸟库吉（1865～1942），1887年进入东京大学史学科，成为史学科的第一届学生，也是里斯的开山弟子。毕业以后白鸟库吉运用他所受到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训练方法研究东方的历史。成为东洋史学的代表性人物。
[12] 内藤虎次郎（1866～1934），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
[13]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历史学家，曾为白鸟库吉的弟子。
[14] 转引自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23页。
[15] 转引自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24页。
[16] 该发刊词为青木正儿所写。
[17] 加々美光行『鏡の中の日本と中国』、日本評論社、2007年、52頁。
[18] 加々美光行『鏡の中の日本と中国』、日本評論社、2007年、52頁。
[19]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页。
[20] 近卫笃磨（1863～1904），日本华族、政治家，近卫文磨之父。年轻时留学欧洲，其在外交上一直重视中国。
[21] 长岗护美（1840～1906），日本华族、外交家。
[22] 陆羯南（1857～1907），日本政治评论家。1885年创立《日本新闻》担任主笔兼报社社长。
[23] 犬养毅（1855～1932），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第29届总理大臣和内阁大臣。年轻时在二松学舍学习汉学，后担任记者
[24] 谷干城（1837～1911），日本军人、政治家。曾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农商务大臣、学习院大学校长。
[25] 岸田吟香（1833～1905），日本著名新闻人、实业家和教育家。曾出版日本第一部日英辞典《和英辞林集成》，同时被视为明治时期的四大记者之一。明治10年开始在东京银座开设药店乐善堂，销售眼药“精锜水”，大获成功。第二年又在上海开设乐善堂，同样销售“精锜水”也获得了成功。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开始观察中国社会，开始思考亚洲的问题，痛感中日合作的必要性。
[26] 根津一（1860～1927），日本教育家、陆军少佐。曾任东亚同文书院第一任院长。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对中国和俄国发生兴趣。
[27] 大学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亜同文書院大学史』、滬友会、1983年、48頁。
[28] 大学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亜同文書院大学史』、滬友会、1983年、88頁。
[29] 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の中国研究―書院生の中国調査旅行を中心に」、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研文出版、2001年、144-148頁。
[30] 小林英夫『満鉄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藤原書店、2007年、38頁。
[31] 江福浩生「幻の研究所―東亜研究所について」、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研文出版、2001年、117-136頁。
[32] 『青木正児全集』第二巻、春秋社、1983年。
[33] 『青木正児全集』第二巻、229頁。
[34] 『青木正児全集』第二巻、244頁。
[35] 「支那かぶれ」『復刻中国文学月報』第二巻、37頁。
[36] 转引自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479页。
[37] 松枝茂夫「中国文学と私」『松枝茂夫文集』第二巻、研文出版社、232頁。
[38] 戈宝权：《鲁迅著作在日本》，载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9]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25页。
[40] 1920年由位于大连的满蒙文化协会发行出版的杂志，充当了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帮凶。
[41] 米谷匡史「日中戦争期の文化抗争」、山口俊雄編『日本近代文学と戦争―「十五年戦争期」の文学を通じて』、三弥井書店、2012年、184頁。
[42] 渡辺一民『武田泰淳と竹内好―近代日本にとっての中国』、みすず書房、2010年、8頁。
[43] 渡辺一民『武田泰淳と竹内好―近代日本にとっての中国』、みすず書房、2010年、8頁。
[44] 渡辺一民『武田泰淳と竹内好―近代日本にとっての中国』、みすず書房、2010年、9頁。
[45] 伊藤徳也「周作人·魯迅をめぐる日中文化交流」『「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五巻、岩波書店、2006年、94-95頁。
[46] 伊藤徳也「周作人·魯迅をめぐる日中文化交流」『「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五巻、岩波書店、2006年、95頁。
[47]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七巻、4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