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弥漫着一种浓重的阴柔美，婉约、妩媚、神秘，充满了激情和非理性，而这与诗歌天然的女性气质倒是十分吻合（或许，我们可以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更阳刚和更雄性化的语言表达）。如果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太离谱的话，美的阴性成分在一些女诗人那里必然可以得到更为适切的表达与体现。作为一个佐证，我们不妨先来读一首诗：
我爱你，仿佛大海热爱初升的太阳，
仿佛波浪倒映的水仙热爱梦河的寒意与光影，
我爱你，仿佛星星热爱金灿灿的月亮，
仿佛诗人——面对自己的幻想滋生的作品。
我爱你，仿佛生命短暂的蛾子扑向火焰……
显然，这样的情感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而今，世界的演变已经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再以包容宇宙式的战栗来拥抱心上人的那种情感体验。但在当时，它所凸现的抒情强度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被作曲家谱上曲子广泛传唱。这首诗的作者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集美貌和天才于一身的女诗人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
米拉原名玛丽亚，1869年11月19日出身于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一名俄罗斯化了的法国人，谙熟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热爱诗歌。据说，在古代，米拉是爱情与死亡的象征。女诗人将它做了自己的笔名，仿佛由此奠定了自己写作的两条主线。米拉身上有很多浪漫主义的基因，多愁善感，迷恋文字，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甚至放任自己的激情像洪水似的漫溢，其人生选择常常表现出尼采式“全有或全无”的决绝。或许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她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倘若我的幸福是一只自由的雄鹰，
哪怕它在蔚蓝的天空骄傲地飞翔，
我也要在弓弦搭上一支响亮的利箭，
无论它是死还是生，它必须属于我！
……
倘若我的幸福就隐藏在你的心头，
我要日以继夜地点燃它秘密的火焰，
希望它只向我奉献，毫无保留，
让它只为我跳动，轻轻地震颤！
米拉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米拉在自己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亚历山大学院。学生期间，米拉就已开始在当时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北方》《艺术家》《观察者》《我们的时代》等杂志上发表作品。1896年，她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致力于诗歌创作，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她的创作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和新浪漫主义特征，期望女性摆脱日常生活的俗务，追求忘我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以及因爱情引起的美好、快乐、孤独、感伤、寂寞、痛苦和绝望等，善于在对情欲的刻画中凸显宗教式的虔诚。
创作和生活使米拉一生都在崇高和平庸、理想与现实、浪漫的情感和琐碎的日常事务之间寻找一个适切的平衡点。按照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勃柳索夫的看法，在米拉身上，“似乎是两个灵魂钻进了一个胸膛”。对她而言，丈夫、孩子和家——是生活的支柱；但是，灵魂似乎还渴望着别的东西，渴望着那神秘不知的远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她这样谈道：“我——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人。与那些‘蓝袜子’式的女作家毫无相似之处。……对我而言，一切非美（我指的是最高的美）的东西，一切非诗的、非艺术的东西，并不存在；在我这儿，套用一句俗语来说，‘万事皆空’。我把人分成两个部分。我把一部分划入这些词中：收入，开销，股票，债券，等等；另一部分则是：生，死，欢乐，痛苦，永恒……”
如前所述，米拉推崇“纯艺术”的诗歌观念，她的大部分作品涉及的主题都是爱情。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沃隆斯基认为她身上仿佛“流淌着书拉密的血液”，其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她“毫不掩饰地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领袖之一康·巴尔蒙特的一段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精神而言，洛赫维茨卡娅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曾经认为，这个世界上只存在过两位女诗人，那就是“萨福和米拉·洛赫维茨卡娅”。他在诗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我依然要歌唱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米拉深谙爱情辩证法的原理，为此，她宣称：“爱情犹如嫉妒，一眼望不到尽头”，对光明与黑暗进行奇特的组合。爱情“温柔又凶狠”，“缠绵又冷酷”，以至于让“女皇”变成了“恭顺的奴隶”。这让她的抒情诗避开了传统浪漫主义单一性的和谐与优美，在情感的艺术行为中看到了时间的伤痕。晚期，她的诗歌逐渐摆脱了狂热的风格，显得雅致、冷峭而理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发现“地球被黑暗所笼罩”，日常生活中，“恶”替代“美”成为审美的原则；其二，身患了在当时被视作绝症的肺结核，这使她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时时在胁迫着自己。她曾多次表示，希望把自己定格在最美的时刻，把死亡作为生命的高潮，一个“最美的高潮”。1904年，米拉在一首诗中如是表述：
我希望在年轻时就死去，
不曾爱过，也不会思念谁，
像一颗金星从天空滚落，
像一朵未枯萎的小花飘落……
她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35岁时离开了她不无眷恋的尘世。这个年龄哪怕不算十分年轻的话，至少离衰老还很遥远。同年，她在身后再度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
十九世纪末，洛赫维茨卡娅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仿效，甚至有其他诗人不惜盗用她的名字来出版自己的诗集，被时人看作俄罗斯颓废派的重要代表。而在众多的追随者中间，至少有两位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坛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伊·谢维里亚宁和马·沃洛申。前者将她刻意神化，奉为膜拜的偶像，将她的名字写入自我未来派的宣言中，引为自己的导师之一，同时还为她写下了大量的献诗。后者一手制造了“神秘的切鲁宾娜事件”，引得《阿波罗》杂志的主编马科夫斯基及其一干诗歌名流浮想联翩，最终因真相败露招致阿克梅派诗歌的领袖人物古米廖夫与自己的一场决斗。
整体而言，洛赫维茨卡娅的诗歌结构缜密、精巧，比喻新奇、贴切，用语大胆、炽热，富于旋律感，不少作品曾被作曲家们谱上曲子而在俄罗斯广泛流传。有研究者认为，她的创作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女性诗歌”的奠基者，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诗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