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文运动”的社会与文学背景

一

关于唐文的发展，“古文运动”前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独孤及说：“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天宝中，公（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鹜，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黄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其弟子梁肃则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他们两人谈的是唐“古文”前期的情形，都强调陈子昂的开拓之功。后来《新唐书》借用梁肃“三变”之说，加以发展，这样描述唐文的总轮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宛然为一王法。”（《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序》）这里没有提陈子昂，是个重大缺陷，但整个叙述大体反映了唐文发展过程。“古文运动”兴起于陈子昂活动的武后统治时期，发展于“安史之乱”前后，繁荣于贞元、元和之际，绵延至于晚唐，随着唐帝国的破败而衰微，其兴衰首先决定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是个普遍安定、繁荣的“盛世”。但实际上，如果从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平定辅公祏实现全国统一算起，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统一局面仅维持了百余年。这百余年间，随着唐王朝的巩固与封建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和激化。到高宗统治后期，赋税日渐繁重，土地兼并加剧，北边连年动乱，劳师动众，已使得不少农民破产失业。永徽四年（653年），新王朝刚刚建立三十余年，就爆发了震惊江浙的睦州（今浙江建德县）陈硕真起义。武后朝狄仁杰上疏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在武则天统治之下，武氏集团和李唐宗室亲贵的矛盾，庶族地主和门阀士族的矛盾，武氏卵翼下的腐朽势力和拥护武氏而具有改革意识的新进官僚的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武则天为了维护她篡夺来的政权，一方面对庶族地主开放政权，容直言，纳谏诤，提拔新进，奖励并容纳正直敢言之士；另一方面，又网罗亲信，行罗织，用酷吏，包庇腐败的武氏亲党。这样，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要求变革的势力又有一定力量和活动天地。一些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体会到一种危机感。例如狄仁杰就曾指出：广大农民家道悉破，或至逃亡，会使他们且图缓死而聚结反抗。朱敬则更尖锐地指出：“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这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陈子昂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中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兴起是与社会上的这种改革潮流相呼应的。

唐玄宗统治前期，曾出现一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但封建经济的内部矛盾和统治集团的急剧转向腐败却把社会拖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研究唐代政治史，一般把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得势作为玄宗一朝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朝廷上权奸专政，打击正直能臣，不断挑起开边战争，扶植安、史叛党；加之均田制进一步瓦解，土地兼并盛行，户口大量流亡，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导致一次大动乱。正是在这由极盛走向中衰的矛盾丛生的社会条件下，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先后走上文坛。这些人亲身感受到时代矛盾的脉搏，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社会矛盾和动乱之中。他们进一步推动“古文运动”，又是与整个社会的变动相关联的。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王朝已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强藩分立，列镇相望，特别是河北藩镇，疆土、甲兵、政令、赋税皆自专之，名为王臣，实同敌国。德宗统治初期，经过又一次全国性的强藩叛乱——“建中之乱”，朝廷更失去了统驭天下的威势，对有兵之处，唯务姑息。后来到宪宗朝，虽然在对藩镇用兵上取得了暂时成功，但祸根未除，不久变乱又起，骄兵悍将故态复萌，迄至唐亡。在晚唐，至有“与其闭门作天子，九族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涂金塔事》，《曝书亭集》卷四六）之议；宋人也曾发出“天下分裂为八九，生民糜烂于兵间”（范祖禹《进故事》，《范太史集》卷二七）的慨叹。在这样的局面下，朝廷执政柄者多为奸猾昏庸之辈。肃、代、德宗几个皇帝都是暗弱昏愦的君主。朝廷内部亲任宦官，重用权奸。宦官、权奸又与各地藩帅相勾结，朝官也形成了不同的集团与派别，造成朝纲混乱、政出多门。藩镇动乱大大加害于人民，统治阶级又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刘晏曾描写“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形势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由于均田制破坏，德宗初开始实行“两税法”，企图通过立法以承认大地主对所兼并土地的占有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并使赋税负担相对合理些以减缓阶级矛盾。但新法实行后，积弊未除，赋敛日增，广大人民陷于更困顿的境地。大批农民不堪官租私债的压榨，流为浮客，或亡命山泽，或为僧为道，以至聚结举义。早在“安史之乱”中，浙东就有袁晁起义。此后，江东一带又有方清、陈庄等人的起义，余波振荡十余年。在全国各地，民变、兵变和小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相继不绝。李唐王朝的统治又增加了一重危机。

随着李唐王朝统治的危机日深，统治集团中出现了变革现状、革新自强的要求，朝廷内部也出现了改革派或革新派的斗争。例如李泌，活动在肃、代、德三朝，用神仙诡异之说自饰，以帝王宾友身份，对限制藩镇、改革朝政提出不少积极意见。德宗朝前期的陆贽，通达时变，关心民隐，对平定“建中之乱”、整顿朝政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他有不少改革主张，并与权奸裴延龄、卢杞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德宗朝后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太子李诵支持下，结纳部分朝官，组成了一个革新政治集团，并乘皇帝易位之机一度执政，实行了旨在打击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的“永贞革新”。这次短命的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宪宗朝，裴垍、李绛、裴度等人继续与宦官和强藩斗争，推动朝廷对河北和淮西藩镇用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继承了王叔文等人的事业。

这些改革或革新势力相对说来还是薄弱的；他们在朝廷中总的看来也没能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却不可低估。正是这些变革的努力推动朝廷在与自身腐败势力和外部藩镇的斗争中取得了某些胜利，缓和了社会矛盾，延续了它的统治。而这种变革势力，又正是文学上的改革潮流的社会基础。诗坛上“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文坛上“古文”创作的繁荣，都与政治上的革新思想相联系，是政治上的改革斗争的一种反映。

总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唐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与政治上的改革活动与革新思潮相呼应。所以，“古文运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也就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古文”仅仅是文体的“复古”或认为它只与“儒学复古”相为表里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二

上面，简单分析了“古文运动”的时代背景。这里，再来探讨一下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为文学改革创造了怎样的社会基础。

唐代封建统治结构的重大变化，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士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这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六朝门阀士族的结果；也反映了新王朝积极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的努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一批靠兼并起家的“近代新门”，他们的经济势力必然要在政治上反映出来，新王朝也必须求得他们的支持。适应这种新的品级联合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延续了开科取士的文官政治；而这种政治制度也就培养起一大批“文章之士”。

汉、魏以来，豪强、门阀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造成几百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的局面。时人指出：“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晋书》卷四八《段灼传》）唐王朝建立以后，积极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一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门阀士族的措施，如禁止河北、山东大姓互为婚姻结成血缘联盟，修订《氏族志》以降低旧门阀等第，特别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更严酷地打击拥护李唐王朝的皇族亲贵；另一方面，则实行科举，从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广泛吸取人材，给资地浅薄的下层人士参与政权开辟道路。当时进士科特别受重视，中进士的人“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这样，科举成了统治阶级选拔自己代表人物的手段，也是它的内部矛盾的调节器。在科举制度下，士、庶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了。“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全唐诗》卷二二〇）。旧的士族既已失去其经济优势，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特权，它们的子弟如想求得出路，也得去“觅举求官”。而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却可以通过科举攀登高位。郭元震咏古剑，说“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古剑篇》，《全唐诗》卷六六），颇能代表那些出身低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郭元震本人就是经进士而位登宰辅的。这就形成一种轻阀阅、重科举的局面。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轻经术、重文章。汉代以来，门阀士族和经学世家是两位一体的。经学章句是门阀士族的理论武器，是衡量等级身份的一个标准，也是门阀子弟的必要素养。但到唐代，经学章句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明经二科。明经考问大义和贴经，主要是章句背诵功夫。进士考策论和诗赋，看的是政能文才。唐人重进士、轻明经，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这也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中学风的转变，章句教条已逐渐失去了市场。这种轻经术、重文章的倾向，到武后朝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后来韦嗣立上疏说：“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请崇学校疏》，《全唐文》卷二三六）史书上也记载：“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恡官爵，取悦当时……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另一方面，则是“文章之士”被重视。后来沈既济描述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这就形成了“搢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三九〇），“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二〇）的社会风气。

这样，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正是唐代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这就培育起一个依靠政能文才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那些富有改革意识的人物多出于这个阶层；在文学上，推动了诗、文革新的也多是这个阶层的人。

这个阶层也为散文发展提供了一批新人物、一种新思想和新的创作态度。这些人既不像汉人那样重经术而视文章为小技，也不像六朝人那样“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通典》卷一七《选举五》），而把文章当作流连光景、娱情逸志的工具。他们把文章当作一种斗争工具，文章也是他们切身的事业。从陈子昂到杜牧，“古文家”们多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正是从唐代阶级关系变化所产生的“文章之士”中，造就出一批文坛上的革新闯将。而武则天统治时期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变化剧烈进行的时候，散文上的变革也就在同时期展开了局面。

三

文学的普遍繁荣，总以思想的某种程度的解放为前提。思想窒息、认识僵化是与文学的发展相对立的。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功，也得力于当时比较开放、自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比较而言）的思想环境。这里特别起重要作用的是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的发展趋势。

陈子昂等人开始革新文体时，还没有提出“明道”的主张。正如前面指出的，当时重文章、轻经术，文学似乎是与儒学相对立的。但当时反对的是儒家章句之学。实行文体革新的人们的思想、政治、伦理等观点，还是遵循着儒家基本理论的精神的。从萧颖士、李华开始到韩愈、柳宗元，创作上宗圣、尊经、明道的主张逐渐明确；到最后，“文以明道”成了“古文运动”的理论纲领，成了进行号召的一面旗帜。特别是韩愈，坚持所明之道为儒家一家之道，提出了“道统”论，用以对抗猖狂施虐的佛教唯心主义，更给“古文运动”注入了一份重要的现实内容和新的号召力。但韩愈以及柳宗元所提倡的道，也不是章句教条，也是根据自己对儒家基本理论的理解，赋与它一定的现实内容的。所以，“古文运动”由肇端到完成，对儒学的态度表面看来有所不同，但实际精神是一贯的，那就是对传统章句教条的批判，用通经致用的态度对待儒学理论，利用它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文坛上的这种倾向与唐代儒学的发展演变有关。唐代的儒学即经学，正处于由墨守章句、严分家法的汉儒注疏之学向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宋儒性理之学的过渡期中。唐王朝建立后，先后颁定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又有陆元朗撰的《经典释文》等，企图建立统一的儒学的思想权威。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办法，其内容基本上还是沿袭西汉至魏、晋的旧章句，即所谓“唐承江左义疏”（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揅经室二集》卷七）。随着唐代的地主阶级各阶层品级联合的统治结构的形成，门阀氏族专制的局面结束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复杂化了，旧的章句之学的统治也随之崩溃了。特别是一些出身于较低阶层、富于变革意识的知识分子进入学术领域，带来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论和新的学风，促成了经学上的变革。

这种变革早在隋朝已经萌芽。当时的大儒刘焯已对“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另一个大儒刘炫被称为“通儒”，“九流、七略，无不该览”（《隋书》卷七五《儒林传》）。特别是隋末的文中子王通，提出“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文中子中说》卷六《礼乐篇》）的原则，在解释其所著《元经》时说：“《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文中子中说》卷八《魏相篇》）这种重生民、尚通变的儒道观，很有通经致用的色彩。隋唐之际是动乱时代，繁琐的章句教条更失去了市场。时有徐文远博览五经，尤精《左传》，“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盖文达也博涉经史，尤明三传，其“论难皆出诸儒意表”（同上）。这都反映了一时风气。

唐初，三《礼》之学受到重视。太宗时魏徵撰《类礼》；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周礼》《礼记》二经疏；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徐）坚质问，坚必能征旧说，训释详明”（《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开元十四年（726年），元行冲与范行恭、施敬本根据魏徵《类礼》，整比而成《礼记义疏》五十卷奏上，当时任尚书左丞的张说批评他们“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而元行冲著《释疑》一文答辩，说批评他们的人是“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慤，欲仍旧贯”（《旧唐书》卷一〇二《元行冲传》）。从这种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儒学的发展倾向，即如清人赵翼所说：“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廿二史劄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武后朝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儒学之官、章句之学被轻视，刘知幾、吴兢、朱敬则、元行冲等人掀起了对传统思想的怀疑思潮。刘知幾的《史通》，对“上下数千载间，掊击略尽”（陈傅良《止斋题跋》卷一），提倡具有理性色彩的“一家独断”（《史通》卷一〇《辨识第三十五》）之学，排斥一切传统的章疏旧说。长安三年（703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稿。宏文馆博士祝钦明等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刘知幾、徐坚等人曾为元感申理。后来，朝廷对他加以表彰，表明批判章句之学又取得一个胜利。

对传统经学章句的批判，对于思想意识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致使当时经学注疏的作用，仅仅是科举的敲门砖，所谓“明经以帖诵为功，罕通旨趣”（《全唐文纪事》卷一四）。开元八年（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说，“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明经考试要背诵大义和贴经，《礼记》字少容易背，大家就都去背《礼记》（见《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可见人们对经书的态度。像祝钦明那样墨守章句的腐儒，当时则被讥刺为“颇涉经史，不闲时务，博硕肥腯，顽滞多疑”（张《朝野佥载》卷四），“素无操行”，“谄佞为心”（倪若水《劾奏祝钦明、郭山恽疏》，《全唐文》卷二七七）。也有许多人提倡学问有益于世。刘宪在武后时《上东宫劝学启》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绝世之才，岂假寻章摘句哉？盖应略知大义而已。”（《全唐文》卷二三四）开元年间姚崇《答捕蝗奏》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全唐文》卷二〇六）崔融《为百官贺断狱甘露降表》说：“事有不合于古，不务于时，则弛而更张，矫以归正。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王礼不相袭，帝乐不相沿，夫何为夫？亦云适时而已。”（《全唐文》卷二一八）这样，他们都反对“寻章摘句”“庸儒执文”，要求通大义，达时变，把握经学的内在精神。这种理论，运用于政治，表现为尊重现实的变通思想；作用于文学，则推动了那种关心社会、注意民生的创作倾向。经学教条的束缚大大削弱了，才能出现“凤歌笑孔丘”的李白、“不师孔氏”的元结，才会出现边塞诗人讥诮书生老死户牖，山水诗人把礼乐视为人生羁束，连以儒学大义立身的杜甫有时也要慨叹“儒冠多误身”了。章句之学的遽衰在武后朝，文体改革也正开始于其时，二者是有密切关联的。

玄宗好经术。“安史之乱”以后，更逐渐兴起了一个振兴儒学的思潮。当时人目睹政治混乱、世风日下，企图以儒学作为整顿思想、改造现实的武器。“古文运动”的参加者之一贾至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说：“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旧唐书》卷一九〇中《贾至传》）梁肃则以为“政举则道举，道污则政污”（《昆山县学记》，《全唐文》卷五一九）。代宗以后，经学出现了许多专门名家，“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旋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但这时的儒学，决不是章句之学的复活，而是“一家独断”的学风的继承。用当时人的话说，提倡的不是“驾说之儒”，而是“行道之儒”，它要“施之于事”，而不是“堆案满架矻矻于笔砚间”（刘轲《与马植书》，《全唐文》卷七四二）。所以，这仍是继承了唐前期反对经学教条的成果的。就以施士丐为例，他贞元年间为太学博士，明毛、郑《诗》，通《左传》，甚得朝廷士大夫敬仰。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曾执经考疑于其门下。他讲《毛诗》，说《曹风·候人》中的“维鹈在梁”，意思是“鹈自合取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讲《魏风·陟岵》中的“陟彼岵兮”意思是“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等等，都不同于先儒旧义（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¹⁾。以致后来唐文宗曾批评他是“穿凿之学，徒为异同”（《新唐书》卷二〇〇《啖助传》）。而在中唐时期影响最大的，则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和韩愈与李翱的“道统”论及“复性”说。

对于啖、赵、陆学派，后人的评价很不一致。有人讥讽他们主观、“穿凿”，有人批评他们罗列各家观点如“书橱”；但更有人高度评价其斥异端、辟正途之功，说他们言《春秋》大义“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会通三传，独究遗经”（顾炎武《答俞右吉书》，《亭林文集》卷三）。客观地说，他们在阐释先儒旧义上确无大的创获，但他们把《春秋》当作“致治之学”，以传统的经学注疏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具有革新进步意义的思想观点，代表了时代先进的潮流，其意义不可低估，功绩也是不可抹杀的。

这个学派，由啖助创其端。大历年间，他著成《春秋集传集注》一书，又撮其纲目，为《春秋统例》，其书已佚。赵匡、陆质为啖助后学。陆氏集中三家学说，为《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微旨》三书。实际上，这三部书可视为三个人的集体著作。

陆质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啖助对《春秋》的看法：“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按这个学派的观点，圣人之志的核心是“冀行道以拯生灵”，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圣人之意与“生人之意”是相通的。他们在治学方法上标举“会通三传”“以经驳传”。就强调经学的政治作用来说，他们接近今文学派，但又反对公羊家的“随文解释，往往钩深”，而倡导一种“圣人夷旷之体”（《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这完全是以己意解释圣人之意，也是一种大胆怀疑先儒章句的办法。这样，陆质等人通过阐释《春秋》微旨，提出了关心民生、改革现实的政治观念和通权达变的哲学主张。这个学派对当时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永贞革新”的参加者吕温、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都接受了它的学说，陆质本人是“永贞革新”的骨干，整个“永贞革新”在思想上受到陆质学说的启发。中唐《春秋》学大兴。有的人如刘，用《春秋》大一统、正名分的观点来批判现实，与陆质等人的理论是相一致的。直到晚唐，陆龟蒙还提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圣人之志，莫尚乎《春秋》。得文通陆先生所纂之书，伏而诵之，作《求志赋》”（《求志赋序》，《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四），可见陆氏学说对陆龟蒙这样的晚唐大家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韩愈自诩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似乎所传之道是醇正的儒家一家之道。但实际上，他的理论也是从现实斗争出发的。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传统观念加以发展、改变；在方法上也是融合众家、以意释经的。这在后面分析韩愈思想时，将另做详细论述。

由此看来，中唐的儒学复兴（或称“儒学复古”），是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它广泛地影响于政治与学术。如陆贽的反天命、重人事、重视民生的政治主张；杜佑的“包括古今，涵贯精粗”（魏大经《通典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的史学思想，都受到当时儒学学风的影响。“古文运动”的许多理论家是讲宗经明道的，他们也并不是忠实于儒学的古老教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这种教条。这是符合儒学变革的潮流的。

后人讲经学史，往往认为“唯唐不重经术”（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七）。唐人专门的经学著作不多，以儒学名家的人也很少，从这个角度看，唐代可说是儒学的衰弱时期。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挣脱旧章句的桎梏，探寻新的观点和方法，引起了经学上的转变。这样一个时期，思想上、学术上充满了新旧交替的矛盾：汉学旧章句的权威破产了，宋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再加上唐王朝兼容佛、道，佛、道的流行使儒学不能建立一统之尊，三教之间的斗争又给思想界以很大刺激，使意识形态领域更为活跃。“古文运动”中就有不少出入儒、释的人物。总之，唐代思想的比较开放和自由，为“古文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土壤。

四

以上，谈了“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思想条件，这都是促使它发生、发展的外部原因。决定它的独特面貌和成就的更基本的原因，还在文学内部。“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必然成果。

本书《序章》曾指出，唐代“古文”继承了自周、秦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思想、艺术遗产，其中包括骈文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在这里还应指出，骈文的极度雕琢、唯美的形式不适应社会对文学或文章的要求，违反了创造艺术美的客观规律，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所以在骈文盛行的时候，一直有人抗流俗而为“古文”。例如前人曾指出“晋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类”（《全唐文纪事》卷二引《辞学指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是散体。特别是北朝文风一直比较崇尚质朴，北魏的两部著名的散文著作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都是散体文；北周宇文护《报母阎姬书》以真挚朴素的文笔，叙写生死骨肉之情，更是运用散体的名篇。从陈、隋之际开始写作《梁书》的姚察、姚思廉父子，“多以古文行之”，清人赵翼说：“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劄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而自西魏末年起，更已有人在理论上有意识地提倡文体复古⁽²⁾。这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的先驱。

西魏末年，宇文泰实际上已经执掌朝廷大权，不满于“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欲革其弊，乃于大统十年（544年）因魏帝庙祭，命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仿《尚书》作《大诰》，史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其时又有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苏绰对尚书都兵、大行台郎中柳庆说：“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结果“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周书》卷二二《柳庆传》）。柳庆之兄柳虬，在宇文泰的丞相府中为记室，也曾上书论史官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上文帝疏论史官》，《全后魏文》卷五三）当时修史囿于文坛风气，盛行骈体，他的这种用“直笔”、重“鉴诫”的主张，无疑有着要求革正文体的含意。柳虬于大统十四年（548年）除秘书丞，监掌史事，十六年，迁中书侍郎，修《起居注》，“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周书》卷三八《柳虬传》）。《文质论》今佚，也应是批评当时文风的。从以上材料看，从西魏末年，已经有古、今文体之争，主张“文体复古”的已大有人在，只是未见“古文”一语而已。

南朝文章清绮，但也有人对流行的文体提出批评。梁裴子野在禁省十余年，“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曾受到时流诋诃。他著《雕虫论》说：“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全梁文》卷五三）这里已隐含着宗经、重道的思想，对当时流行文字内容上的空虚、形式上的浮靡揭露得也相当深刻。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指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南齐书》卷五二）这对当时文风的弊端揭示得也相当全面，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由梁入北齐、经北周卒于隋代的文学家颜之推，也对当时的文风有所批评。他的《颜氏家训》主张以儒家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明确论述了“古人之文”与“今世文士”为文的利弊。他主张：“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他由南入北，在文风问题上态度又有通达调和的一面，以为时俗难违，只求去其泰甚。他说：“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颜氏家训》卷上《文章第九》）他对当时浮艳文风的揭露不可谓不深刻，对古今文章演变的看法也不无一定道理，但他的“并须两存”的结论却表明了改革态度的软弱性。

隋文帝建国后，“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隋书》卷七六《文学传论》）。开皇四年（584年），为屏黜轻浮，遏止华伪，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后来，曾历仕北朝、深受杨坚信赖的李谔，有感于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又上书朝廷革正文体。他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要求以儒经为轨范，主张用它“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他对魏、晋以下，特别是齐、梁文风猛烈抨击，以为魏之三祖是“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把文风的衰敝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他比起苏绰、颜之推等人来，宗圣、尊经的观念更明确，对形式主义浮靡文风的批评也更为尖锐。

隋末有大儒王通，身处乱世，守道不仕，聚徒讲学，著书百余卷。他的文章追模经传口吻，一意模拟古人，路子本不足取。但其门人记录其言行的《文中子中说》，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哲学著作，其中也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说：“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文中子中说》卷二《天地篇》）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出文章“贯道”之说。他论诗主张“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对六朝文人给以苛评，说谢灵运“其文傲”，沈休文“其文冶”，鲍照、江淹“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稚珪“其文怪以怒”（《文中子中说》卷三《事君篇》）等等，把文章风格与作者、时代联系起来。他的理想当然是古先圣人之文了。仁寿三年（603年），他曾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看起来他又是很有经世之志的人，文章是他经世的手段。

这样，随着骈文的日渐僵化和堕落，对它的批评也呼声日高，并已出现了几次革正文体的尝试。但几次努力的收效和影响却都很有限。这除了由于文体改革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尚不具备而外，当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很大缺陷。从理论上看，从苏绰到王通，对骈文的浮靡文风产生的根源认识是肤浅的，对古今文体演变的看法更是偏狭，因此批判也就难以抓住要害。他们不满于骈文的主要着眼点在不利于教化；他们要求改变浮艳文风走的是不通时变的拟古的道路。在实践上，他们也没有拿出足以压倒骈文的成功的作品。有的人是对古人生吞活剥，苏绰写的《大诰》，在语言上是对《尚书》的模拟。刘知幾曾指出：“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它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按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史通》卷一七《杂说中第八》）王通刻意模拟圣人，也是一样，例如他的《中说》，其中不乏精辟之见，但在口吻声气上极力学《论语》，读来令人生厌。另外，还有些人理论上头头是道，创作上却缺乏创新，例如李谔的《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反对骈偶，用的却正是严格的骈体文。由于存在以上问题，这些变革的努力也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但是，这些革正文体的尝试的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苏绰等人对骈文浮艳文风的批判，对文体、文风和语言问题的探讨，有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他们留下了一些正面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反面的教训。这都给唐人创造“古文”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唐人是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他们为唐代的成功的“古文运动”开了先路。

五

唐代“古文”是它以前中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延续；它的发展又受到文学其他部门的影响。以下略言几点。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是诗歌创作“百花齐放”的大繁荣时期。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唐代诗歌的发展与文体改革在步伐上大体一致。清算了六朝绮靡诗风的陈子昂，同时也是在文体改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一人。此后，散文的发展比较缓慢。当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时，文体改革仍在艰难探索中。但到中唐，“新乐府运动”却与“古文运动”齐头并进，共同形成了唐代文学的第二个繁荣期。

我国古代诗歌有着光辉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唐人在继承、发展这个传统的基础上，把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陈子昂开始，就十分注意总结诗歌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提倡“汉、魏风骨”，注重讽喻“兴寄”，批判“彩丽竞繁”的唯美倾向，不仅指导了一代诗坛，而且影响到整个文坛。后来李、杜勃兴，对散文影响更大。韩愈十分重视李、杜的创作。他给他们以高度评价，并自认是他们的创作传统的继承人。“新乐府运动”与“古文运动”同时。两个运动的参加者有密切的交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新乐府”作者也都是“古文”家。两个运动在思想上与创作上相互间都有影响。

从创作实践看，唐代许多优秀作家，如陈子昂、李白、元结、韩愈、柳宗元、杜牧等，都是诗文兼擅的。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对诗与文的内容与社会意义加以区别，例如柳宗元，就认为“著述”宜“辞令褒贬”，而“比兴”应“导扬讽喻”（《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河东集》卷二一）；实际上他们的诗文创作往往表现出共同的思想倾向与风格。陈子昂的《感遇》诗与他的论事书疏，在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慷慨激昂的言辞文情上是相近的。李、杜不以文名，但司空图说：“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明人王志坚也说：“太白文萧散流丽，乃诗之余。”（《四六法海》，转引《全唐文纪事》卷六七）韩愈力创奇崛诗风，与他的散文“尚奇”的一面相一致。柳宗元的山水记与他的山水诗同样有一种高简峻峭的风格。

从六朝以来发展起来的游宴记序文体，至唐大兴。游宴就要作诗，有诗则要冠以一篇序，这种创作方式就是诗文结合的。唐文中的许多名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苏源明的《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等，就是这样作出来的。其中充满了诗情。这种文体到韩、柳发生了新变，增加了议论成分，从而使它的语言与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平。陈善说：“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扪虱新话》上集卷一）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唐代诗文。我们看到韩愈以散文笔法入诗，使诗歌创作开创了新局面；实际上他也把诗的艺术方法应用于散文，从而丰富、提高了他的散文的水平。“古文”借鉴了高度发展的唐诗艺术，是它成功的原因之一。

唐代传奇由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发展而来，它“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扩其波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新时人耳目。传奇小说在题材、构思、表现方法和语言等方面，都给文坛带来了不少新东西。许多“古文”家在创作中都借鉴传奇。韩愈以“圣人”嫡传自居，但作风却颇为豪放，很喜欢“驳杂无实之说”。他写的《毛颖传》《圬者王承福传》等，虽出以寓言，却有一定的传奇成分；《石鼎联句诗序》本身就是一篇传奇小说。柳宗元除了写了《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等兼有传记、寓言、小说特点的“中间体裁”作品外，还写过《河间传》《谪龙说》等典型的传奇文。

按唐代当时的观念，并不以传奇为文章小道，不在小说与“古文”之间分雅俗。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从中可见当时人对传奇文的看法。特别是唐代举子在科举考试前要向主司投献诗文，由于传奇文备众体，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史才、诗笔、议论，就成了所谓“温卷”的好材料。所以中唐的不少文人普遍地喜读传奇，爱作传奇。一些传奇名篇出于大作家手笔。有些人如牛僧孺，更留下了《幽怪录》这样的传奇专集。

散文家写传奇，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散文写作。除了创作出一些传奇与传记、传奇与寓言的中间文体如《毛颖传》之类的作品外，传奇的叙事、描写技巧，它的华美新鲜的语言，也被运用到“古文”写作中来。后来有人批评唐文多俳俪语、南北史佻巧语、小说语、诗歌隽语等等。所谓用小说语就是指使用传奇语言，南北史佻巧语也有小说因素。我们读韩愈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蓝田县丞厅壁记》，其中细节的描写、场面的刻画、人物的形容、语言的使用，都与小说有共同处。传奇手法入“古文”，对“古文”艺术也是一个巨大的提高。

自东汉末年以来，佛经的翻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佛教徒来说，准确地翻译佛经，是为了正确把握佛教义理。而传播佛经，又必须使它在表达和语言上具有高水平，并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世世代代许多中、外译师以极大的宗教虔诚做这种翻译工作，一部经书往往迻译多次，并且组织了如姚秦的消遥园、河西的闲豫宫、宋时的道场寺、元魏的永宁寺那样的译场，通过集体的努力，以提高译文的水平。到了隋唐，更由朝廷组织了国家译场。参与这项工作的，不仅有鸠摩罗什、义净、玄奘这样精通华、梵的义学高僧，而且有许多大文学家。例如谢灵运就参与过佛陀跋陀罗所译《大般泥洹经》的文字修订工作。又例如唐代大荐福寺义净译经时，李峤、韦嗣立、赵彦昭、卢藏用、张说、李乂等二十余人为之润文；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润文官有卢粲、徐坚、苏缙、薛璩、陆象先、郭元振、魏知古等人。这些人中多有文坛耆宿。这样，许多译师、文人参与佛经翻译，提高了译经的文字水平，反过来也影响着中国散文的写作。

中国开始输入佛典，采取了编译的方法，如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后来经过长期探讨，力求做到信、达、雅的统一，创造出一种华梵结合、雅俗共赏的译经文体和韵散间行的表达方式。为了保持佛经义理的原旨，译师们特别在内容的表达上做出巨大的努力。东晋高僧释道安在经典整理传译上贡献卓著，他虽不通梵文，但惟恐有失原意，提倡直译。三大译师之一的鸠摩罗什，更致力于在正确理解义学精微的基础上顺畅切要地加以表达，进一步提高了翻译的水平。慧远总结译经经验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出三藏记集》卷一〇《大智度论抄序》）他要求文质适宜。其后僧佑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这种“务存论旨”、文质并重的原则，与当时骈文单纯追求声韵辞彩是截然不同的。译经文体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新收获。在骈文盛行的情况下，它的形成和发展，对散文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唐代知识分子中间，儒释调和的意识很流行。许多文人相信佛教，更多的人对佛经很熟悉。他们与佛徒相往还，研习佛典几乎是他们的必修的功课。而许多译语高超的佛典，以壮阔的文澜开演玄妙的教理，其想象的恢宏、构思的奇妙、表达的生动、辞藻的华美，都在中国文人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古文家”中尽管有些人辟佛，但佛经的表现技巧和语言艺术却被人们普遍地借鉴。至于有许多“古文家”本人就相信佛教，如梁肃和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信徒，就更多受到佛典的影响，包括写作方面的影响。

佛典翻译文学影响于“古文”的表现技巧是很广泛的。例如，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俗之间围绕着佛教教义诸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辩难，其中包括护法与反佛的理论斗争。这些文字的一部分被收集在梁僧佑编《弘明集》和唐道宣编《广弘明集》里。这种理论斗争不仅推进了佛教义学和辟佛理论的发展，而且使论辩技巧得以提高。当时的这类文章在概念辨析的精微细密、判断和推理的严密周详、辩驳论难的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于翻译的佛教经论中，更有许多理论辨析的杰作，例如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中论》多用辩证的论理方法，玄奘所译法相唯识著作的细密的名相辨析，这都使中国的论辩文字增加了新的技巧。唐宋议论文字的发展，与借鉴这些技巧有直接关系。

又如佛典善用譬喻。从佛教早期经典四《阿含》到大乘的大部经典如《华严经》《宝积经》等都很有故事性。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道宣说它“词义宛然，喻陈惟远”（《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大正藏》第九卷）；经文中也说“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第二》）。《妙法莲华经》是中国文人熟悉的经典之一，它的极其夸张的描写、生动形象的比喻、空灵流动的文笔，对中国文人来说是很新鲜的；其“火宅”“化城”之喻，“雨花”“地动”之说，更成了中国诗文中习用的典故。另一部中国文人熟悉的《维摩诘经》，发挥般若性空的宗教唯心哲学，而说理却用一个佛遣弟子往居士维摩诘处问疾的故事，其形象刻画笔法犹如小说，写人物对话又像戏剧。佛典律藏中还有“本生”“本缘”“譬喻”“因缘”四部，这都是专门以譬喻故事解明佛理的，其中不少来自印度民间。汉译的有《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生经》《百喻经》等。这些故事比中国先秦诸子寓言更善夸饰，更富想象力，有的也更曲折生动。季羡林先生早已指出过，柳宗元的《黔之驴》与《本生经》中的《狮子本生》在主题与构思上都有相似之处（见《〈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文艺复兴》一九四八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我们还可以发现《蝂传》与《旧杂譬喻经》卷上二十一条“蛾缘壁相逢诤共斗坠地”在比拟和寓意上也是相通的。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显然受到佛经譬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