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诗与破戒

| 戒诗与破戒 |

历来反对作诗的人各有各的原因。唐代诗人李贺的母亲不准儿子作诗,是因为李贺每天背着锦囊、骑着弱马出门觅诗,以致呕心沥血,如痴如狂,唯恐作诗而耗费他年轻的生命,后来李贺以二十七岁的青春年华而离世。宋代的道学家以为道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根本,而作诗害道。程颐说:“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害。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也劝人戒诗。至如清初的古文家方苞,据说年轻时也爱作诗,当时的大诗人查慎行见到他的诗后说:“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于是方苞终身戒诗不做,遂成就了他一代文章家的声名。可见作诗有害身、害道、害文等等弊病,所以历来提倡戒诗的代不乏人,然而如龚自珍这样戒而复作、作而复戒的实在罕见。

定盦的天赋禀性不乏诗人气质,但他为什么要屡屡戒诗呢?这还得从他的思想与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定盦一生的戒诗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他二十九岁时。这一年他第二次参加会试落第,以举人选为内阁中书,然未就职而南归,诗人的思想处于消沉的低谷,同时他又对佛教萌发了兴趣,如在前一年写的诗中就有“梵史竣编增楮寿,花神宣敕赦词精”(《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的句子,而这一年写的《驿鼓三首》中也说:“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可知他颇有学佛逃禅的打算。逃禅的目的是“收狂”,即力求泯灭脑海中的幽情丽想,使得自己易于奔腾激动的心平静下来,排除纷沓的思绪,向禅悦中去求心灵的解悟和超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遣下他有了第一次的戒诗,其《戒诗五章》之一说:

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

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

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

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

诗情在夜深人静之际突然涌上心头,如风雨骤至,如源泉喷射。定盦的《观心》中说“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又忏心一首》中也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都指自己的诗思如潮,每每于夜间向自己袭来,破坏了心理的平衡,令他肝肠欲裂,泪流不止,因而定盦发誓要以杜绝写诗来空寂自己的心源。

诗为心声,诗人深明作诗需要激情,需要灵感,因而免不了心潮的起伏与激情之奔动,要使心如枯井、泯灭一切杂念,自然宜戒绝作诗。诗人以为一旦心中寂灭,泪水也就停止了;即使还有未驱逐尽的杂念,又何必以诗去记下它的痕迹呢?

这种思想自然与定盦的学佛有关,他皈依佛教中的天台宗,天台宗大师智在《法界次第观门》中说:“心心寂灭,自然流入大涅槃海。”这就是定盦欲以戒诗走向空寂心灵而达到自我超脱的理论根据。他学佛得自江沅(铁君)。道光三年(1823年),他在北京写给江沅的信中说自己的佛学“自见足下而坚进”,而他在戒诗之前有《铁君惠书,有玉想琼思之语,衍成一诗答之》,其中说:“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显然深受佛家禅宗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的影响,这种影响启自与江沅的交往,因而定盦非但以诗为无用之物,而且以为是造成自己心烦意乱的根源。

然而定盦的这次戒诗并不成功,第二年夏天他便破戒重又作诗,而且一发不可收,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他选录了自己七年以来所作的一百二十八首诗,编为《破戒草》,又选录了五十七首,编为《破戒草之余》。然而,他于同年又再次提出戒诗,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中之一曰:

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

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

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

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

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

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

况凡所云云,又鳞爪之余。

忏悔首文字,潜心战空虚。

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

定盦强调了文字的无意义,其原因首先在于难以畅所欲言。言不由衷,宁可毋言。此时他的心情更趋恶劣,“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中年何寡欢,心绪不缥缈”,时事的暗淡令他心中也郁郁寡欢,他深感清政府推行文字狱的残忍与血腥,故欲缄口不言,“守默守雌”,所以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他想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未能开口已悲从中来,语不成声了。其次,他以为文字只能一鳞半爪地记录思想,所谓“言不尽意”“辞不达意”就是这个意思,因而与其支离破碎,不成片段,宁可空白一片,三缄其口了。定盦认识到要彻底地自我改悔,首先就宜戒诗,专心一意地走入空虚中去,他表示真的不再作诗了,即使被人视为江郎才尽,也无所顾忌。这种思想也由于他深受佛学影响,他的《破戒草》的最后一首是《扫彻公塔诗》,这是他去北京西直门外红螺寺祭扫近代净土宗大师彻悟禅塔而作的,可见他欲以对佛学思想的皈依来结束他的诗歌创作,其中说:“吁嗟小子,闻道不迟。造作辨聪,百车文词。电光暂来,一贫无遗。不可捉搦,倏既逝而。”佛家所谓的彻悟如电光般迅疾而通明,自己虽有百车文辞,然与此相比则如一贫无遗,于是他深感文辞之渺乎其微,这便是他又一次戒诗的原因。

定盦在第二次戒诗后的十余年中确实尽量克制自己的诗情,作诗很少。然而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出都时却大开诗戒,一连写了三百一十五首七绝,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其第一首中云:“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说明他虽然知著书不如学佛观心,然自己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静夜扪心,万般思绪如暗泉喷涌,这正是他再一次破戒为诗的原因。定盦没有忘情于时事,只是由于对佛学的倾心使他缄默,现实的黑暗使他无言,然而当他一旦离京南返,便无所顾忌了,他说“百年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表明了南归后不愿停笔的决心。

定盦一再的戒诗与破戒,说明他在学佛与尘缘间徘徊,他想逃入寂灭虚静的禅理中去,以静默来表示对时事的抗争,以沉寂躲避黑暗势力的迫害。然而,他终于未能摆脱尘缘,对于现实的龌龊与弊病不能保持沉默,他心中激荡的诗情也时时冲动,所以铸成了他终身的困扰和不安,从他的戒诗与破戒中,正可了解定盦一生思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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