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回顾
1.3.1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
建国后，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译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赞助力度，文学“走出去”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问题给予空前关注，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
1.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关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译介与接受的研究数量众多，如马祖毅、任荣珍（2003）的《汉籍外译史》有很大篇幅涉及文学作品的译介，并辟出专章介绍建国后的文学外译活动，史料翔实，但主要侧重译介，基本不涉及作品的接受；黄鸣奋（1997）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对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进行梳理；王家平（2009）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探讨鲁迅在域外的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总体看，黄著和王著并未深入细致地探讨具体的译介与接受情况。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探讨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总体看，上述研究大多侧重梳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及接受概貌，且多数集中于探讨汉学家的译介活动，国家赞助下的文学外译活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文出版社文学外译活动的相关研究。汉学家杜博妮（McDougall，2011）的《当代中国翻译地带：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是结合亲身经历以及历史语境，并加入自己的阐释升华而成的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理论著作。该作一半左右的篇幅聚焦于建国后外文出版社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追溯其60多年的历史、使命、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更难得的是杜博妮还部分涉及外文社书刊在英语世界的发行、接受情况，多数资料基于她本人的亲身经历，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倪秀华（2012）采用量化统计方法再现建国“十七年”外文社中国文学英译的整体状况和变化过程，但并未涉及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李清柳和刘国芝（2016）通过美国图书馆联机系统对外文社的英译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图书馆收藏情况进行统计排名，考察外文社译作在美国的传播情况。
（2）《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郑晔（2012）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考察《中国文学》五十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她指出原语系统发起的对外译介行为更多受到原语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译介内容和形式都偏向原语规范标准，这种生硬译本很难被译语读者接受。五十年来国家不断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但收效远低于国家对刊物的投入，导致《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迫停刊。然而，葛文峰（2014）对此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香港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是中国文学对外出版史上的成功个案。他从出版定位、译介内容、译介主体和出版发行等方面，探讨两份杂志的运营模式，希望能够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翻译出版模式有所启示。
（3）“熊猫丛书”的相关研究。耿强（2010）以“熊猫丛书”为例探讨国家层面对外主动译介中国文学的难题。该研究把“熊猫丛书”置于本土文化语境，考察丛书生产与各种话语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丛书除了政治宣传的本意之外，还在有限的空间内表达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性的诉求。在追踪“熊猫丛书”译本在英美两国文学场域中的传播情况后，作者发现大部分译本的传播效果可谓是默默无闻。作者认为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译介过程中还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更要时刻注意目的语文化系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唯此才能有效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汉学家金介甫（2006）考察1949至1999年五十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本的出版和研究情况，文中部分涉及“熊猫丛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现状的介绍，但并未深入展开探讨。
2.译介主体和译介模式的讨论
究竟哪种译介模式更能推动中国文学有效“走出去”？是中国译者的译出还是汉学家的译入模式？这一问题近年来引发激烈论争。早在1960年代汉学家葛瑞汉（Graham，1965:37）指出，中国译者不能完成中译外的任务，因为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非相反。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持此观点，指出译者始终应该把外语译成母语，绝对不应该将母语译成外语，因此，他认为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典籍英译工程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阅读这些英文译本[1]。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也认为无论一个中国人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要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需要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英国人。（马悦然，2006）国内持类似意见的学者不在少数，如胡德香（2006）认为中国译者的译出在理论上可行，但事实上未必成功，她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应以汉学家译入为主。与此鲜明对立的是，潘文国（2004）批判汉籍英译只能假手英语译者的主张，呼吁中国译者加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修养，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外译工作。在译入和译出问题上，争议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2]
部分学者并未参与论争，而是通过史料梳理、个案研究或语料库等实证手段，考察译入和译出的差异。如王颖冲和王克非（2014:33）认为近百年中文小说的英译有译出和译入两种模式，译介中心也经历了上海、北京、香港到美国的数次转移，译介主题和传播方式都各有特点，他们认为20世纪最后的十年，海外主动译入的力度明显加强。王瑞和黄立波（2015）以贾平凹的十五部小说英译本为语料，探究译入与译出作品在文体风格方面的特点，发现译入文本调整了语序和添加了明示内容，努力拉近读者与译作的距离，而译出文本则亦步亦趋，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与形式。李越和王克非（2012）通过分析老舍英译作品发现，虽然译入和译出各有长短，但在选材、翻译策略、出版发行和接受效果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译入作品接受效果明显优于译出作品。
近年来随着莫言的获奖，国内译界再次掀起关于翻译和译者重要性的讨论。一个热点问题仍然是“谁”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最佳人选？在译介主体方面，众多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谢天振（2013）认为，汉学家译介的效果优于我国国家赞助模式。胡安江（2010:11）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理想译者是海外的汉学家，他们具有如下优势：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善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之后，胡安江（2012:57）再次提出由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合作的中西合译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不失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张倩（2015）认为胡安江夸大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的贡献，忽略了中国本土译者和海外华人译者的努力和贡献。她指出飞散译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备中国背景同时十分熟悉外国文化，达到汉学家模式和本土译者模式的理想化综合。吕敏宏（2011）根据译者身份将中译外分为本土、海外华人、汉学家三种译介模式。她认为近年来海外华人译介模式日渐衰微，本土译介模式很难得到认可，而汉学家与海外华人或中国学者的合作模式具有多方面优势，为译本进入国外流通渠道提供保证。总体看来，学界比较认可的译介模式为汉学家译入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模式。
3.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现状的反思及对策研究
英国汉学家詹纳尔（Jenner，1990）认为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并未产生显著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度直译、对话翻译困难等。此外，由于外文社在出版发行以及销售方面表现不力，即使好的译作在英语世界也未产生显著影响。詹纳尔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文学翻译的不易；其次，编辑要发挥积极作用，润色译文使其消除翻译腔，杜绝字对字的直译；最后，翻译要传达原作的氛围和风格。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Duke，1990）指出影响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接受的原因主要有：选材主要依据政治标准，而非艺术标准；合格译者太少，翻译质量不高；出版困难。另外，他特别探讨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中介，汉学家了解西方文化和读者的情况，能够更敏锐地发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译介和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不无启示。但我们并非全盘照搬汉学家的思想，如詹纳尔和杜迈克都质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认为这是导致英译数量较少以及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确受到西方文学和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就此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显然有些过于极端。
除了以上汉学家，中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进行反思。孔慧怡（Hung，1991）探讨了作者、文学代理、出版社、编辑和译者在中国文学外译中扮演的角色，并分析当代中国小说外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只有以上提到的译介主体肩负起各自的责任，才能保证中国文学译本的质量并被读者接受。张隆溪（2014）指出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接受，一方面译本质量很重要，绝不是懂两种语言就可以自然而然胜任翻译工作，还要对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并具备文体、风格意识，熟悉学术语言规范等；另一方面是出版信誉与合作的问题，要与国外有良好信誉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国文学译作。
还有部分学者探讨译作传播与接受中的问题，如王宁（2010a）分析了中国文学译成外文却无法进入流通渠道的原因，即：优秀译本的缺乏；西方学术界及大众媒体由来已久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全球范围内图书出版发行市场的萧条和萎缩。韩子满（2015）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一种狭隘的唯文学思维，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接受，还要具备政治思维和市场思维，只有三种思维并举，才能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谢天振（2014）批评了长期以来国内译界存在的严重误区，把文学“走出去”视作简单的翻译问题，以为只要翻译成外文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忽略译入与译出的差别，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着“时间差”和“语言差”问题。他认为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理解译介规律，中国文学和文化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反思中国文学外译现状的研究占据多数，但提出应对策略的也不乏其人。如：王宁（2014a）把中国文学外译放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策略展开全方位探讨，他主张超越逐字逐句的翻译，倡导“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认为唯有此才能跨越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所碰到的“冷遇”和瓶颈。在译介主体上，他指出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与国外汉学家合作，才能有效将中国文学推介出去。此外，王宁（2010b）认为把中国文学有效翻译到英语世界的过程中，应当更为注重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因素，这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至关重要。在一次访谈中，张隆溪以孔子学院为例，指出西方对中国政府不信任，认为孔子学院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输出行为，甚至被认为是文化侵略。因此，他建议转变思路，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可以由政府赞助与国外出版发行机构合作出版，这种做法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杨昊成，张隆溪，2015）为扩大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阅读群体，王建开（2014）倡导采用通俗形态，如漫画等绘画形式展现中国古典及古代作品，配以简练的中英双语文字和图画，或者提供音频和视频，以此赢得海外大众及儿童读者。
1.3.2 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
杨宪益是我国杰出翻译家，在其漫长的翻译生涯中奉献了卷帙浩繁的译作（主要为汉译英作品），其中不少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做出难以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杨宪益及其译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重视，数十年间累积大量研究成果。对“杨宪益及其译作”的研究成果进行宏观、全局性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研判未来研究趋势。本研究将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化分析，呈现研究热点及趋势。
以“杨宪益”为主题词，从CNKI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出截至2015年底的所有期刊论文共2265篇，然后将论文引文信息导出，包含篇名、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发表时间、摘要等信息。最后，剔除重复和不相关文献，共得到有效引文数据2065条。
1.发文量走势
通过图1-1发现，国内学术界对杨宪益及其译作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初，从90年代后期开始，对其关注出现爆发式增长，在杨宪益去世两年后，即2011年（考虑到文献的滞后因素）文献量达到峰值，随后呈下降趋势。
图1-1 文献量走势（1982-2015）
2.高频关键词
研究表明，2065篇文献共包含3369个不同关键词，平均每篇不足两个不同关键词，这说明对杨宪益及其译作的研究主题高度集中，关键词重叠较多。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翻译”，另外，从表1-1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60个关键词几乎全部与翻译相关。我们将高频关键词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这些类别无疑也正是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的热点所在：
表1-1 高频关键词
（1）《红楼梦》翻译研究，此类关键词包括：《红楼梦》、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葬花吟》等；
（2）文化和翻译研究，此类关键词包括：文化、文化差异、文化翻译、文化因素、文化信息、文化内涵、文化意象、文化负载词、跨文化交际等；
（3）翻译理论研究，包括异化、归化、目的论、语义翻译、交际翻译、翻译目的、功能对等、可译性、互文性、关联理论、译者主体性、翻译美学等；
（4）具体翻译方法研究，包括委婉语、习语、直译、意译、诗歌翻译、典故、隐喻、衔接、回目等。概而言之，“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主要牵涉翻译理论研究和具体翻译技巧研究两个方面，在杨宪益所有译作中，《红楼梦》最受关注、研究数量最多。
3.共词网络
我们通过统计数据构建共词网络并进行可视化呈现，图1-2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代表共现的频率。共词网络图更直观地呈现了“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热点所在。图1-2显示，在对杨宪益及其译作的研究中，“《红楼梦》翻译”研究处于绝对核心位置，围绕着“《红楼梦》翻译”这一主题，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有“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文化差异、文化意象、文化翻译、目的论、霍克斯、译者主体性”等。此外，“直译、意译、戴乃迭”等主题也备受关注。
4.研究前沿
我们可以根据近年不同关键词频率的突变判断研究的前沿所在，那些近期涌现并在随后保持一定出现频率的关键词显然代表着该领域的热点话题。如图1-3所示，近十五年关键词面积图直观呈现了关键词频率的突变。图中每一条色带即代表一个关键词，纵向的宽度即关键词频率，宽度越大，频率越高。2000年初，研究主题较少，且各种研究主题的文献总量也较低，其中“翻译”占据关键词频率首位。2002年形成一个小高峰，但并不突出，真正的变化发生在2003年以后。此时，大量研究主题迅速涌现（色带变多），并保持扩张态势（色带变宽）。
图1-2 共词网络
图1-3 关键词频率变化图
通过图1-3得到的更准确判断是：“高频关键词”和“共词网络”中出现的热点主题恰恰就是目前位于前沿的研究，如“《红楼梦》翻译、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文化和翻译、译者主体性”等。图1-3显示，2011年以后“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整体呈现收缩态势，这与“文献量”的走势保持一致。
综上，我们基本确定当前“杨宪益及其译作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所在：基本上集中在微观的语言转换策略的探索，也有少数从宏观的文化语境视角展开研究，对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鲜有涉及[3]。毫无疑问，语言文字的转换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至关重要，但也需要认识到并非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就可以确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翻译研究涉及一个完整的从生产、传播到接受的过程，忽视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失偏颇。译作的传播和接受以及在译入语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判断译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而且很多时候与译作的忠实度并无直接关系[4]。从上述文献分析发行，目前学界对于杨译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关注度明显需要进一步拓展。
1.3.3 文献评述和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学界对中国文学译介、传播与接受的问题空前关注，但仍有以下几点需要补足：
首先，国家赞助文学外译活动的研究偏少。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至于这些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具体传播和接受情况，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少数学者梳理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译介与传播概况，并未涉及到具体译作，外文社推出的重点译介工程杨译鲁迅小说和《红楼梦》的译介、传播与接受情况也鲜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个案研究匮乏。虽然有众多学者对中国文学外译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涉及语言和文化问题、出版问题、传播与接受问题等，并提出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但多数文章从宏观角度关注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和问题，较少采用有说服力的个案展开系统深入研究，缺乏第一手数据的支持，在研究方法上多属于定性研究，鲜有定量研究。
最后，整体过程研究缺位。多数研究侧重译介活动中的某个方面，比如，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或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或接受，很少把文学译介活动当做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连续体来研究。任何一部作品要想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必须经过译介、传播和接受三个环节。考察一部作品译介是否成功也需要从这三个环节展开，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传播的失败，因此，不仅要考察三个环节的具体运作过程，还要考察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互相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将关注国家赞助的中国文学主动译出模式，选取杨宪益的译作作为个案，重点探讨杨译鲁迅小说和《红楼梦》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轨迹，并以汉学家的译介实践为参照，通过史料梳理和例证分析，揭示宏观社会语境在杨译本生产过程产生的影响，杨译本的传播渠道，同时，通过具体数据统计和调查研究展示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并探讨目的语语境对杨译本产生的作用或反作用。通过对杨译个案的系统梳理，试图发现国家赞助的中国文学外译模式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才能明得失，防止重蹈覆辙，找到今后努力的方向。
[1]参见陈橙（2012:202）对宇文所安的访谈。
[2]关于翻译方向问题，传统观念认为“译入”是正常的翻译模式，如Dryden（2006:173）、Benjamin（2000:20）和Newmark（2001:180）等，但Pokorn（2005:34-37）认为“译出”的历史悠久，从古代西方“七十二子”圣经，到中国佛经翻译都是“译出”实践，甚至在20世纪“译出”仍在“小语种社区”甚至位于边缘的大语种社区（如中国）非常普遍。
[3]江帆（2014）通过对比杨译和霍译《红楼梦》发现，在传播效果上形成较大反差在于外文社基于“外宣模式”的编审行为以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输出。
[4]刘亚猛、朱纯深（2015）也认为在国际文坛赢得一席之地的译作，并不止于所谓准确流畅、规范地道、传情达意的“好”翻译，而是能在接受文学体系中“流通”和“阅读”的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