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范围及研究问题
在进入正文讨论之前，首先有两组和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相关的概念容易混淆，需要加以阐述。第一组概念就是“译出”“译入”和“外译”。一般认为，“译入”和“译出”涉及翻译方向（directionality），根据蒙娜·贝克（Baker，2010:84）的界定，从外语翻译成母语，称之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从母语翻译成外语，称之为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具体到中国文学外译，前者通常称之为“汉学家译入”，后者为“中国译者译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根据译者身份和语言的划分方式受到不小的挑战，译者的身份和语言可能出现多重的交错重叠而难以明确辨别，如华裔译者的中国文学翻译就无法归入以上类别，有论者把此类情况称之为“流（飞）散译者模式”（孙艺风，2006；张倩，2015）。“外译”则指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语，大多数情况下指译成英语，本研究使用的“外译”是指由国家机构赞助或推动的将本国文学作品译成英语的外译活动，译者包括以上三类（母语、外语和流散译者）。
第二组概念是“传播”“接受”和“影响”。这三个概念是探讨文学之间关系的常用术语，它们之间既有一定联系，又有不同侧重。“传播”的基本定义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郭庆光，2011:10），本研究中使用的“传播”指译作通过一定渠道从一种文化语境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即译作在域外的流传，译作的可获取性。与此相比，“影响”更像是一种潜在的、长期的较量过程。朗松指出，“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说是靠具体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是凭借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转自大塚幸男，1985:32）由此可见，“影响”强调的是两国文学之间在精神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很难通过具体的形式展示出来。韦斯坦因（1987:47）指出，“‘影响’（influence）应该用来指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接受’（reception）则可以指明更广大的范围，也就是说，它可以指明这些作品和其环境、氛围、作者、读者、评论者、出版者及其周围情况的各种关系。”换言之，接受研究通常指作家或作品在异域的名声。因此，“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文学阐释才能证明影响的客观存在和效果如何，很难通过多种维度的标准来量化和评价，而传播和接受则不然，它们均可通过具体指标或体系来判断和证实，如图书馆馆藏、译作的再版和重印、选集收录、书评以及读者评论等。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杨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并通过多个量化指标加以计量和评价。
本研究选取杨宪益的英译作品作为个案，杨宪益基本上是和其英籍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合作翻译的，为方便起见，文中使用的“杨译”“杨译本”或“杨戴译本”均指杨宪益和戴乃迭合作的译本。众所周知，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译作数量非常丰富，涉及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论等，我们难以事无巨细地探讨杨宪益每一部译作，那么，在众多译作中如何选出代表性强的作品成为一大难题。本研究认为传播量可以反映潜在读者数量，传播量大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性。衡量一部作品的传播量有多个指标，其中印刷量、销售量和图书馆藏量等都是常用的计量指标。鉴于大多数杨译作品出版年代较早，印刷量和销售量已经很难查询，本研究以WorldCat（世界图书馆）[1]馆藏量作为参照，我们认为“图书馆的馆藏对于图书的文化影响、思想价值的衡量是严格的”（何明星，2012:12）。因此，WorldCat的收录情况可以作为衡量图书的世界影响力和考察其传播状况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尽管WorldCat还不能覆盖全球所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也不能完整反映杨译本的确切馆藏数量和动态变化，但通过WorldCat的书目信息可窥见杨译本的大致传播状况和接受概貌。本研究拟统计WorldCat收录的杨译本，以展示杨译本的传播与接受地图，并确定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对象。
经过对WorldCat数据库的检索[2]，并对单册馆藏量在50家以上的杨译本进行筛选，发现有105种符合条件（具体数目及收录情况参见附录1）。从筛选结果看，杨译本中馆藏量排名前五的分别为：1973年《无声的中国：鲁迅作品选》（Silent China: Selected Writings of Lu Xun）、1978至1980年《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1972年《鲁迅小说选》、1981年《鲁迅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以及1956至1960年四卷本《鲁迅作品选》。在筛选出的105部作品中，鲁迅作品共33部，其中23部为鲁迅小说集，由此可见杨译鲁迅小说的馆藏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除此之外，馆藏总量排名第二的是《红楼梦》，共有四个版本入选：1978至1980年初版、1999年“大中华文库”英汉对照版、1994年版和2003年版。
鉴于此，本研究以杨译鲁迅小说和《红楼梦》为例，探讨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情况。之所以做出以上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译作体裁鲜明互补。鲁迅小说和《红楼梦》分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经典两大体裁的巅峰之作，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理所当然；二，历史时期上的连贯性。杨译鲁迅小说始出版于1950年代，六七十年代外文社仍然不断再版重印，而《红楼梦》则出版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不断再版重印，对两者传播与接受的考察大体可以折射出建国后至今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概貌。
此外，杨译鲁迅小说版本众多，《阿Q正传》《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都曾单行本多次再版重印，但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是《鲁迅小说选》。杨戴夫妇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每一新版本推出，均会在原来基础上润色修改，因此《鲁迅小说选》每个版本略有出入。WorldCat统计显示1972年外文社版本馆藏量最大，因此，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主要选取1972年版本，根据需要也会涉及其他版本，同时参照汉学家莱尔（William A.Lyell）以及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鲁迅小说译本。杨译《红楼梦》则选取1978至1980年外文社初版，并以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的企鹅版《红楼梦》译本作为参照。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和整体研究思路如下：
（1）决定因素的判断。通过既往史料梳理和文本分析试图还原杨译本生产过程中的国家层面和个体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左右译者的译介策略，分析的重点既包括文本内的具体翻译方法，又包括序跋、注释、插图、附录等各种副文本。同时，通过与汉学家译本的对比，揭示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在译介选择上的特点。
（2）传播路径分析和评价。通过史料挖掘再现杨译鲁迅小说和《红楼梦》进入英语世界的传播路径，梳理国际书店的发行系统以及198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传播路径。通过杨译个案，分析中国文学译作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优势及劣势，以及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对译作传播的影响和制约。
（3）接受效果评估。中国文学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是公认的研究难点，由于涉及到商业机密和内部信息限制等因素，获取译本的详细和准确的销售、购买和借阅量等数据计量指标难度超出很多学者的能力范围。我们意识到，从译本再版、重印等出版信息可以大致了解该书发行和销售情况，同时，英语世界图书馆的馆藏也是译本接受的一个重要计量指标，可以管窥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通程度以及潜在读者数量。此外，英语世界购买、阅读中国文学译作的一般是对中国有兴趣者，分为专业读者（中国文学学者、研究者、大学教师等）和普通读者（学中文的大学生、社会人士）两类。从西方媒体和学界发表的书评、文学选集的收录以及学界的征引等可以推测译本在英语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了解专业读者对其接受程度；从亚马逊图书网站以及北美最大读书社交网站Goodreads上发表的评论可以大致了解普通读者对其接受程度。总之，我们将利用各种文献资料和信息渠道解决该研究难点。
（4）国家赞助模式的持续性改进。本研究通过探讨杨译本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情况，厘清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模式的传播轨迹，试图发现影响译本传播和接受的因素究竟出现在哪个环节？译介、传播还是接受环节？还是几个方面综合的结果？探讨国家赞助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为以后的国家赞助中国文学外译的持续性改进提供有益借鉴。另外，通过杨译个案的探讨，试图回答中国文学如何有效“走出去”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译介中国文学？如何来译介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译出之后，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有效传播出去？译介的受众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译本的接受，针对不同的受众应该采取什么不同的译介策略？
[1]WorldCat是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公司（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的在线编目联合目录，也是世界图书馆和其他资料的联合编目库。它成立于1967年，总部设在俄亥俄州。据OCLC2014-2015年度报告，WorldCat共有16912家图书馆加盟（公共图书馆5392家、高校图书馆4912家、中小学图书馆1559家、政府图书馆1533家、企业图书馆1242家、社区学院图书馆1086家、基金组织图书馆762家、研究机构图书馆124家、国家图书馆112家、其他190家），遍布118个国家和地区，见www.oclc.org/en-US/annual-report/2015/membership.html，获取日期2017-6-14。
[2]检索时间为2017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