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约翰”到“光华”
(一)“借当”读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先生说，直到民国年间，绅士人家的排场还是不得了的。记得小时候父母给祖母做寿，光酒席就摆了几天。寿联、寿屏从大门外一直排到内院，宾客络绎不绝。男客人在大客厅，女客人在内客厅。大人、小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太太穿大红裙、姨太太也叫如夫人穿粉红裙。穿大红裙、粉红裙不是个人喜好，这是规矩，不能搞乱。
在常州，周家亲戚朋友多，婚丧嫁娶不断，迎来送往，开销很大。周有光读中学后，祖母已过世，家庭经济入不敷出。即使这样，绅士架子还放不下，家中常年养着一位专门负责应酬的当差——二爷。周有光的母亲说“坐吃山空”不行，打算离开常州搬往苏州。为了这一决定家里开始吵架、闹矛盾。最后母亲带着她生的孩子去了苏州。从此，家庭分裂。周有光夸赞说：母亲的思想较之同辈妇女先进！她反对给女儿缠足，支持女儿读书。在当时，一个女流之辈要摆脱世代生活的家族圈子融入陌生的环境，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周家在苏州市中心十梓街有几十间明朝年间的老房子，每年房租收入不多。搬离常州之前，母亲原计划住十梓街。搬来发现老宅子太破旧，大修需要许多钱，加上子女们也不喜欢，索性卖掉另外租房。平时，周有光和他同样读书的五姐、九妹住校，只有节假日才回租赁于阔头巷的家中。房主同样是没落绅士人家，住着四进五开间的大院落。除了租给周家四间外，没有其他房客。虽说不如常州自家住宅宽敞、讲究，但是整幢宅院人口不多、环境清静，母子皆满意。
周有光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选择报考不收学费的师范类院校。他被南京高等师范(一九二三年并入东南大学)录取。该校乃江苏省第一所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府，它的前身是一九○二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然而，人的命运往往会在一念之间被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学校招生不像现在实行“统一考试”。那时，各个学校根据自己情况自定时间、自定考题招录新生。周有光在家等待南京高等师范开学，闲着无事，有朋友怂恿他再报考圣约翰大学试试。出于好玩儿，他和同学结伴去上海。
圣约翰大学一八七九年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于上海，初名圣约翰书院。一八九二年添设大学部，一九○六年正式改为大学。先后设置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圣约翰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水平颇高，平时考试成绩七十分为及格线。录取新生严而又严，宁缺毋滥。每年招取新生没有名额限制，以考生成绩为准绳，只要达到要求就录取。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也有别于其他学校。考生连续考一周，除一天用中文答卷外，其余五天全部用英文解答。题量非常大，别说没工夫作弊，连思考的时间也不多，考生只有达到秉笔直书的程度才能完成全部试题。这样独特的考试方法，不但避免发生跑题、押题与舞弊现象，更能检验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英文水平。一般说来自教会中学的毕业生英文基础较好，周有光虽然不曾在教会中学读书，但他以平时优异的学习成绩，轻松过关，并被录取。考取圣约翰大学可谓鱼跃龙门。在那里不光受到良好的教育，还可以获得宝贵的人脉资源——圣约翰大学的校友遍布世界，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这是通往成功之路不可或缺的宝藏。
接到被圣约翰大学录取的喜报，全家人喜忧参半。新生报到先要交两百块大洋，按家中当时的景况，无论如何也筹措不出这笔巨款，周有光本人想放弃。然而，亲朋好友劝说：放弃实在可惜！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姐姐同事朱毓君先生鼎力相助，将母亲两箱子陪嫁借给周有光，送当铺当掉。
周先生说：“读中学和大学是家里最穷的时候。京戏有出《王定保借当》，王定保家境贫寒，借当赶考，最后考取状元。我考入圣约翰大学，也是借朱老伯母两箱陪嫁送到当铺，才凑足学费。”
周先生说，新生报到需要穿西装的照片。为了照相他还闹出大笑话。家里没钱买西装，所幸当年照相馆有出租服装拍照的业务。周有光从未穿过西装，平时也没注意别人是怎样穿戴这洋玩意儿的。照片取回，引得内行的同学哈哈大笑。原来他画蛇添足，不但系领带，还戴了领结。这样的“洋相照片”当然不合格，只好返工重照。
圣约翰大学地处万航渡路。报到那天周有光下了火车，换乘当时国内唯一上海才有的电车。车辆行驶缓慢，车门不关，乘客可以随时跳上跳下。到达终点站静安寺下车，然后赶往西郊方向。那是上海郊区的一大片庄田，交通工具是独轮车。人力推行的独轮车车轮左右两边，一边放行李，一边载乘客。四五辆独轮车一路前行，在田埂小路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景致煞是有趣。周有光入学后，曾在校刊上发表一篇《从火车站到圣约翰间隔一千年》的文章。“一千年”虽然略有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独轮车似与博物馆陈列的指南车一样。自宋仁宗天圣五年(一○二七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计起，至周有光先生坐独轮车去上大学整整跨越九百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明，圣约翰大学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
圣约翰大学教材除传统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外，其他全部是英文编写。英语是校园语，学校门房的传达人员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周先生说，该校毕业生的外文、中文水平都非常高，到国外工作一点困难没有。周有光大学期间选修法文，并自学日文。
周先生坦言，语言应该属于全人类，不存在阶级性，更没有“主义”之分。他说，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要有一种通用语言，他赞成“双语言”化。
当年，圣约翰大学在校生是全国各院校中最多的。北京大学在校生两百人，圣约翰大学号称千人，其中大学生五百人，余者为附属中学学生。圣约翰大学无论从建筑规模、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皆堪称一流。学生多为达官显贵的富家子弟，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比如宋庆龄弟弟宋子安的寝室就与周有光寝室相邻，每逢周末宋家姐妹便开车去接子安。周先生说自己大学时代是穷人过富日子，像他这样的贫困学生不多，但他们毫不自卑。学校风气好，同学之间不攀比家庭背景，以学识论高低。为能顺利完成学业，周有光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翻译文稿，寒暑假更要打工挣学费。
圣约翰大学校长是美国人卜舫济，娶了一位上海太太，能讲地道的上海话。卜舫济是世界名人，每年回美国募集办学经费，不但学养好，也是持家能手。多少年过去了，周有光还记得校长临下课时对学生们脱口而出的经典嘱咐：“随手关灯！不然，电厂发财，我们就发穷了。”时至今日，“发穷”一词还常被周先生派上用场。
校园里绿树成荫，草坪成片，虽然是清一色的男生，但环境极整洁、极漂亮。周先生说当时学校的总务处长是高他几届的毕业生，同学们都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只知道英文名字叫欧西利。欧西利聪明且能干，把学校管理得井然有序。有个别学生抄近路踏坏草坪，他因势利导，在这些地方摆放一些鹅卵石，供偷懒者踩踏。远眺，曲径通幽，十分好看。
圣约翰大学和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有宗教活动。每天早晨同学千余人聚在大礼堂里，校长和教授们聚在礼堂讲坛上，由校长领导大家祷告、朗诵《圣经》，时间大约二十分钟。礼拜日上午有一两小时听主教布道。
周先生说成功的教育不单教会学生书本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周有光进入圣约翰大学后，每天去图书馆看书、看报。有位英国老师跟他们讲读报纸也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重要？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想办法弄明白。周先生说，此后他查阅最多的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学生时代培养的科学读报方法使他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同时也和《百科全书》结下不解之缘。“文革”后，周先生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是《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所以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戏称周先生为“周百科”。
(二)“五卅惨案”与“六三离校”运动
二十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各种工厂。其中，资本雄厚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在中国有十六个工厂，十一个在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工厂做工分日夜两班，每班十二小时，女工和童工每天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折合五美分)，尽管如此辛劳、廉价，还经常挨打受骂并被随意克扣工钱。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八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和女工被开除的消息，并且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抗议开除工人。罢工浪潮很快波及日本在上海的二十二个纱厂，人数多达四五万。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
这次罢工得到上海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的支持。半个多月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工人提出的“不许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工人获得初步胜利，于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罢工结束。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内外棉八厂”又连续发生打伤工人和开除工人代表的事件，引发小沙渡一带几间日本纱厂工人抗议性的罢工。五月十五日，日籍职员举枪向手无寸铁的罢工人群开枪，造成八人重伤，中共党员顾正红身中四弹，当场毙命。
当年，上海只有南市区归中国人自己管辖，其他地界分别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成立于一八五四年的工部局是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是帝国主义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工部局主要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对于顾正红被枪杀事件，上海工部局不但不依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反而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工人。帝国主义的行径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青年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压迫措施。
五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两百多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和无数看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伤数十人。
帝国主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六月一日，由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掀起全市各界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工、罢市、罢课运动。
北京、南京、广州、武汉、青岛、长沙、天津等近五百个城镇人民蜂拥而起罢工、罢市、罢课并通电、捐款声援上海，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七八十年后，当时在苏州读中学的张兆和(周有光的妻妹、沈从文的夫人)讲起“五卅惨案”时给我唱起抵制洋货的《卖布谣》：
卖布、卖布，我有中国布。
卖布、卖布，没有外国货。
请诸位、买几匹，做鞋、做袜、做衣裤。
价便宜、料坚固，真正穿着不破。
六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宣布停止罢市。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于八月中旬开始陆续复工。上海各校包括外国教会办的学校都实行罢课，学生们甚至与外籍学校当局发生严重冲突。圣约翰大学由罢课演变为“六三离校”运动，导致学校停办多年。日后，圣约翰大学虽然重新恢复，但已今非昔比，校长一职也改由中国人担任。
“五卅惨案”改变了周有光求学乃至人生的轨迹。
上海轰轰烈烈罢工、罢市、罢课的时候，工部局严禁教会学校学生上街，只准在校园内开会、演讲。“五卅惨案”发生，青年学生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六月三日，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为抵抗帝国主义戕害我同胞，要降半旗悼念死难者，却遭到校方制止。操场旗杆下，一方坚持降半旗，一方不准允。双方开始争夺升降的国旗。美籍校长说：“我们政府不同意。”同学们反驳说：“工部局怎么是我们政府？是帝国主义！”周有光的同班同学聂光墀喊到：“打倒帝国主义！”场面呈白热化。学生会组织即时召开全体同学紧急会议，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亦参加支持学生的行动。与此同时，校方也召集外籍教职员工开会，研究如何应付学生。
双方谈判。学校拒绝答应学生提出的上街游行、降半旗等要求。矛盾无法调解，中国师生果断决定离开学校。对于学生的“离校”决定，校方始料未及。他们没有想到学生会如此决绝。
事情来得突兀，绝大部分同学家在外地，在上海除了学校没有其他落脚地。尽管如此，同学们宁可露宿街头也不妥协，立即动手收拾行李。他们动情地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听周先生讲到此的那一瞬间，浮现于脑际的是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画面。然而，同样的离去，同样的告别，却是那么的不一样，那么的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荆轲刺秦王的离别是悲壮，那么八十年前师生的“离校”不是恨别，而是惜别；不是悲壮，而是豪壮。
周先生说聂光墀的思想并不左倾，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家里很有钱。我们离校的中国学生都是出于民族义愤。日常，同学们和外国老师的关系非常好，校长经常给我们授课。我们真的很热爱学校，喜欢校长，尊敬老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还是舍弃小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
“五四”以来，蓬勃发展的民主思想，千年变革的浪潮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是时代前进的车轮催生了解放与革命、反抗与破坏。我羡慕那热血沸腾的一代，拥有那样的青春年华，不枉此生！
在圣约翰大学的离校学生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同根同种的兄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南洋公学的联络员真挚地说：“我们支持你们！搬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搭地铺，床位让给你们。”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扛着行李去市区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当晚，南洋公学师生召开大会，热情欢迎圣约翰大学的离校同学。
燃眉之急解决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困难呢？
周先生说，离校之后，他经历过一段异乎寻常的苦闷时期。忧国忧民的同时，也为个人前途和生计焦虑。过去，依附圣约翰大学，他可以利用课余和假期打工维持学业。不管多苦多难，心里总寄予一个希望——只要毕业就前途似锦。那时一般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每月收入八十块钱；而像圣约翰这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但谋职容易，薪金也高，每月一百块。可眼下呢？一切都变得渺茫。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压不垮的！离校师生没有涣散，更没有消沉，他们为未来谋划着。他们有志气创办一所更好的大学，以示光耀中华。因此，新校命名为“光华大学”。
在最短的时间内试图白手起家建立一所私立大学，谈何容易！人们知道要创办一座名校，关键在校长。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校长是当务之急，这位校长既要能筹措到办学经费，又要能得到学术界的尊重。上海各界一致推举张寿镛先生，张先生是清代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又是自学成为理财能手的现代人才，他曾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
创办之初，光华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圣约翰大学的离校学生和新招的一些学生。圣约翰大学的离校生不用考试，直接入学。生源解决了，还有师资和经费问题。张寿镛校长首先聘请到当时威望最高的朱经农和廖茂如两位教育家，通过他们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壮大教师队伍。不少学者出于爱国心，纷纷来光华大学任教。教授阵容光辉夺目，丝毫不亚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设文、理、商等学院，成为全国大学界的翘楚。筹建之初最棘手的是经费，国民政府经济困难，教育部拿不出钱。周先生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数出自名门或南洋富商之家。张校长发动离校学生，动员家长捐助。很快，离校学生家长王省三先生捐助上海大西路法华镇地皮一百亩，又得到菲律宾等地华侨捐建三座教学楼的钱款。
为了不使弦歌中断，不使离校师生因等待而离散，必须在筹建新校园的同时，尽快开学。周先生说光华大学能在暑假后顺利上课，有两位学长功不可没。一位是陈训恕，一位是史乃康。他们都是“六三离校”学生，在离校时已经毕业，没有来得及拿文凭。他们承担起光华大学紧急开学的重任。于是，在霞飞路租民房做临时教室，在大西路新校园的空地上搭建几个芦席棚做临时大课堂。
史乃康不但是周有光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是他常州中学的学兄。史乃康知道周有光家庭经济困难付不出学费，就通知周有光：“校长室需要一名文书员，将在同学中招考，半工半读。”经过考试，周有光被录取，免除学费，每月另有三十元津贴。他的工作是按照规定书写往来中、英文的书信。周先生说他就是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临时大课堂，聆听包括张寿镛校长在内的多位著名学者的教诲。
光华大学校舍建筑辉煌，办学原则是按照当时公认为先进的英美教育方法，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光华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的“五卅”运动而兴办，校舍又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毁于侵略者的炮火。日本人最恨“光华”。抗战时期，在上海，学校不敢用“光华”的名字，随后分别改为格致学院和正诚学院两所学校，在租界内租房子办学。在成都，国民政府拨出一大片地由光华大学副校长、会计界元老谢霖建立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成华大学，使其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