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诗钟会”及其他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人们的社交活动也悄然发生变化。七八十年前，张(允和)家几位青春年少的姊妹在苏州九如巷组织“水社”，出版手抄本刊物《水》。每期出版一二十份，或送师长，或在亲友中传阅。后来，她们长大了，远走了，《水》也随之停刊。一九九六年初，中断几十年
《水》的家庭小刊物《水》复刊。这在亲友乃至社会上引起不小波澜，被出版家范用誉为“本世纪一大奇迹！”截至二○一○年九月，复刊后的《水》已经出版三十七期，成为散居世界各地张家后人的纽带。
本期《水》封面由沈从文祖孙二人合作，画为孙女沈红11岁时作，沈从文题注
从前，像张家姊妹这样结社、出版同人刊物很普遍。周有光先生至今清楚记得父亲的“诗钟会”。每当诗会活动，父亲诗友十来人在大客厅用抽签方式确定诗文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交卷”，诗文写好不得传看，由专人统一誊写，然后大家点评。名列榜首者，吃饭不出份子钱。酒席多由家里厨子做，有时也请外边厨师。虽说小孩子不能参与其中，但在旁边远远观看、聆听文人雅士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谈论也是极其有趣的事。
父亲周葆贻，字企言，国学功底深厚，秀才出身。明清时代专称考入县学的生员为秀才，秀才到省府参加乡试，考中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考中者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贡士参加太和殿的殿试，得中为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周葆贻考取秀才，坐船去参加乡试。途中遭遇大风浪，虽然没有翻船落水，却惊吓而病。父亲是独子，祖母再也不准去赶考。
此后，父亲周葆贻以教书为业，他开办“存粹专修学校”并兼私立常州中学国文教员；也曾被英籍犹太富商哈同请去上海，在他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讲课。周葆贻晚岁主持“兰社”，曾刊《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
父亲有诗会，母亲有流行于妇女中的歌堂文学作消遣。歌堂文学也叫说唱文学。今天很难找到当年的唱本了，不过有些如《孟丽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改编、拍成电影得以广泛流传。这些唱本大多由女才子创作，它包括一段说白(讲故事)，一段唱词(吟唱)，内容往往是历代贞节烈女的传奇故事，为女子树碑立传、扬眉吐气。母亲常常在客室邀几位闺中女伴，边说，边唱，边吃茶点，十分惬意。母亲闲暇无事也把《再生缘》、《天雨花》、《珍珠塔》等说唱给年幼的儿子。
父亲周葆贻
周先生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诗会、歌堂文学进入尾声，相继出现舞厅、剧场、影院等娱乐场所。上海当时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新鲜事物从这里开始。欧美进口的黑白无声电影很有趣，一边放映影片，一边有人站在台上口译故事情节，同时外加乐队配乐。乐队演奏员几乎都是菲律宾人。看一场电影不但欣赏电影明星高超演技，同时享受优美的解说词和悦耳的音乐，以至于有声电影出现，许多人仍然喜欢无声电影。
周先生因为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听昆曲，夫人张允和对昆曲的痴迷更胜他一筹。张家姐妹从小拜师学习，各个演技高超。张允和经常参加堂会，是有名的票友。
二○○一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周先生兴致勃勃对我介绍说：
“昆曲始创元朝，流行于明朝和清朝前期。至今有六百年历史，比京戏早。昆曲一般以小规模的厅堂为演出场地，演员的动作较小，身段婀娜、楚楚动人。它的音乐婉约、细腻。从文学角度看昆曲是高雅艺术，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听不懂，也理解不了。
“昆曲的戏文都是诗词语言，汉语在古代和现代有很大区别。《吴越春秋》中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可能是我国最古老的诗篇，比《诗经》(西周至春秋)还古老。《弹歌》二言，是最短的诗句。《诗经》四言，是二言的扩展。三国时期仍然流行四言诗，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李白和杜甫(唐朝)的诗歌，已发展为五言或七言。到了明、清，戏曲变为七个字或十个字一句。比如上海的越剧十个字一句，前四个字和后六个字中间稍停顿一下。从这些可以看出戏曲语言是由诗词发展来的。”
1957年2月16日，在北京市文联礼堂演出《寄柬》。左起：梁寿萱饰红娘、张允和饰琴童、姜宗禔饰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