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谢其章

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听歌听曲，这已是我多年的写作习惯。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听收音机，现在是在电脑上选曲子，想听什么有什么，音质也不错，当然不能跟唱盘比，便捷却远胜唱盘。有那么好几个月听的是刀郎的歌，最爱《西海情歌》，几达不听就写不下去的程度。这些天忽然迷上二胡与箫，两者一怨一诉，如歌如泣，做背景音乐再适宜不过了。正当此时，晓维把新作《书贩笑忘录》的稿子从邮箱传给我，他说我是此书序者的不二人选，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点主动请缨的意思。

张爱玲给宋淇夫人邝文美写信时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子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非写不可”看似平常语，实则彻骨之言。几年前我赴别离了三十几年的插队之乡村，回京之后写了五千字的《还乡记》，虽然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文字的感染力依然远胜照片，“非写不可”的压迫感在我有过这么一次体验。给人家的书作序，常见的态度是“盛情难却”或“勉为其难”，而这次我不但觉得能够胜任，而且愉快之至，非写不可。

连着三晚，一边听着箫曲《春江花月夜》，一边看完了十二万字的书稿。也许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人生低落阶段，“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不然怎么会读着读着竟有“悲从中来”的情绪，是感同身受吗？不是，这些“古旧书里讨生活”的书贩现在都混得很出息，甚至前（钱）程似锦。凡事总有个缘由，思来想去，我明白了，这些书贩们打拼的岁月正是我热衷淘买旧书的岁月，“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我哀伤的是自己那一段去而不返的时光，书贩们的经历触动了我的不堪回首，正如张若虚的低吟浅唱：“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书贩笑忘录》计中外书贩十三名，洋书贩一名泰特斯（英），中土书贩十二名，计胡同、顾诤、王珅、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这些人不全是真名实姓，即使有的像真名实姓，其实也许是个化名，甚至有可能“一人扮两角”。我问过晓维你为什么如此有兴趣写这些书贩，他回答：“窥探人的内心深处，多有意思！”我还向他求证某人某事的真实性，他回答：“此处略有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晓维的写法，看似写景的地方他写人，看似写人的地方他写事，看似写事的地方他写情，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我之见，全书到处隐现着晓维人生阅历的投影。

书里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统而言之，人书情未了。如果剥去“书”这个美丽字眼的光环，我们大可将此书视为“贩夫走卒列传”。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

书贩说白了就是“买卖人”。一买一卖，一进一出，乐趣无限。他们朝出上家，有“得手”之乐；夕入下家，有“出手”之乐。杜甫有两句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书贩生活庶几近之。杜甫还有后两句呢，“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用来形容做买卖的不容易，也算贴切。

下面我按出场顺序逐一说说十三位书贩。

一，胡同。晓维称“我跟胡同太熟了。要是真的把这些年的交往写下来，会是一本二百页的书”。我跟胡同也很熟，但没熟到“二百页”的程度。二〇〇三年三月，我、止庵、田涛在北京电视台做一档读书与藏书的节目，田歌主持。我进台时，胡同和止庵正在那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胡同，也是第一次认识止庵。胡同是观众，整场节目他一直笑容满面，他的贩书创业才开始，还不知道啥是愁。节目录完“非典”也来了，大疫期间，百姓都宅着不出门，这个节目反复重播，广为人知。田涛先生二〇一三年初猝亡于途，我们甚感意外，古旧书业少了带头大哥。

二〇〇四年，布衣书局开业，晓维是老板，胡同是经理。那是布衣书局最阔气的岁月，办公地点居然是东单新开路张治中将军（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故居，虽无楼台亭榭之盛，但是作为贩书之所，未免奢华。我去过那里几回，布衣书局第一次网上访谈即时直播，请的就是我。我一边吐沫星子横飞，胡同一边用电脑笔录一边笑，他知道我是不怵砖头的，砖头越扔斗志越昂，老北京嘛，话茬子也跟趟。当然也因为口无遮拦得罪了许多网友，有些甚至是胡同重要的主顾，胡同却从无一句埋怨我的话。我在新开路说的话并非一无是处，胡同一直记得我劝他的话“库存是罪恶”，后来他深受库存之苦，才想起我的先见之明。晓维新编《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胡同写的是《六十吨》，可见“劝人容易听劝难”。

除了开创网络访谈节目，现在热得烫手的“毛边书”也是胡同和我联手最先点火的，第一次试水的是拙作《封面秀》。后来孔夫子旧书网的签名售书，我又是第一个吃螃蟹，孔网借鉴的是布衣书局模式。胡同不乏商业眼光，但是至今未能做大做强，反而生出“红旗到底能扛多久”之忧虑。作为老友，爱莫能助。只是觉得假如某一天，胡同战败出局，我会想念。

二，顾诤。网名“艾殊仁”，谐“爱书人”之音，是一个很不错的网名。自从有了网络，网名也许是宇宙间除了思想之外最自由的领域，可是多数网民没有使用好这点自由。晓维称：“艾殊仁就是小顾。小顾不仅爱书，也贩书。爱书爱成了版本专家，贩书贩出了好生意。”我不认识小顾，只看过他的博客和在布衣书局的少量跟帖，感觉是一个平静如水的人。爱书与贩书，我总以为同时做好这两件事不大容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老婆和情人之间走钢丝，其难度不会小于旧时的“妻妾之争”。

三，王珅。看到这个名字，老是使我想起“和珅”。新闻里报道某官贪了“成吨累亿”的人民币，我问朋友：“此官与和珅谁阔？”王珅是个胖子，原先网名“重装上阵”，第一次跟王珅见面我就开他玩笑：“就你这吨位，应该轻装上阵才对呀！”那天是和韦力去布衣书局闲逛，王珅很诚恳地问我一个关于旧书的问题，我却揶揄人家，很失礼，也说明王珅是开得起玩笑的朋友，自此交往就没什么障碍了。与王珅见面总是在书友饭局，晓维说得很对，胖子总是“心不在食”。满桌人就属他的手机忙，不是接就是打，我当然不能错过寻开心：“当今之中国，有两位日理万机的人物，一个远在天边是总理，一个近在眼前是王总。”一般来说，好脾气的人都能生意发达，“和气生财”是也。我听王总说他也发过脾气，很大很大的脾气。我编《书肆巡阅使》，王总交了一篇处女作，谦谦地问我写得如何，我说：“生意做得好文章一定写不好，勉强及格。”王胖子还是不恼。

四，刘旭。晓维称：“励知书局重新开张了。没错儿，还是刘旭的店。”我没去过励知书局，也不认识刘旭。我前面说“书贩情爱史”就是指刘旭这篇（全书最长的一篇，一万九千字）。我是不读小说的，可晓维将刘旭写成了一个“之死靡它”的情种，外面挂着书贩的招牌，我一不小心读了。错进错读也就罢了，读了居然很受感动，这就怪了。刘旭追求林彩，追成那么个结果，其中的情节我周围的亲友邻里也有挨边的，加之晓维添枝加叶，就算是虚构，也是虚构中的极品。

刘旭心跳加速，他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住了林彩的手。

那天很暖和，林彩的手却是冰凉的，如同冬天的树枝。

这次林彩没有把手抽出去。她的手没反应——既没拒绝，也没有迎合，好像手上的神经末梢都正处于休眠状态。她甚至没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她只是冷淡地说了一句：“你可得想好啊。”

就是因为最后这句“你可得想好啊”，我完全相信这段属于书贩的爱情无比真实。同时相信如果我来写这段，会变成这样：

刘旭心跳加快，他握住林彩的手。这次林彩没有抽回手，仿佛刘旭握的不是她的手，她盯着电视，冷冷地说：“你可得想好啊。”

五，罗老师。晓维称：“藏书家罗老师今年七十三啦。他这个藏书家可不是自己封的，那是报纸评的。”“罗老师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南方城市里。城市小，街道窄，人可不少。”中国之评选“藏书家”，最先发起的城市，应该是北京，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当时不叫“藏书家”，而是“藏书状元”、“藏书明星户”。组织该评选的是北京妇联，我和赵龙江兄作为海淀区的“藏书状元”被推举到市里。同科状元竟有吴祖光先生，我跟龙江私语：“肯定是街道主任把吴祖光给蒙来的。”吴祖光进会议厅时诧异的眼神，老搞笑了。在颁奖大会上吴祖光睡着了。如果是北京文联来搞，我和龙江都混不进去。北京开了头，各城市马上跟进，以上海的“十大藏书家”质量最高。

六，泰特斯，英国书贩。完全不熟，完全不懂，不能置一词。

七，老马。王建有个师父叫马国华，人称老马。这倒是书贩圈里的新鲜事，反正我没听说过，新时代的书贩不都是无师自通么？又不是旧社会书肆门店那年头，雷梦水种金明们学徒三年给师父打洗脸水倒洗脚水。还有“老马是旧书圈的名人”，我也听着新鲜，名人，我怎么不知道？老马与王建师徒一场，老马花甲之年弃世，临终前将存书交给王建全权处置，这是一笔不小的钱，甚至可以改变王建的命运。这次我没有感觉惊诧，旧书圈里除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之外，总归还有真善美的人性在闪光。

八，王建。我不知道此人，也许见了面能认出他是潘家园书贩之一。晓维说：“他是书贩子里唯一一个懂两国外语的。”在北京混了十二年混不下去只得回老家。高仓健主演的《追捕》里有个情节，杜丘驾着真由美父亲的飞机逃离了北海道，追捕他的警察说：“没听说杜丘会开飞机呀？”另一位警察说：“是啊，当检察官真是委屈了他。”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王建空握两门武器，连个书贩也没当成功，真是屈才。

九，杜国立。晓维说的这段，“十五岁的河北少年杜国立，背上铺盖卷儿，满心欢喜地跟着舅舅离开承德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在水利一处报到，干的活儿是疏通河道”，前几年《南方周末》也报道过。那一阶段的该报不知哪个版的主编发了神经，连续发了好几篇关于藏书及书贩的报道，那些人物我都是知道的或直接认识，所以觉得好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凡是媒体报道我认识的书贩，我的感觉就是想笑。早期潘家园最出名的书贩有一位是贾俊学，此人曾与我后面要写到的赵亮（大亮）的父亲合租一个摊屋，一架摆贾货一架摆赵货，倒也相安无事。贾贩绝对是个人物，不知晓维为何不写贾传，他可是一肚子潘家园掌故呀。学者李辉从贾俊学手里买过不少文人旧档，贾俊学出了一本关于藏书票的书，李辉赐序，题为“稳步走在潘家园”，我能不笑吗？贾俊学不像现在仍活跃在第一线的杜国立，他好像隐退了，只是从《新文学史料》等高端刊物上不断拜读贾兄大作。弃商从文，还是亦商亦文，我就不知道了。

小杜，杜国立，有那么七八年我们每周都打照面，因为我们出不上价，所以不是小杜名单上的客户，不像晓维那样有钱有车有书贩通消息，飙车百里直捣书巢，取珍本如探囊取物，这些晓维都在书里坦白了，我不再追究。前面所说“书贩发家史”即特指小杜一人，因为有了潘家园就有了小杜，小杜与潘家园共始终，而别的书贩或入行晚于小杜，或成功晚于小杜。像我们的党史一样，小杜属于一大代表，其他书贩只能说是七大、八大代表。小杜的贩书生涯横跨两个时期，前者地摊时期，后者网络时期，两者之间的转型小杜没费什么劲。地摊时期他是潘家园大书贩，网络时期他是孔夫子旧书网大商户，天时、地利、人和集于小杜一身，不发财才怪呢。

十，赵明。赵明是不是早先网名“恰恰囚马人”的书贩，我不确定。网络买卖初兴，我在“囚马人”手里买过郁达夫《日记九种》毛边本，还是吴祖光新凤霞钤印本，价钱是四百元。由于同在北京，就约了地方交割。又过了很多年，听说他去了拍卖公司，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见了面我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寄图录，他说寄，寄。至今我没收到一本，也许他太忙了。

十一，黄凡。黄凡这篇好像是刘旭篇的修订版，区别在于黄凡有股子东北人特有的尿性，刘旭一介江南书生寡断优柔。本篇出现了太多熟悉的书友，太多我所未闻的内幕，所以我半信半疑。

十二，大亮。大名赵亮，我是先认识大亮的父亲老赵而后认识大亮的。早先大亮在潘家园摆地摊，好像是替老爸看摊。摊上多是品相整洁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读物，价钱很少有过十块钱的。我们都是遛完有干货的摊再遛大亮的摊，他的摊不是重点。几年后大亮的生意在孔夫子旧书网冒了尖，我给了大亮一句评语“进步最快奖”。晓维评大亮：“他从不做广告，从不发帖子，从不跟客户吃吃喝喝打成一片。他从不臧否人物，从不炫富哭穷，从不喜怒形之于色。”六从七德，也许是大亮成功的原因，亦完全符合大亮给我的印象。晓维说：“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见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我举一个反例，巴金《家》的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初版本，存世极少，少到巴金本人不存，巴金纪念馆失藏，唐弢姜德明也失藏的程度。我的朋友柯君从某书贩手里以两千元的代价购得此《家》，某书贩称，这《家》先给大亮看过，大亮嫌贵没要。

十三，韩成宗。不认识，见面也许能想起以前打过照面。逛摊十载寒暑，“半熟脸”不少，能叫得出名字的却不多。虽然不曾相识，我读这篇感觉处处有我的影子，胡兰成说过：“我现在读书总要拿来比到自己身上，于身亲的即是好，于身无益的即是不好。”如果不是晓维有意影射我的话，就是巧合。老韩与处长冲突的情景与心理活动，很像我在铁饭碗时代的屡屡犯上。最终领导说了一句：“小谢，我跟你说一万句，你能听进一句就算我没白费吐沫。”那个我正看着书忽然把灯关上的中国书店的马春怀老师傅，原来也给老韩关过灯，呵呵。我记得看书的时候，这个马师傅还在旁边甩风凉话：“甭翻了，都让书贩子倒腾光啦！”后来听书友说气得要揍老马，我忙问揍了没有，再后来听说老马自己死掉了。中国书店资深拍卖师彭震尧在回忆文章里写到马春怀：“可能是由于长期受中国书店‘为专家学者服务’教育的原因，再加之他工作的门市接待的读者多为专家学者和图书馆等国有收藏单位，因此他对一些书商书贩到他那里购书极为反感，甚至当有些人选好书去交款时，他也敢拦下说：‘这套书已经有人预定了，不能卖。’由此遭到他们的反感以致怨恨。”晓维说老韩们已被旧书市场淘汰出局，只剩了三五书友饭局之上唏嘘“厂肆书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亦戳中我要害。我与老韩不同的地方是我的早点马虎之极且从不喝牛奶，还有一点不同，我尚未“及身散之”，就算将来必须卖书，也卖不出老韩一拉杆箱一百万的水平。谢谢晓维，你让我从老韩那里看到了我的过去及可预见的以后。

张次溪说：“书商有新旧二业，新者以出版为利，旧者以贩鬻求赢。”本书书贩归类的话，全部应归于后者。与厂肆时期不同，新时期（九十年代以降）的书贩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厂肆书贾前辈孙殿起、雷梦水的本质区别在于，今天的书贩胡同、杜国立们手中握有电脑和手机这些无所不能之利器，电脑和手机使得书贩的概念无限放大，更多的书贩不露真身，也能做出惊人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