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胡同与我
我跟胡同太熟了。要是真的把这些年的交往写下来，会是一本二百页的书，那要花上太多的时间。我想，我是没有耐心完成这一壮举的。前些天曾经试图开个头，只简单地说上几件事，终于还是半途而废了。后来分析一下原因，我发现，写作的时候，人的语言就像嗓音一样，只有在适合你的音域上，才能把一首歌唱好。高了，低了，松了，紧了，都不行。所以，必须先把语言调整到某个特定的频率上，它才能抵达那个你想谈论的人，然后也许会在你和他之间，发生某种奇妙的共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准确地找到了那个频率，我愿意试一下。
这么说吧，在第一次见到胡同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点认识。
那是十年前，他在天涯社区卖文史类旧书，看上去生意好极了。他喜欢预告自己将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贴出书单。到了那个时间，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守在论坛，反复刷新浏览器，等着第一时间跟帖抢书。胡同喜欢搞点小花样，打点心理战。比方说，到了预期的九点，他不露面。九点零一，九点零二，九点零五……已经九点十分了，他还是迟迟不出现。直到九点十五分，他的书单才贴出来。这一招，在流行音乐演唱会上常用。天王天后们永远都是姗姗来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粉丝们的胃口已经被充分吊起来了，荧光棒挥舞，口哨声、尖叫声四起，甚至有人喊着要退票。这时候，胡同像周杰伦一样，从舞台中央的聚光灯里缓缓升起，若无其事地向大家挥挥手，明知故问地喊上一句：“大陆的朋友，你们好吗？”
我就是受这种集体无意识所感染，加入了胡同拥趸的行列。第一次，我买了十几本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书买得都相当盲目，后来就一直在书架上搁着，基本没读过。比如《锡良遗稿》、《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星槎胜览校注》等等（星槎胜览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下订单完全是受到哄抢心理学的支使，一不留神中了胡同的埋伏。当然，附庸风雅，自以为从此可以跟文化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也是潜意识之一种。或者也可以说，我是被他披着学术外衣的个性化销售行为给忽悠进去了。我现在不去吃喝玩乐，而是冷冷清清地坐在这里写下这些自以为是的句子，也许证明了他施加于我的精神控制、集体无意识，仍在可悲地延续着。
很多买他书的人说，胡同在网上的言行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一点点属于商人的狡猾背后，是一颗渴望参与文化循环，努力维系文化传承的心。否则这个山东人，不会长时间离开老婆、孩子，乐此不疲地在异乡，把积满灰尘、生出霉斑的旧书倒腾来倒腾去，过一种颠沛流离并且见不到现金的生活。他似乎喜欢置身于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将其摆放在北京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演一出真人秀，把自己贫乏的物质生活和充盈的精神生活当作标本展示给大家看。我还可以用一种非常肉麻非常书面的语言来描述胡同：他希望成为当代文化链条上的一环，当某一道人类精神的闪电击中他，他愿意把自己的颤抖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
第一次在天涯社区下了订单后，有一天，他来送书了。高个子，微胖，衣着朴素。像他的网名“三十年代”一样，他戴着一副从徐志摩和胡适那儿借来的三十年代风格的小圆眼镜。这副有点滑稽的眼镜把他的五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脸部拥挤的CBD。而远在五环以外的淡眉毛和尖下巴，上下伸展，在发育的末期紧赶慢赶地把他圆圆的一张娃娃脸改造成了长脸。他文质彬彬，但文而不弱。确实，这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好感的家伙。
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我问是不是可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答应了。他说：“自行车在楼下，骑车去吧。”我说好。
我坐在他的凤凰锰钢二八车的后座上，他像骆驼祥子一样在前面蹬着车，六铺炕、安德路、旧鼓楼大街……夏天的午后总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好在他滔滔不绝，用带着明显山东话尾音的叙述一直向我的大脑补充着新鲜的氧气。在和他的对话中，基本上我只需要“嗯、啊、吗、呀”，当个捧哏的就行了。他每天接触的人多，三教九流都有，所以我对他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我从来没见过话这么多的男人。我印象中，那天有一只白肚皮的蜻蜓一直在给我们带路，我能从胡同的肩头看见它在阳光里闪烁不定、忽高忽低的彩色翅膀。我问胡同：“你住哪儿？”在自行车辐条匀速转动的嗡嗡声中，他答道：“方砖厂胡同。”
住在胡同里的胡同。
一拐进方砖厂，从南锣鼓巷吹来的风就把油饼、羊肉串和公共厕所的气息送到脸上了。被扔在路边的腐烂的西瓜皮仍在怀念着昨天夜里，它刚被尖刀剖开时，袒露在夏天面前的年轻、妖艳的红瓜瓤。一棵大槐树把枝叶搭上平房的屋顶，它有着和北京的气候一样干燥、积满灰尘的粗糙树皮。而屋顶上，有只蓝眼睛的野猫在盯着你，一动不动。
胡同把自行车靠在他租住平房的外墙（墙边有个用来洗手的自来水池子），打开门上的挂锁。门开了。不用说，属于旧书的潮湿、发霉的味道立刻扑上来，想把我推出门外。我小心翼翼迈进去。我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屋里昏暗的光线，然后就转移到无数个平躺着的书脊上。我不敢用手去碰，怕书堆会倒下来，弄得不可收拾。但太多的书容易使人疲倦，很快，我就失去了翻看的热情。胡同自顾自地在电脑桌前坐下，打开电源，Windows 98的开机画面出现了，CPU的风扇跟着呼呼地转起来。“你的系统该升下级了”，我说。他已经进入天涯社区，开始查看在线消息了。在这间孤独的小屋里，胡同像个守夜人一样看护着这上万册书。也许可以说，他是旧书雇来的一个小时工，显而易见，工资不高。是的，旧书才是这间小平房的主人，它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只为小时工胡同准备了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和一条红格子的床单。即便在床上，书也毫不客气地侵吞了一大半的领土。胡同没有给我倒水，我也不渴，我对胡同说：“你的床跟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有一拼。”在床沿坐上一会儿，四周堆得高过头顶的旧书所带来的压迫感逐渐产生了。书在这间平房里营造出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我不禁这样想，如果在夜里，一只蚊子不幸打了个喷嚏，那强烈气流激起的巨大冲击波将摧毁书山群峰之间微妙的平衡，彻底埋葬这个学美术出身的心怀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二元世界里，书和胡同，他们彼此都由于对方的存在，而有什么地方显得不一样了。
胡同向我介绍了一下他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参与策划过文化类的电视片，帮一个叫罗伯特的美国人收集过老摄影家的摄影作品。他充满感情地谈到他的老师尹吉男，那是他的精神导师，也是帮助他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大恩人。他说：“尹老师每次来买书，如果觉得我报的价钱贵了，他就不吱声。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就不停地降价，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我最讨厌有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砍价，五块八块的砍。说什么这书对我有用，对你没用。我不爱听。碰到这种人，我就不给他打折！给尹老师当学生那会儿，我把他当神一样看待。”
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为了鼓励我进入收藏圈子，胡同也谈了自己对藏书的一些认识（后来经我证明，从投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认识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他说话很密，说到高兴处会非常孩子气地手舞足蹈，表情和语调都极为夸张，这大概跟他小时候说过相声有关。但他的思维明显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性，好像无数个话题互不相让地卡在嗓子眼里，谁先出来谁后出来不是凭借深思熟虑，而是常常要靠运气。有时候两句话纠缠在一起，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谁也挤不出来，胡同会很萌地突然怔住：“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他比我小一岁，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一个胖弟弟。
在谈吐之间，在目光和手势之间，在台秤和三屉桌之间，在简朴的生活和洋溢的乐观精神之间，这次信马由缰的谈话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被记忆裹上一层温暖的伪装。如果有人追问我其中的细节，我一定会为了捍卫脑海里已经定格的神乎其神的一幕幕场景而毫不犹豫地歪曲事实。
我们就算认识了。然后买书、卖书，聊天、吃饭：啤酒、驴肉、烧饼、拍黄瓜。下一次还是啤酒、驴肉、烧饼、拍黄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很快，我们就决定一起做点什么。
于是有了布衣书局的网站，www.booyee.com.cn，有了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那第一处办公地点，有了东单邮局八十八号信箱。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下了那年的头场春雨，晚上八点，布衣书局的网站上线了。第一个下单买书的顾客，网名是meta，他的订单里有《岭表录异》、《钱毅的书》、《大秦国全录》、《曲洧旧闻》、《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夏小正正义》，一共六本书，五十六块钱。我看着订单上这几个奇怪的书名，突然之间充满了同情，我想，又一个陈晓维被胡同忽悠来了。
胡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布衣书局的经营上：上班时间加上下班时间。他像蚂蚁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旧平装从潘家园的地摊上、从书贩子的家里装进麻袋，运回新开路胡同。拆捆、标价、码放、拍照片、写提要，最后寄出。相比这些基础性的日常工作，他更愿意做的事情是策划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新书的签售、知名藏书家的“面对面”访谈等等。那时候他的理想之一就是经常召集三五藏书同道，聚在新开路的这幢老洋房里，喝茶，聊天。做这些“闲事”的时候，他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拉过一把鲁迅风格的扶手藤椅，他身体前倾，为吴兴文或者谢其章的在线访谈充当主持人和打字员。（这个体育常常不及格的人，打字的速度居然比我还快！）他笑逐颜开，一张光溜溜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由于体内各种荷尔蒙的分泌都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他的思维一下子变得格外敏锐，同时言谈也格外幽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胡同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电脑和嘴巴就是他的射电望远镜。每天，胡同用它向宇宙发射出千奇百怪的电磁波，并焦急地等待着反馈。那时候，除了睡觉以外，他的射电望远镜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的。
对于要卖的每册书，无论经济价值如何，他都尽可能地把工作做足，竭力挖掘出其中的主要卖点：学术上的贡献、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再加上一两句恰到好处的煽情的结束语。用胡同的话说就是“把所有的书，弄个你明白，我明白”，这样顾客买到以后会真正感到物有所值。他希望自己对一本书的描述，能够成为一个标杆。以后再有人要卖同一本书，只需把他写的说明文字原样照抄就行了。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顾客的满意度因此提升了，同时，书籍销售的时间成本也大大增加了。
胡同曾经对我说过他跟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点像谈恋爱。但书既不是他的情人，也不是他的亲人。是什么呢？说不明白，有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割舍不掉。因为这个爱好实在太长久，太长久了，很麻烦。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像驴肉火烧一样，日复一日被书一口一口地给吃掉了，但他愿意。他谈起《梵高书信集》，他说，从梵高的信里他体会到，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之外，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那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为了一个事业，你应该，不只是投入，而是要献身。
在我们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不是块做生意的料，也不懂得管理，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大家都说“胡同啊，人好，但是不务实，爱务虚。他跟钱有仇”。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会立刻把它变成书，所以书店永远处于现金匮乏的境地；进货快，出货慢；惜售；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回报极低的普通文史书上。潘家园的书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爱捡“破烂”的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卖了一圈砸在手里的“残羹剩饭”，用辆小金杯拉上，送到胡同这儿。几乎每次都能得偿所愿，胜利班师。胡同买书（以破烂为主，这点必须一再强调）的热情就像女人不可理喻的购物欲，不考虑损益，泥沙俱下，买！买！买！先满足快感，堆回家里再说。因此，每次朋友聚会，最终都会演变成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会。他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屡次检讨，但从不改正。
久而久之，胡同在顾客心目中树立起了诚信商家的形象。而在圈内人的眼里，他是个劳碌命，是拉板车的骆驼祥子，是叩石垦壤的愚公，是火车站扛大包的。最近，他找人为布衣书局设计了一个标志，画面上是一个细胳膊细腿的人奋力拉着一平板车堆成小山的书（从画面中那些书的外部形态和堆放方式，我们可以体味出这车书的整体重量和货币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胡同说这个标志很好，是自己现在生存状态的准确写照。想想吧，十年过去了，他的生存状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应该为他的执着鼓掌还是为他的冥顽不化而叹息？
我总记得那天他肩膀上搭条白手巾，正在潘家园装运成麻袋的旧书。时值酷暑，大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专门卖老照片和线装书的同行刘尽忠摇着一把折扇优哉游哉地晃过来了。刘尽忠这几年抓住了古籍拍卖的大好行情，成功转型，发了。他站在一边咧着嘴看着胡同汗流浃背地卖力气，也不说话，就一手在额头上搭着凉棚，一手扇着扇子。胡同装完一麻袋，摘下眼镜，用脏手抓起白手巾擦汗。旁边的刘尽忠笑嘻嘻地一挑大拇指，下巴一扬，字正腔圆地夸了胡同一句：“真——有——劲儿！”
真有劲儿，胡同后来常常说起这件事。他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他说，一想起这仨字儿，刘尽忠这小子的一脸坏笑就如在眼前。但紧接着，胡同就把笑容收起来了，他有点黯然地说：“劲儿练出来了，钱没赚到。”
是啊，布衣书局，我们这个生意，它唯一的问题在于，不赚钱。
赚钱这件事，让我们俩都觉得头疼。不过，既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好吗？说点别的吧。来点田园牧歌式的八卦怎么样。
没错，在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度过的一年多时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租用的那幢青砖老洋房建于民国初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故居。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幢警戒森严、风格类似的别墅，则是为新到任的某商务部长准备的。而不远处的六十九号大院，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在此度过了五年的儿童时光。那天满头银发的小泽征尔回到六十九号大院，他在埋葬母亲骨灰的花坛边鞠了三个躬之后，送给街坊们每人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外加一瓶五粮液。笑容满面的街坊们则回赠了一件寓意奇怪的工艺品——一只长寿龟。
我记得曾经出现在七十三号院的每一个人。首先是拄着拐杖、神情木然的老房东，在不得不戴上手套敲键盘的冬天，他指着忙前忙后的儿子对我说：“我们，离不开他。”春天，和气的片儿警拿着登记簿推门进来，陈年的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他在书库里扫视一圈，皱了皱眉头：“注意防火啊！你们备了几个灭火器？”有两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古典家具爱好者。她们不请自来，像间谍一样，在这幢房子里转个没完没了。旧书业的博导、“八十万禁军教头”吴老师，他有专职司机，他总是诲人不倦地把我们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批驳得体无完肤。出现最多的是布衣书局的两位同事：被胡同从烧饼铺挖过来的山西孩子小张，他后来改行去做理发师了；爱看书，总是背着手走路的周兴，他沉默寡言，但语出惊人，现在已经成长为我们圈子里公认的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的画面通常是这样的：庭院里的两株侧柏，树下墨绿色带遮阳伞的庭院椅，烟灰缸，空酒瓶，透风的木窗。从锅炉房升起的青烟，停在电线上的黑燕子，晚上几个房间同时亮起的暖黄色灯光，一身正气的居委会大妈胳膊上威武的红袖章。还有，镜子里映出的年轻的你、年轻的我。
夏天的傍晚，路口有烤羊肉串的，我和胡同一人要上十串二十串，坐在塑料板凳上，望向口外喧闹的东单北大街，谁也不说话。我们看见一些灰蒙蒙的引擎盖，那是色彩整齐划一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堵在路上。所有的司机都把手臂搭出窗外，这条街上就有一百条烦躁不安的黝黑手臂张开毛孔，吸入王府井的尘土，呼出建国门的热风，排毒养颜，利国利民。路上走过的中年和青年女人，人手一只图案千篇一律的LV皮包。她们不知道，昂贵的东西使人显得衰老。亲爱的女人们，你们不如去挤公交车，不如去吃肯德基，不如去爱上个穷光蛋，不如趁时间还早犯上一个没心没肺的错误。要是突然下起雨来，马路两侧的柳树就变成了摇动四肢的软体动物，它们把种子藏在雨水里，顺着树叶尖端那一下致命的弹簧般的颤抖，播撒在快步赶路的行人心上。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支上一张大桌子，从理发店隔壁的方圆餐厅叫一桌子冷热荤腥，和朋友们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谈论网上形形色色的马甲，谈论古旧书业的最新行情，谈论能通过气味，用鼻子鉴定版本的伟大藏书家。这样的聚会带来一种薄如蝉翼的存在感，在时间无尽的序列里，在平淡无奇的世界上。当酒尽灯残，我走出七十三号的绿色铁皮大门。我驻足站立，倾听黑夜献上的灵魂之歌。在永无休止的歌声里，窄巷无人，如临荒村，只有明月空如水，不见青溪长坂桥。
但是我得说，所有关于风花雪月的回忆最终无一例外地被翻译成一部对于家庭生活的忏悔录。胡同也是如此。
那时候，胡同的老婆、孩子都在山东老家，他却很少回去。他喜欢北京，即使四处碰壁，他也觉得这里才有他想要的生活。他说他宁愿死在北京。
确实，北京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生活成本高昂，但在这里，你的精神肠胃最容易得到满足。总有人会积极分享你的想法。你最稀奇古怪、最微不足道的才能也有机会抽枝发芽，并最终找到知音。你邂逅的这些知音，在样板戏和晚会歌曲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能看到你心里的那团火。他们对轻视物质生活的人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欣赏。他们能帮你穿透表皮，进入北京的动脉，在注满理想主义红血球的大海中劈波斩浪，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参与一场庄严的新陈代谢。于是，为了不在高血压、老年痴呆症袭来的那一天感到后悔，为了寻找，就找那一点点电光火石般短暂的心灵相通，就为了这个，离开故乡，也是值得的。
第二年冬天，有一次，我从胡同的办公室门口经过。我看见门开着，胡同歪歪斜斜地戴着顶灰色的绒线帽，裹着棉袄，像电影《林家铺子》里谢添演的林老板一样靠在藤椅上，望着显示器发呆。我进去跟他打个招呼，他吸了一下鼻子，无可奈何地说：“电脑坏了，蓝屏了。”这屋里冷极了，老房子没有暖气，只能靠锅炉房里烧的柴油维持一点温度。从北窗透进来的一束阳光，好像只是把寒冷照得更清楚了。我说：“看样子是硬件问题，硬盘坏了吧。”他坐着没动，过了一会儿，我见他把眼镜摘下来，他的声音很低：“那我儿子的照片，是不是就全没了？”他掉眼泪了，无声的，这让我有点吃惊，这是我们认识的十年里，第二次见他掉眼泪，也是最后一次。
即便如此，胡同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事实。聚会的时候，总有朋友批评他：“你先别扯别的，先好好赚钱，把老婆孩子养好再说。”
胡同的老婆——小蔡，给我写过一封信，她问我胡同整天到底在忙什么，有成绩吗？为什么一年下来只给家里拿了一千块钱？她告诉我，每次和胡同谈现实问题，胡同总说她太狭隘。她说：买房、孩子上学这些现实问题，我能不考虑吗？
小蔡是个好妻子，在老家当老师，戴副眼镜，很斯文。她说跟了胡同，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没有回她这封信，我觉得这些问题由我来回答，不合适。
我把信转给胡同了，这是他的家务事。胡同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他有他的方式。
跟胡同的合作，很快就满了三年。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多，但账面上还是一如既往地空空如也。而且，我们开始欠债了。想了很久之后，我决定从这个生意里退出来。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这时候，布衣书局已经搬到了东壁街的一个大仓库里。我和胡同在那个光线暗淡的大屋子里讨论分家的具体办法，非常平静，非常简单。胡同笑着说：“布衣和‘不易’谐音，这说明卖书注定是一个艰难的事业。但‘不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不离不弃。”那么离开布衣书局，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就如同一次失恋吧，如同离开了一个三年来朝夕相处、魂牵梦萦的女人，她曾如此深入我的内心。但我知道，对胡同来说，离开布衣书局，就是离开他自己。
胡同把胳膊肘拄在藤椅的扶手上，托着腮，我在他对面坐着。当我们的目光在游移的路途中不经意地相遇，我们都紧张得立刻把它移开。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发现没戴。没办法，我只好转向他那张桌子。电脑是桌子上的主角，一个朋友帮攒的，奔三CPU，128M内存，15英寸球面CRT显示器。它是这间仓库里的万物之灵。电脑旁边摆着一座绿色的台秤，那是从北新桥信托商店买来的，用来给书称重，好计算邮费。一个按钮很大的计算器，让我想起胡同数学一直不好，两位数的加减法就能让他手忙脚乱。那只白瓷的鲁迅像，有一尺高，胡同特别爱在潘家园地摊上买这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还有飞利浦的电话机，一卷透明胶带，几块硬纸壳，一只明黄色的塑料手电，插满钢笔、圆珠笔、毛笔、铅笔、有机玻璃格尺的陶瓷笔筒。他的桌子旁边还立着一架宁波产的永生牌落地扇。这间屋子通风不好，夏天闷热，没有电扇不行。我们说着话，时间过得很慢。阳光的投影总是一动不动地在同一块长方形区域里微微抖动，无数粒灰尘在光线的隧道里翻滚、旋转、升腾。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害怕的东西来了。那就是——冷场了。这冷场的感觉如此强烈，似乎“冷场”是一个匪徒的名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突然闯进这个大库房，潇洒地朝天上开了一枪，然后朝枪口吹了一口气，用心不在焉的语气告诉胡同和我：听好，我来了。我哪也不去了，我要在你们的心里再掏上一个大洞。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一个人在一条行人稀少的小马路上散步。我从一个路灯，走向下一个。我走了很久。我发现在两个路灯之间，人的影子在地上经历了奇妙的变化。它出生（矮墩墩的，但轮廓清晰，充满生命力），发育，然后被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痕迹却越来越淡，直至走近下一个路灯时，彻底消失。这有点像人的一生。这是生命中理性的那一部分，按部就班，有规律可循，能够预见。当然，最终的结果永远是彻底的失败，众叛亲离，生命无可挽回地化为乌有。然而，有时候身边却可能突然咆哮着经过一辆汽车，它的大灯会在地上为你投射出另一个影子。这样你就同时拥有了两个影子！它和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影子短暂交叠在一起，让你不知所措，目眩神迷。这辆车就如同你生命中突然光临的激情，无法预知，但转瞬即逝。我们这一生就是两个影子，是路灯和车灯，是理性和激情交织的一生。这时候，我意识到，布衣书局——属于我的那辆激情之车，已经开过去了。
我和胡同还是朋友，但不再亲密。我还是会每天上布衣书局的论坛，还会看他写的《贩书日记》，但是电话少了，MSN少了，见面就更少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某种蛋白质失去了，它把我们关系中的活性成分带走了。我知道，要重新生成这种神奇的物质，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但它终究会回来的。
此后，胡同的经营策略有了调整，开始向高端转型。他的战场从潘家园转向拍卖会了。虽然，还只是“从买平装书里的垃圾，到买线装书里的垃圾”。他把普通书都发回老家——山东临沂，交给“大白菜书店”来打理，那里的经营成本低得多。“大白菜”这个名字是个宣言，它象征着一种新的态度，把书当成大白菜来卖。毕竟，没有人会对大白菜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他在东三环外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看上去，日子好过多了。生活和普通人一样，慢慢走上正轨了。
胡同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经常接受报纸的采访。布衣书局积累起了一定的品牌价值，书痴们信任这个品牌。在图书经营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像大多数人一样，胡同是喜欢引起别人注意的。谁不爱听到大家的喝彩呢？我想起来意大利有个著名的足球教练叫卡佩罗，记者问他，六十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感觉？卡佩罗回答说，膝盖老是发疼，但为自己制造话题的愿望从未减退。胡同同样是为自己制造话题的高手。他对我说过：“如果你的存在，有很多人重视，你会得到非常强烈的满足感。你会觉得，活得非常值。”
但他确实太累了。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搬运重物，他的膝盖没有像卡佩罗那样发疼，但是不到四十岁，他的腰和颈椎已经常常出现状况了。有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医院接受治疗。大家都劝他要注意健康，多锻炼身体，少喝酒。我们的朋友e老甚至把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发表在《晨报》上的那句名言，用在胡同身上，那句话是“杀君马者道旁儿”。路边的喝彩声太多太响亮，容易把道上跑着的马给累死。
而且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胡同最近这些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欠了不少债。
他是亦喜亦忧。
有一次周末聚会，在幸福大街。聚会的饭馆正好在办婚宴，张灯结彩，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我们到的时候，胡同已经坐在那了。像以往每次饭局一样，大家的话题最后又回归到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上。有位朋友作了总结性陈辞，他说：“我们这些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没有跟你有竞争关系的。这么多人一致的意见，肯定不是害你，你总该听一听。你说你弄二百吨烂书干什么？旧书业没落是个趋势。就靠卖这些书，咱们打个赌，三年后，你一个月最多卖五万。不说别的，万一现在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了，让你搬出去，你怎么办？得拉多少车，得费多少时间整理，得停工多少天？欠钱归欠钱，说你归说你。欠钱该还，还得趁早还！”这顿饭自始至终，胡同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没精打采，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看上去有点怪怪的。快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其实他早上八点多就来了，因为不想在家里待着。他在附近转了转，还拐到东壁街去看了几眼。布衣书局原来租的那座房子现在是韵达快递，里面天天生炉子、做饭，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到九点多他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就一个人跑到包间“怡景湾”里坐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那时候还没有刷微博这个填补时间空隙的好办法，这一个多小时想必是非常无聊的。他说有时候晚上七点多就睡了，觉得干什么也没兴趣。吃完饭，大家结了账，准备回家。我走在后面，看见e老和胡同一起出了饭馆的玻璃门，站住。e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背，驼了。”
由于库存越来越多，离开东壁街以后，布衣书局又换了两个地方，越搬越远。先是靠近潘家园的华威西里，然后是东四环外的垡头。垡头基本就可以算是城乡结合部了。每个第一次去垡头的人都会被两件事所震撼：一是布衣书局库存的规模。二百吨书！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你不会想到，海量的人类知识和海量的细菌、粉尘共生在这个道路坑洼不平的穷乡僻壤。二是厕所的原生态程度。我那次是和一个粗枝大叶的朋友一起去的。在书架的迷宫之间检阅了没多久，他说要去上厕所。过了一小会儿，从厕所传来了一声咬牙切齿的大叫，随即这位朋友又呵呵笑了，他兴奋地宣布着自己的新发现：“这个蹲坑是铜的！——晓维晓维，快拿把刀来，这上面的铜能刮下来！”
那天胡同的老婆小蔡和儿子胡然也在。小胡然刚上学，白白净净，长着两只和他爸爸一模一样的招风耳。据胡同说，从早到晚嘴巴说个不停这一点也和他如出一辙。到了傍晚五点多钟，我和胡同一起去吃饭，顺便开车把娘俩送回家。快到华威桥的时候，胡然在后座上问，爸爸回家吗？胡同的声音有点疲惫，他说：爸爸在外面吃完饭就回家。胡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胡然又问：爸爸为什么总不能回家吃饭呢？这句话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制冷空调向车里吹出的幸灾乐祸的欢呼声。车停在华威桥十字路口等交通灯，外面就是首都图书馆。半分钟后，绿灯亮了，我挂上挡，侧过头笑着解围说，你爸爸还得挣钱养活你呢。胡同立刻没好气地说，可别提钱，有人要有意见了。接着，他又不冷不热地补充了一句：我都知道她下一句要说什么。这一路，直到下车，坐在胡然旁边的小蔡一声没吭。
吃完饭我把胡同送到双井的招商银行还卡账，他说以前误过两次还卡账，都影响他老婆的信用了。为此他还给银行写过保证书，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后来我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还上了，兜里还剩二百现金，一头汗。开始怎么也凑不够，一紧张，酒随着汗出来了。明天继续这样卖，找更好的书卖。苦战三月，卸掉负担，过正常人日子。”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胡同又苦战了不知道多少个三月。他的负担应该也卸掉不少了吧。
尽管还有不少难题要去克服，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难题并非他生活的重心。如果非要用那个很世俗的标准——“成功”来衡量一个人，我也会说，胡同已经“上路了”。因为这些年下来，他离自己的理想是越来越近了，而不是越来越远。虽然我还说不大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只是感觉他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他一直在坚持。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的人，是可敬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进入二〇一二年，在胡同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积极的变化。我依稀觉得他又或多或少地找回了最初那种开朗、乐观的精神状态。他又重新积极卖书、积极还债，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工作。
他的变化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外公病危的时候，他回老家帮忙陪护。老人九十岁了，胃癌，天天输血，刚输完血就吐血。胡同在床边拿个盆接着，被喷了满身的血。活血腥气，坏血发臭。胡同说那几天的经历使他看到，生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悠长。他下决心要换个活法，想做的事要尽快做。
今年九月份，某一天，我在电影院里意外遇到他。他恰好和我看同一场电影，我五排，他九排。当时我正搭滚梯往楼上走，听到他兴冲冲地在下面喊我。我回头见他穿件浅咖啡色的大T恤，米色短裤，黑皮鞋鞋帮上露着一截土里土气的深色丝袜。他斜挎个阿迪达斯的小书包（这是他身上第一件我能说得上品牌的行头），左手抱一大杯可乐，右手拿只火腿三明治正在大嚼，远看像个逃课的大学生。我的这个胖弟弟一路小跑，追上我。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刚去拍卖公司结完账，溜到这里看个电影，之后还要去和老婆孩子会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他说脚上的鞋子已经穿烂了，打算去新世界百货买双新的，给老婆孩子也各买一双，也算过个节。看他神采飞扬的，我也高兴。
最近，我们还在垡头一起吃过一顿午饭。那是一家小饭馆，小得不能再小了。不用说你也知道，胡同让老板切了一斤驴肉，又要了碗紫菜蛋花汤，一斤素炒饼，两瓶燕京啤酒。从饭馆的玻璃门望出去，外面的化工路被经过的一辆辆大货车弄得尘土飞扬。路边是等待拆迁的成片的红砖平房，房顶上支着汽车配件、五金水暖、KTV这样的大字招牌，用的都是电脑里最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方正舒体字和所谓的流行体。从门外吹进来的风把饭馆墙上用来固定菜单的透明胶带吹得扑拉扑拉响。眼前的景象使你很难相信自己是身在北京，身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地带。看得出来，胡同那天心情不错。他说这家饭馆的驴肉是真空包装，从河间直接运过来的。他绘声绘色地回忆了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些说过很多遍了，有些连我也不知道，酸甜苦辣，曾有过的憧憬、恐慌、喜悦、噩梦，不过是带着一种“俱往矣”的释然。他又展望了未来。他已经意识到，要做好旧书，一定要保持热情，同时不能太过迷恋。他很兴奋，又要了瓶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他一个人喝。他不抽烟，我也不抽。他接着说，以后除了继续卖书，还想做一点出版方面的事情。他说做出版有个好处，自己能做的事情更多，自由度更大，比较能发挥脑子的作用。而卖书百分之九十还是个体力活，主要工作还是把东西从甲地运到乙地。我端着茶杯听着。酒精增加了他说话的跳跃性。看上去，即使对面坐着一个稻草人，胡同也可以完成这次对话，他只是需要获得一种并非是自说自话的感觉而已。他说自己骨子里是个自私的人，总想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儿。迷恋网络，其实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过去总是想做大做强，现在想做得深入些，小规模，但要有趣……当他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又看到了十年前方砖厂胡同的逼仄小屋里那个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二〇七四年，在中国古旧书协会的一次庆典上（会场巨大的液晶屏上打出“追忆纸质书籍的黄金时代”一行大字），百岁文化老人、德高望重的出版家、贩书家胡同戴着他那标志性的小圆眼镜，坐着轮椅，进入了会场。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胡同面无表情，他的脑袋被剃刀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像一只隔夜的塞肉油面筋，像一张被揉成一团的旧宣纸，皱皱巴巴，青黄不接。但他的目光仍然清亮有神，整个人显示出一种决不后退的尊严。这时，有个年轻人拿着本刚出版的《胡同先生百岁生日纪念文集》来找他签名。胡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本来就淡的眉毛几乎看不见了，脸上那些自由散漫的老年斑失足跌入皱纹的陷阱里。他从上衣口袋掏出签字笔，签好名以后，随手把书翻到了目录页。他在这一页上停了好大一会儿，他把食指哆哆嗦嗦地指向那第一个标题，标题是“十年，胡同与我………………陈晓维”，他说：“这个人——不在了……”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书，沉默了半晌，磕磕巴巴地嘟囔着：“他——他——”胡同好像想起了什么。他仍然不缺乏说话的欲望，他想说下去。但是他太老了，回忆的幽蓝色光芒只在他眼睛里闪动了零点零一秒，就在转瞬之间连同他要说的话，一起熄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