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西方文论曾经为我国的文科学术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1980年代“美学热”之后，继而登场的就是西方文论热。1980年代初张隆溪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介绍现当代西方文论各流派的系列论文，一时洛阳纸贵；后结集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出版。此前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1986）已经让人耳目一新。这部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著作超过我们现在很多博士论文的水平。此外让人至今还记忆犹新的著作还有赵一凡的《美国文化批评集》（1994）与《欧陆新学赏析》（1996）以及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1994）。1990年代以来申丹关于西方经典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出色研究和译介使叙事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致力于翻译西方学者有关当代西方文论史的著作。像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佛克马和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安·杰斐逊和戴维·罗比的《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流派》、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简论》以及拉曼·塞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等几部流行的西方文论教科书都已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理解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书籍为我们构筑了西方文论最基本的认知图。而此后在这个领域继续耕耘的众多学者，不断充实和加深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其专著和译著可以列出很长的目录，在此不作赘述。
现在写一本有关西方文论的著作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近些年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关于理论终结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如果进行某些理论家的个案研究，由于国内外信息交流的时间差，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1980年代理论热潮时学界提出并热烈讨论的问题，虽然时过境迁，却仍然难以让人释怀。比如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作者、读者与主体性、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美感与社会历史实践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老旧，但仍然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人流连忘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所蕴含的逻辑魅力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和文学眼光。更重要的是，在资本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并以种种审美的面目出现时，这些问题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一日千里的发展，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再次面对这些问题，并受其困扰。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文学和审美在当代的变化，也涉及到东西方文化关系中我们的位置、立场和价值取向。这一新的语境是1980年代所不具备的，因此这些问题期待新的解答。这是后之来者的幸运。
所以，从这些基本问题入手，把握20世纪西方文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各种理论的发展流变，继而对西方文论和相关学科的建构进行探讨，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西方文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文学性”、“形式”、 “历史”、“主体”、 “作者”、“审美”，“快感”，并对某些理论家如拉康和伊格尔顿进行探讨以期对上述概念进行具体分析。这部分内容除了介绍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之外，也表达了笔者对这些概念和理论家的理解和评价。第二部分侧重于讨论文学研究领域各个分支在中国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建构。所涉及的学科包括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以及西方文论本身。把文论诸概念与文学研究各学科放在一起似乎有悖常理：对文学概念的阐释与阐释文学概念的学科应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或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笔者试图说明，关于文学的任何概念，无论是主观的或审美的，还是客观的或形式的，都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文学研究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行为，也非价值中立的活动。20世纪初，一些西方批评家，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与英美新批评家，执着于客观的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试图把文学看作是一门科学，以至于文学研究至今在某些场合仍被看作是“科研成果”。而中国读者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时候，更是倾向于把文学性、审美性、人文主义这些西方的价值判断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把文学当作人学，为它编织心灵的花环。这一倾向在1930年代和1980年代的美学热中表露无疑。审美作为普遍性的人文价值、文学作为人类普遍生活经验的载体受到热烈追捧。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并非当年讨论的问题，而是当年讨论问题的方式和出发点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象黄金分割率、有意味的形式、人类共同美等问题还需要我们殚精力竭地去研究吗？这些问题与中世纪哲学中研究一个针尖上可以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有什么区别？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时的学者热衷于研究天使跳舞、黄金分割、形式结构以及共同美？这种普遍性的诉求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在全球化政治、种族、阶级、性别冲突愈演愈烈的时代，这种“科学研究”到底代表的是哪一个群体的利益？
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让我们回想起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1940年代。从阶级的角度看待文学创作与审美接受，这种立场鲜明的政治批评虽然直观而且机械，但现在看却更具有当代性与先锋性。1960年代以降，西方政治批评的复兴终结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模式，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阶级、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术语再度成为学界的流行词汇。只是这一轮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浪潮更深刻、更复杂也更有学术魅力。因为现在我们具备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这两种强大的理论工具，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说文学并非是社会生活机械的反映或载体，它就是社会生活实践本身。(1)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以物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同理，文学本身就是社会关系，是以修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因此,普遍性的文学概念不过是一种理论幻想。 用朱光潜的话说,它 “和真理隔了三层”(柏拉图语)。把文学看作是社会关系的转喻更为贴切。所以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生活的修辞学。(2)本书的侧重点不是对文学诸概念和流派的介绍，也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文论学科体系。笔者对概念本身的兴趣远远小于对概念是如何产生、如何建构以及如何应用的兴趣。本书讨论的是西方文论的某些概念是如何产生并且学科化，又是如何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传播并被接受。笔者相信，探讨文学观念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让人兴味盎然。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意识形态性与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密切相关。尼采关于真理基于立场的观点、福柯关于话语体现权力的观点、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认同构成主体的观点、赛义德关于西方的注视生产东方形象的观点、马舍雷和巴里巴尔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述、詹明信关于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思想，都是本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西方文论的内容（概念、方法、体系、流派）与文学学科的体制建构的形式（表述、阐释、接受、应用）联系起来了。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我们试图在梦的显意的背后追寻梦的隐意。这也有点像福柯所从事的思想观念的考古学。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现将各章的内容简单介绍如下：
本书从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学性”入手。这个问题是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时至今日，学界对此仍然争论不休。在中国，倡导“文学性”的文章几乎覆盖了文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文艺理论、西方文论、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现在的学者对“文学性”的光彩内涵拥抱者多，赞誉者多，批判者寥寥。本书第一章追溯了历史上有关“文学性”的诸种观念，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文学性”概念的主要内容：一、作为文学的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文学性”；二、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文学性”；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和主体建构的“文学性”。笔者认为，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性”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生活实践中飘浮的能指，是东西方文化关系结构的“转喻”。
20世纪上半叶英美文学批评领域一个瞩目的成就就是形式主义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从方法论上讲，形式主义批评模式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文学文本自身，关注其审美与艺术的特征，使文学批评更加专业化。20世纪下半叶，文化批评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历史批评，但并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简单重复。文化批评扬弃而非抛弃了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因而提倡从形式层面而非内容层面回归社会历史。可以说这是恩格斯美学与历史的批评原则在当代条件下的实现。第二章将讨论文学研究领域中这一变革的具体内容与理论方法论意义，以及回归历史所需要的现代心理分析的中介。
第三章对现代心理分析的中介进行说明，主要讨论拉康的主体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拉康的思想也使我们对东西方文学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由于我们拥有了现代精神分析的理论工具，批评家可以对与文学的社会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探讨。第四章探讨主体性问题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即“作者”概念。通过对历史上各种作者观念的梳理，特别是对修辞学作者的讨论，进一步说明文学概念乃是社会历史关系的具体显现。第五章以伊格尔顿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特别是以他对文学、文学批评、美学和民族文化诸观念的基本看法来具体说明文学理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伊格尔顿从文学等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指出文学、文学批评和美学从来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们的存在形态。任何把文学和审美对象理解为纯粹客体的普遍主义思想都是这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表现形式。伊格尔顿对爱尔兰文化深入细致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他对民族文化问题的真知灼见是解读拉康无意识理论的最好例证，对于我们第三世界学者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发展中的位置也不无启示。第六章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简单梳理和总结，为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发展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历史批评这一过程提供一些背景知识。重点论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对我们的思维模式由实体转向关系的理论意义。
下编转向对文学研究本身和学科体制的探讨。把文学和文学批评诸观念理解为社会文化实践，必然引起对学科本身的反思。文学研究各个学科在其建构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本书后半部分所关心的内容。第七章分析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现代性的关系。1980年代中国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广泛兴趣与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对形式主义文论和审美批评的热情肯定中，除了表现出对当时流行已久的政治批评的“拨乱反正”之外，我们可以还看到一种对普世主义的追求。作为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观念就是以普遍性面目进入中国的。把形式主义当作普世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认同现代性所带来的自我分裂状况，但与此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本土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近来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对现代性认同的各种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的补充。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也联系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也从来不是纯粹的的学术活动；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八章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第九章对近年兴起的文化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说明文化批评产生的社会原因。
第十章讨论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包括所谓“理论之死”的论争有哪些社会历史原因。本章在简要回顾近年来学界对理论“终结”的讨论之后对批评理论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批评理论在西方和中国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与象征意义。实际上，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主流、以颠覆现代性的基本假设为特征、具有浓厚激进色彩的批评理论，特别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和中国的文化理论，只是对现存体制的必要补充。本章以中国对批评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为实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概念化并阐述了这一悖论。
附录是两篇与友人合作的作品。收录于此不仅因为它们讨论了相同的主题，同时也是一段往事的见证。附录一追溯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通过观察文学史上社会学和形式主义这两种文学批评角度的不同变换，可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嬗变，并对一些批评方法的由来勾画出一个社会背景。笔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状况使然。它仍然与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性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的更迭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及其态度取向。因此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学的社会性与文学的独立性这两种基本观点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探讨时就不难看出，本土各种形式的文艺论争中呈现出来的不同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对东西方的文化关系结构的不同表述。文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学科－比较文学，也并非中立的学术研究，它与作者的立场和民族认同倾向密切相关。附录二对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之后认为，19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性”的追求正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以审美为归宿的比较文学观念源于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学性”概念实际上掩盖了当今世界上东西方文化关系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因此，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揭示这种权力关系如何通过文化观念得以运作，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不仅讨论了有关文学理论的问题和方法论，也探讨了有关文学研究各个学科的性质和现状。下编关于学科体制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上编讨论西方文论概念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具体应用的一种尝试。把文学理解为一种生活实践，而且它内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活动，那么文学研究的对象既非客观也不可能固定。文学研究诸学科也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本书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等学科的反思也是对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性质本身的反思。如前所述，1980年代启蒙思潮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国内封闭的政治体系，因此“美学热”不过是国内政治生活的转喻。如今在全球化时代，这一纯文学或纯美学的视角已经完全不能让我们理解当代生活。我们应该在更广大的空间范围内重新思考文学的作用与学术的立场。让我们以英国批评家萨弥尔·约翰逊的诗句作为结束： “要以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类世界: 从中国到秘鲁。” (Johnson, 196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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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0年代我国理论界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童庆炳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中指出：文学就是“生活活动”本身。(童庆炳，2001，45－46)
(2)王一川在《文学理论》中倡导修辞学并从修辞概念的角度理解文学。（王一川，200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