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真实观的异与同
一
在西方艺术史上，常把对对象的逼真描绘当作艺术家的最高标准，而所记载的某些动物或人错把艺术品当成它们所描绘的实物的故事，则又成为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赞美。比如阿波莱斯所画的马如此逼真，以至于引起一匹真马发出长嘶，似乎要同画中的马亲热；画家赛克西斯同巴尔哈西悠斯比赛，赛克西斯画的葡萄非常逼真，引动了飞鸟来啄食；但是，当赛克西斯正要掀开巴尔哈西悠斯画上的遮羞帘子时，他才发现这个帘子也是画上去的。于是，他输了。从古希腊艺术到古典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西方艺术传统一直强调对艺术对象的真实描摹，这种“模仿乃是艺术的根本特征”的观点直到黑格尔才对其有较充分与系统的批判，也直到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兴起才有大的转折。
在西方人眼中，艺术始终是一面镜子。柏拉图首先认为模仿艺术家们是一些镜子艺术家，他们以为把镜子转来转去，就能反映现实中的一切。不过，他们忽略了整体，反映的只是事物的影子，而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事物是理念的影子，而艺术品所描摹的事物则是影子的影子了。柏拉图以此否定艺术的真实性，但他的“镜子”说却为后人批判地吸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就提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
莎士比亚则借哈姆雷特之口道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画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歌德还说：“对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狄德罗、巴尔扎克等人也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因此，从整体而言，在黑格尔以前，西方艺术的“真实”观，就是要求艺术严格地摹仿自然，摹写现实，与客观事物达到吻合与一致。
在中国，要说完全没有与西方相类似的摹仿说与逼真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周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先秦时期的取象思维基本上就是一种以摹仿为主的思维方式。《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有上古之乐乃仿效山林、溪谷之音与凤凰之鸣而产生之事，这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的人“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不无一致的地方。中国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关于山水画的创作理论最为强调向自然取法，所谓“师造化”就是师自然，师天地宇宙。明代画家王履就明确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华山图序》）虽然“师心”置于首，但所师的对象最终还是天地自然中的华山。明清时期的小说评论家叶昼、金圣叹等也把“逼真”“肖物”等当作评价小说的人物描写与生活情事描写的标准。甚至在诗歌领域，叶燮也提出了“克肖自然”说。
然而，在中国艺术史上，摹仿论与逼真论却始终未能占据中国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的艺术传统。与西方相异，中国文学艺术强调的是“感物言志”“为情造文”和传神写意。中国文艺理论家追求艺术之真，其原则并不是自然之象，也不求与自然之象的完全吻合，不刻意去追求客观对象的真实性，而更多的是从作家的主体方面去考察的。这种偏重于从主体之源去求真的艺术观至少表现于三个方面：
一是求感情之真。如东汉王充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则对“合情为真”的“真实观”发表了他独特的见解：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他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生活描写，只要符合人的真情，符合人的天性及性格，就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在作品内，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理所无”的，但从感情上去衡量，则是“情必有”的。合情必有，合情也必真，故杜丽娘因情而死，也就会因情而复生。这就是“合情为真”的真实观。
二是求意之似、神之似，重在艺术家主体情感融铸之后的“第二自然”。中国艺术家衡量艺术的标准，也不是看其摹仿事物的逼真与否，而是在于是否写出艺术家心中的“营构之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张璪语），这种由外入内的创作意识，既不脱离自然，但又不在于自然，而在于艺术家心源的创造，即“造乎自然”（清王夫之语）。中国艺术家虽然也强调“物以貌求”（刘勰语），也强调“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宗炳语），但“应物象形”的目的则在于“畅神”“写意”。在绘画、书法的创作方面甚至强调要“舍形而求意”“意在笔先”等。相对于“形”而言，“意”更为重要，“神”更为重要。于是，艺术家创作的自然之象自然成为意似、神似的心造营构之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