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评述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卓著；蒋口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思想意识方面拨乱反正的转型，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新景象。比较文论（或按当下之称为“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新的时期开始重新实现其历史定位。

一、比较文论的起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文艺思想渐趋活跃。西方现代文论的引入使人们对传统文论，对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文艺理论进行重新审视。这是一个中与西、古与今再度交锋的时代。比较文论作为一门学科，与比较文学的自觉同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如赵毅衡所言：“1979年，或许是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锺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的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1979年”。

“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篇》1979年在中国的出版为标志的。”与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谈艺录》一脉相承，《管锥篇》以片断式的札记写成。之所以以札记的形式进行写作，是因为钱先生认为，“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钱先生认为，寻找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艺规律比单纯去建立庞大的体系更具有实际意义。比较从思想片断开始，却甚有价值，较之于动不动就以体系进行比较要来得深入精到。

《管锥篇》之于比较文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它自觉应用了比较的方法。首先是学科间的比较。《管锥篇》沟通了哲学、文学、史学、考据学等学科，这是立足国学进行比较的前提。钱先生曾指出，要把作品放在其生成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个人心理等因素即更大的文化背景中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其次是跨国界的比较。钱先生强调“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他打通了英、法、德、西班牙和拉丁文著作的语言和国别界限，应用了国外系统学、风格学、心理学、单位观念史、文化人类学、语义学等学科的方法，把上述典籍全部上升到比较诗学的高度进行比较，发掘它们在文学观念、哲学观念、艺术规律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心”和“诗心”。钱锺书先生特别强调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管锥篇》以其渊博精辟的见解显示了钱先生作为通人的风范。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既是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突破，也是中西比较文论研究方面的新尝试。《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一次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把《文心雕龙》放在世界文艺理论的总体范围内进行考察，把《文心雕龙》的范畴、意蕴和体系在“释义”的基础上与西方文艺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王元化先生倡导的“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法，不仅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以附录的形式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一种潜比较。王元化先生说：“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与其勉强地追求融贯，以致流为比附，还不如采取案而不断的办法，把古今中外我认为有关的论点，分别地在附录中表述出来。”比较不是比附，这一思想在王元化先生的著作中提得最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有关比较文论的著作开始译入中国。刘若愚（James.J.Y.Liu）的《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是海外第一部中西比较文论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论的著作，它的出版在中国和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比较，通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旨在为中西批评观的沟通和综合铺出一条道路，从而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如译者所言，“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不能谈‘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该书的历史意义在于明确提出比较诗学的意义在于探求超越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普遍性文学理论，以打破“神秘的东方”和“不可测的中国人”的神话。

在台湾地区，阐发学派早就在进行，而其中对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则是叶维廉。在这一领域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比较诗学》、《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叶维廉主张通过比较诗学的研究来寻求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和共同的美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他提出了作品产生前后的五个据点：作者、作者观感的世界、作品、读者、作者所需要用以运思表达、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体现和读者所依赖来了解作品的语言领域。探讨西方文化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问题方面，叶氏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模子”问题，“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因，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从而避免研究中的垄断原则。叶氏强调把双线或单线文化的探讨导归语言、历史、文化三者的复合体的中心，以此作为重新考虑批评理论的解构和再构的主要途径。但是他也注意到导向文化历史理论，易把研究完全引向作品之外，在社会文化素材上进行批评，走向实用论和机械论的倾向。

中西比较文论在国内、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兴盛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即在整个西方文论视野的观照下去思考中国文论，在总体文论的考察中沟通中西文论的共同点。如刘若愚所言作“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抽出来”。在这种入思方式的启发下，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和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同步进行。如果说比较文学在80年代的复兴顺应了世界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对话的历史趋势，那么比较诗学的起步则顺应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转向。法国学者艾金伯勒1963年撰写的《比较不是理由》一文指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在诗学的层面上进行比较，更容易把握中西文化本质的东西。随着比较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较诗学。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深圳举行，“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是大会的专题，在会议收到的121篇论文中，首先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比较美学和比较文艺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较诗学孕育于比较文学的母胎，可它又最终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阵地。这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

起步阶段比较文论学者们所倡导的跨国界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的研究具有理论的先导意义。这一阶段，学者们立足国学文本，对国学文本的阐释以平行研究为主，注意到了共通的“文心”的客观规律性。中西文论有着各自的体系却又有着相似性和共通性，这决定了平行比较的可能性。这是对有案可稽的影响研究的超越。中西文化体系之异，中西比较文论的历史使命，注定了平行比较的历史意义——对共同的文心的找寻。这一阶段，海外学者是以西方文论为总体参照来对中国文论进行阐释的，因此对中国文论的理论划分往往以西概中、以西套中，这就陷入了诠释过程中向西方倾斜的泥潭。总体而言，比较文论作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有待更加自觉的学科意识和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二、比较文论走向系统的趋势

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古代文论能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能否具有新的生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中西文论的沟通和比较成了一个时代的课题。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论这一学科是由中国传统文论的民族性、现代化问题发展而来的。西方文论的译介使人们对受苏联模式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概论作了新的审视。新的理论视野使人们自觉地以世界眼光重新观照中国文论。一方面以西方文论为参照探讨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发现中西文论可供沟通的共同话语。80年代初，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983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次年会也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和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民族化为议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和当前创作实际结合起来。对于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要弄清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内容，防止以古文论的概念硬套现代的概念。中西文论只有经过深入研究，做出比较，才能揭示理论实质，找出共同规律。在新视野之下，人们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比较研究得以向系统性进展，首先要处理好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种理论的关系，以世界的眼光看待各种文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马克思主义文论替代世界文论的多元性是狭隘的。

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比较研究中西文论的专著，这本书从范畴和观念入手，对中西文论作了整体全面的比较。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界自觉地将中西文论放在一个可供比较的文论系统中进行阐释，以寻求共同的规律和观念。如作者所言，“比较不是理由，只是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他在绪论中探讨了中西社会文化对中西文论的影响，在正文中对中西文论的艺术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的异同作了比较。艺术本质论方面，作者通过典型论与意境论之比较，分析中国古代文艺的本质论意境论的基本内涵，通过比较厘清了受苏联影响的文艺本质特点为“形象”的教条说法。其次比较了中西文论关于形式美的概念“和谐”和“文采”。艺术起源论方面，从“物感说”与“摹仿说”的比较来澄清文论界对中国艺术起源的含糊说法。艺术思维论方面，作者重在比较“神思”和“想象”两种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异同。艺术风格论方面，作者比较了中西“风格”与“文气”两个命题，并对“风骨”与“崇高”的共同内涵进行了探讨。艺术鉴赏论方面，重在从“滋味”与美感的角度进行比较。当然上述范畴能否“等量”还是目前学术界存疑的问题，而把它们放在一起“齐观”，从跨国界的角度探索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的共同规律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相异又相同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中西文论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相同处愈多，亲力愈强；相异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这种比较正说明了中西文论的沟通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虽属于草创之作，但思维的开阔和活跃使得它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的进步促进了比较文论的发展。1988年出版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主编）和1989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是比较文学界两本系统性的具有学科开拓意义的专著。这两本书吸收了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注意联系中国的具体文学实际，反映了当时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新成就。这两本书的特点如下：首先，是把比较文学放在宏观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发展中加以考察，从而具备了一种整体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其次，这两本书都注意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性，对学科的性质、意义加以界定，对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作了系统性的整理。之于比较文论，这两本书具有启示意义：在新阶段，比较文论研究的突破应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

1991年《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中西方诗学跨文化比较首先注重中西诗学文化背景比较的必要性，并对中西诗学的民族精神、文化背景、哲学背景进行了分析。该书的很多范畴的比较是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中所未提到的。这本书在影响研究特别是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尝试。

这一阶段比较文论界的学者们从中西文论体系的具体内容入手，自觉向系统性比较的方向迈进。但这种比较是不成熟的。这种系统性比较的不成熟性在于系统不成为比较的系统。比较限于文化背景的比较、范畴的比较。文化背景的比较旨在说明范畴比较的互通性和差异性，所以这种系统是以范畴的比较为核心的，倒不如言之为“范畴的系统比较”。中西文论各有其文化体系、范畴体系、方法体系以及与这相关的思维体系这一总体系统。单纯的范畴比较似乎自成系统，但距离整体、全方位的在大系统中的比较是遥远的。之于历史的召唤，比较文论的前进显得步履蹒跚。它需要克服自身视角的单一性，立足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从外部入手，寻找中西文论各自的历史、文化之根。

三、专题性比较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趋向是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通过多种文化具体文本的比照对话发掘各国诗学的民族特点和共通意识。

乐黛云在《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中通过对西方、中国和印度诗学中“镜子”这一隐喻的分析试图在跨文化的总体文学中寻求各种文化沟通的可能。

叶舒宪著的《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庄子的文化解析》主要借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以人类文化中共有的原型意象、宗教礼仪、神话思维模式互相参照，将它们放到其产生的文化环境中去，从而形成其与世界文化的共时性联系，在整体、宏观的把握中进行互释和互证。这种文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学交叉的产物，它在王国维所言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强调以“三重证据法”（运用世界人类学材料）突破单纯的考据学的历史局限，从而将国学与西学进行互相阐发。

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方向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困惑。趋向比较文化研究是“淹没”还是“深化”了比较，是“危机”还是“契机”？叶舒宪认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是利而非弊，它带来的将是新的“契机”而非新的“危机”。这种向“文化研究”方向的转向，正标志着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转变。它给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跨文化的特点使其超越了传统考据学单一封闭的文化视野，将中西共同的人类学材料进行互证，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研究学派的崛起。

1999年由饶芃子主编的《中西比较文艺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文艺学”命名的专著。这本书以“文艺学”来涵盖西方“诗学”和中国“文论”，“以有效避免‘中西比较诗学’或‘中西比较文论’的褊狭造成的遮蔽”。同以往的专著相比，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对中西的比较更加趋于反思性和专题性：首先，从中西方的文化视野出发，注重对各个论题各自的理论依据的反思和说明，注重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的现实，避免单向的欧洲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以达到比较的有效和深度；其次，重在对中西文艺学的观念、命题、范畴的比较，从而克服了全方位比较体系上似乎完整而具体问题分析不足的弊病。在专题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进展的专著有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张著针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新殖民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化、种族等差异，拿中国做西方的非我或陪衬的观念，在研究中跨越东西文化通过对同一性的探索展开东西方对话。作者认为，中西文学的实际接触和相互影响当然值得研究，但超出影响研究之外，以理论问题作为比较的基础，则可能天地更为广阔，意义更为深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研究不是简单的类比求同，它显示的是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比较诗学不应该仅限于把西方概念和西方方法运用到非西方的文本上去，而应该以融汇了东方与西方的批判性眼光去审视和考虑理论问题”。这本书是跨文化比较中的个案研究或专题研究。这种研究是以中西方文论言语与解释的“关系”为着眼点的，因而“道”与“逻各斯”之间有着可比性。它之于比较文论的启发在于，跨文化比较中比较的对象是基于何种着眼点的，这决定了对象是否具有可比性的理论依据。

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一书是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写成的。与张隆溪相应，中国大陆的杨乃乔在东方写意语境下写作了《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比之于张著，这部书理论体系是整体和庞大的。在这本书中，杨著对张著进行了反驳：杨氏不同意张氏把“道”等同于“逻各斯”，认为这两个范畴的本质是不同的。作者对东方诗学中经学、玄学、理学和心学与西方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从而进行了整体性的、体系上的比较。跨文化的外部比较是建立在整体的内部观照基础上的，从而使外部比较和内部比较都具有了体系性，这就避免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后果。杨氏认为比较诗学不是诗学比较，它的意义在于“把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理论’置于同一平台上来完成意义的多元沟通”。

总观专题性比较方面的成绩，可以说走向文化比较是比较文论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曹顺庆的《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从文论范畴的比较走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在东西方文论的横纵比较中寻找共同与差异，可以看出其在总体构架与具体比较方法上的创新。

专题研究方面的论著还有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朱徽的《中英比较诗艺》等。可以看出，对跨东西方文论中具体问题的研究成为学科得以前进的极有力的推动。第一步或许是稚嫩的，但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的更正性、批判性的进步。对于目前理论界过分强调一般性的理论、原则、方法的倾向，专题研究的实绩至少说明了，从具体问题入手，才是比较文论这一学科得以最终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包括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是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比较文学中的文学本体正在失落，这似乎已经危及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从比较文学向文学理论方向转移。比较文学成为“被压在理论大冰山之下”的部分，比较文学存在被文论“消解”的危险。总之，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存在着向比较文化发展和向比较文论侧重的现状。无疑，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论研究会受到这种国际潮流的冲击，但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这种研究又有许多特殊性。

中国当前比较文论向比较文化的发展，表面上看似乎与国际比较文学的趋势相一致即向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方向的进展，是两种趋势的交叉和综合。但我们认为，文论+文化≠比较文论，我们的比较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现实背景和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所谓的比较文论不是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文艺理论研究已经具有比较文学的意义，已经没有必要谈比较文学理论甚或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事实上，经过第一代学人和第二代学人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论之所以能被继承下去，正是由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化碰撞引起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其现实意义，进行中西对话的现实背景。西方的文艺理论是我们进行比较文论研究的外在激发性力量，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照，作为我们与之对话的一方，它不能代替世界文艺理论的全部。

其次，我们所谓的“跨文化”不是“泛文化”。人是文化中的人，其精神产品——文论也是文化中的文论。因此走向文化比较，意味着着眼于“文化中的文论”和“文论中的文化”。文论比较的跨文化研究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抓住中外文论一些表面类似的命题进行比较，而不注意其命题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文化环境的比较。跨文化的探索是深化问题研究的桥梁。“跨文化”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文化输入或输出。因此我们所谓“跨文化”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是中西方实现沟通的前提，并非为了单纯的文化比较而“泛文化”。

再次，跨文化的中西文论比较不会也不可能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文论比较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它的进步可以促进比较文学的进步，可以激活比较文学的生命，可以开阔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以理论比较取代文学比较，或以文化比较取代文学比较，抹杀了文学作为人类思想文化产物的独立性，抹杀了人类艺术形态的多样性，它只是一种“乌托邦”罢了。

四、二十年来中西比较文论

研究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自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潮的相遇和碰撞无疑暴露了中国文化的困境。自那个时代起，中国的一代代学人们就一直处于阐释中国的焦虑之中，围绕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民族性进行了长期的摸索。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这种阐释的焦虑由于20世纪后半期新的政治、文化格局而中断，它所显示的是一种新的困境：迷乱地奔波于政治的浓雾，以政治的乌托邦取代思想文化的多元、交流和开放。经过30年的疲惫，重新回到真实自身的自由状态。在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重新阐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重新进行自我文化定位已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论的起步与走向从一个具体学科的角度显示了这一点。

反观这种从对现代性的追求到被后现代性的围困，我们有理由对中西文论各自的历史处境作一重新的还原和审视。在这种对中西学术的反思中，我们有必要把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作为对近年来“中西比较诗学”这一课题进行反思的重要成果。作者指出适当的研究姿态与策略是在承认双方的结构性差异的前提下，既不从中国古代文论入手，也不从西方诗学入手，而是站在两者之间去进行研究——在第三者的支点上确定两者局部的、深度的交汇处，从而成为审视比较双方的参照坐标。

先在地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假定为同一的根源，一方面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心理；另一方面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解读方式有密切关系。最近新出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从个案出发，把比较的研究重心从“他者”转移到“自身”，从“他者”的影响转移到自身的“接受”，这其中可以看出作者重新阐释接受他者文化过程的自觉性和反思意识。作者认为中国100年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至今很少被人重视的先天性缺乏，即缺乏真正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精神。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本误读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虽说比较文论界已认识到跨越“第三堵墙”即文化之墙，是比较文论走向的必由之路，但前进和反思的交替说明中西比较文论仍处于未成熟阶段。这种不成熟性首先在于中西文论对话条件的不成熟性，其次是学人知识背景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的发掘和论证。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扩张导致了中国文化民族性的自觉。对自身文化的整理和阐释使之在世界文化中自成一体成了一个历史课题。这种被动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漫长的。所以对话条件的不成熟性的根源就在于这种被动的角色。中西方在当前文论语境中有着明显的处境反差，即中国文论处于西方主流文论话语之外，西方文论的喧嚣和中国文论的沉默形成了一起一伏的态势。作为第三世界文化地位的中国文化，他首先面对的是不平等的世界文化格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优势地位和文化霸权，往往使其不自觉地处于选择的两难处境。选择他者和保留传统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对话的不成熟性还在于对话的语境差异问题，即对话的语言沟通缺乏一定的平行度。首先，我们的文论话语已经成为过去，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词之间的断裂，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断裂，把我们推到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对接问题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断裂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新与旧的断裂，它是一种文化内部的断裂，所以以现代汉语阐释古代文论，是有着实现的可能的。近年来对古代文论一些范畴的清理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西语言的隔阂不仅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隔阂，而且古代汉语与西语、现代汉语与西语的隔阂。疏通这种隔阂的第一步应该是中国文论有效地被现代汉语所阐释，实现其现代意义，在这基础上才谈得上中西文论的沟通和融合。要不然我们只是盲目地以己之古对他人之古或以己之古对他人之今。有的学者提出建立“现代汉语诗学”的必要性：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意味着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气质已难以纳入纯粹的“中国文学”范畴。因此以惯常的学术思路和语汇加以诠释往往会遮蔽许多本质性因素。但是所谓建立“现代汉语诗学”又怎样付诸实现呢？

事实上，中西文论对话的问题是与中国内部古与今对话的问题纵横纠缠在一起的。时下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失语现象表明了建立中国当代诗学的迫切性。一方面批评家面对多元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似乎显得很尴尬；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套用西方文论的话语，这种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引进完全不顾东西文化背景之差异，完全不顾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而我们认为，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不能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输入它们必须得到本土文化的认可、融合，并且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如果引进与移植仅仅停留在理论独白的角色，而不进入本土文化的语境，这种引进与移植就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引进外来术语与理论是为了重建自己的文化与阐释系统，包括批评系统。

在中与西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阐发学派进行重新估价。阐发研究是由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提出来的，主张把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透过西方文学的理念和范畴来加以表扬出来，而中国学派的特色就是“阐发研究”。针对这种以西释中的片面性，陈惇、刘象愚在《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双向阐发”的问题，该书指出，“阐发研究”无疑应该在比较文学的方法中占一席之地，但他之所以遭到批评，症结在于其提法尚有不周密、不完善之处，阐发研究应该是双向的、互相的。一直处于建立过程中的“阐发学派”对于比较文论的建设有其积极意义。可以说，比较文学在港台兴起阶段，阐发研究是其方法论的基础，也正是阐发研究，使得比较文论的研究在起始阶段就有了一种西方的视野，一种参与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自觉意识。“阐发法”虽然“不比较”或不直接比较，但却因“跨文化”而获得了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一致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单纯“援西释中”又容易走向一边倒的片面性。我们认为，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都是片面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性的、动态的眼光。不仅要看到东方的传统，还要看到西方的传统；不仅看到差异性，还要看到差异的流动性；不仅要看到共同性和差异性，还要看到共同性背后的差异性和差异性背后的共同性。

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20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其学术背景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一代知识分子即旧式士大夫从根本上并没有认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危机，第二代知识分子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第三代知识分子同样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困境之中，他首先需要置己身于这种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勇气。轻视自己的传统和创造而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思潮的兴迭，或者无视西方的思潮的存在，一味在对传统的原义中回避现实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其次，置身于古今中西的纵横视野。这需要更为高远的眼光。这就要求学人的知识背景、知识深度都有相应的水准。中学既精、西学又通，不仅是一个艰难的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前者和后者已是不易，这就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没有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洞察力，比较研究只是一句空话。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比较研究需要一种更为理性的精神，这是比较之为比较从而达到创造的关键。当前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已开始自觉地重新进行比较文论学科探索，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比较永远还是立场的比较、视界的融合。中西比较文论不可能走向完全的融汇，否则比较就会消亡。首先，比较有一个东方立场的问题。钱锺书先生说：“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我们的文论比较不能割断历史，它须立足于传统和现实。比较是为了在寻求相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互补，“共同诗学”意味着将取消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比较之所以存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种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其次，比较又是一个阐释的问题。古代文论作为一个传统处于阐释的不断变动之中，它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在，又从现在走向未来的不断被赋予新内容的历史存在。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阐释是有其必要的。古今对话、中西对话是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视界的融合，只有在这种融合中，才谈得上当代文论的建设，才谈得上中西方文论有效的对话。展望新世纪的比较文论研究，我们认为切实恰当的途径是展开中西文论的对话，其中中西语言的沟通和文化语境的互比是展开对话的基础性问题。通过文化对话、交流，走向融合。从历史上看，各个民族传统的文化往往以其独创性和特殊性而在世界文化中独占一席之地，各个民族的文化又往往通过互相碰撞、融合形成文化的新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会促进它们各自的发展，丰富它们的内涵，激活它们的生命力，使其达到新的建树。

（写于2001年，闫月珍为第二作者）

赵毅衡：《〈管锥篇〉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读书》1981年第2期。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18页。
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读书》1981年第10期。
同上。
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第2版跋》，《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332页。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83年版，该书被收入了《比较文学丛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除《比较诗学》之外，该丛书还包括周英雄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王建元的《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的比较》、古添洪的《记号诗学》、郑树森的《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张汉良的《读者反应批评》等，这些书显示了当时台湾地区比较诗学的最高成就。
见叶维廉：《东西方比较文学中的模子问题》，《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杜国清译，第6页。
艾金伯勒：《比较不是理由》，见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详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一文，《文史哲》1983年第1期。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71页。
同上书，第269页。
乐黛云：《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欲望与幻想——东方与西方》，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蒋述卓：《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景展望》，《中国比较诗学》1995年第1期。
张隆溪：《道与逻格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冯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张隆溪：《道与逻格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冯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杨乃乔：《悖论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孙景尧：《消解还是被消解——当代文论发展和比较文学发展的管见》，《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费勇：《汉语·汉语理论·现代汉语诗学》，《思想文综》总第1期，暨南大学出版社。
杨周翰语，转引自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95页。
钱锺书为《比较文学年鉴（1986年）》所题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