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生平事迹研究
钱学森先生引领的成才之路——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张瑜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摘要：钱学森先生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在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实践、付出和丰硕成果却不被许多人所知晓。这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构成损失。本文主要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主线，介绍并着重探讨相关问题。包括钱先生如何率先提议创办中国科大，如何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如何制定理工结合的教学计划，如何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文章还以感人的事实为依据，展现和分析了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德、师德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如何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关键词：钱学森；教育家；人才培养；理工结合；星际航行概论；小火箭
一、引言：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
实践表明，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突出业绩的，出色的教育家［1］、［2］、［3］。
钱学森先生一向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4］、［5］、［6］。大家都知道，直到他的晚年，他最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7］
钱学森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在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实践、付出和成果并不被许多人所知晓，包括科技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和广大青年朋友在内。这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造成严重损失。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探讨相关问题。
二、发起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系主任，人才培养成果丰硕
钱学森是发起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1958年4月，当时我国正在搞“两弹一星”，迫切需要各个领域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和副所长郭永怀向中科院提出建议：充分运用和发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实验室条件，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科院领导和众多研究所以及科学家们的一致赞同。5月9日，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交了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报告。报告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决定成立这所大学。6月8日，中科院郭沫若院长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将校名确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任校长。13个系的系主任是中科院的13位所长，他们全都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中国科大是钱学森先生率先提议创办的。而且，他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
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即“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这一办校方针的指导下，担任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确定近代力学系的办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开创性的工作中，钱学森先生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8］、“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9］等指导性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填补我国科技空白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从中央6月2日批准创办这所大学，到9月20日正式开学，只经历了110天，不足4个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的一个奇迹。［10］
五十多年来，中国科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6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60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截至2015年12月7日止，中国科大的毕业生中有67位院士）。这种千人出一院士，即每一千名本科生中就出一位院士的比例在全国高校中列名第一，且遥遥领先。而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呢？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一千人中，则出了8位院士。特别是，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5百名毕业生中，出现了5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格局。
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的学生为例，在近代力学系200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了3位院士，形成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
与此同时，在近代力学系的这八届毕业生中还涌现了9位将军，其中有7位少将、2位中将。他们大多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所以，除了有“百人一院士”的比率之外，同时还有“千人九将军”的人才培养业绩（由于杨秀敏中将身兼院士，所以8院士加9将军并非17人，而是16人）。
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千名毕业生中，后来被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高端科技和教育人才还有375人。与院士、将军人数之和为391人。也就是说，在这一千名毕业生中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人被晋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果是很不寻常，非常突出的。这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1］。
三、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培养理工结合的科技人才
钱先生并不因肩负国家“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中国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
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指明，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概念——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理工结合”这一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今天看来已不新奇，许多高校已经陆续这样做了。可是我们看到，当年全国只有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在有多少所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其主体是原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现在又有多少所理工大学（理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原来的北京工业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原来的大连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原来的华南工学院），还有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但我们要知道：理工结合这一思想在当年则是大胆的创新思维。
为什么这样说？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其主要倾向是什么呢？是理、工分离。如清华大学，以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不仅理、工都很强，文科也很强（如它的西方语言文学系、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等）。
院系调整后清华被定位为工科院校，任务是培养技术员、工程师。北大则被定位为文理院校，它的理科学系，任务是培养理论工作者和师资。受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专业也分得很细。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以自己创办的中国科大为实现教育创新的空间与平台，实践着一条比较成功的，理工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其部分成果前面已经指出：培养出那么多院士、将军和优秀人才。同时还带动了许多高校向着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向整合。
（2）课程设置是达成上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和手段。钱学森主任要求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者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基础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对于专业课的设置呢？情形就不同了。他要求专业课的设置突出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不难看出，在他的课程设置中，既重视基础，又抓尖端，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重视基础课教学，聘科学院的大炮（顶级科学家）为学生授课
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就是聘请和安排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基础课教学为什么也要一流科学家授课？这对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好处？这一点在他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那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一文中有精辟论述，在此不展开讨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对我们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些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料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与钱学森先生同船）归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
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当年中国科大的学制是五年，基础课要学习两个学年。“普通物理”是近代力学系的重要基础课，分别由两位著名科学家授课。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又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与钱先生一起倡议创办中国科大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郭永怀副所长给我们讲授“边界层理论”［12］课等。他们不仅是中国最棒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技界也素享盛誉。
从以上安排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办好中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和魄力。还能看出什么？那就是他的智慧！办学，培养优秀人才是需要投入很高的心智的。为什么在他主持力学系工作时期入学的学生中出了那么多的院士、将军和优秀人才？我们从他明确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和不凡的举措中可以看到根据。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五、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杰出科学家与优秀教育家的风范并存
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由系主任钱学森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门崭新的课。这是一门专业课，充分体现了钱学森对专业课的要求：先进性、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这门课最初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星际航行概论》［13］为书名出版了钱先生为这门课写的讲稿。
按照钱先生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个学时，分13讲，每讲3学时，一个学期讲完。课前，学生人手一份由钱先生编写并铅印好的教学大纲。
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试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过一次。这说明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敬业。工作那么忙，但尽量不影响教学安排。该课程的第一次是在1961年的9月18日，最后一次在1962年1月8日。
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喷气技术热物理）的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听所长讲这样的一门课，机会也是极难得的。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容量最大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阶梯教室。尽管如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和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或马扎，加放在大教室的过道中和边角位置。
钱先生对待教学效果认真负责到什么程度？有些情况是我们不容易想象得到的，有些感人的事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据近代力学系负责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主任助理介绍，钱学森主任在上课前好几天特别约定了一个时间，让主任助理带着他亲自前往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还没有上课，主讲教师为什么就到这个空荡荡的教室里去呢？查看场地！因为教室很大，他到最后一排座位上看与黑板的距离，担心坐在后排的同学看不清或听不清。他要考量一下，他板书的字和图要多大，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也能够看清楚。一位大科学家授课，竟然认真、负责、细致到这种地步，是不多见的，可以称得上是“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了。也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追求完美，什么叫精益求精！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
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
时常有人问我，近距离接近钱学森先生时，他留给你的印象和感觉是什么？我看到的是：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
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警卫秘书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警卫秘书，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是由于我们听了“大牌”科学家授课，所以感到很幸福。不是的！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到工整、漂亮的板书与书法，均令人赞叹！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遇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即使单从授课方法和教学法的角度，也堪称出类拔萃！应当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是极高造诣的科学成就与极优良的教学法兼备，杰出科学家与优秀教育家的风范并存。这是难能可贵，很不寻常的。
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本身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钱学森主任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搬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多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当年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六、亲自指导学生科研实践，研制小火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14］
翻开中国科大的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那天中国科大唯一的一件大事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1959年1月12日，中国科大校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文稿《模型火箭上了天》，报道了小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的情况。
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再看两段大事记：
（1）1960年2月28日大事记记载：“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等……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2）又过了半年，即1960年8月，大事记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比较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七个人，以后增加到九人、十五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的春、夏，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其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较大、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大家学习。有一本苏联人写的书《火箭技术导论》，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中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学习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即我们的小火箭，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因为学生搞科研不单纯是为了出研究成果，还为了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就在入校后将近百天的时候，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无缝钢管和（45号）中碳钢为固体燃料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一种稳定性很好，且高能量的燃料），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第一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亲临一线观看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主任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和发射试验情况后，高兴极了，因为小火箭的研制进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
钱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在全校大会及其分组讨论会上。
火箭小组的工作进入到1959年的春、夏和1960年，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
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并测量发射高度（我本人就曾在雷达车内与雷达兵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虽然有些设备看上去有点“土”，部分工作不得不用手工操作，但研究思路与方法却是很先进、很专业的。
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们的小火箭前期搞得相当不错，在全国高校和中科院系统中很有名气，还受到钱学森主任的赞扬，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经过调研和论证，作为第一步，我们计划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千米的高空探测火箭。我们满怀欣喜地向钱学森主任汇报自己的计划，本以为他会给予支持、鼓励和指导。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钱学森主任对此不赞成。他没有迁就我们的情绪与意愿，而是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
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同学们还肩负着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现有研究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很具体地指出，我们可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以及中国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
开始，有些同学对他的意见还想不通，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也正是由此，火箭小组后来才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否则呢？会陷入一条好高骛远，脱离实际，从而导致失败的路子。可见关键时刻方向问题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小火箭后来发展为人工降雨火箭，正是钱学森的意见和主张。
后来我们才逐渐明白了他的战略考虑：大火箭不是不搞，由他率领国家队去搞。而我们，要从自己的实际和国情出发，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对人工降雨火箭的探索，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更加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对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研制，作为培养、锻炼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也就是育人的重要手段。
1960年夏天，我们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
1960年的七八月，国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时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馑状态，而工作量、活动量却很大，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的消耗都不小。但我们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却很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胸怀远大的理想与目标。我们想的是：一、如何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搞人工降雨，正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二、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下，和他们争时间、抢速度。虽然眼下很艰苦，但相信那是暂时的，国家、民族的前程一定是光明的，所以坦荡、乐观，不畏惧艰难与困苦，一往无前！
同期，我们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省兰州马衔山吊岺沟，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此后不久，中国气象局等单位就成百上千支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古、吉林、江西、云南等地开展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活动。由于我们搞的人工降雨火箭作为研发，经大量科学试验证明，已经取得了成功，同学们还有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需要完成，于是我们把人工降雨火箭的设计图纸、加工图纸，生产流程，工作原理和发射试验方法，注意事项等全部资料转给了中国气象局，由他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一些新闻媒体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这导致全国，乃至国际上也知道了我们的活动。意大利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后者地处干旱缺雨的高加索地区，非常重视人工降雨工作）相关部门主动寻求与我们合作，进行交流，有的索要了图纸。苏联科学院也看上了我们的小火箭，他们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不仅向我们索要图纸，还索要实物。我们特地制作了精美的木制包装箱，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送到中科院院部，然后空运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
应当指出，当年苏联在研制大火箭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人工降雨火箭在世界范围内搞得最好、最成功的，是钱学森指导下的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
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的形成，对不惧怕艰难险阻、顽强拼搏的意志的磨练，对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非同一般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火箭小组的成员后来成才，在工作中取得较大成绩的人很多。比如火箭小组的积极分子之一，1958级的白以龙同学，后来就成为中科院的院士，担任过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比我们低一届的，1959级的女同学王柏懿，后来在工作中也取得较大成绩，也曾成为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
